正文
[轉貼]中國青年報 巍巍黃萬裏
趙誠
2001年8月20日，中國最優秀的水利學家，在國際上受到尊敬，卻淡出國內媒體多年的黃萬裏先生度過了自己90歲的壽辰，這一天，清華大學水利係在清華二教室―――一個老式大教室為他舉行了90壽辰的祝賀會。參加會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老同事、親朋好友和他的學生。
就在前一天，黃萬裏先生還向係裏的楊鐵笙老師表示，想坐輪椅來參加祝壽會，但這一天他已無力下床，在病榻上時睡時醒。這個為中國的水利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的老人，生命已到了最後階段。
這個生日祝賀會，樸素而平實，來賓也沒有什麽顯赫的人物。但多數人並不知道，大洋彼岸的另一個國家―――美國，卻有一位政府使者參加了黃萬裏90壽辰祝賀，並親自來到黃萬裏的病榻前，向這位中國科學家表達了另一個國家對他的敬意。
一周以後，2001年8月27日15時05分，黃萬裏與世長辭。
在眾多的唁電唁函中，有這樣幾句話：“黃先生是20世紀後半葉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是20世紀中國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紀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文明珠聯璧合的最後幾顆僅存的碩果。先生一去，大樹凋零。先生為天下蒼生，不避斧鉞，言其所知，先生之頭可懸於國門之上矣！”
“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我便立誌學水利治黃河”
黃萬裏的父親黃炎培是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中，得風氣之先的那批傑出人物之一。他是傳統社會中的舉人，又是轉型社會中較早接受現代教育，在清廷統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現代教育家和社會革命家。
他們這批人，以改造中國社會為終身追求，並以此為職業。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黃萬裏出生在上海川沙縣（當時屬江蘇省，現上海浦東南市區）一個家庭。
黃炎培時年34歲，是同盟會上海地區的負責人。母親王輯思，是一讀書人家的女兒。
黃萬裏在黃家男姓中排行第三，兒時十分淘氣，但父親卻十分喜歡，從未對其苛責，隻是有時笑嘻嘻地說：“你總要鬧出個名堂才好。”
10歲以後，黃萬裏在老師、校長的關心下，學習有了很大進步。黃萬裏在《自述》中說：“1921年至1924年為浦東中學附屬小學校長王則行、班主任王夔鈞先生所看重，嚴加培養，課學加速進步，小學時以第一名畢業。從此中學大學都以最優秀生畢業。”據徐剛先生記：王則行與王夔鈞先生“在朝夕相處中，看中了這個頑皮學生的可愛處：聰明、正直、有極強的記憶力。便讓他多背古文，學寫舊體詩，並告訴黃炎培：‘此子可造。’”
1924年，黃萬裏小學畢業，入無錫實業學校（該校設高中課程和土木專業），1927年畢業時，門門功課均列榜首。
從無錫實業學校畢業後，父親曾請滬江大學校長、留美博士劉湛思考查黃萬裏將來宜學什麽專業。劉博士考查後，得出的結論是：宜學文學。從後來黃萬裏的詩文造詣上看，的確如此。
但那時，黃炎培先生正在提倡職業教育的興頭上，而黃萬裏的大哥黃方剛學哲學，二哥黃竟武學經濟學，二人均從清華畢業後留美，與父親提倡有所差距，父親就決定讓黃萬裏學橋梁工程。1927年，黃萬裏考入唐山交大學習。
1932年12月19日，還不滿22周歲的黃萬裏，在學滿五年之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畢業時，用英文發表了頗有創見的三篇論文，由橋梁界學者茅以升審定作序，由學校出版。畢業後，黃萬裏在杭江鐵路任助理工程師。
黃炎培先生為培養中國的水利人才，曾奔走籌劃，在南京成立了河海工程學校。1931年長江、漢水泛濫，水淹武漢三鎮100天，湖北省雲夢縣一夜間淹沒縣城，淹死七萬人。1933年黃河決口十幾處，人命財產損失無算。年輕的黃萬裏受到了震撼。他後來說：“這激勵了許多青年奮誌學習水利。當時唐山交大同學有三人放棄了鐵路橋梁工程師之職，出國改學水利，我是其中一人。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我便立誌學水利治黃河。”
黃萬裏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父親，得到了讚許。經父親介紹，他拜見了父親的學生――當時中國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過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許心武先生對黃萬裏說：“這次大水之後調查全國水利工程師的所長專業，竟皆長於土木工程之設計施工，沒有一個懂得水文學的”，“而不通水文學等於未入水利之門，隻是能設計施工罷了”。於是，黃萬裏決定從水文學入門學習水利。
1934年，黃萬裏參加了庚款赴美留學考試並被錄取。此後三年間，黃萬裏先後獲得了康乃爾大學碩士、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博士，還同時學習了天文、氣象、地理、地質、水文、數學等多門學科。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創造了從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當時即在世界上處在學科領先地位，並使他始終在美國科學界享有盛譽（美國總統克林頓曾親自寫信向他詢問過對修建三峽大壩的意見）。
在美國期間，黃萬裏親自驅車四萬五千英裏，看遍了美國各大工程，在田納西河域治理專區壩上實習了四個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後，該河管理機關邀請黃萬裏坐船參觀整條河流。這些經曆，使黃萬裏眼界大開，也認識到水利工程將改變河流中的水沙流狀態，從而使河床演變。
黃萬裏是一個悟性極高之人，他明白了以前所學土木結構理論遠不足解決洪水問題，“開始對治河有了一些認識”。
“沿河邊步行了三千公裏，才自己在頭腦裏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觀點”
1937年春，黃萬裏學成回國。一個月內，浙江大學、北洋大學、東北大學三所高校請他去教書。時任浙大校長的竺可楨親自登門並宴請，邀他去浙大任水利係主任。但黃萬裏誌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實際經驗不足，想先當一個水利工程師，做點實際工作。他以自己尚年輕為由，婉拒了竺校長和其他兩所大學的盛邀，而選擇了南京政府經濟委員會，從事水利工作。
半年後，抗戰爆發，黃萬裏赴四川水利局道灘委員會，任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職，曾用四個月的時間在長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僅花了四萬元，節約預算5／6，灌溉農田1．5萬畝。
在四川期間，長江上遊和在四川境內所有主要支流他都親自沿河實地踏勘過。他自己說過“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烏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裏”。
報到約一個星期後，水利局派他帶四川水利局的幾個人參加全國水利勘測，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時候是乘飛機，先到昆明，回來時步行，從昆明出發，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與金沙江交匯處，再沿金沙江河道，順流而下，經昆明、昆陽、安寧、富民等雲南十縣，四川省、雷波、屏山、宜賓等縣一直步行回到重慶，對河道水情進行勘察，曆時三個月。沿途，他們除了對河道水情的勘測外，對雲南的貧困和少數民族問題都有所觀察。
在回來的報道裏他這樣寫道：“揚子江在敘府（宜賓）以上，稱為金沙江，綿延數千裏，上遊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巒起伏，步履艱難，其山勢每直逼江邊，道路崎嶇，莫此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質行過巧家縣老君洞村，稱為世界最難走之路。此處江寬測得159公尺，兩岸皆峭壁聳立，測得深穀竟達1300公尺，較世界聞名之美國巍穀（Grand Canyon）為尤深，實世間最深之穀也。……自普渡河口到敘府長約550公裏，高度以降落為550公尺，平均坡度為千分之一，……奈何河中險灘過多，縱使毀去，翌年大水時，支流將砂石衝入正河，複成一灘，必將淘不勝淘。”
從金沙江回來途中，在重慶遇到日機對重慶轟炸，不久，黃萬裏被任命為成小灘道委員會測量隊長，成天在山穀間、河道上，進行實地勘測。60多年後，妻子回憶起這一段日子時，脫口而出“不停地派他出差”。
他沿著岷江從河口，一直到源頭，包括岷江的幾個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進行了實地勘察。晚年他回憶道：在美國學習時，“當時還沒有形成地貌學，在回國工作十年後，沿河邊步行了三千公裏，才自己在頭腦裏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觀點。這才開始對治河的問題有了一些認識。”
在當時的條件下，對長江水係江河進行開拓性勘測，其危險性，可以說僅次於戰場。黃萬裏曾親口對筆者講過，當年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跡罕至的懸崖峭壁的河道上測量時，固然有危險；而那些看似平靜的河麵，也暗藏殺機。他們在看似平靜的川江上工作時，曾有三人為之喪命，其中還有一個康乃爾畢業的李鳳灝碩士。這些悲劇的發生，蓋因人們當時對川江河道的河床缺乏認識。他們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卵石壩上督工，雖無洪水直接衝擊堤壩，而堤壩下卵石河床卻仍在移動，以致造成堤壩塌陷，使站在上麵的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而喪命。
黃萬裏記述道：
“……查勘組黃萬裏、張先仕等方走過江油舊城址幾十公裏，忽見上遊來人急報：詹國華分隊在平武舊城下五公裏處測量涪江橫斷麵時因船破兩人淹死。等到黃、張趕到出事地點，天已近暮。眼見水如此之淺，流雖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黃等親自伸一腳輕輕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動的，而且不是僅僅一層，是多層移動著的。乃知兩人因無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裏，大石頭撞破頭而淹斃。
“總結這次事故，對於河床演變獲得了意外的認識。1．四川盆地原是處在受侵蝕或被水流刷深的過程中，其河床質乃是礫卵石，床麵上的較細小，看得到的乃0．015米直徑。下層的卵石看不到，應更大。2．當冬季枯水無雨時，水流清晰見底，絕無泥沙懸移，隻見河床卵石慢慢移動，估計表麵卵石的速度約每秒0．15米，連底沙也沒有。說明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沒有懸沙底沙的情況下，河床卵石仍能運移。不像黃河下遊堆積性河段裏，懸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機理一起運動。3．一遇降雨，兩岸風化了的泥沙立刻被地麵流衝入河流，河水立刻高漲而變渾，水流率和床石移運率立刻加大。雨停則一切很快複原。估計水大時全部多層卵石移運。這樣磨擦基岩，才可能降低那裏的河道坡降，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衝刷性河段。4．這河床卵石是一年四季終日夜運移著，並非限於汛期或大雨時，所以其量不少。黃萬裏依據橫斷麵和卵石運動平均速度估計，卵石年輸量達50萬噸，那裏集水麵積5510平方公裏，合單位麵積年輸沙量為90．7噸／平方公裏。因為整個四川盆地是屬於侵蝕性階段，凡山溝裏不停地滾出來的卵子石沿途雖然可以走走停停。但最終必然顆顆石子逐出夔門。”
早年的這些勘察，為以後他關於水文地貌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對他晚年關於長江幹流是否可修高壩的學術觀點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1947年，他任甘肅水利局長。1949年解放後，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
這幾年中，黃萬裏對全國的河流進行了大致的考察，從而在頭腦裏建立了水文地貌學的觀念，同時，他堅持在工作之餘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進行培訓，親自授課，講述實際工程中的問題，培養了一大批水利技術人才。
1950年，因感到“顧問”的工作無法在水利規劃和具體實施上有所作為，同時，在具體工作中有許多看法與領導不和，他的建議得不到采納，黃萬裏毅然辭去了官職，回唐山交大教書。
他利用魁梧肥胖體態，把一隻腳往後一撐，說：“這就是重力壩。”
1950年6月，黃萬裏一家抵達唐山交大，他開始了後半生的教書生涯。
初到學校時，黃家六口人擠在兩間不到9平方米的學生宿舍裏，家具十分簡陋，衣箱全都塞在床底下，也沒有廚房。
但學生們對他卻是一種“既洋派又傳統的特殊感覺”：西裝革履，留著日式小胡子，喜歡跳舞，翩翩起舞時，神態悠閑瀟灑，但對愛穿長衫的老教授又十分恭敬，使得學生們對他都十分好奇。
然而最吸引人的，還是他生動風趣、深入淺出的授課。
一次，他暑期帶領學生們去淮河考察。黃萬裏頭頂草帽，身穿背心短褲，頂著烈日，肥胖的身軀，在曲折的山路上一步不停地緩慢攀登。他一邊爬山，一邊輕鬆地對學生說：“你們知道嗎，我登山不累的訣竅，就是慢慢走。這樣與快步走到山頂做的功是一樣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勁多了。”
他話鋒一轉：“率的概念很重要，現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錯誤的。這不是指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單位時間的來水量，所以應叫‘流率’。一場洪水總量是多少當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緊。洪峰來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擋不住就要成大災。”
在黃萬裏的課堂上，大自然就是教科書，自然現象就是問題。這些授課內容，事隔50年，仍被他當年的學生、今天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王三一所牢記：
記得在淮河上，看見船工張帆行船時，黃先生就出了一道船行八麵風的題，讓我們用力學觀點分析風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用；
在淮河潤河集看見了巨大的鋼閘門，黃先生說：“這門要擋很大水壓力，結構很強，壓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對閘門可能產生的振動，也會潰於一時。（潤河集水利工程竣工後第三年便被一場大水衝毀。―――作者注）”當時他還打了個“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比喻，邊說邊做拔樹的姿勢，“其實花和尚沒有那麽大的力氣，拔不起一棵大樹，而是他找了一個竅門，反複搖動這棵大樹，有節奏震它，鬆動了方能一股足氣拔起大樹”。
當到梅山水庫時，設計人員正在設計大壩，黃先生就即興談到壩型，他利用魁梧肥胖體態，把一隻腳往後一撐，說：“這就是重力壩，因為我重，你們推不倒我，穩是穩了，但並不算聰明，拱壩就巧妙了，利用拱結構向兩岸傳遞水壓力”，他說著把腳一收，然後雙手向左右方向一撐，“這樣撐著兩邊，即使我是一個瘦小個子也未必能被推倒，材料可就省多了。”
在淮河及支流中，我們看見了峽穀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開闊處彎曲河道，兩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和人工堤，黃先生要我們注意這些自然現象，啟發我們思索，在漫長歲月中，滄海桑田，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它們是遵循什麽規律形成的；當看見兩岸的平原時，黃先生興奮地說，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勞，大江大河下遊都有衝積平原；是河流把上遊的泥沙帶到下遊淤積成的，兩岸還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兩岸，大水漫頂分流淤積兩岸，這也可以看出，黃先生後來根據地貌長期演變的研究，提出治理黃河必須在黃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黃淮海平原的對策，是早有所思的。
課上，他還常常組織學生進行討論，一旦有人提出好的見解，便立刻給予讚賞。一次，他在講課時被一個數學公式的證明卡住了，一名學生證明出來交給他，他非但沒覺得受窘，反而對其“含笑點頭”。
因為授課靈活，內容豐富，課堂風趣，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都很高。黃萬裏考試全部開卷，也從不監考，但卻無人作弊。試卷評完，他逐一題目進行講解，並不評論分數，因此學生無論成績好壞，都很高興。
課餘，他也常常和學生們在一起。他當年的學生金學易，還記得1951年春節在他家裏歡度的情景：
“1950年寒假，我們這些窮學生沒有條件回家過年，他就請我們大學四年級水利專業的全組同學10人到他家（已搬到新建的教授宿舍）吃餃子。那時是解放初期，大家生活都很艱苦，國家發給每個大學生的助學金隻有每月60斤小米，教授也隻有1000斤小米，我們經常是三個月不知肉味。
那天在黃先生家進餐時，我們10人狼吞虎咽，風掃殘雲，一會就吃完一大鍋餃子。黃先生七八歲的大兒子進餐廳時，不禁驚喊一聲：好家夥，一大鍋餃子都給吃光了！黃先生和黃師母怕我們尷尬，連忙笑著說：‘敞開吃吧，敞開吃吧，還有，還在包著哩！’
飯後，黃先生帶領我們在他家客廳裏玩遊戲，記得是擊鼓傳花之類，鼓聲停止時誰接到花，誰就得站起來表演節目。他絲毫沒有大教授的架子，令人倍感親切。”
然而黃萬裏耿直的性格也時常給他帶來麻煩。
據當時唐山交大的學生趙代深回憶：“記得他剛調到唐山交大，便在校園的小字報上發表文章，針對時弊，提出：‘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他提倡‘競爭’。在當時這被認為是反動的謬論，立即遭到圍攻批判，但黃先生堅持自己的觀點，無所畏懼地進行辯駁。”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全國掀起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的高潮，青年學生開始對學習英文版的美國教材表示很反感。黃先生卻不讚成，說：“你們英語掌握到這個程度了（從小學開始讀英語，到了大學全用英文教材），為什麽不再努一把力，把它掌握好？洋為中用嘛！”
1952年，全國開始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黃萬裏被學校的教職工選進了“節約委員會”。運動中，學校的一名教授被控“貪汙敵偽資產”，校方安排黃萬裏去和他談話。
黃萬裏沒有說“你要老實認罪，認真交待”之類的話，而是說：“你要是貪汙了必須承認。但要是沒貪汙，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因為兩人都曾留美，黃萬裏習慣性地說了一句英語成語，大意是：“有什麽說什麽，沒有的不要亂說”。這被一名負責看管工人聽見了，於是向組織揭發說，黃萬裏用英語泄密報信。黃萬裏因此被趕出節約委員會。
“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結束時，也沒查出黃萬裏有什麽問題，但使他初次嚐到了政治運動的滋味。
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學製和學校課程設製都在不斷進行調整，唐山交大改為唐山鐵道學院（“文革”中遷到四川，現稱西南交大），與鐵道無關的專業都被調整出去。於是，1953年初，黃萬裏調到清華大學水利係任教。
“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在黃萬裏的一生中，除了教書，對他影響最大的事情莫過於治理黃河了。這不僅是他學術上最大的追求，也是使他命運發生改變的事件。
1952年開始，中國向蘇聯聘請專家幫助規劃黃河治理。1955年，在蘇聯專家指導下的《黃河規劃》完成了，對黃河幹流的梯級開發計劃，選定在陝縣三門峽，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發電、灌溉的綜合性工程。為了配合幹流的階梯開發，還要在黃河支流修建不少水庫，少數是綜合性工程，多數為攔蓄支流的泥沙。
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主持了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與會專家交口稱讚，隻有黃萬裏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規劃。
他當麵對周恩來總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認為，黃河泥沙量雖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陸地也是最大的。
然而他的聲音並未引起重視。1955年7月，《規劃》在全國人大決議通過，除陝西省外，舉國一片讚美聲。在舉國迷信蘇聯經驗的局麵下，黃萬裏沒有氣餒，而是多次上書，力陳不能盲目迷信蘇聯專家意見的理由。
1956年5月，黃萬裏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交《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他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經驗，使得中國先賢在世界上在千年以前，就歸納出了四種防洪的方法：溝恤或攔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來中外學者融合了德國人治河的理論和經驗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知識。忽視這些知識，認為有了壩就可以解決下遊防洪問題，是不妥當的。我們必須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來和築壩工程比較，這其中要包括部分壩工、部分堤工、治河工等綜合的費用。”
該文最後反複強調：三門峽築壩後，下遊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遊，出庫清水將危害下遊堤防。針對已形成全國人大決議的難以挽回的築壩決定，黃萬裏特別提出大壩一定要能刷沙出庫的建議，為日後泥沙大量淤積預作準備。
當時，除黃萬裏外，還有幾位水利工作者著文，對三門峽水庫設計和初期運行在技術上提出了不同意見，但他們都是“低壩派”。此外，陝西省也從維護地方利益出發，也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要求降低水庫高程。隻有黃萬裏一人，是堅決的“反上派”。
1957年7月，水利部召開了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高壩派代表再次把下遊河道形勢描述得岌岌可危，說如果等著中上遊水土保持（指在支流建壩攔沙）見效再建三門峽大壩，下遊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張立即修建三門峽大壩，攔洪蓄沙，讓清水出庫，並反對減少庫容（即修建360米大壩）。
黃萬裏發言說：三門峽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積，為什麽同意淤積在三門峽以上呢？他認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當然沙會少一些）。沙淤在上遊，將慢慢造成上遊地區鬧水災。
據黃萬裏說，出席此次會議的專家“大多同意蘇聯設計”，隻有他一人“根本反對修此壩，並指出此壩修後將淤沒田地城市的慘狀”。爭辯7天無效後，他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則建議勿堵塞6個排水洞（即導流廊道），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此建議全體同意通過。但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原設計，把六個底洞堵死了。
20世紀70年代，這些底洞又以每個1000萬元的代價打開。40多年後，曾參與三門峽工程技術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陳，他“參加了導流廊道的填充堵，造成水庫淤積，危及關中平原，必須重新打開導流廊道，增建衝沙泄洪隧洞，減少水電裝機容量，為此深感內疚，看來要堅持正確意見，還是很不容易的。”
時間毫不留情地驗證了一切。
1957年，三門峽水庫高壩派取得了勝利。按他們的方法，1962年，三門峽第一台機組投入運行。但問題很快暴露出來。1961年10月，水庫蓄水尚未達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攔門沙”，渭河下遊兩岸及黃河朝邑灘區5000人受洪水包圍，淹沒耕地25萬畝。
在陝西省的強烈反對下，1962年和1964年，中央幾次召開會議，商討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方案。1964年12月，周總理在北京作了總結講話，說：“當前關鍵問題在泥沙，五年三門峽水庫就淤成這個樣子，如不改建，再過五年水庫淤滿後遇上洪水，無疑將會對關中平原有很大影響……不能隻顧下遊不看中遊，更不能說為了救下遊，寧可淹關中……三門峽的改建方案不可再等，必須作決定。”他提出了兩個確保：確保西安，確保下遊。
但改建並沒有挽救上黃河。50年後，黃河上遊水土流失日益惡化，而出庫的清水對下遊河道造成嚴重侵蝕，造成大量灘地崩塌；從1972年起，黃河下遊開始斷流，20世紀90年代已平均每年斷流100多天，1997年高達222天。三門峽水庫建成後不到兩年，水庫淤積嚴重，建庫前渭河下遊是地下河，而現在，這裏變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威脅西安。
為建三門峽水庫而從渭河平原移出的28萬農民，40年後已增加到45萬。他們離開富裕的家園，遷到土地貧瘠的甘肅和渭北高原，幾乎無法耕種，富足的生活一貧如洗；而庫區的土地鹽堿化嚴重，也無法再進行耕種。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原料是從國外進口的，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一噸豬肉換一噸鋼筋。當初的工程預算為13億元，實際消耗遠高於此。但三門峽大壩的修建和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錢，至今沒有作過披露。三門峽水電站原定裝八台機組，總容量為110萬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5台5萬千瓦的機組，總裝機容量25萬千瓦。現在三門峽水電站已再經改裝，但始終未能達到設計的滿負荷運轉。
黃萬裏在堅決反對修三門峽時沒有想到，嚴酷的命運正等著他……
“有這麽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
1957年春，中共中央發動黨外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一向快人快語的黃萬裏在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分兩次發表了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北京的市政建設，也批評了在三門峽方案中，有些專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帶泥沙的，卻仍跟著高唱“黃河清”的現象，還批評了當時盲目學習蘇聯的高校教育模式。
據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記載：
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給毛澤東送去了一期《新清華》，上麵有水利係教授黃萬裏寫的《花叢小語》。黃萬裏是黃炎培的兒子，留學美國的水工專家。文章開頭，是一首他填的《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蔣南翔不是為了這首詞送給毛澤東看的，而是為了文章裏其他一些內容。文章批評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鋪大碎石的路床，卻直接鋪柏油碎石路麵，完全違反了路麵下須先鋪上為了排水和散布載重力的路床這種施工常識。今年春雪特別多，天暖融化之後，路麵下的積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麵受載重時就被壓碎，到處翻漿，車輛無法通行。文章議論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裏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麽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黴的總是人民！”
這篇文章發表時標題下注明“小說”，其中馬路翻漿這情節可不是虛構，5月16日在中央統戰部的座談會上嚴希純的發言就談到了北京築起了很多質量不好的馬路，今年全部翻漿的事。馬路沒有修好，作為一個工程技術問題討論討論，不就足夠了嗎？可是一定要拿來同美帝比腐敗，當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搗亂了。
這篇文章給毛澤東留下了印象。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還在各小組組長的會上說：“有這麽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黃萬裏的詩，總還想讀的。”這裏說的“詩”，即前麵的那首《賀新郎》。
黃萬裏這篇文章還提到這以前不久關於黃河三門峽工程的論證。他批評說，論證中有專家“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典見顏地說黃河水真的會清的，下遊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在那一次論證中，黃萬裏根據黃河泥沙特點，提出降低水庫蓄水位，壩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未被采納。他的書生氣太多，不懂得論證這道程序的作用隻不過是認可既定的方案。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社論，幫黨整風迅速轉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幾經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但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第六版上，在毛澤東親自題寫的“什麽話”的欄目下，發表了黃萬裏的《花叢小語》。《人民日報》隨即連續刊登了批判黃萬裏的文章，黃萬裏一夜之間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
黃的文章在《新清華》發表後，據當時在清華水利係任教的趙文源先生回憶：
“每期《新清華》出刊，我們青年教師都熱烈地傳讀、議論，很感興趣。現在回想起來，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當時知識分子中的一種現象，即隻盯住領導的一句話，就機械執行（文中名之為‘但丁’派），另一種現象為隻評功擺好，明知不對，不說為佳，不肯講實話，明哲保身（文中稱為‘歌德’派），文中舉有實例，隻是真人姓名用明顯的隱喻代替，（如敢講真話的人隱改為‘金大朗’，人們稍加分析就可知是錢偉長先生），這實際是對某些不肯講真話的老教授的一種善意的批評（或許微帶辛辣）。《花叢小語》文中還指責了道路連年翻漿，通車不便，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黃萬裏1995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有一次，毛澤東遇見我父親黃炎培時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家裏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裏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後的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麽話？”
此前，1954年，黃萬裏的父親黃炎培先生將“統購統銷”政策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向毛主席提出意見，隨時後在人大內部會上遭到批判。這次反右運動中，黃氏一門可謂受難深重，黃炎培還在世的三個兒子黃萬裏、黃大能、黃必信，兩個女兒黃路、黃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
“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著太陽轉！”
1958年，清華校黨委正式向黃萬裏宣布決定：他被劃為右派。黃萬裏聽後，不動聲色地回答：“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著太陽轉！”
黃萬裏被定為右派後，工資從二級教授降至四級教授，大部分時間在家中賦閑，既不準講課，也不準發表文章，甚至連“先生”“教授”的稱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他的學生趙文源因請教問題，叫了一聲“黃先生”，“頓時感到唰的一聲，在座的所有師生的目光，一齊射向了我，目光中含有責備和不滿，或許還有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年後，他被送到密雲水庫勞改，住在幹打壘的半地窖裏。1959年，隨著寒冷日子的臨近，饑餓越來越逼近人們，在水庫工地上，人們也饑餓難熬。黃萬裏表麵上力爭保持著平靜，但他的內心卻是痛苦的，他寫給家裏的信中說：“我真需要我哪個兒子能在身邊，我可以扶著他走回去。”
可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黃萬裏一直沒有忘記三門峽。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視三門峽水庫造成的災難，再次向國家領導人上書，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引起當局的重視，被采納。
這一次他上書的對象選擇了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議改建三門峽壩，信是四六韻文寫的，並附有兩首古體詩。信送出之後，果有反應，水利部有關領導囑其提出改建計劃。
黃萬裏用兩個月的時間寫就了三門峽改建方案，其法為開洞排沙，以燈泡式水輪機加速底流，“期救秦川於陸沉，複蓄水以調洪興利”。
據黃萬裏內侄筱白先生回憶，黃萬裏呈交修改方案後，中央指示水電部一位副部長約見黃萬裏談話。“1964年春某天清晨，姑父風塵仆仆進城來到我家談及此事，恰巧家父認識這位副部長，便說這位副部長係工農幹部，文化水平很低，不過一村長之材也，談話恐怕也無助於補。隨即姑父匆匆趕往附近的國家水電部，中午時分又趕回來，連連搖頭歎息，說該部長連村長水平都不具備，簡直是對牛彈琴。”
黃萬裏《改修黃河三門峽壩的原理與方法》最終未能被采用。黃萬裏晚年記述說：“這個建議未得批複，因為對於黃河輸沙下來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則上的分歧．我的主張是必須讓泥沙排出水庫，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張是攔沙上遊，以減免下遊河床淤高。但是，人們也怕泥沙繼續淤在庫內，於是把壩下泄水洞逐年一個個地打開來，弄得大壩千孔百瘡，果然能排出很多沙來。而實際上排出的是潼關以下庫內曆年的積沙，每年隨著水流下來的泥沙仍然淤在潼關以上黃渭河槽裏。人們卻誤認為這樣開洞排沙改建三門峽壩之後，衝淤可以從此平衡了。這樣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轉成了慢性肝炎。”
在三門峽敗象已露時，1964年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向黃炎培提到黃萬裏的詞很好，表示黃萬裏寫個檢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他卻沒有利用這次機會，改善自己處境。
據黃萬裏長子黃觀鴻2003年11月公布的有關黃萬裏的資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64年一天，傳達毛主席春節座談會講話，毛在會上對我祖父黃炎培說：“你兒子黃萬裏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我一聽，喜出望外，心想這回父親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訴父親這個“好消息”，父親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是上邊通過你大大（祖父）要我寫個檢討，交上去。”這本是父親“摘帽”的大好機會，他卻附詩賦詞上書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無高深學問，而是1957年三門峽70人會上，除我之外無其他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麽？”
“無疆無疆，現在是無薑了，買不到薑了”
1966年，“文革”開始了。1957年被打倒的人繼續著他們的命運，但大多數人會選擇三緘其口，明哲保身。黃萬裏不同，他有自己的反抗方式。
運動開始時，學校裏的紅衛兵到處打人，黃萬裏也被打過，用帶扣子的皮帶抽後背，事後隻能俯臥，無法躺下。他立即給周總理寫信，反映這一情況，囑家人親自送交。沒過多久，上麵即派人傳下指示：不許打人。許多人相信，這與黃萬裏的信有關係。
不打人，紅衛兵改給牛鬼蛇神們剃“陰陽頭”，就是把頭發一半剃光，一半留著。黃萬裏被剃陰陽頭後，回家立即叫家人給他剃成光頭。事後，他還拿推子幫其他黑幫分子都也剃成了光頭。
老右派們每天在監督下打掃衛生、政治學習，有時也談論一下時局。當時，流行說“萬壽無疆”，黃萬裏就對同伴們說：“無疆無疆，現在是無薑了，買不到薑了。”
1971年，黃萬裏從江西回到北京，不久又被下放到清華大學水利係基地―――三門峽水庫。在那裏打掃廁所，接受批判。由於這裏的生活條件好得多，又靠近他所希望治理的黃河，黃萬裏的心情好多了。
他掃完廁所，就在樓道裏打太極拳，練氣功。有時還到馬路邊去買小吃、花生米，買完即大模大樣地吃。清華水利係在基地建了個小圖書館，黃萬裏常常跑到裏麵去看外文資料，但通常是用一本毛選蓋住一本外文書，有人來，就看毛選；沒人就看英文書。時間長了，他和燒鍋爐師傅的關係搞得很好，每天都能到鍋爐房洗個熱水澡。
而對於批鬥，黃萬裏已經能夠泰然處之了。他說自己是“老運動員”，輪到批鬥他，他就坐在被批的位置上，讓低頭就低頭，讓怎樣就怎樣。
他的學生沈英談到黃萬裏在三門峽的這段生活時，感歎道：“回想起來，那種壓力，一般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黃先生還能把心思集中到考慮國家大事，他認為治理黃河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時遭到批判，也不灰心喪氣。我記得有一次，黃先生隨清華的人開一個關於黃河的會……當地人並不知道黃先生的身份，把他請上了主席台。結果，回來後黃先生因此被批了一通。但他泰然處之。他認為這種做法不對，但也不把這當成回事。”
初到基地時，上麵對黃萬裏有個明確規定：禁止參加治黃研究及接受校外技術谘詢。但1972年春，黃萬裏突然接到一項任務，清華大學水利係領導讓他在40天裏，就三門峽改建、黃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見。
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在黃萬裏的遺稿中，發現了1972年5月黃萬裏給周總理的一份信函草稿，和1973年3月給“黃委會”主任王化雲的信函草稿。據此推測，讓黃萬裏開展這項研究，很可能是周恩來的意思。
1978年，黃萬裏給《水利係三門峽基地領導及係、校黨委報告》也證實了這種推測。報告中說：“敬愛的已故周總理曾公開鼓勵過，像我這樣的人對於治理黃河有興趣，應到三門峽工作，給予機會，作出貢獻。他的話在1973年全國各大學都傳達過，但北京市的沒有聽到。對已故總理的鼓勵，我十分感激，隻有更加努力改造思想，鑽研治黃之道，以報答他的關懷。可惜我到1976年夏秋才完成治黃方略的研究，在總理逝世之後，對此我悲哀不已！”
這段時間，除了受批判，打掃衛生，黃萬裏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了治黃研究上，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6年。
那一年，他65歲，掉了一顆牙，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他猛然感到，雄心猶在，但以他當時的處境，如果再沒有高層的支持，似乎很難再有為國盡力的機會了。
“不夠資格的才寫申請，我夠資格為什麽寫申請”
“四人幫”垮台後，黃萬裏的牙、前列腺都有了毛病，甚至出現了血尿。隨著大形勢對知識分子的轉暖，他向學校領導遞交了請示報告，要求留京治病，一邊進行科研工作，並提出要把自己多年來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的研究整理成文。
1977年，政治氣候開始出現變化，黃萬裏雖然還戴著右派帽子，仍然就治黃問題，向陳雲和剛複出不久的鄧小平副總理上書進言：
“萬裏研究黃河治理問題四十年了，這一治理方法也擬具有些年了。我認為黃河是可以在三五年內（基本上）治好的，包括安全防洪，下遊廣泛澆水治堿，增沃田五千萬畝以上，三門峽實現原計劃發電100萬千瓦等等（見提要）。曆史上曾有先例：漢王景治河隻用一年時間，經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餘年，河無大患，這是確實的事，應予後人治河以充分的信心。依據這種信心，我研究了中外古今在不同自然條件下各種治河的理論，考椐了黃河的曆史擬定這一設計方略，文中盡量避免專業理論，以適應廣泛審閱，一得之愚，亟待就正於群眾。按治河方略從來是由普通政治經濟工作者提供意見，最後由領導作政治決定的，不限於僅僅專業問題。素仰公對全國經濟建設了如指掌，關懷最憂切。治黃乃千年大計……決定億萬民生，失誤則家國殄瘁……衰病之身，亟願生見河治於大治之年，曷勝迫切待命之至。”
1977年冬，高考製度恢複，知識分子感受到了春意。1978年初，已多年不準從事科研工作的黃萬裏再次向校方提出自己的科研報告。
1980年2月26日，在度過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後，黃萬裏終於獲得了右派“改正的決定”。決定隻有短短幾行，稱：“黃萬裏同誌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準予以改正。恢複政治名譽，恢複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
他是清華右派中，倒數第二個被改正的右派，最後一個獲得改正的是錢偉長。
黃萬裏右派摘帽後，即被重新派上講台，給水利係的青年教師補習課程。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了，不僅給教師們講課，還批改作業。很多當年聽過他課的教師，至今仍保留著他講課的油印底稿。
現清華水利係教師楊鐵笙回憶說：“概率與數理，這個課本應是數學係的人開的。但黃先生講得非常好，條理清晰。而且黃先生不隻從定義公式出發進行推導，而更重要的是結合工程實例作生動有趣的闡發，大家聽了覺得很新鮮，同時也非常佩服。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在努力追蹤學術前沿問題……”
右派改正後，由於各種原因，黃萬裏沒再給本科生上過課，僅在上世紀80年代招過兩個碩士生，也沒有帶過博士生。以黃萬裏本人的學術建樹和在國內外的影響，他無疑具備了在中國一流大學當博導的資格，為什麽清華沒有聘他？
清華水利係教授任裕民先生說：“水利係領導和學校都認為他有資格做博導，但做博導總得走個形式，寫申請。但黃先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寫申請，多此一舉，有資格的人，就是能帶博的人，還要寫申請嗎？不夠資格的才寫申請，我夠資格為什麽寫申請？’”
因不是博導，黃先生到了年齡，就從教學崗位上退了下來。因不是博導，黃先生也就不能再招博士生，不能給學生上課。但是由於黃萬裏本人是留美博士，又是清華教授，有關專業的同行們帶的博士生在畢業時，論文答辯還是請他參加。很多情況下，博士論文答辯不過是走個過場，說幾句虛美之詞，拿了答辯費，彼此都好，就完事了。但黃萬裏偏不隨這個俗。他一定要叫真兒，有時弄得博士生和導師都麵子上不好看，找他參加答辯的人便越來越少。
任裕民教授回憶說：“我記得清楚，有一次人家拿來論文，對黃先生說，‘這是我的文稿。’意思是希望說些好話。但黃先生是好就說好，不好就說不好。後來，一些導師對黃先生說：‘現在這個形勢下，你這樣做，我下次就不好請你了。’我也跟黃先生說：‘差不多就說好吧。當然，絕對不好也不能說好。’黃先生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隻值80分，我不能給打90分。’我說，‘下次人家不請你了。’他說：‘不請我就不請我。’”
雖然不教課，但黃萬裏仍和係裏的老師們保持了融洽的關係。他對人謙遜，無論誰去他家，他都是起身迎接，起身相送。平反後，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很多，又補發了“文革”中被扣的工資，生活相對優裕。但他幾次說：“國家給我這麽高的工資，我的貢獻太少，過意不去。”
教師楊美卿先生回憶說：“80年代初，國內還很少有彩卷。黃先生的兒女在國外，常帶些彩卷回來，他就對我們說：‘哎，帶回來彩卷，我給大家照相，給每位的家人照相。’他真的就拿著相機，跑到每個教師家裏去照相，照完相，又送到國外去衝洗，再將照片送給我們。
“那時美元不好換，他家有美元，就主動地對我們說：‘你們誰要換美元，我這裏有。’有個教師的愛人得了直腸癌，找他幫忙，他二話沒說把他家的麝香拿出來送給他；聽說有的教工有病，他就主動說，我幫你找大夫……”
1998年長江洪水後，黃萬裏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係裏呈上書麵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
“40天來長江全流域發大水，大家天天緊張地看電視、看日報。眼見江水齊岸、湖岸出險……想到自己無能為力，又是教育人們的水利工作者。顯然長江隻用堤防一法是不夠的，對於人力財力是極浪費的。這洪峰範圍大，曆時又久，峰後退水期間防守更艱苦……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另用浚河、疏水等方法。這些正是治河的問題，而我係偏偏又沒有這門課。當前用的治理江河的方法是不合適的。通常我國發洪水一般是南澇北旱，或南旱則北澇。如今大水遍及南北，連渭河、黃河、鬆花江也同時發洪。今後所謂厄爾尼諾現象還將引起氣候劇變。它的定量計算，除數學力學方法外，還需用到概率統計法。除了設計運行外，必須有實地經驗。1934年我改學水利，讀博士是以自然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學為第二副科。回國後不是當官或任教，而是甘受低薪低位，在野外現場實地幹起，十多年後才從事教育。我訓練過三四十位工程師，如今他們都過世了。希望同誌們聽聽我的《水經論叢》，我希望彌補我以往教學的缺點，請同誌們多提意見，一起討論。”
係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症。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裝，打上領帶，堅持站著講課，並親自寫板書。
這是他教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堂課。
“我提這個問題，是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千秋萬代負責”
經曆了20多年的冤屈鎮壓，黃萬裏仍沒學會看政治風向表達學術觀點。
晚年，黃萬裏最關心的事情，除了治黃，還有三峽。從上三峽大壩的消息傳出後，黃萬裏就先後給眾多國家領導人上書，不遺餘力地反對在長江三峽上建大壩。
他認為：從自然地理觀點，長江大壩攔截水沙流，阻礙江口蘇北每年十萬畝的造陸運動；淤塞重慶以上河槽，阻斷航道，壅塞將漫延到滬州、合川以上，勢必毀壞四川壩田。目前測量底水輸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動床試驗在長期內長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礎，隻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長江長期堆積量。故此而論，長江三峽大壩永不可修。如果是為了發電，可在雲貴湘鄂贛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電站，它們的單價低、工期短，經濟效應比三峽大壩發電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經濟規劃而言，也應先修四川盆地邊緣山區之壩，如烏江電站等為宜。
此外，從國防的角度看，大壩建起來後無法確保不被敵襲，也很不安全。
1985年3月他致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提出：“建議勿修三峽壩，代之以雲貴川湘鄂贛豫省大中型電站。”
1985年35周年國慶剛過，他上書鄧小平再次談及三峽一事。
1992年三峽議案已在人大通過後，中共十四大剛結束，他又向新的中央領導上書談三峽之事，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早修晚修、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或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
黃萬裏預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川漢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實為前車之鑒。同時，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建議立即停止一切籌備工作，分專題公開討論，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此信中，黃萬裏附加三篇文章，闡述了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緣由，和長江中、下遊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議，以及對黃河治理、南水北調工程的建議。
但由於黃萬裏的意見與決策者意見相左，有關的研究課題也就與他無關，他得不到任何有關數據，隻能是公布什麽，才了解什麽。在與對手的論戰中，他的論據都是靠當年在川江工作時的觀測數據進行推測。
談到黃萬裏反複上書一事，任裕民先生說：“黃先生對國家大事很關心，而且能夠心底坦蕩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孜孜不倦地解釋。他認為，看到哪裏錯了，提出他的看法是他的責任，是一個公民的義務。黃河、長江、南水北調、海河的治理他都提出過自己的不同看法。一般人提了意見，上麵不理睬也就算了。但黃先生卻向監察部訴諸法律，堅忍不拔，至死還惦記長江之事。這真是超乎常人。建三門峽時沒聽他的，出了問題，他不是興災樂禍，而是很痛心，積極想辦法補救。三峽雖然已經上馬了，他還是要提出來，不要修高壩，要修低壩，下麵要排沙洞等，完全是建設性的態度。”
黃萬裏也多次跟賴敏兒等學生談過：“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這一層次的人解決的問題，應該是更上麵的決策人解決。我提這個問題，是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千秋萬代負責。”
楊鐵笙先生也說：“就黃先生這件事值得深思。一個國家做一項重大工程技術決策，如三峽，這個數以千億計的超級工程決策，涉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穩定，應該采取什麽方法？當然現在在任何一個技術具體問題上下結論還早，但有一個可以肯定，應該充分尊重反對意見的發表，應該劃撥科研經費，讓他研究。哪怕這個研究結論可能是錯的，也應該這樣做……一般的人，你不聽，我就不說了。而黃先生幾十年如一日，你不聽，我再說，再不聽，我再提。”
誠然，黃萬裏在三峽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不一定是正確的，但他對國家、對民族高度負責的態度，卻一以貫之，從未因受任何客觀因素左右而更改。他曾對學生說過：“你們是以一個科技工作者的態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詩人。我是用詩人的感情搞水利的。”這正如他在困境中寫下的詩句：有策犯鱗何足忌，臨危獻璞平生誌……非關傲世玩才智，總是挈情憂國淚。
由於出版受限，黃先生畢生的學術著作一直束之高閣。20世紀90年代後，他自費印了論文集《水經論叢》和詩文集《治水吟草》，在親友中散發。
2001年黃萬裏90歲壽辰前，經領導默許，清華水利係的老師們從各自的課題費中拿出一部分錢來，為黃萬裏先生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黃萬裏文集》。這是一本16開本、360多頁的大書，隻印了不足500本（因紙版隻能印一次），一下子就被人要光。
自2001年6月起，黃先生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得知學校要為他祝壽，非常期待。8月初時，老問：“還有幾天哪？還有那麽多天哪，不行了。”後來的幾天，有時有些神誌不清，總問黃無滿：“黃委會你知道嗎？”黃無滿說“不知道”，他竟很吃驚：“你不知道？”
黃先生臨終前，沈英、賴敏兒夫婦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與他們再次談起治江之事，說著說著，竟流出眼淚，哭了出來。即使在逆境中，學生們也沒見老師這樣傷心地哭過。沈英夫婦怕他激動，起身告辭，黃萬裏堅持把他們送到了門口。
黃萬裏覺得話沒說完，遂回屋寫道：
萬裏老朽手所書：
敏兒、沈英，夫愛妻姝：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為主。
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麵宜打鋼板樁，背水麵宜以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萬裏遺囑
2001年8月8日
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黃萬裏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明白，但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都拒絕在床上大小便，而是堅持讓人攙扶去廁所。清華水利係定在8月20日為他舉行生日祝賀會，家人怕他堅持不到，於18日在家裏提前為他做了壽辰，那天黃萬裏還能坐在輪椅上。8月19日，他開始發高燒，但仍向楊鐵笙老師表示，希望能坐輪椅到會上去。
2001年8月27日15時05分，黃萬裏與世長辭。
趙誠
2001年8月20日，中國最優秀的水利學家，在國際上受到尊敬，卻淡出國內媒體多年的黃萬裏先生度過了自己90歲的壽辰，這一天，清華大學水利係在清華二教室―――一個老式大教室為他舉行了90壽辰的祝賀會。參加會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老同事、親朋好友和他的學生。
就在前一天，黃萬裏先生還向係裏的楊鐵笙老師表示，想坐輪椅來參加祝壽會，但這一天他已無力下床，在病榻上時睡時醒。這個為中國的水利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的老人，生命已到了最後階段。
這個生日祝賀會，樸素而平實，來賓也沒有什麽顯赫的人物。但多數人並不知道，大洋彼岸的另一個國家―――美國，卻有一位政府使者參加了黃萬裏90壽辰祝賀，並親自來到黃萬裏的病榻前，向這位中國科學家表達了另一個國家對他的敬意。
一周以後，2001年8月27日15時05分，黃萬裏與世長辭。
在眾多的唁電唁函中，有這樣幾句話：“黃先生是20世紀後半葉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是20世紀中國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紀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文明珠聯璧合的最後幾顆僅存的碩果。先生一去，大樹凋零。先生為天下蒼生，不避斧鉞，言其所知，先生之頭可懸於國門之上矣！”
“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我便立誌學水利治黃河”
黃萬裏的父親黃炎培是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中，得風氣之先的那批傑出人物之一。他是傳統社會中的舉人，又是轉型社會中較早接受現代教育，在清廷統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現代教育家和社會革命家。
他們這批人，以改造中國社會為終身追求，並以此為職業。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黃萬裏出生在上海川沙縣（當時屬江蘇省，現上海浦東南市區）一個家庭。
黃炎培時年34歲，是同盟會上海地區的負責人。母親王輯思，是一讀書人家的女兒。
黃萬裏在黃家男姓中排行第三，兒時十分淘氣，但父親卻十分喜歡，從未對其苛責，隻是有時笑嘻嘻地說：“你總要鬧出個名堂才好。”
10歲以後，黃萬裏在老師、校長的關心下，學習有了很大進步。黃萬裏在《自述》中說：“1921年至1924年為浦東中學附屬小學校長王則行、班主任王夔鈞先生所看重，嚴加培養，課學加速進步，小學時以第一名畢業。從此中學大學都以最優秀生畢業。”據徐剛先生記：王則行與王夔鈞先生“在朝夕相處中，看中了這個頑皮學生的可愛處：聰明、正直、有極強的記憶力。便讓他多背古文，學寫舊體詩，並告訴黃炎培：‘此子可造。’”
1924年，黃萬裏小學畢業，入無錫實業學校（該校設高中課程和土木專業），1927年畢業時，門門功課均列榜首。
從無錫實業學校畢業後，父親曾請滬江大學校長、留美博士劉湛思考查黃萬裏將來宜學什麽專業。劉博士考查後，得出的結論是：宜學文學。從後來黃萬裏的詩文造詣上看，的確如此。
但那時，黃炎培先生正在提倡職業教育的興頭上，而黃萬裏的大哥黃方剛學哲學，二哥黃竟武學經濟學，二人均從清華畢業後留美，與父親提倡有所差距，父親就決定讓黃萬裏學橋梁工程。1927年，黃萬裏考入唐山交大學習。
1932年12月19日，還不滿22周歲的黃萬裏，在學滿五年之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畢業時，用英文發表了頗有創見的三篇論文，由橋梁界學者茅以升審定作序，由學校出版。畢業後，黃萬裏在杭江鐵路任助理工程師。
黃炎培先生為培養中國的水利人才，曾奔走籌劃，在南京成立了河海工程學校。1931年長江、漢水泛濫，水淹武漢三鎮100天，湖北省雲夢縣一夜間淹沒縣城，淹死七萬人。1933年黃河決口十幾處，人命財產損失無算。年輕的黃萬裏受到了震撼。他後來說：“這激勵了許多青年奮誌學習水利。當時唐山交大同學有三人放棄了鐵路橋梁工程師之職，出國改學水利，我是其中一人。聽說黃河是最難治理的，我便立誌學水利治黃河。”
黃萬裏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父親，得到了讚許。經父親介紹，他拜見了父親的學生――當時中國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過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許心武先生對黃萬裏說：“這次大水之後調查全國水利工程師的所長專業，竟皆長於土木工程之設計施工，沒有一個懂得水文學的”，“而不通水文學等於未入水利之門，隻是能設計施工罷了”。於是，黃萬裏決定從水文學入門學習水利。
1934年，黃萬裏參加了庚款赴美留學考試並被錄取。此後三年間，黃萬裏先後獲得了康乃爾大學碩士、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博士，還同時學習了天文、氣象、地理、地質、水文、數學等多門學科。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創造了從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當時即在世界上處在學科領先地位，並使他始終在美國科學界享有盛譽（美國總統克林頓曾親自寫信向他詢問過對修建三峽大壩的意見）。
在美國期間，黃萬裏親自驅車四萬五千英裏，看遍了美國各大工程，在田納西河域治理專區壩上實習了四個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後，該河管理機關邀請黃萬裏坐船參觀整條河流。這些經曆，使黃萬裏眼界大開，也認識到水利工程將改變河流中的水沙流狀態，從而使河床演變。
黃萬裏是一個悟性極高之人，他明白了以前所學土木結構理論遠不足解決洪水問題，“開始對治河有了一些認識”。
“沿河邊步行了三千公裏，才自己在頭腦裏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觀點”
1937年春，黃萬裏學成回國。一個月內，浙江大學、北洋大學、東北大學三所高校請他去教書。時任浙大校長的竺可楨親自登門並宴請，邀他去浙大任水利係主任。但黃萬裏誌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實際經驗不足，想先當一個水利工程師，做點實際工作。他以自己尚年輕為由，婉拒了竺校長和其他兩所大學的盛邀，而選擇了南京政府經濟委員會，從事水利工作。
半年後，抗戰爆發，黃萬裏赴四川水利局道灘委員會，任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職，曾用四個月的時間在長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僅花了四萬元，節約預算5／6，灌溉農田1．5萬畝。
在四川期間，長江上遊和在四川境內所有主要支流他都親自沿河實地踏勘過。他自己說過“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烏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裏”。
報到約一個星期後，水利局派他帶四川水利局的幾個人參加全國水利勘測，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時候是乘飛機，先到昆明，回來時步行，從昆明出發，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與金沙江交匯處，再沿金沙江河道，順流而下，經昆明、昆陽、安寧、富民等雲南十縣，四川省、雷波、屏山、宜賓等縣一直步行回到重慶，對河道水情進行勘察，曆時三個月。沿途，他們除了對河道水情的勘測外，對雲南的貧困和少數民族問題都有所觀察。
在回來的報道裏他這樣寫道：“揚子江在敘府（宜賓）以上，稱為金沙江，綿延數千裏，上遊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巒起伏，步履艱難，其山勢每直逼江邊，道路崎嶇，莫此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質行過巧家縣老君洞村，稱為世界最難走之路。此處江寬測得159公尺，兩岸皆峭壁聳立，測得深穀竟達1300公尺，較世界聞名之美國巍穀（Grand Canyon）為尤深，實世間最深之穀也。……自普渡河口到敘府長約550公裏，高度以降落為550公尺，平均坡度為千分之一，……奈何河中險灘過多，縱使毀去，翌年大水時，支流將砂石衝入正河，複成一灘，必將淘不勝淘。”
從金沙江回來途中，在重慶遇到日機對重慶轟炸，不久，黃萬裏被任命為成小灘道委員會測量隊長，成天在山穀間、河道上，進行實地勘測。60多年後，妻子回憶起這一段日子時，脫口而出“不停地派他出差”。
他沿著岷江從河口，一直到源頭，包括岷江的幾個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進行了實地勘察。晚年他回憶道：在美國學習時，“當時還沒有形成地貌學，在回國工作十年後，沿河邊步行了三千公裏，才自己在頭腦裏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觀點。這才開始對治河的問題有了一些認識。”
在當時的條件下，對長江水係江河進行開拓性勘測，其危險性，可以說僅次於戰場。黃萬裏曾親口對筆者講過，當年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跡罕至的懸崖峭壁的河道上測量時，固然有危險；而那些看似平靜的河麵，也暗藏殺機。他們在看似平靜的川江上工作時，曾有三人為之喪命，其中還有一個康乃爾畢業的李鳳灝碩士。這些悲劇的發生，蓋因人們當時對川江河道的河床缺乏認識。他們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卵石壩上督工，雖無洪水直接衝擊堤壩，而堤壩下卵石河床卻仍在移動，以致造成堤壩塌陷，使站在上麵的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而喪命。
黃萬裏記述道：
“……查勘組黃萬裏、張先仕等方走過江油舊城址幾十公裏，忽見上遊來人急報：詹國華分隊在平武舊城下五公裏處測量涪江橫斷麵時因船破兩人淹死。等到黃、張趕到出事地點，天已近暮。眼見水如此之淺，流雖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黃等親自伸一腳輕輕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動的，而且不是僅僅一層，是多層移動著的。乃知兩人因無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裏，大石頭撞破頭而淹斃。
“總結這次事故，對於河床演變獲得了意外的認識。1．四川盆地原是處在受侵蝕或被水流刷深的過程中，其河床質乃是礫卵石，床麵上的較細小，看得到的乃0．015米直徑。下層的卵石看不到，應更大。2．當冬季枯水無雨時，水流清晰見底，絕無泥沙懸移，隻見河床卵石慢慢移動，估計表麵卵石的速度約每秒0．15米，連底沙也沒有。說明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沒有懸沙底沙的情況下，河床卵石仍能運移。不像黃河下遊堆積性河段裏，懸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機理一起運動。3．一遇降雨，兩岸風化了的泥沙立刻被地麵流衝入河流，河水立刻高漲而變渾，水流率和床石移運率立刻加大。雨停則一切很快複原。估計水大時全部多層卵石移運。這樣磨擦基岩，才可能降低那裏的河道坡降，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衝刷性河段。4．這河床卵石是一年四季終日夜運移著，並非限於汛期或大雨時，所以其量不少。黃萬裏依據橫斷麵和卵石運動平均速度估計，卵石年輸量達50萬噸，那裏集水麵積5510平方公裏，合單位麵積年輸沙量為90．7噸／平方公裏。因為整個四川盆地是屬於侵蝕性階段，凡山溝裏不停地滾出來的卵子石沿途雖然可以走走停停。但最終必然顆顆石子逐出夔門。”
早年的這些勘察，為以後他關於水文地貌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對他晚年關於長江幹流是否可修高壩的學術觀點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1947年，他任甘肅水利局長。1949年解放後，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
這幾年中，黃萬裏對全國的河流進行了大致的考察，從而在頭腦裏建立了水文地貌學的觀念，同時，他堅持在工作之餘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進行培訓，親自授課，講述實際工程中的問題，培養了一大批水利技術人才。
1950年，因感到“顧問”的工作無法在水利規劃和具體實施上有所作為，同時，在具體工作中有許多看法與領導不和，他的建議得不到采納，黃萬裏毅然辭去了官職，回唐山交大教書。
他利用魁梧肥胖體態，把一隻腳往後一撐，說：“這就是重力壩。”
1950年6月，黃萬裏一家抵達唐山交大，他開始了後半生的教書生涯。
初到學校時，黃家六口人擠在兩間不到9平方米的學生宿舍裏，家具十分簡陋，衣箱全都塞在床底下，也沒有廚房。
但學生們對他卻是一種“既洋派又傳統的特殊感覺”：西裝革履，留著日式小胡子，喜歡跳舞，翩翩起舞時，神態悠閑瀟灑，但對愛穿長衫的老教授又十分恭敬，使得學生們對他都十分好奇。
然而最吸引人的，還是他生動風趣、深入淺出的授課。
一次，他暑期帶領學生們去淮河考察。黃萬裏頭頂草帽，身穿背心短褲，頂著烈日，肥胖的身軀，在曲折的山路上一步不停地緩慢攀登。他一邊爬山，一邊輕鬆地對學生說：“你們知道嗎，我登山不累的訣竅，就是慢慢走。這樣與快步走到山頂做的功是一樣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勁多了。”
他話鋒一轉：“率的概念很重要，現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錯誤的。這不是指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單位時間的來水量，所以應叫‘流率’。一場洪水總量是多少當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緊。洪峰來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擋不住就要成大災。”
在黃萬裏的課堂上，大自然就是教科書，自然現象就是問題。這些授課內容，事隔50年，仍被他當年的學生、今天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王三一所牢記：
記得在淮河上，看見船工張帆行船時，黃先生就出了一道船行八麵風的題，讓我們用力學觀點分析風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用；
在淮河潤河集看見了巨大的鋼閘門，黃先生說：“這門要擋很大水壓力，結構很強，壓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對閘門可能產生的振動，也會潰於一時。（潤河集水利工程竣工後第三年便被一場大水衝毀。―――作者注）”當時他還打了個“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比喻，邊說邊做拔樹的姿勢，“其實花和尚沒有那麽大的力氣，拔不起一棵大樹，而是他找了一個竅門，反複搖動這棵大樹，有節奏震它，鬆動了方能一股足氣拔起大樹”。
當到梅山水庫時，設計人員正在設計大壩，黃先生就即興談到壩型，他利用魁梧肥胖體態，把一隻腳往後一撐，說：“這就是重力壩，因為我重，你們推不倒我，穩是穩了，但並不算聰明，拱壩就巧妙了，利用拱結構向兩岸傳遞水壓力”，他說著把腳一收，然後雙手向左右方向一撐，“這樣撐著兩邊，即使我是一個瘦小個子也未必能被推倒，材料可就省多了。”
在淮河及支流中，我們看見了峽穀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開闊處彎曲河道，兩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和人工堤，黃先生要我們注意這些自然現象，啟發我們思索，在漫長歲月中，滄海桑田，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它們是遵循什麽規律形成的；當看見兩岸的平原時，黃先生興奮地說，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勞，大江大河下遊都有衝積平原；是河流把上遊的泥沙帶到下遊淤積成的，兩岸還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兩岸，大水漫頂分流淤積兩岸，這也可以看出，黃先生後來根據地貌長期演變的研究，提出治理黃河必須在黃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黃淮海平原的對策，是早有所思的。
課上，他還常常組織學生進行討論，一旦有人提出好的見解，便立刻給予讚賞。一次，他在講課時被一個數學公式的證明卡住了，一名學生證明出來交給他，他非但沒覺得受窘，反而對其“含笑點頭”。
因為授課靈活，內容豐富，課堂風趣，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都很高。黃萬裏考試全部開卷，也從不監考，但卻無人作弊。試卷評完，他逐一題目進行講解，並不評論分數，因此學生無論成績好壞，都很高興。
課餘，他也常常和學生們在一起。他當年的學生金學易，還記得1951年春節在他家裏歡度的情景：
“1950年寒假，我們這些窮學生沒有條件回家過年，他就請我們大學四年級水利專業的全組同學10人到他家（已搬到新建的教授宿舍）吃餃子。那時是解放初期，大家生活都很艱苦，國家發給每個大學生的助學金隻有每月60斤小米，教授也隻有1000斤小米，我們經常是三個月不知肉味。
那天在黃先生家進餐時，我們10人狼吞虎咽，風掃殘雲，一會就吃完一大鍋餃子。黃先生七八歲的大兒子進餐廳時，不禁驚喊一聲：好家夥，一大鍋餃子都給吃光了！黃先生和黃師母怕我們尷尬，連忙笑著說：‘敞開吃吧，敞開吃吧，還有，還在包著哩！’
飯後，黃先生帶領我們在他家客廳裏玩遊戲，記得是擊鼓傳花之類，鼓聲停止時誰接到花，誰就得站起來表演節目。他絲毫沒有大教授的架子，令人倍感親切。”
然而黃萬裏耿直的性格也時常給他帶來麻煩。
據當時唐山交大的學生趙代深回憶：“記得他剛調到唐山交大，便在校園的小字報上發表文章，針對時弊，提出：‘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他提倡‘競爭’。在當時這被認為是反動的謬論，立即遭到圍攻批判，但黃先生堅持自己的觀點，無所畏懼地進行辯駁。”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全國掀起批判“親美、崇美、恐美思想”的高潮，青年學生開始對學習英文版的美國教材表示很反感。黃先生卻不讚成，說：“你們英語掌握到這個程度了（從小學開始讀英語，到了大學全用英文教材），為什麽不再努一把力，把它掌握好？洋為中用嘛！”
1952年，全國開始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黃萬裏被學校的教職工選進了“節約委員會”。運動中，學校的一名教授被控“貪汙敵偽資產”，校方安排黃萬裏去和他談話。
黃萬裏沒有說“你要老實認罪，認真交待”之類的話，而是說：“你要是貪汙了必須承認。但要是沒貪汙，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因為兩人都曾留美，黃萬裏習慣性地說了一句英語成語，大意是：“有什麽說什麽，沒有的不要亂說”。這被一名負責看管工人聽見了，於是向組織揭發說，黃萬裏用英語泄密報信。黃萬裏因此被趕出節約委員會。
“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結束時，也沒查出黃萬裏有什麽問題，但使他初次嚐到了政治運動的滋味。
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學製和學校課程設製都在不斷進行調整，唐山交大改為唐山鐵道學院（“文革”中遷到四川，現稱西南交大），與鐵道無關的專業都被調整出去。於是，1953年初，黃萬裏調到清華大學水利係任教。
“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在黃萬裏的一生中，除了教書，對他影響最大的事情莫過於治理黃河了。這不僅是他學術上最大的追求，也是使他命運發生改變的事件。
1952年開始，中國向蘇聯聘請專家幫助規劃黃河治理。1955年，在蘇聯專家指導下的《黃河規劃》完成了，對黃河幹流的梯級開發計劃，選定在陝縣三門峽，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發電、灌溉的綜合性工程。為了配合幹流的階梯開發，還要在黃河支流修建不少水庫，少數是綜合性工程，多數為攔蓄支流的泥沙。
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主持了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與會專家交口稱讚，隻有黃萬裏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規劃。
他當麵對周恩來總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認為，黃河泥沙量雖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陸地也是最大的。
然而他的聲音並未引起重視。1955年7月，《規劃》在全國人大決議通過，除陝西省外，舉國一片讚美聲。在舉國迷信蘇聯經驗的局麵下，黃萬裏沒有氣餒，而是多次上書，力陳不能盲目迷信蘇聯專家意見的理由。
1956年5月，黃萬裏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交《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他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經驗，使得中國先賢在世界上在千年以前，就歸納出了四種防洪的方法：溝恤或攔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來中外學者融合了德國人治河的理論和經驗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知識。忽視這些知識，認為有了壩就可以解決下遊防洪問題，是不妥當的。我們必須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來和築壩工程比較，這其中要包括部分壩工、部分堤工、治河工等綜合的費用。”
該文最後反複強調：三門峽築壩後，下遊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遊，出庫清水將危害下遊堤防。針對已形成全國人大決議的難以挽回的築壩決定，黃萬裏特別提出大壩一定要能刷沙出庫的建議，為日後泥沙大量淤積預作準備。
當時，除黃萬裏外，還有幾位水利工作者著文，對三門峽水庫設計和初期運行在技術上提出了不同意見，但他們都是“低壩派”。此外，陝西省也從維護地方利益出發，也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要求降低水庫高程。隻有黃萬裏一人，是堅決的“反上派”。
1957年7月，水利部召開了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高壩派代表再次把下遊河道形勢描述得岌岌可危，說如果等著中上遊水土保持（指在支流建壩攔沙）見效再建三門峽大壩，下遊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張立即修建三門峽大壩，攔洪蓄沙，讓清水出庫，並反對減少庫容（即修建360米大壩）。
黃萬裏發言說：三門峽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積，為什麽同意淤積在三門峽以上呢？他認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當然沙會少一些）。沙淤在上遊，將慢慢造成上遊地區鬧水災。
據黃萬裏說，出席此次會議的專家“大多同意蘇聯設計”，隻有他一人“根本反對修此壩，並指出此壩修後將淤沒田地城市的慘狀”。爭辯7天無效後，他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壩，則建議勿堵塞6個排水洞（即導流廊道），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此建議全體同意通過。但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原設計，把六個底洞堵死了。
20世紀70年代，這些底洞又以每個1000萬元的代價打開。40多年後，曾參與三門峽工程技術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陳，他“參加了導流廊道的填充堵，造成水庫淤積，危及關中平原，必須重新打開導流廊道，增建衝沙泄洪隧洞，減少水電裝機容量，為此深感內疚，看來要堅持正確意見，還是很不容易的。”
時間毫不留情地驗證了一切。
1957年，三門峽水庫高壩派取得了勝利。按他們的方法，1962年，三門峽第一台機組投入運行。但問題很快暴露出來。1961年10月，水庫蓄水尚未達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攔門沙”，渭河下遊兩岸及黃河朝邑灘區5000人受洪水包圍，淹沒耕地25萬畝。
在陝西省的強烈反對下，1962年和1964年，中央幾次召開會議，商討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方案。1964年12月，周總理在北京作了總結講話，說：“當前關鍵問題在泥沙，五年三門峽水庫就淤成這個樣子，如不改建，再過五年水庫淤滿後遇上洪水，無疑將會對關中平原有很大影響……不能隻顧下遊不看中遊，更不能說為了救下遊，寧可淹關中……三門峽的改建方案不可再等，必須作決定。”他提出了兩個確保：確保西安，確保下遊。
但改建並沒有挽救上黃河。50年後，黃河上遊水土流失日益惡化，而出庫的清水對下遊河道造成嚴重侵蝕，造成大量灘地崩塌；從1972年起，黃河下遊開始斷流，20世紀90年代已平均每年斷流100多天，1997年高達222天。三門峽水庫建成後不到兩年，水庫淤積嚴重，建庫前渭河下遊是地下河，而現在，這裏變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威脅西安。
為建三門峽水庫而從渭河平原移出的28萬農民，40年後已增加到45萬。他們離開富裕的家園，遷到土地貧瘠的甘肅和渭北高原，幾乎無法耕種，富足的生活一貧如洗；而庫區的土地鹽堿化嚴重，也無法再進行耕種。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原料是從國外進口的，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一噸豬肉換一噸鋼筋。當初的工程預算為13億元，實際消耗遠高於此。但三門峽大壩的修建和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錢，至今沒有作過披露。三門峽水電站原定裝八台機組，總容量為110萬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5台5萬千瓦的機組，總裝機容量25萬千瓦。現在三門峽水電站已再經改裝，但始終未能達到設計的滿負荷運轉。
黃萬裏在堅決反對修三門峽時沒有想到，嚴酷的命運正等著他……
“有這麽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
1957年春，中共中央發動黨外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一向快人快語的黃萬裏在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分兩次發表了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北京的市政建設，也批評了在三門峽方案中，有些專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帶泥沙的，卻仍跟著高唱“黃河清”的現象，還批評了當時盲目學習蘇聯的高校教育模式。
據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記載：
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給毛澤東送去了一期《新清華》，上麵有水利係教授黃萬裏寫的《花叢小語》。黃萬裏是黃炎培的兒子，留學美國的水工專家。文章開頭，是一首他填的《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蔣南翔不是為了這首詞送給毛澤東看的，而是為了文章裏其他一些內容。文章批評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鋪大碎石的路床，卻直接鋪柏油碎石路麵，完全違反了路麵下須先鋪上為了排水和散布載重力的路床這種施工常識。今年春雪特別多，天暖融化之後，路麵下的積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麵受載重時就被壓碎，到處翻漿，車輛無法通行。文章議論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裏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麽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黴的總是人民！”
這篇文章發表時標題下注明“小說”，其中馬路翻漿這情節可不是虛構，5月16日在中央統戰部的座談會上嚴希純的發言就談到了北京築起了很多質量不好的馬路，今年全部翻漿的事。馬路沒有修好，作為一個工程技術問題討論討論，不就足夠了嗎？可是一定要拿來同美帝比腐敗，當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搗亂了。
這篇文章給毛澤東留下了印象。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還在各小組組長的會上說：“有這麽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黃萬裏的詩，總還想讀的。”這裏說的“詩”，即前麵的那首《賀新郎》。
黃萬裏這篇文章還提到這以前不久關於黃河三門峽工程的論證。他批評說，論證中有專家“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典見顏地說黃河水真的會清的，下遊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在那一次論證中，黃萬裏根據黃河泥沙特點，提出降低水庫蓄水位，壩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未被采納。他的書生氣太多，不懂得論證這道程序的作用隻不過是認可既定的方案。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社論，幫黨整風迅速轉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幾經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但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報》第六版上，在毛澤東親自題寫的“什麽話”的欄目下，發表了黃萬裏的《花叢小語》。《人民日報》隨即連續刊登了批判黃萬裏的文章，黃萬裏一夜之間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
黃的文章在《新清華》發表後，據當時在清華水利係任教的趙文源先生回憶：
“每期《新清華》出刊，我們青年教師都熱烈地傳讀、議論，很感興趣。現在回想起來，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當時知識分子中的一種現象，即隻盯住領導的一句話，就機械執行（文中名之為‘但丁’派），另一種現象為隻評功擺好，明知不對，不說為佳，不肯講實話，明哲保身（文中稱為‘歌德’派），文中舉有實例，隻是真人姓名用明顯的隱喻代替，（如敢講真話的人隱改為‘金大朗’，人們稍加分析就可知是錢偉長先生），這實際是對某些不肯講真話的老教授的一種善意的批評（或許微帶辛辣）。《花叢小語》文中還指責了道路連年翻漿，通車不便，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黃萬裏1995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有一次，毛澤東遇見我父親黃炎培時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家裏也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裏把實行百花齊放政策後的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料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麽話？”
此前，1954年，黃萬裏的父親黃炎培先生將“統購統銷”政策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向毛主席提出意見，隨時後在人大內部會上遭到批判。這次反右運動中，黃氏一門可謂受難深重，黃炎培還在世的三個兒子黃萬裏、黃大能、黃必信，兩個女兒黃路、黃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
“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著太陽轉！”
1958年，清華校黨委正式向黃萬裏宣布決定：他被劃為右派。黃萬裏聽後，不動聲色地回答：“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著太陽轉！”
黃萬裏被定為右派後，工資從二級教授降至四級教授，大部分時間在家中賦閑，既不準講課，也不準發表文章，甚至連“先生”“教授”的稱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他的學生趙文源因請教問題，叫了一聲“黃先生”，“頓時感到唰的一聲，在座的所有師生的目光，一齊射向了我，目光中含有責備和不滿，或許還有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年後，他被送到密雲水庫勞改，住在幹打壘的半地窖裏。1959年，隨著寒冷日子的臨近，饑餓越來越逼近人們，在水庫工地上，人們也饑餓難熬。黃萬裏表麵上力爭保持著平靜，但他的內心卻是痛苦的，他寫給家裏的信中說：“我真需要我哪個兒子能在身邊，我可以扶著他走回去。”
可就是在這樣的生活中，黃萬裏一直沒有忘記三門峽。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視三門峽水庫造成的災難，再次向國家領導人上書，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引起當局的重視，被采納。
這一次他上書的對象選擇了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議改建三門峽壩，信是四六韻文寫的，並附有兩首古體詩。信送出之後，果有反應，水利部有關領導囑其提出改建計劃。
黃萬裏用兩個月的時間寫就了三門峽改建方案，其法為開洞排沙，以燈泡式水輪機加速底流，“期救秦川於陸沉，複蓄水以調洪興利”。
據黃萬裏內侄筱白先生回憶，黃萬裏呈交修改方案後，中央指示水電部一位副部長約見黃萬裏談話。“1964年春某天清晨，姑父風塵仆仆進城來到我家談及此事，恰巧家父認識這位副部長，便說這位副部長係工農幹部，文化水平很低，不過一村長之材也，談話恐怕也無助於補。隨即姑父匆匆趕往附近的國家水電部，中午時分又趕回來，連連搖頭歎息，說該部長連村長水平都不具備，簡直是對牛彈琴。”
黃萬裏《改修黃河三門峽壩的原理與方法》最終未能被采用。黃萬裏晚年記述說：“這個建議未得批複，因為對於黃河輸沙下來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則上的分歧．我的主張是必須讓泥沙排出水庫，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張是攔沙上遊，以減免下遊河床淤高。但是，人們也怕泥沙繼續淤在庫內，於是把壩下泄水洞逐年一個個地打開來，弄得大壩千孔百瘡，果然能排出很多沙來。而實際上排出的是潼關以下庫內曆年的積沙，每年隨著水流下來的泥沙仍然淤在潼關以上黃渭河槽裏。人們卻誤認為這樣開洞排沙改建三門峽壩之後，衝淤可以從此平衡了。這樣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轉成了慢性肝炎。”
在三門峽敗象已露時，1964年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向黃炎培提到黃萬裏的詞很好，表示黃萬裏寫個檢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他卻沒有利用這次機會，改善自己處境。
據黃萬裏長子黃觀鴻2003年11月公布的有關黃萬裏的資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64年一天，傳達毛主席春節座談會講話，毛在會上對我祖父黃炎培說：“你兒子黃萬裏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我一聽，喜出望外，心想這回父親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訴父親這個“好消息”，父親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是上邊通過你大大（祖父）要我寫個檢討，交上去。”這本是父親“摘帽”的大好機會，他卻附詩賦詞上書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無高深學問，而是1957年三門峽70人會上，除我之外無其他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麽？”
“無疆無疆，現在是無薑了，買不到薑了”
1966年，“文革”開始了。1957年被打倒的人繼續著他們的命運，但大多數人會選擇三緘其口，明哲保身。黃萬裏不同，他有自己的反抗方式。
運動開始時，學校裏的紅衛兵到處打人，黃萬裏也被打過，用帶扣子的皮帶抽後背，事後隻能俯臥，無法躺下。他立即給周總理寫信，反映這一情況，囑家人親自送交。沒過多久，上麵即派人傳下指示：不許打人。許多人相信，這與黃萬裏的信有關係。
不打人，紅衛兵改給牛鬼蛇神們剃“陰陽頭”，就是把頭發一半剃光，一半留著。黃萬裏被剃陰陽頭後，回家立即叫家人給他剃成光頭。事後，他還拿推子幫其他黑幫分子都也剃成了光頭。
老右派們每天在監督下打掃衛生、政治學習，有時也談論一下時局。當時，流行說“萬壽無疆”，黃萬裏就對同伴們說：“無疆無疆，現在是無薑了，買不到薑了。”
1971年，黃萬裏從江西回到北京，不久又被下放到清華大學水利係基地―――三門峽水庫。在那裏打掃廁所，接受批判。由於這裏的生活條件好得多，又靠近他所希望治理的黃河，黃萬裏的心情好多了。
他掃完廁所，就在樓道裏打太極拳，練氣功。有時還到馬路邊去買小吃、花生米，買完即大模大樣地吃。清華水利係在基地建了個小圖書館，黃萬裏常常跑到裏麵去看外文資料，但通常是用一本毛選蓋住一本外文書，有人來，就看毛選；沒人就看英文書。時間長了，他和燒鍋爐師傅的關係搞得很好，每天都能到鍋爐房洗個熱水澡。
而對於批鬥，黃萬裏已經能夠泰然處之了。他說自己是“老運動員”，輪到批鬥他，他就坐在被批的位置上，讓低頭就低頭，讓怎樣就怎樣。
他的學生沈英談到黃萬裏在三門峽的這段生活時，感歎道：“回想起來，那種壓力，一般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黃先生還能把心思集中到考慮國家大事，他認為治理黃河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時遭到批判，也不灰心喪氣。我記得有一次，黃先生隨清華的人開一個關於黃河的會……當地人並不知道黃先生的身份，把他請上了主席台。結果，回來後黃先生因此被批了一通。但他泰然處之。他認為這種做法不對，但也不把這當成回事。”
初到基地時，上麵對黃萬裏有個明確規定：禁止參加治黃研究及接受校外技術谘詢。但1972年春，黃萬裏突然接到一項任務，清華大學水利係領導讓他在40天裏，就三門峽改建、黃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見。
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在黃萬裏的遺稿中，發現了1972年5月黃萬裏給周總理的一份信函草稿，和1973年3月給“黃委會”主任王化雲的信函草稿。據此推測，讓黃萬裏開展這項研究，很可能是周恩來的意思。
1978年，黃萬裏給《水利係三門峽基地領導及係、校黨委報告》也證實了這種推測。報告中說：“敬愛的已故周總理曾公開鼓勵過，像我這樣的人對於治理黃河有興趣，應到三門峽工作，給予機會，作出貢獻。他的話在1973年全國各大學都傳達過，但北京市的沒有聽到。對已故總理的鼓勵，我十分感激，隻有更加努力改造思想，鑽研治黃之道，以報答他的關懷。可惜我到1976年夏秋才完成治黃方略的研究，在總理逝世之後，對此我悲哀不已！”
這段時間，除了受批判，打掃衛生，黃萬裏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了治黃研究上，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6年。
那一年，他65歲，掉了一顆牙，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他猛然感到，雄心猶在，但以他當時的處境，如果再沒有高層的支持，似乎很難再有為國盡力的機會了。
“不夠資格的才寫申請，我夠資格為什麽寫申請”
“四人幫”垮台後，黃萬裏的牙、前列腺都有了毛病，甚至出現了血尿。隨著大形勢對知識分子的轉暖，他向學校領導遞交了請示報告，要求留京治病，一邊進行科研工作，並提出要把自己多年來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的研究整理成文。
1977年，政治氣候開始出現變化，黃萬裏雖然還戴著右派帽子，仍然就治黃問題，向陳雲和剛複出不久的鄧小平副總理上書進言：
“萬裏研究黃河治理問題四十年了，這一治理方法也擬具有些年了。我認為黃河是可以在三五年內（基本上）治好的，包括安全防洪，下遊廣泛澆水治堿，增沃田五千萬畝以上，三門峽實現原計劃發電100萬千瓦等等（見提要）。曆史上曾有先例：漢王景治河隻用一年時間，經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餘年，河無大患，這是確實的事，應予後人治河以充分的信心。依據這種信心，我研究了中外古今在不同自然條件下各種治河的理論，考椐了黃河的曆史擬定這一設計方略，文中盡量避免專業理論，以適應廣泛審閱，一得之愚，亟待就正於群眾。按治河方略從來是由普通政治經濟工作者提供意見，最後由領導作政治決定的，不限於僅僅專業問題。素仰公對全國經濟建設了如指掌，關懷最憂切。治黃乃千年大計……決定億萬民生，失誤則家國殄瘁……衰病之身，亟願生見河治於大治之年，曷勝迫切待命之至。”
1977年冬，高考製度恢複，知識分子感受到了春意。1978年初，已多年不準從事科研工作的黃萬裏再次向校方提出自己的科研報告。
1980年2月26日，在度過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後，黃萬裏終於獲得了右派“改正的決定”。決定隻有短短幾行，稱：“黃萬裏同誌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準予以改正。恢複政治名譽，恢複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
他是清華右派中，倒數第二個被改正的右派，最後一個獲得改正的是錢偉長。
黃萬裏右派摘帽後，即被重新派上講台，給水利係的青年教師補習課程。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了，不僅給教師們講課，還批改作業。很多當年聽過他課的教師，至今仍保留著他講課的油印底稿。
現清華水利係教師楊鐵笙回憶說：“概率與數理，這個課本應是數學係的人開的。但黃先生講得非常好，條理清晰。而且黃先生不隻從定義公式出發進行推導，而更重要的是結合工程實例作生動有趣的闡發，大家聽了覺得很新鮮，同時也非常佩服。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在努力追蹤學術前沿問題……”
右派改正後，由於各種原因，黃萬裏沒再給本科生上過課，僅在上世紀80年代招過兩個碩士生，也沒有帶過博士生。以黃萬裏本人的學術建樹和在國內外的影響，他無疑具備了在中國一流大學當博導的資格，為什麽清華沒有聘他？
清華水利係教授任裕民先生說：“水利係領導和學校都認為他有資格做博導，但做博導總得走個形式，寫申請。但黃先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寫申請，多此一舉，有資格的人，就是能帶博的人，還要寫申請嗎？不夠資格的才寫申請，我夠資格為什麽寫申請？’”
因不是博導，黃先生到了年齡，就從教學崗位上退了下來。因不是博導，黃先生也就不能再招博士生，不能給學生上課。但是由於黃萬裏本人是留美博士，又是清華教授，有關專業的同行們帶的博士生在畢業時，論文答辯還是請他參加。很多情況下，博士論文答辯不過是走個過場，說幾句虛美之詞，拿了答辯費，彼此都好，就完事了。但黃萬裏偏不隨這個俗。他一定要叫真兒，有時弄得博士生和導師都麵子上不好看，找他參加答辯的人便越來越少。
任裕民教授回憶說：“我記得清楚，有一次人家拿來論文，對黃先生說，‘這是我的文稿。’意思是希望說些好話。但黃先生是好就說好，不好就說不好。後來，一些導師對黃先生說：‘現在這個形勢下，你這樣做，我下次就不好請你了。’我也跟黃先生說：‘差不多就說好吧。當然，絕對不好也不能說好。’黃先生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隻值80分，我不能給打90分。’我說，‘下次人家不請你了。’他說：‘不請我就不請我。’”
雖然不教課，但黃萬裏仍和係裏的老師們保持了融洽的關係。他對人謙遜，無論誰去他家，他都是起身迎接，起身相送。平反後，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很多，又補發了“文革”中被扣的工資，生活相對優裕。但他幾次說：“國家給我這麽高的工資，我的貢獻太少，過意不去。”
教師楊美卿先生回憶說：“80年代初，國內還很少有彩卷。黃先生的兒女在國外，常帶些彩卷回來，他就對我們說：‘哎，帶回來彩卷，我給大家照相，給每位的家人照相。’他真的就拿著相機，跑到每個教師家裏去照相，照完相，又送到國外去衝洗，再將照片送給我們。
“那時美元不好換，他家有美元，就主動地對我們說：‘你們誰要換美元，我這裏有。’有個教師的愛人得了直腸癌，找他幫忙，他二話沒說把他家的麝香拿出來送給他；聽說有的教工有病，他就主動說，我幫你找大夫……”
1998年長江洪水後，黃萬裏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係裏呈上書麵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
“40天來長江全流域發大水，大家天天緊張地看電視、看日報。眼見江水齊岸、湖岸出險……想到自己無能為力，又是教育人們的水利工作者。顯然長江隻用堤防一法是不夠的，對於人力財力是極浪費的。這洪峰範圍大，曆時又久，峰後退水期間防守更艱苦……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另用浚河、疏水等方法。這些正是治河的問題，而我係偏偏又沒有這門課。當前用的治理江河的方法是不合適的。通常我國發洪水一般是南澇北旱，或南旱則北澇。如今大水遍及南北，連渭河、黃河、鬆花江也同時發洪。今後所謂厄爾尼諾現象還將引起氣候劇變。它的定量計算，除數學力學方法外，還需用到概率統計法。除了設計運行外，必須有實地經驗。1934年我改學水利，讀博士是以自然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學為第二副科。回國後不是當官或任教，而是甘受低薪低位，在野外現場實地幹起，十多年後才從事教育。我訓練過三四十位工程師，如今他們都過世了。希望同誌們聽聽我的《水經論叢》，我希望彌補我以往教學的缺點，請同誌們多提意見，一起討論。”
係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症。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裝，打上領帶，堅持站著講課，並親自寫板書。
這是他教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堂課。
“我提這個問題，是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千秋萬代負責”
經曆了20多年的冤屈鎮壓，黃萬裏仍沒學會看政治風向表達學術觀點。
晚年，黃萬裏最關心的事情，除了治黃，還有三峽。從上三峽大壩的消息傳出後，黃萬裏就先後給眾多國家領導人上書，不遺餘力地反對在長江三峽上建大壩。
他認為：從自然地理觀點，長江大壩攔截水沙流，阻礙江口蘇北每年十萬畝的造陸運動；淤塞重慶以上河槽，阻斷航道，壅塞將漫延到滬州、合川以上，勢必毀壞四川壩田。目前測量底水輸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動床試驗在長期內長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礎，隻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長江長期堆積量。故此而論，長江三峽大壩永不可修。如果是為了發電，可在雲貴湘鄂贛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電站，它們的單價低、工期短，經濟效應比三峽大壩發電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經濟規劃而言，也應先修四川盆地邊緣山區之壩，如烏江電站等為宜。
此外，從國防的角度看，大壩建起來後無法確保不被敵襲，也很不安全。
1985年3月他致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提出：“建議勿修三峽壩，代之以雲貴川湘鄂贛豫省大中型電站。”
1985年35周年國慶剛過，他上書鄧小平再次談及三峽一事。
1992年三峽議案已在人大通過後，中共十四大剛結束，他又向新的中央領導上書談三峽之事，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早修晚修、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或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
黃萬裏預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川漢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實為前車之鑒。同時，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建議立即停止一切籌備工作，分專題公開討論，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此信中，黃萬裏附加三篇文章，闡述了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緣由，和長江中、下遊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議，以及對黃河治理、南水北調工程的建議。
但由於黃萬裏的意見與決策者意見相左，有關的研究課題也就與他無關，他得不到任何有關數據，隻能是公布什麽，才了解什麽。在與對手的論戰中，他的論據都是靠當年在川江工作時的觀測數據進行推測。
談到黃萬裏反複上書一事，任裕民先生說：“黃先生對國家大事很關心，而且能夠心底坦蕩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孜孜不倦地解釋。他認為，看到哪裏錯了，提出他的看法是他的責任，是一個公民的義務。黃河、長江、南水北調、海河的治理他都提出過自己的不同看法。一般人提了意見，上麵不理睬也就算了。但黃先生卻向監察部訴諸法律，堅忍不拔，至死還惦記長江之事。這真是超乎常人。建三門峽時沒聽他的，出了問題，他不是興災樂禍，而是很痛心，積極想辦法補救。三峽雖然已經上馬了，他還是要提出來，不要修高壩，要修低壩，下麵要排沙洞等，完全是建設性的態度。”
黃萬裏也多次跟賴敏兒等學生談過：“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這一層次的人解決的問題，應該是更上麵的決策人解決。我提這個問題，是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千秋萬代負責。”
楊鐵笙先生也說：“就黃先生這件事值得深思。一個國家做一項重大工程技術決策，如三峽，這個數以千億計的超級工程決策，涉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穩定，應該采取什麽方法？當然現在在任何一個技術具體問題上下結論還早，但有一個可以肯定，應該充分尊重反對意見的發表，應該劃撥科研經費，讓他研究。哪怕這個研究結論可能是錯的，也應該這樣做……一般的人，你不聽，我就不說了。而黃先生幾十年如一日，你不聽，我再說，再不聽，我再提。”
誠然，黃萬裏在三峽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不一定是正確的，但他對國家、對民族高度負責的態度，卻一以貫之，從未因受任何客觀因素左右而更改。他曾對學生說過：“你們是以一個科技工作者的態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詩人。我是用詩人的感情搞水利的。”這正如他在困境中寫下的詩句：有策犯鱗何足忌，臨危獻璞平生誌……非關傲世玩才智，總是挈情憂國淚。
由於出版受限，黃先生畢生的學術著作一直束之高閣。20世紀90年代後，他自費印了論文集《水經論叢》和詩文集《治水吟草》，在親友中散發。
2001年黃萬裏90歲壽辰前，經領導默許，清華水利係的老師們從各自的課題費中拿出一部分錢來，為黃萬裏先生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黃萬裏文集》。這是一本16開本、360多頁的大書，隻印了不足500本（因紙版隻能印一次），一下子就被人要光。
自2001年6月起，黃先生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得知學校要為他祝壽，非常期待。8月初時，老問：“還有幾天哪？還有那麽多天哪，不行了。”後來的幾天，有時有些神誌不清，總問黃無滿：“黃委會你知道嗎？”黃無滿說“不知道”，他竟很吃驚：“你不知道？”
黃先生臨終前，沈英、賴敏兒夫婦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與他們再次談起治江之事，說著說著，竟流出眼淚，哭了出來。即使在逆境中，學生們也沒見老師這樣傷心地哭過。沈英夫婦怕他激動，起身告辭，黃萬裏堅持把他們送到了門口。
黃萬裏覺得話沒說完，遂回屋寫道：
萬裏老朽手所書：
敏兒、沈英，夫愛妻姝：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為主。
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麵宜打鋼板樁，背水麵宜以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萬裏遺囑
2001年8月8日
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黃萬裏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明白，但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都拒絕在床上大小便，而是堅持讓人攙扶去廁所。清華水利係定在8月20日為他舉行生日祝賀會，家人怕他堅持不到，於18日在家裏提前為他做了壽辰，那天黃萬裏還能坐在輪椅上。8月19日，他開始發高燒，但仍向楊鐵笙老師表示，希望能坐輪椅到會上去。
2001年8月27日15時05分，黃萬裏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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