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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還是中國的一麵鏡子

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剛剛過去不久，中國著實緊張了一陣子，對於蘇聯解體教訓的總結也比較多。現在近20年過去了，中國已在冷戰後的世界中站住了腳跟，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在不少人看來，中國已經擺脫了蘇東劇變的陰影，相關的反思因此也少了。但依筆者之見，蘇聯教訓對中國來說仍然沒有過時，那些導致蘇東劇變的原因仍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中國。更何況，在過去蘇東劇變的研究中，政治的影響仍然太多，許多地方沒法展開，對教訓的挖掘遠不充分。今天，我們已或許能夠從曆史的角度，展開平心靜氣的討論。

依筆者來看，蘇聯諸時期中，沒有一段時期像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1964-1982）那樣以往最被我們所忽視，但又最值得今天的中國借鑒。

一．既強大而脆弱的蘇聯

1977年蘇聯，像今年的中國一樣，在一片繁榮、祥和的氣氛中慶祝了十月革命勝利六十周年。在國內，經濟實力不斷提升，GDP值不斷接近美國；在國際上，利用美國尚未從越戰後遺症中緩過氣來的機會，以緩和為幌子大搞戰略進攻。可以說，那是蘇聯曆史上最為鼎盛的時期，1977年11月7日因此也被當作一個偉大的日子來慶祝。當蘇聯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站在紅場列寧墓的觀禮台上，觀看著盛大的閱兵式與群眾遊行，特別是看到他的畫像與列寧的畫像以同一種規格同時出現時，可以相信他的心裏確實感到無比愜意。我相信，可能當時每一個蘇聯人，也會為強大的蘇聯而感到衷心自豪。

但誰又能想得到呢？就在此後十多年的時間，蘇聯就已成為一個曆史概念，而它完全崩潰解體的時間距勃列日涅夫去世僅僅九年的時間。許多人把蘇聯解體歸咎於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但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蘇聯的問題顯然不是戈氏在短短幾年的執政時間裏所累積起來的。也有人將之歸結為斯大林，因為正是他奠定了高度集權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但此舉似乎也為過當，因為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40多年才解體，其間有足夠的時間發生改變。中國最初不也是師法斯大林模式嗎？但是鄧小平的改革把中國引向了另一條道路，從而免於冷戰結束時的大劫。

因此，公正地說，導致蘇聯解體根本的原因既不在最後的掘墓人戈爾巴喬夫，也不在始作俑者斯大林。筆者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主要負責人的話，那就是勃列日涅夫，因為他在締造蘇聯盛世的同時，也埋下了蘇聯解體的禍根。這種禍根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已經積重難返，其改革不過加速了蘇聯崩潰的進度而已。

禍根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體製的嚴重畸形，二是民族問題愈演愈烈。前者使社會主義模式喪失信譽，後者則使得蘇聯諸民族間離心離德，最終促成蘇聯解體。如果這兩個問題有一個解決了，蘇聯曆史可能都會是另一個麵貌。

但是，勃列日涅夫在其執政時期，打壓總理柯西金的改革措施，將經濟體製退回到斯大林時期的完全依靠計劃、行政命令那一套，使得蘇聯經濟越來越喪失活力。另外，正是在他統治時期，將空前的資源投入軍事工業，使得蘇聯經濟嚴重失衡，連人民的食品供應都無法解決。在民族問題上，他無視民族矛盾，一味采取打壓措施。盡管在高壓政策下，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社會呈現出一派穩定的景象，但人們心中的不滿日益增長，並通過酗酒、破壞勞動紀律、社會治安惡化的形式體現出來，整個社會缺乏信仰，整個蘇聯民族成為沒有精神的民族。因此，當時的蘇聯盛世實際上不過是一座外強中幹的大廈，看似宏偉，一旦風雨襲來，便如摧枯拉朽，霎那間就蕩然無存。

二．蘇聯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

有人可能會說，經濟僵化與民族問題自斯大林時期就存在，不能把帳算到勃列日涅夫頭上。此一判斷前提正確，但結論錯誤，因為勃列日涅夫不隻是固守斯大林模式，而且開了曆史的倒車。在他的前任赫魯曉夫時期，已經開始帶有自由主義經濟色彩的改革，雖然改得缺乏章法，效果也不如人意，但至少已經開了個頭。勃列日涅夫如能沿著這條改革的道路繼續走下去，蘇聯的命運斷不致如此。然而，勃列日涅夫不僅打著反赫魯曉夫的旗幟上台，還對其任內總理的柯西金的改革橫加阻撓，最終使其無疾而終，導致蘇聯經濟最終不可救藥。

其實，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是其統治前期應該說是蘇聯曆史上最適宜於改革的一段時期。首先，從國內環境看，蘇聯經濟實力已有相當增長，特別是借著70年代油價上漲的良機，資源豐富的蘇聯每年都有大量進帳，有資本進行改革。另外，由於勃列日涅夫其實還算是一個比較親民的領導人，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住房條件，人民對政權的信任度開始還較高，如果改革具有較好的群眾基礎。

從國際環境看，當時美國陷於越南戰爭泥淖，無心與蘇聯糾葛，蘇聯可以放心改革。特別是當時蘇聯如果想向西方引進資金與技術的話，在當時緩和的國際環境下也較有利於實現。戈爾巴喬夫後來的改革證明，80年代美國的戰略進攻其實是使他改革受到掣肘的重要原因。雖然西方領導人口頭上對戈氏比較友好，但在關鍵問題上一點也不放鬆。除了他的政治改革得到西方的口頭鼓勵外，對經濟社會上的改革很少得到西方的支持。

但是，蘇聯最終錯過了這段最佳的改革良機。等到70年代80年代初時，以上有利於改革的條件全部失去了。從國內層麵看，經濟失衡日益嚴重，民眾生活水平難以進一步提高，而油價也開始下跌，使蘇聯失去了一個重要財源。在國際方麵，由於蘇聯自己發動阿富汗戰爭，不但消耗了自己大量的資源，最重要的是激起了西方的全麵敵意，與美國重陷冷戰，不再有良好的國際環境。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也是西方新科學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的時期，而蘇聯並沒有抓住新一輪的革新浪潮，最終在競爭中不可避免地落伍。大國競爭的曆史證明，勝出的大國總是那些抓住了當時最新科技機會的國家，因為這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英國正是因為在第一科技革命中拔得頭籌而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而美國則是在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標誌的第二科技革命中占據先機，而一躍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工業國家。20世紀80年代，美國一度擔心會被日本超過，但後來它在90年代抓住了信息革命的機會，從而再次穩固了其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

三．停滯的根源：個人，還是體製？

那麽，當時蘇聯為什麽未能進行改革呢？多數人將之歸結為個人原因，即勃列日涅夫身上。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代，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勃列日涅夫是一個平庸的領導人。他不愛學習，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很少讀馬列著作，也從不親自動手寫東西。而且，他還愛慕虛榮，熱心於給自己頒發獎章，卻不願去詳細了解當時蘇聯的真正情況。

情況確實如此，但並非蘇聯停滯的真正根源。筆者以為，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未能進行改革，除了個人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他締造了一種阻撓改革的僵化的權力體製。一旦這種體製形成，即使他想改革，可能也無可奈何。

這種所謂的體製就是權力的高度封閉，形成一個強大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團，他們身居蘇聯政治社會生活的核心位置，掌握了一切資源，杜絕了一切可能改革的出現。

勃列日涅夫的前任赫魯曉夫可以說是被整個官僚集團推翻的，因為他動了他們的“奶酪”：搞定期任職、按比例更換，還大量削減官僚特權。因此，在推翻赫魯曉夫之後，勃列日涅夫認真吸取了其經驗教訓，發展出一套以依靠官僚鞏固權力的辦法。他在排擠了那些可能對其領導地位構成威脅的對手後，對整個官僚集團采取大肆籠絡的辦法，首先就是廢除赫魯曉夫製定的任期製與按比例輪換，把整個官僚集團的官位穩定下來。另外，斯大林時期開始的官僚特權也大量恢複，鞏固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開始大量任用自己的人，這些人多是勃列日涅夫前下屬、老鄉甚至是親屬，被人稱為“第聶伯幫”（第聶伯河灣區是勃列日涅夫出生和最初邁上政壇的地方）。他們其中許多人成為中央委員、各部部長，不少成為政治局委員，甚至有一位成為後來接替柯西金任總理（吉洪諾夫），還有一位則在安德羅波夫之後任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第聶伯幫”牢固控製了當時的核心權力，成為勃列日涅夫體製的基石。即使不是屬於這個圈子的官僚，甚至是其政治對手，勃列日涅夫也大加籠絡，給他們提供體麵的退休待遇，甚至幫助其親屬解決其住房問題。

勃列日涅夫籠絡官僚的另一個法寶就是讓其中的高層官員們終身任職，輕易不解除他們的職務。另外，他也不像赫魯曉夫那樣親力親為，到處幹涉，而是賦予其部屬、同事在其領域內的充分權力，隻要他們支持他的最高領導地位。通過這些手段，勃列日涅夫不但最終在“三駕馬車”中脫穎而出，成為無可爭議的蘇聯領導人，還獲得了官僚集團的幾乎一致擁戴。因此，即使是到其年老，實際上不能視事的時候，官僚們真心實意地不願意讓他退休，因為他讓他們活得太舒服了。

官僚們的幸運正是蘇聯的不幸。由於形成了一個保守、僵化且長期在位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團，蘇聯的一切改革都變得不可能。如果說有什麽變化的話，那隻能是變得更有利於官僚集團的利益，如特權的不斷增加，腐敗更加不受限製，以及像柯西金那樣緩和的改革也逐步終止。另外，在筆者看來極其重要的是，這種封閉的權力體製極大地削弱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最終陷於無力回天的境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問題，但真正強大的國家，其體製使得其能夠不斷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保持不斷進步。如美國，奴隸製、種族隔離、經濟體係的過於自由放任都曾使美國陷於困境，但其政治體製最終和平地解決了這些問題，從而使它在較長時期內並且迄今仍然保持了強大地位。

但在勃列日涅夫體製下，官僚集團滿足於現狀，對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缺乏應有的敏感。另外，隨著任人唯親、官僚老化以及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使得整個體製解決問題的能力嚴重下降。特別是，在一個領導人、一個官僚集團長期執政的情況下，缺乏相應的糾錯機製。這樣，蘇聯的錯誤與停滯就一直延續了18年，一直到它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為止。直到那些領導人由於老化、去世而最終退出曆史舞台，到戈爾巴喬夫手裏才有可能真正啟動改革，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四．中國與當時蘇聯有什麽不同？

有人可能同意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確實問題嚴重的判斷，但會指出：中國不是已經都改革30年了嗎？當時蘇聯的教訓對我們還有什麽用呢？

確實應該承認，現在中國已不同於當時蘇聯。這些不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推進了經濟體製改革，已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
2．政治體製方麵廢除了終身製，老年政治現象不再，個人崇拜也大大減輕了。

但是，相同之處也是明顯的，那就是當前中國也存在一個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強大官僚集團，同樣存在一個封閉的權力圈。這個官僚集團雖然沒有終身任職，但在幾個方麵比起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官僚集團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一，當前中國官僚集團仍然享有廣泛特權，如在高額的福利保障、優惠住房獲取以及一定級別領導以上的待遇終身製。事實上，由於這種特權的廣泛性，以及由於不再存在上層領導的終身任職從而排除了下層官僚的上升障礙，這個集團的規模比蘇聯時期更為龐大，向心力也更大。

第二，這個官僚集團仍然掌握了社會中的關鍵位置與核心資源，特別是近幾年來，萌芽中的中國公民社會出現萎縮跡象，官僚集團控製的“國家”力量重新進入到許多行業與領域，政府控製社會的力量不但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強化。

第三，由於收入的分化、教育的不公，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大為減小，當官的子女更容易當官，官僚集團有更加封閉化的趨向。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當前中國的官僚集團在許多時候，已由改革開放之初的推動力量變成阻撓力量，因為接下來的許多改革就要改革到他們自己身上。雖然改革開放的成績使得改革成為一個不容否定的合法概念，但官僚集團完全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與能量扭曲這種改革。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在住房、醫療以及高等教育等方麵改革中出現的巨大問題，就反映了這種強大扭曲力的存在。

或許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扭曲正在慢慢消蝕人們心中對改革合法性的崇奉。一些左派人士之所以反對改革，就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改革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但實際上，這並非改革本身的問題，而是改革被官僚集團所扭曲而產生的問題。

還可以看到的是，與當時蘇聯相比，中國雖然已擺脫了對重工業的嚴重偏向與依賴，但存在另一種形式的經濟結構失衡：對投資與出口的高度依賴，科技創新力仍然不足；民族問題雖然不如蘇聯那樣具有爆炸性，但確實還存在許多問題並在近期內有嚴重化的傾向，3·14事件、7·5事件就是向我們敲響的警鍾。整個社會中的信仰迷失、精神空虛甚至是對社會不滿情緒都在增加，而這些實際上才是一個強大、健全社會的真正根基。

因此，盡管有很多不同，但中蘇間有一點是相同的：像勃列日涅夫時的蘇聯一樣，當前中國也很強大；像勃列日涅夫時的蘇聯一樣，當前中國也仍然脆弱。

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多研究一下蘇聯的曆史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教訓、多從蘇聯的廢墟中發現一些警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