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毛 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公開表態zt
(2009-10-29 15: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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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毛 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公開表態
,對於軍隊院校工作,毛 明顯不滿:
“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
關於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毛直言不諱地批評說:
“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教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
最後,毛 意猶未盡,轉而對劉伯承、粟裕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評價。
參考
6月23日和29日,毛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表講話,他說:
“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還活著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講話的末尾,他還對劉伯承、粟裕做了不適當的評論。
當時,領導會議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說蕭克抵抗反教條主義運動,拒不檢討。
毛主席還說到蕭克是壞人,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人。[b/]
關於粟裕,(本文隻涉及與粟裕有關的內容)
毛主席是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主導者,他 嚴厲指責粟裕“驕傲”、“自大”。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前一階段集中批判粟裕的“個人主義”,後一階段集中批判劉伯承的“教條主義”,名義上是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負責召開的。
實際上,要批鬥像劉伯承和粟裕這樣功勳卓著的高級將領,沒有黨的主席兼軍委主席毛澤東的首肯,是絕對辦不到的;
而仔細考察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前後過程,從毛主席多次在不同範圍、不同場合就會議“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采用的方式”以及“決心開好會議”的講話和具體指示,也不難看出這次會議的真正主導者是毛主席。
因此,5月27日正式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開始批判粟裕的所謂“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所謂“一貫反領導”、“向黨向國防部要權”、“告洋狀裏通外國”等等“錯誤”時,由於粟裕的功勞等實在難以進行下去。
5月30日,黃克誠大將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
“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
6月7日,毛主席寫信給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指示他“幫助德懷同誌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
6月9日,黃克誠再次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
“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來。”
於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人數便由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原先粟裕隻須麵向50人的小會作檢討,後來卻要麵對1000人的大會挨批鬥,他大會小會檢討了8次也無法過關,與會的某些人硬是擺出一幅非要把他“批倒批臭”不可的架勢。
就在粟裕第二次大會檢討之前,毛主席發話:
“粟裕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
這句“不能說都是為私”的話實在耐人尋味,現在有關文章大都說毛主席這句話是為粟裕開脫,“實際上保了粟裕”。
但是,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還是有“為私”的錯誤,必須批判;“不都是為私”,故批判應適可而止、留有餘地。
7月14日,粟裕在第二次批判大會上作檢討,在強大壓力下把硬加給他的那些“錯誤”幾乎都承認了。
主持批判會的陳毅元帥已經領悟到毛主席講話的用意,於是粟裕檢討完他立即帶頭鼓掌表示通過,這才使粟裕勉強過關。
第二天陳毅在大會上說,粟裕昨天的檢討“我認為很好”,“他轉了就很好”。這“轉了”的含義分明是認定粟裕“有錯誤”(即“個人主義”),因為他現在檢討了、認錯了,所以是“轉了”,所以“就很好”。
不久,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批評粟裕說:
“粟裕比較驕傲些,勝利多了,衝昏了頭腦”,“老子天下第一”,“粟裕的經驗主義是有自大的一麵”,“你總有一些東西要暴露出來,這次就暴露了”。盡管粟裕在之前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已經作了“深刻檢討”,把指責他的“錯誤”都違心地認了下來,但是毛主席仍然揪住不放,後來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竟然指名道姓地說粟裕是軍內的“壞人”(還寫入了中央文件),不依不饒。
8月31日,黨中央決定撤銷粟裕的總參謀長職務,調軍科院任副院長。鄧小平找粟裕談話說:今後你就到軍事科學院去,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去跑了。
就這樣剝奪了粟裕將軍這位“戰神”接觸野戰部隊的權利。而對粟裕的所謂“錯誤”,並未做出“組織結論”或“正式決定”,是采用什麽“口頭傳達”的方式,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 ,其效果是“全黨全軍皆知”。
令人驚詫的是,1960年1月毛主席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意對參加會議的粟裕說:“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懷他們那個千人大會上搞的。”
明明是毛主席自己當年指令批判會“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決定會議擴充人數加大壓力以及後來點名粟裕是軍內“壞人”,此時竟不顧事實地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
說來也可悲,有些人(包括有的共產黨被批判者)
總是一相情願地理解毛主席的話,意味深長的“不能說都是為私”被說成是“保了粟裕”,違背事實的
“你的事可不能怪我”被想象成“代表中央”為粟裕“平反”。
總之是沒有搞懂毛主席那些話的真實意圖,因而每每期望變成次次失望就在所難免了。
錯誤批判粟裕等將帥的主要責任人是毛主席
關於1958年對劉伯承、粟裕等將帥錯誤批判的責任問題,當事人的傳記、有關文章以及研討會發言等等,大都竭力回避毛主席應負的主要責任。毛主席在世時,這個問題是進入不得的“禁區”,誰敢進入誰就會招致滅頂之災。
突出的事例是,在當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大校對批判劉伯承“教條主義”不服,說
“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那句“毛主席批準的”話還沒講完,就被當場摘掉帽徽領章拉出去關押起來,之後被開除軍籍下放“改造”。
“文革”中舊事重提,蔡鐵根同誌堅持自己沒罪,說誣陷他是“大右派”的人才有罪,結果被以“現行反革命罪”槍斃(處決報告由當時的南京軍區和江蘇省革委會負責人簽名批準)。
毛主席逝世後直至今天,許多人出於對老人家的熱愛和敬重等等可以理解的原因,仍然自覺不自覺地回避毛主席對1958年錯批那些將帥的責任問題。
他們常常是就事論事,要麽談論當年批判的一些具體問題,要麽細說幾位當事人的“個人恩怨”和“曆史嫌隙”,要麽描述批判者“瀉私憤”的各種過激言行,目的就是直接或間接地把“主要責任”算到彭德懷頭上,或者推到在軍委擴大會議前後起了重要作用的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人身上。
不錯,上述幾位重量級人物確實有各自的責任,特別是由於彭、聶與粟裕在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加之存在某些“個人恩怨”,使他們(尤其彭)在對粟裕錯誤批判中起了很壞的作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能否批判粟裕等人的最終於決定者畢竟是毛主席,而不是彭德懷等人。
假如“主要責任”在彭德懷,那麽1959年他就被“徹底打倒批臭”,而一年前被錯批的那些將帥依然長期沒有獲得平反昭雪又作何解釋呢?
說到彭德懷元帥的責任問題,應當提及肖克將軍講過的一段話:“彭德懷在被‘罷官’以後,曾囑托他的侄子代他向我道歉,說‘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聽到這話,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感到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
總而言之,1958年對劉伯承、粟裕、肖克等將帥錯誤批判的主要責任人是毛主席。
若不是毛主席決心要整倒劉、粟等人,任何人想整也整不倒像他們這樣有突出貢獻的著名將帥,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一個不爭的事實。
肖克將軍《回憶錄》中的一個“注”,或許可以印證這個事實。
《回憶錄》提到1978年11月總政發出改變肖克1958年結論的通知說,
“鑒於當時蕭克同誌已作了檢討,彭德懷和林彪別有用心,借機整人”,
肖克在“借機整人”後麵加了一個注:“恐怕彭林都是踩著鑼鼓點跳的”。
究竟彭林踩著“誰”的鑼鼓點跳,蕭克將軍此話所指不言而喻。
“文革”中,毛主席再次起用粟裕將軍。
看來一是粟裕確有才幹,雖被打入冷宮已近十年,但畢竟威望仍存;
二是此時大部分將帥或被“打倒”或“靠邊站”,無人可用;
三是當年批判粟裕時留有餘地,沒有“徹底打倒”,再用也說得過去。
盡管粟裕將軍重新擔任了國家和軍隊的重要領導職務,為國家為軍隊做出了新貢獻,但他卻一直未能從冤案中解脫出來,致使他長期感到這是壓在身上的“沉重負擔”,“內心深為痛苦”(粉碎“四人幫”後將軍首次寫申訴報告用語)。
顯然,當時粟裕能否平反的大權依然掌握在毛主席手中,他對粟裕的態度似乎是“用歸用”,平反之事別想。
由此可知,毛主席直到那時也沒有認為1958年批判粟裕等將帥是錯誤的。
毛辦事從來不出麵。(見 單少傑 的文章 毛 整人與怕史—毛 三十周年祭)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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