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有生之年為何從未點名批評過蔣介石？zt

魯迅有生之年為何從未點名批評過蔣介石？

來源：南方周末

作為浙江籍鄉黨，魯迅與蔣介石之間，從來沒有過直接交往。不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魯迅對於蔣介石是單方麵寄托著美好期待的。

1926年10月20日，正在廈門大學任國文係教授的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書信中，立場鮮明地站在了蔣介石一邊:“現在我最恨什麽‘學者隻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麽？國民黨有力時，對於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於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但民黨複起時，卻又忘卻了，這時他們自然也將故態隱藏起來。上午和兼士談天，他也很以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眾人，但我現在沒有機會，待與什麽言論機關有關係時再說罷。我想伏園未必做政論，是辦副刊，孟餘們的意思，大約以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幹一下。”上述文字出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兩地書全編》中的第67號原信，這裏的“孟餘”，就是前北京大學教務主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顧兆熊，他與李石曾、吳稚暉、汪精衛、徐謙、易培基、朱家驊、李書華、李玄伯、陳惺農、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馬敘倫、孫伏園、孫福熙、章廷謙等人，同屬北京學界主要由曾經留學法國或日本的國民黨籍教授學者所組成的“法日派”。“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顧孟餘南下廣州就任國民黨中央的宣傳部長，隨後又北上武漢，成為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武漢政府核心成員。

正是為了兌現國民黨資深黨員、廈門大學國文係主任兼國學院主任沈兼士的“希望”，魯迅到廣州後，堅決反對代理校長朱家驊和文學院長傅斯年聘請與胡適關係密切的顧頡剛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以至於憤而辭職。1927年4月26日，已經辭去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的魯迅致信孫伏園說:“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麽反對民黨，使沈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這裏來做教授了。”5月11日，時任國民黨武漢政府主辦的《中央日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把魯迅的來信加上編者按，公開發表在由他自己主持的副刊上。

1933年4月，魯迅把自己與許廣平之間的來往書信編輯成為《兩地書》，交給北新書局的李小峰以青光書局名義公開發行，其中刪改了蔣介石的名字以及與黨派立場相關聯的大段文字。

在魯迅的文字記錄中第二次出現蔣介石的名字，是1927年6月12日的致章廷謙信:“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我之‘何時離粵’與‘何之’問題，一時殊難說。我現在因為有國庫券，還可取幾文錢，所以住在這裏，反正離開也不過寓滬，多一番應酬。

……至於此後，則如暑假前後，咱們的‘介石同誌’打到北京，我也許回北京去，但一麵也想漂流漂流，可惡一通，試試我這個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槍暗箭。總而言之，現在是過一天算一天，沒有一定者也。”這封信中的前一個“介石”，指的是魯迅北京時期的同鄉兼同事鄭奠。“孑公”就是當時支持國民黨軍閥蔣介石、李濟深等人“護黨救國”的蔡元培，他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介石同誌”，自然是繼上海1927年4月12日武裝清黨之後揮師北伐的蔣介石。

1927年10月3日，魯迅與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他的第一選擇是與時任勞動大學校長的易培基繼續合作。10月25日，魯迅應易培基的邀請到勞動大學發表演講，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階級》，收入《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篇》。他在這篇演講的開場白中介紹說:“這次易先生要我來講幾句話；因為我去年親見易先生在北京和軍閥官僚怎樣奮鬥，而且我也參與其間，所以他要我來，我是不得不來的。”但是，魯迅在易培基那裏並沒有得到比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更好的待遇。到了1927年12月，反而是被魯迅斥為“氣味不投”的同鄉前輩、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動給他送來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薪金的“特約撰述員”聘書。一年以後，這筆薪金改為蔣夢麟任部長的“教育部編輯費”。魯迅於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之後，依然是照領不誤，直到1931年12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兼理部務”時才被裁撤。

魯迅對於蔣介石還算美好的期待因此終結，不過，他在有生之年點名批評過許多人，卻再沒有提過蔣介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