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躍進始作俑者”心理動機探秘
源起於1957年底的那場大躍進，給億萬中國人帶來了一場無情的大災難！
毛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施以”機關槍、迫擊炮及其他“的火力攻擊時，曾經怒發戟指地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其無後乎？“
禍起於莫斯科會議後毛澤東“超英趕美”壓蘇聯、與赫魯曉夫爭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的“雄心壯誌”，和由此而來搶先於蘇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把中國社會拖進了災難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大批周恩來的“反冒進”時，他氣勢攝人地借題發揮了一通：“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 毛澤東一股作氣應承下來，並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談起他心中的宏圖偉略：大躍進！
大躍進是毛澤東狂熱衝動的產物，是一場因“偉大領袖”個人好惡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災難！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毛澤東心理衝動的巨大刺激：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粗魯莽撞的機遇下，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
南寧會議，體現了他不顧一切向前衝的決心；北戴河會議，正式吹響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煉鋼鐵”的進軍號。什麽大不列顛、美利堅，統統不在話下！“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三年建成共產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了毛澤東心中最富特色的口號。毛澤東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燒著整個神洲。中國大陸陷入一場全民狂熱的激情衝動之中！
以曆史的眼光，平心靜氣而論，就毛澤東的心理特質，遇上魯莽而又叛逆，大刀闊斧而又敢作敢為的赫魯曉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發起毛澤東晚年心理上糾纏不息又揮之不去兩大夢魘的，就是這個蘇聯人！
晚年毛澤東心理障礙重重，尋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於赫魯曉夫行為所造成兩大刺激：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全麵破產，否定斯大林而引發的接班人危機。
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發表揭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巨大的社會震蕩，波蘭波茲南事件，匈牙利布達佩斯“暴亂”，憤怒的群眾搗毀了斯大林銅像……
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對於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澤東也是有些私心竊喜，這是中國人伸張民族情懷的大好機遇。他說：“孫悟空甩掉了頭上的金箍咒！”他在黨內發起了一場關於斯大林對中共所犯錯誤的清算。
毛澤東不喜歡也看不起赫魯曉夫這位魯莽、衝動、誇誇其談且狂妄自大的蘇聯領袖，他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身後的批判，和由此將在中國引發的危機。他說：“個人崇拜還是要搞一點的。六億多人口的中國，不搞一點個人崇拜，那還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毛澤東心理衝動的巨大刺激：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粗魯莽撞的機遇下，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
在大唱“蘇聯為首”高調的同時，毛澤東以斯大林問題、國際共運中各國黨的關係、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核時代是和平過渡還是戰爭、社會主義建設要趕超資本主義等一係列問題上，向赫魯曉夫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發起全麵挑戰。
但他心中有數，關鍵的問題還是經濟實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赫魯曉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過和平競賽，蘇聯在十五年內要趕上並超過美國。蘇共領導人確定，從1959年內算起，在十二年內達到共產主義。
爭強好勝、不甘人後的毛澤東聞風而動，11月18日，在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國人是很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8年8月風起雲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將中國大陸引向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潮。毛澤東豪情勃發，激情似火，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爭雄蘇聯，那是為了他爭強好勝的性情，為了他領袖群倫的欲望，更是為了他從青年時代癡迷的“新村”主義演繹而來的那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夢想！
“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的社會模式被創造出來後，毛澤東自認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被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新曙光”，“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結構”。
在兩千多年曆史的小農經濟和皇權專製的中國，人民公社大有市場。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導思想是“一大二公窮過渡”，組織原則即軍事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為共產、共食、共居的新村烏托邦。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並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兒所、幸福院、縫紉廠，實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軍事化共產主義體製。
這種軍事化的國家農奴製，使得幾千年來小農經濟的農民，成為國家農奴，並成為其最大限度榨取農產品的源泉，成為各級幹部大搞“大兵團作戰”，“爭上遊”、“奪紅旗”、大躍進的工具，“五風”如洪水猛獸橫掃中國大陸。所謂“五風”，即“共產風”、“瞎指揮風”、“浮誇風”、“高征購風”及“強迫命令風”下的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和生活特殊化。
這一切使得中國大陸的廣大農民徹底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加上時值秋收季節，又大搞“鋼鐵元帥升帳”，“九千萬人大煉鋼鐵”，致使收割時節嚴重缺乏勞動力，各地普遍出現“穀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豐年不豐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嚴重的饑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個中國大陸。據中共中央有關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國因饑餓而發生浮腫、幹瘦、胃腸道、婦女絕經、小兒嚴重營養不良、疳積、紫紺等嚴重病情，將近四千萬人次，河南、山東、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廣西、廣東等15個省普遍發生餓死人的情況。
無情的現實，迫使毛澤東逐漸清醒起來。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1958年11月開始的9個月糾左工作，使得大躍進以來的社會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轉。
1959年8月，廬山風雲，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萬言書中一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詰難，激起毛澤東歇斯底裏的勃然大怒，一場“反右傾”、“更大躍進”勢不可擋。從此，中國社會徹底改變了因麵對困境而實施半年之久的調整方向，並由此陷入了長達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萬人死難於斯的大饑荒和大災難！
“反右傾”運動，在“打倒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同時，黨內370餘萬敢於講真話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這還不包括在9月“鳴放”運動中遠遠大於此數的被動員起來“鳴放”而治罪的廣大社員群眾！
但是，毛澤東決不甘心承認失敗，更不願意為他所造成的失敗承擔責任。
當大饑荒來臨之後，河南省最早向中央報告餓死人的原因時提出，“連續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因吃了不衛生的食物和不注意衛生，造成一些地方發生了死人情況”，毛澤東將此批轉全國後，於是心領神會而又急於推卸責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為由，在上報材料時紛紛效尤，以此為死人的緣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國各省、地、縣紛紛成立“防病治病領導小組”。
盡管赫魯曉夫鑒於中國發生的嚴重災難，主動提出希望中國暫緩還債的建議。麵對慘敗而惱羞成怒的毛澤東，記恨於赫魯曉夫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不顧於大饑荒和大量死人的嚴峻現實，意氣用事，硬是為了“爭一口氣”，還清外債。
為此，強奪饑民口中食，以高額征購任務，加重了那場災荒的程度。毛澤東又一手挑起了中蘇大論戰，造成中蘇交惡。“蘇聯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成為“偉大領袖”用民族矛盾掩蓋國內危機、轉移民眾視線的有效口實。
於是，“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債”成為推卸1960～1962年大饑荒責任的理由，成為向全國人民推諉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釋！
與此同時，各級幹部中迷途知返者為解民於水火倒懸，開始推行的“責任田”，與農民死裏求生自發的“承包製”和“單幹風”相呼應。隨著中央一線領導人對於“好大喜功”、“頭腦發熱”、“專權獨斷”的“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失去信心，“陽奉陰違”，甚至“公然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路線”，實行起明智的政策調整。隨著救民於水火倒懸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國大陸，終於逐漸走出困境，國計民生漸次有了起色，人民群眾、尤其是億萬農民才有了填飽肚子的糧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會凸現其既往的錯誤，必須將以劉、鄧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置於萬眾唾棄的絕地！
為此，“偉大領袖”刻意進一步煽動起民眾新的危機感，劉、鄧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漸次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聯係掛鉤在一起。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批“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危言聳聽地對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舉發難。他說，包產40%到戶，單幹、集體兩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一邊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了。他批評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要求單幹，甚至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還憤憤不平地說，“赫魯曉夫也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曆來習慣於受人愚弄和臣服於強權而剛吃飽肚子的中國人民，被“兩極分化”嚇得膽戰心驚，又將再次隨著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轟趕緊了新的危機和災難……
的確，大躍進是毛澤東自詡的“好大喜功”，狂熱衝動的產物，也是從此以後毛澤東心中諱莫如深的瘡疤。如果說此前毛澤東的心理動機，誌在高遠，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氣慨，要建千秋大業，立萬世奇功；而自此以後，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機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樣身後被人否定的下場。
從而，一場新的運動，又在窺視著劫難叢生的中國！
源起於1957年底的那場大躍進，給億萬中國人帶來了一場無情的大災難！
毛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施以”機關槍、迫擊炮及其他“的火力攻擊時，曾經怒發戟指地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其無後乎？“
禍起於莫斯科會議後毛澤東“超英趕美”壓蘇聯、與赫魯曉夫爭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的“雄心壯誌”，和由此而來搶先於蘇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把中國社會拖進了災難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大批周恩來的“反冒進”時，他氣勢攝人地借題發揮了一通：“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 毛澤東一股作氣應承下來，並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談起他心中的宏圖偉略：大躍進！
大躍進是毛澤東狂熱衝動的產物，是一場因“偉大領袖”個人好惡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災難！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毛澤東心理衝動的巨大刺激：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粗魯莽撞的機遇下，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
南寧會議，體現了他不顧一切向前衝的決心；北戴河會議，正式吹響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煉鋼鐵”的進軍號。什麽大不列顛、美利堅，統統不在話下！“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三年建成共產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了毛澤東心中最富特色的口號。毛澤東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燒著整個神洲。中國大陸陷入一場全民狂熱的激情衝動之中！
以曆史的眼光，平心靜氣而論，就毛澤東的心理特質，遇上魯莽而又叛逆，大刀闊斧而又敢作敢為的赫魯曉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發起毛澤東晚年心理上糾纏不息又揮之不去兩大夢魘的，就是這個蘇聯人！
晚年毛澤東心理障礙重重，尋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於赫魯曉夫行為所造成兩大刺激：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全麵破產，否定斯大林而引發的接班人危機。
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發表揭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巨大的社會震蕩，波蘭波茲南事件，匈牙利布達佩斯“暴亂”，憤怒的群眾搗毀了斯大林銅像……
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對於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澤東也是有些私心竊喜，這是中國人伸張民族情懷的大好機遇。他說：“孫悟空甩掉了頭上的金箍咒！”他在黨內發起了一場關於斯大林對中共所犯錯誤的清算。
毛澤東不喜歡也看不起赫魯曉夫這位魯莽、衝動、誇誇其談且狂妄自大的蘇聯領袖，他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身後的批判，和由此將在中國引發的危機。他說：“個人崇拜還是要搞一點的。六億多人口的中國，不搞一點個人崇拜，那還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毛澤東心理衝動的巨大刺激：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粗魯莽撞的機遇下，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
在大唱“蘇聯為首”高調的同時，毛澤東以斯大林問題、國際共運中各國黨的關係、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核時代是和平過渡還是戰爭、社會主義建設要趕超資本主義等一係列問題上，向赫魯曉夫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發起全麵挑戰。
但他心中有數，關鍵的問題還是經濟實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赫魯曉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過和平競賽，蘇聯在十五年內要趕上並超過美國。蘇共領導人確定，從1959年內算起，在十二年內達到共產主義。
爭強好勝、不甘人後的毛澤東聞風而動，11月18日，在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國人是很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8年8月風起雲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將中國大陸引向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潮。毛澤東豪情勃發，激情似火，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爭雄蘇聯，那是為了他爭強好勝的性情，為了他領袖群倫的欲望，更是為了他從青年時代癡迷的“新村”主義演繹而來的那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夢想！
“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的社會模式被創造出來後，毛澤東自認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被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新曙光”，“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結構”。
在兩千多年曆史的小農經濟和皇權專製的中國，人民公社大有市場。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導思想是“一大二公窮過渡”，組織原則即軍事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為共產、共食、共居的新村烏托邦。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並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兒所、幸福院、縫紉廠，實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軍事化共產主義體製。
這種軍事化的國家農奴製，使得幾千年來小農經濟的農民，成為國家農奴，並成為其最大限度榨取農產品的源泉，成為各級幹部大搞“大兵團作戰”，“爭上遊”、“奪紅旗”、大躍進的工具，“五風”如洪水猛獸橫掃中國大陸。所謂“五風”，即“共產風”、“瞎指揮風”、“浮誇風”、“高征購風”及“強迫命令風”下的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和生活特殊化。
這一切使得中國大陸的廣大農民徹底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加上時值秋收季節，又大搞“鋼鐵元帥升帳”，“九千萬人大煉鋼鐵”，致使收割時節嚴重缺乏勞動力，各地普遍出現“穀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豐年不豐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嚴重的饑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個中國大陸。據中共中央有關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國因饑餓而發生浮腫、幹瘦、胃腸道、婦女絕經、小兒嚴重營養不良、疳積、紫紺等嚴重病情，將近四千萬人次，河南、山東、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廣西、廣東等15個省普遍發生餓死人的情況。
無情的現實，迫使毛澤東逐漸清醒起來。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1958年11月開始的9個月糾左工作，使得大躍進以來的社會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轉。
1959年8月，廬山風雲，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萬言書中一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詰難，激起毛澤東歇斯底裏的勃然大怒，一場“反右傾”、“更大躍進”勢不可擋。從此，中國社會徹底改變了因麵對困境而實施半年之久的調整方向，並由此陷入了長達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萬人死難於斯的大饑荒和大災難！
“反右傾”運動，在“打倒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同時，黨內370餘萬敢於講真話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這還不包括在9月“鳴放”運動中遠遠大於此數的被動員起來“鳴放”而治罪的廣大社員群眾！
但是，毛澤東決不甘心承認失敗，更不願意為他所造成的失敗承擔責任。
當大饑荒來臨之後，河南省最早向中央報告餓死人的原因時提出，“連續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因吃了不衛生的食物和不注意衛生，造成一些地方發生了死人情況”，毛澤東將此批轉全國後，於是心領神會而又急於推卸責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為由，在上報材料時紛紛效尤，以此為死人的緣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國各省、地、縣紛紛成立“防病治病領導小組”。
盡管赫魯曉夫鑒於中國發生的嚴重災難，主動提出希望中國暫緩還債的建議。麵對慘敗而惱羞成怒的毛澤東，記恨於赫魯曉夫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不顧於大饑荒和大量死人的嚴峻現實，意氣用事，硬是為了“爭一口氣”，還清外債。
為此，強奪饑民口中食，以高額征購任務，加重了那場災荒的程度。毛澤東又一手挑起了中蘇大論戰，造成中蘇交惡。“蘇聯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成為“偉大領袖”用民族矛盾掩蓋國內危機、轉移民眾視線的有效口實。
於是，“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債”成為推卸1960～1962年大饑荒責任的理由，成為向全國人民推諉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釋！
與此同時，各級幹部中迷途知返者為解民於水火倒懸，開始推行的“責任田”，與農民死裏求生自發的“承包製”和“單幹風”相呼應。隨著中央一線領導人對於“好大喜功”、“頭腦發熱”、“專權獨斷”的“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失去信心，“陽奉陰違”，甚至“公然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路線”，實行起明智的政策調整。隨著救民於水火倒懸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國大陸，終於逐漸走出困境，國計民生漸次有了起色，人民群眾、尤其是億萬農民才有了填飽肚子的糧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會凸現其既往的錯誤，必須將以劉、鄧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置於萬眾唾棄的絕地！
為此，“偉大領袖”刻意進一步煽動起民眾新的危機感，劉、鄧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漸次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聯係掛鉤在一起。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批“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危言聳聽地對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舉發難。他說，包產40%到戶，單幹、集體兩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一邊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了。他批評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要求單幹，甚至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還憤憤不平地說，“赫魯曉夫也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曆來習慣於受人愚弄和臣服於強權而剛吃飽肚子的中國人民，被“兩極分化”嚇得膽戰心驚，又將再次隨著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轟趕緊了新的危機和災難……
的確，大躍進是毛澤東自詡的“好大喜功”，狂熱衝動的產物，也是從此以後毛澤東心中諱莫如深的瘡疤。如果說此前毛澤東的心理動機，誌在高遠，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氣慨，要建千秋大業，立萬世奇功；而自此以後，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機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樣身後被人否定的下場。
從而，一場新的運動，又在窺視著劫難叢生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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