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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司徒雷登之後

作者：寧遠

司徒雷登對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文化人才的培養所作出的貢獻，是其他西方人不能企及的，但他與中國的真誠友好關係，被毛澤東潑上許多汙水。
一八七六年，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ｔｕａｒｔ）出生在杭州的一個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士家庭。後來回到美國接受教育，一九零四年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一九零五年回到中國，從事傳教事業。他以人格和活力，出色的交際能力，良好的語言能力，頗佳的人緣，獲得人們的信任。因此，當一九一九年美國準備在北京創辦燕京大學、需要物色校長時，四十三歲的司徒雷登成為最佳人選，校長職位非他莫屬。

庚子賠款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用於在中國辦學，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及留學西洋的起點。清華大學即其中之一，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棟梁之才，絕大多數都是在庚子賠款資助下出國深造而成才，如胡適、趙元任、錢鍾書等等。談到燕京大學，七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都有了解和感觸，其中又不能不提到司徒雷登。一九一九年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崇文門內盔甲廠，教職員不到二十人；一九二六年，燕京大學遷到位於海澱的新校園，即明代著名書畫家米萬鍾設計和建築的勺園。在司徒雷登指導下，以中西合璧精神加以規劃和設計，加上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設計的湖水伴塔影這一獨特景色，為燕大校園再增濃厚中國審美風味，成為校園最為典雅的一所中國大學。此外，燕大不到十年就發展成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宗教學院以及各種研究院齊備的綜合性大學，成為中國手屈一指的高等學府。毛澤東政權占領北京後，燕京大學被撤銷，而北京大學由城裏搬來占據了這所漂亮的校園，所以後人隻知北大而不知燕大。從此，燕京大學香火斷絕，而在美國麻省的哈佛大學，依然保留著以燕京為稱號的燕京學社和燕京圖書館。在燕京大學存在的短短三十三年裏，培養了一萬多學生，成為中國文化血液和各種科學人才，活躍在美國、歐洲和中國。中共的一些文化人才和外交人才亦有數位畢業於此校。校長司徒雷登個人還保護了不少包括地下共產黨和搞學運的燕京大學學生，這是出於他的價值觀和人權觀。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司徒雷登曾一度被日本軍隊監禁。

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雷登被美國政府選中，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自二戰結束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辭職回國，此職一直空缺。杜魯門要馬歇爾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馬歇爾看中司徒雷登，自然因為他是中國通，有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對中國事務比其他美國人了解得更多，在中國有頗佳的人望和廣泛的關係，容易與各方麵溝通，在這動蕩的年代更好地處理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處於中國局勢最複雜的關鍵性年代，國共兩方軍隊殺得血流成河，各派人士皆作壁上觀；後來，共產黨軍隊在戰場取得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即將渡江占領首都南京之際，何去何從，如何決斷，不僅使中國知識分子麵臨嚴峻選擇，而且使美國外交人士和美國政府麵臨決斷。

事實上，毛澤東勝利在握之際，曾向美國頻送秋波，由於美國政府的決策人最後給以冷臉，毛澤東才接連撰寫文章予以痛罵，決心掉頭北去，投靠斯大林統治下的蘇俄陣營。

與中國建交的各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春共產黨攻占南京前夕，如何處此變局，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命令它的大使館跟隨國民黨南京政府遷往廣州，這種關鍵時刻，中共的老大哥蘇聯，不僅不支持中共，反而站在國民政府一邊；而提供美援和武器給國民黨軍隊的美國，卻顯得踟躕，美國大使館卻在南京安然不動，照理，美國大使館應當跟隨國民政府遷往臨時首都廣州，這不僅是一種外交行為，而且顯示一種道義支持。當時，北大西洋組織成員國和所有其他國家，都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依然駐在南京，靜靜等待其變。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出於司徒雷登建議，經過美國國務院批準。

這個很有意味的外交信號，出乎中共預料，很快做出一係列積極反映。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些暗中舉動和友好表示：首先，派黃華去南京，試圖與司徒雷登秘密溝通。黃華擔任北平軍調處共產黨方麵代表，他是燕京大學學生，一九三二年入校，由他出麵，與老校長會麵，於公於私都比較自然。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共產黨軍隊占據南京，黃華被調來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主任，顯然是為與外國外交機構打交道。五月初，他通過司徒雷登的中國秘書，接洽與司徒雷登會麵之事。五月十三日，黃華來見老校長，以中文交談將近兩個小時。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軍隊攻占上海。司徒雷登提出要去新政權控製下的上海看看。他這一想法，得到黃華的積極支持，並且指派三名人員陪同，於六月十一日成行。

緊接著，中共方麵做出另一個重要的友好舉動，司徒雷登訪問上海十七天後，黃華於六月二十八日再次去美國大使館，拜訪司徒雷登，向他發出毛澤東等人的邀請：如果司徒雷登先生願意北上訪問燕京大學，毛澤東、周恩來將歡迎他的到來。黃華的附加話語和誘勸，把毛澤東們這種邀請和渴望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如果司徒雷登先生願意北上訪問，所有的鐵路都可以供他使用，如果他願意乘自己的飛機，也沒有問題。而且，毛澤東這樣表示，司徒雷登會被視為中共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

對於毛澤東的邀請，司徒雷登不能立刻作出答複。在中國政權更迭之際，有這麽一個機會與中共高層做一次接觸，他自然是樂意的，他的中國助手甚至要他先斬後奏，在上飛機時打電報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報告。這一建議被司徒雷登否定了。

他必須謹慎行事。六月三十日，司徒雷登發電請示國務院。七月二日國務院回電，不同意他的北平之行。美國政府這一態度，是國務院中多數人的立場，他們對共產黨勢力，持有很深的懷疑態度，寧願暫時觀望，保持距離。特別是，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華德及其領事館人員被中共軍隊扣押一事，使美國輿論甚為憤怒。

毛澤東的邀請被美方拒絕，覺得受到羞辱，情緒憤怒，一方麵撰寫的一係列反美文章，另一方麵則立即投靠蘇聯，當年年底，他率領龐大的中共代表團奔赴風雪茫茫、天寒地凍的莫斯科，但逗留數月，受到冷落，不得會見斯大林。直到第二年二月，毛澤東才與斯大林簽訂了幾個類似受保護國式的屈辱協定。蘇聯勢力在中國的擴張，自然會使美國嚴重關切（這大約是中共對美國的冷淡和不肯接納的態度做的一種報複），這對中國人民的利益卻是最大損害。後來，為了擺脫蘇聯老大哥的控製，中國人民勒緊了褲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攤開背後隱藏著的這些真相，再來看毛澤東以新華社評論名義寫的五篇文章，就有點叫人啞然失笑了，這五篇文章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別了，司徒雷登》（八月十八日）、《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八月二十八日）、《“友誼”，還是侵略》（八月三十日）和《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九月十六日）。

司徒雷登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離開中國的，十二天後，《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發表，誰“幻想”了呢？客觀地說，雙方都曾幻想過，但毛這邊似乎更覺得受了羞辱，也就顯示了他當初巴望結好美國是何等強烈，愛不成而結仇，大約最符合毛澤東此刻的心態，竟破口大罵司徒雷登是“滾蛋大使”、艾奇遜們幹“混帳工作”、“丟臉，丟臉！”等等，這個恨，大概就是“民族仇恨”，而毛立刻本能地將矛頭指向五四新一代知識分子：“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此即把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視為帝國主義培養的勢力、走狗和敵人，一年後他展開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後來一係列迫害行為，此文已露嚆矢之音。

四天後的第二篇《別了，司徒雷登》就更蠻橫了，如“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不過，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司徒雷登一別，也促使了毛澤東閉關鎖國二十多年，至少是一個關鍵因素，毛這樣的賭氣話無疑是個證明：“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麽。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麽？”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等等熱昏的話，不久就出現在第五篇《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中，因此，隔著半個世紀去看，大躍進、大饑餓、十年“文革”，中國人民被餓死、迫害死多達六千萬，似乎是在毛澤東大罵司徒雷登、艾奇遜之輩時，已經注定的了。很可惜當時中國人民正把這麽一個偏狹狂，當作“大救星”來迎接，這個民族被浸入苦難，便不是偶然的了。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本來也希望與共產黨政權接觸，甚至傾向於承認這個政權。在黃華轉達毛澤東對司徒雷登的邀請之前數日，美國國會有十六位共和黨人士、五位民主黨人士聯名致信總統杜魯門，要求不要承認中共政權。杜魯門和艾奇遜受到國會兩院的很大壓力。盡管如此，在一九五零年初，即北朝鮮發動戰爭前夕，杜魯門依然傾向於承認中共政權。一九四九年四月，司徒雷登在南京提出這種看法：他傾向於承認中共政權，但眼下不急，需要若幹條件得到滿足，這些條件包括，中共政權承諾保持對滿洲領土的主權；不要再對美國使館製造麻煩；宣布放棄世界革命口號和目標；尊重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司徒雷登在四月間擬訂的承認中共政權的備忘錄中，有這樣的內容：“一、與非蘇維埃國家聯合行動；二、聯合國方麵須堅持人權保證。”（參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

在司徒雷登的美中關係思考中，絲毫沒有侵略意味，甚至希望中共政權保持政治獨立性和國土的完整性，而且十分關注這個極權國家中人民的基本人權是否能夠得到保障，這也始終是美國堅持的基本立場，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關鍵問題。至今時時困擾著中美關係的，依然是這一問題，而中共政權十餘年來玩弄的“人質外交”（以釋放獄中的異議人士向美國討價還價），也說明它半個世紀來並未前進一步。

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第二年韓戰爆發，毛澤東堅持“抗美援朝”出兵，除了其他原因，他在美中關係上產生的強烈仇美情緒是不可忽視的，他以《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五篇文字發泄的仇恨，終於借戰爭來發泄了，然而，第七艦隊因韓戰而開進台灣海峽，又使得“解放”台灣成為夢想，則成了毛的一個終生遺恨，後來也是鄧小平的遺恨。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政權更迭之際，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未能獲得突破性進展，至今是許多人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