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時寒冰 ：感受美國的大學教育
美國因何而強大？
這是許多人心中的謎團。
這次美國之行，在美籍華人吳隆、Susan等的引薦下，我近距離接觸了美國的大學教育，為那種自由交流構築起來的享受型教育而震撼。
從洛杉磯驅車兩個多小時，到達了San Diego（漢譯：聖迭戈或聖地亞哥），據朋友介紹，聖地亞哥大學屬加州第三大學，近年來排名上升較快。該校國際生（美國以外國家的學生）的比例為2%。
我運氣比較好，正好趕上學校開學，我上了Barry Naughton（巴瑞·諾頓）教授的第一節課。Barry Naughton教授是美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著名專家，其觀點對美國政府有著較大影響，著有The Chinese Economy（該書也是美國一些大學的中國經濟教材）等多部著作。
Barry Naughton在開講時，謙虛地說：“今天，中國學者時寒冰先生來聽課，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講15分鍾，請他為大家做個演講。”然後，他轉向我，“這樣安排會不會讓你為難？”這個開局讓我很意外，我趕緊說：“我是來學習的，非常希望分享教授的研究成果，到後麵我再講點吧。”Barry Naughton說：“那好吧，我先講點有趣的東西。”
當他打開PPT開講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新學期第一課，他講的竟然是次貸危機後的中國經濟，講了中國應對危機所采取的措施，及這些措施可能帶來的影響。Barry Naughton用了“賭”這個詞。他說：“目前來看，中國賭贏了，中國經濟在複蘇。”但是，他認為，中國救市措施過猛，造成了非常大的隱患。並且，他認為，這種猛藥催生出來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難以維持，他預計，2020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速將逐步下滑……
接下來本來是互動的環節，但Barry Naughton把剩下這1個小時的時間給我演講了。
由於Barry Naughton講的都是最新內容，下麵聽課的學生都非常認真。這些學生分別來自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國。
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值得中國的大學教育借鑒的，當老師們拿著他們自己都認為嚴重過時的教材宣講時，聽課的學生是不可能有興趣的。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小學、初中教育雖然以應試為主，缺少與實踐的結合，有諸多缺陷（見我的一篇舊文《中美差距從兒童就已拉開》 ），但是，畢竟還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大學教育能夠多一些交流和實踐，就能彌補不足，迅速趕上去。遺憾的是，在最關鍵的大學教育，中國卻幾乎是放棄了。很多學生厭學，忙於談戀愛等事務，而我在美國San Diego大學的幾天，感受到的最震撼的，是學生濃厚的學習熱情，他們積極提問、發言，與老師交流、互動，這樣的學習環境，你不想學都難。
同樣感到震撼的，是教師們的敬業精神。在剛入校的時候，一位50來歲的教師熱情地向我介紹學校的情況，談到與學生們在一起的時光，她眼睛裏閃耀著幸福的亮光，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幸福和快樂，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源於兩個字“敬業”。在美國的日子裏，我接觸過許多行業的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敬業和滿足感。如果找尋美國強大的根源，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問一位畢業於國內一所著名大學到San Diego大學讀碩士的同學，國內的大學教育與美國有什麽區別。她的問答是：“國內的教育枯燥，這裏的學習氛圍好，讓人喜歡。”她用“enjoy”來表達自己在這裏的學習感受。
如果願意學，學校會提供很多的學習機會，這對學生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國內的一些學生，一旦到國外的大學留學，很快就能脫穎而出，但學成後絕大部分留在了國外。如果國內給他們這樣的氛圍，能培養出多少優秀的人才啊！
大學教育是衝刺階段，在美國，小學玩著學、中學慢步走、大學快跑，從嬰兒到健將。國內則是小學、中學玩命跑，大學玩著學，這種萎靡的狀態令人揪心！親曆美國的教育，讓我感受到了差距，也感受到了緊迫感和壓力。
Barry Naughton講完次貸危機下的中國經濟之後，我做了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演講，結束時，我說：“無論是學習還是做研究，都要保持基本的良知和立場，而不是基於某種利益；無論何時，都要堅守正義和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希望大家多關注和研究中國經濟，給中國提出批評和建議，幫助中國。國外的批評和建議，更容易影響中國的決策者，促進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演講後，又與Barry Naughton教授和學生們進行了交流。
這是一節更令我震撼的課，這堂課簡直就是實戰部署，原來，中美之間過去的較量，麵對的就是通過這樣的教育訓練出來的對手！我把這節課的筆記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希望我們反思、改進我們的大學教育，否則，我們的差距就不是一點點的問題。深為憂慮！
這節課是晚上7點開始的，小班，總共隻有12個學生，屬於邊討論邊上課的，上課的教授是美國前助理副國務卿Susan Shirk女士，她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有名的“中國通”，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研究中國。她寫過四本與中國有關的書，最新的一本是“China:Fragile Superpower”即《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從書名可以看出來，她的書讓國內領導人非常不爽。
Susan Shirk與中國有較深淵源。1971年，Susan Shirk作為美國研究生訪問團的一員第一次到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也許，這是她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的一個開始。她對中國了解較深。吳老先生給我介紹了她的一件軼事：在跟中國的一次談判中，她要求所有成員的衣服都必須自己洗，不能送出去洗，給中國一種隨時要撤離的印象，在心理上給中國代表施壓。
而真正讓我感受到她的厲害的，是她的課，她講的是中美關係（博弈）：
她讓學生記住兩點：
1）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點：台灣。
2）中國追求的目標，有特殊性，並非像美國那樣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利益，還有麵子，有些時候，麵子的分量很重。
她這樣要求學生：
1）分成四組，兩組代表中國，對中國政府提建議，並說出如何具體操作（即如何對付美國）；兩組代表美國，對美國政府提出建議，並說出如何具體操作（如何對付中國）。這兩方四個小組都必須談及台灣問題，因為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持續的問題。然後，可以選擇從經濟、宗教、氣候等等具體的關係談起。討論的時候，視野要開闊，別受局限。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實戰。
2）每個小組須寫出10頁的文章，詳細闡述自己的觀點。她要求每個人都為這個項目做貢獻，多付出，多閱讀，發揮團隊精神。接著，Susan Shirk推薦了幾本書，然後，希望同學們為了尋找到最佳方案，閱讀、查找更多的書籍、參考文獻等。
3）每個小組都必須對台灣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
Susan Shirk對中美關係中的台灣牌，看得何等重要，運用得何等嫻熟，由此可見一斑。
Susan Shirk提出，如果哪個小組率先交文章，她會給獎勵，後來自由發言的時候，有同學問給的是什麽獎勵。Susan Shirk笑著說還沒有想好。
然後是討論。Susan Shirk出了幾個題，第一個是，美中關係為何重要，又為何難以處理好？我大致記得幾位同學的回答：製度問題、民主衝突、決定政策的機製不同等等。
Susan Shirk做了補充，其中一句比較有意思，我記得非常清楚：“美國和中國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都自我感覺良好。所不同的是，中國領導人比較滿足於自己的權力，沒有興趣讓別的國家去仿效它，以維持權力的穩定和安全為核心，而美國覺得自己的製度最好，希望全世界都仿效它。”
Susan Shirk對中國的批評我不在此處列舉，以免這篇文章被無辜屏蔽。她講的經濟方麵的問題卻非常值得一提，這是她對中國最滿意的地方——Susan Shirk多次提到：“中國就像一個銀行家，對美國慷慨提供經濟援助，這會促進美中關係。”她提到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這是我印象中，她對中國最正麵的評價，但我心裏卻說不出來的難受。
同時，Susan Shirk認為中國不可能在經濟上對美國構成威脅。她認為，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不同，兩個經濟體是各自獨立的，更多的是互補關係。
Susan Shirk曾擔任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顧問，在奧巴馬組閣以前，她被媒體評論為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人選之一，其觀點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然而，即便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上課的時候，表現得非常敬業和專注。離職即平民，在美國，自由平等之深入人心，真的很令人羨慕。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San Diego大學，確切地說，是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在美國大學的排名中，大致位居100名附近（現在有上升），並非名校，即使這樣一個學校，其教學理念依然令我非常震撼。2007年，北大建設五星級賓館的新聞引起一片爭議，而當年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排行榜”，前400名中，中國大陸地區僅占8所，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學排在第192位，清華大學排在196位。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差距。
如果算，這絕不是全部，因為，還有更深的諸如體製、製度等方麵的因素。
10月1日晚上，在中國慶祝國慶的時候，San Diego大學四名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聯袂做了一場演講（見下圖），四人分別從四個角度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剖析。聽課的不僅有學生，還有白發蒼蒼的老人。吳老先生夫婦、Susan夫婦也都去了。美國的大學是比較開放的，其課程安排都掛在網上，像這樣的講座，附近的市民有興趣的也可以去聽，這樣的大學才是真正意義上開啟民智的場所。
在美國，對大學功能的排列，位居第一位的是“社會批判”的功能，不媚權，不依附於政治。為了確保做到這一點，“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簡稱AAUP）促成了教授終身製製度的確立，強調教授作為教師和學者有權自由發表言論，除非不稱職或有道德缺陷，教師的職位必須得到保證。美國人認為，學術自由是大學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教授隻要能夠勝任教學工作，同時堅持中立的原則，可以不受其他任何限製。
也因此，美國的大學很多時候並不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高潮無一不在高校風起雲湧”。美國大學雖然未必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卻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保持一致。這聽起來別扭，卻是事實。
美國的教育是人性化的，是與實踐結合很緊的，是充滿樂趣的享受型的教育，這樣的教育對孩子不再是摧殘，而是一種吸引和磨礪。所以，我將來也打算送孩子去美國讀書。
從美國回來後，不知怎的，緊迫感變得非常強，仿佛有一隻無形的鞭子敲打著自己，得空就讀書、查閱資料，但是，我也知道，一切皆有定數，很多努力或許是徒勞的，一些實話也會令一些人非常不快，但不管怎樣，我牢記爺爺的話，為了故鄉芬芳的泥土，永不放棄。
美國因何而強大？
這是許多人心中的謎團。
這次美國之行，在美籍華人吳隆、Susan等的引薦下，我近距離接觸了美國的大學教育，為那種自由交流構築起來的享受型教育而震撼。
從洛杉磯驅車兩個多小時，到達了San Diego（漢譯：聖迭戈或聖地亞哥），據朋友介紹，聖地亞哥大學屬加州第三大學，近年來排名上升較快。該校國際生（美國以外國家的學生）的比例為2%。
我運氣比較好，正好趕上學校開學，我上了Barry Naughton（巴瑞·諾頓）教授的第一節課。Barry Naughton教授是美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著名專家，其觀點對美國政府有著較大影響，著有The Chinese Economy（該書也是美國一些大學的中國經濟教材）等多部著作。
Barry Naughton在開講時，謙虛地說：“今天，中國學者時寒冰先生來聽課，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講15分鍾，請他為大家做個演講。”然後，他轉向我，“這樣安排會不會讓你為難？”這個開局讓我很意外，我趕緊說：“我是來學習的，非常希望分享教授的研究成果，到後麵我再講點吧。”Barry Naughton說：“那好吧，我先講點有趣的東西。”
當他打開PPT開講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新學期第一課，他講的竟然是次貸危機後的中國經濟，講了中國應對危機所采取的措施，及這些措施可能帶來的影響。Barry Naughton用了“賭”這個詞。他說：“目前來看，中國賭贏了，中國經濟在複蘇。”但是，他認為，中國救市措施過猛，造成了非常大的隱患。並且，他認為，這種猛藥催生出來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難以維持，他預計，2020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速將逐步下滑……
接下來本來是互動的環節，但Barry Naughton把剩下這1個小時的時間給我演講了。
由於Barry Naughton講的都是最新內容，下麵聽課的學生都非常認真。這些學生分別來自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國。
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值得中國的大學教育借鑒的，當老師們拿著他們自己都認為嚴重過時的教材宣講時，聽課的學生是不可能有興趣的。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小學、初中教育雖然以應試為主，缺少與實踐的結合，有諸多缺陷（見我的一篇舊文《中美差距從兒童就已拉開》 ），但是，畢竟還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大學教育能夠多一些交流和實踐，就能彌補不足，迅速趕上去。遺憾的是，在最關鍵的大學教育，中國卻幾乎是放棄了。很多學生厭學，忙於談戀愛等事務，而我在美國San Diego大學的幾天，感受到的最震撼的，是學生濃厚的學習熱情，他們積極提問、發言，與老師交流、互動，這樣的學習環境，你不想學都難。
同樣感到震撼的，是教師們的敬業精神。在剛入校的時候，一位50來歲的教師熱情地向我介紹學校的情況，談到與學生們在一起的時光，她眼睛裏閃耀著幸福的亮光，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幸福和快樂，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源於兩個字“敬業”。在美國的日子裏，我接觸過許多行業的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敬業和滿足感。如果找尋美國強大的根源，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問一位畢業於國內一所著名大學到San Diego大學讀碩士的同學，國內的大學教育與美國有什麽區別。她的問答是：“國內的教育枯燥，這裏的學習氛圍好，讓人喜歡。”她用“enjoy”來表達自己在這裏的學習感受。
如果願意學，學校會提供很多的學習機會，這對學生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國內的一些學生，一旦到國外的大學留學，很快就能脫穎而出，但學成後絕大部分留在了國外。如果國內給他們這樣的氛圍，能培養出多少優秀的人才啊！
大學教育是衝刺階段，在美國，小學玩著學、中學慢步走、大學快跑，從嬰兒到健將。國內則是小學、中學玩命跑，大學玩著學，這種萎靡的狀態令人揪心！親曆美國的教育，讓我感受到了差距，也感受到了緊迫感和壓力。
Barry Naughton講完次貸危機下的中國經濟之後，我做了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演講，結束時，我說：“無論是學習還是做研究，都要保持基本的良知和立場，而不是基於某種利益；無論何時，都要堅守正義和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希望大家多關注和研究中國經濟，給中國提出批評和建議，幫助中國。國外的批評和建議，更容易影響中國的決策者，促進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演講後，又與Barry Naughton教授和學生們進行了交流。
這是一節更令我震撼的課，這堂課簡直就是實戰部署，原來，中美之間過去的較量，麵對的就是通過這樣的教育訓練出來的對手！我把這節課的筆記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希望我們反思、改進我們的大學教育，否則，我們的差距就不是一點點的問題。深為憂慮！
這節課是晚上7點開始的，小班，總共隻有12個學生，屬於邊討論邊上課的，上課的教授是美國前助理副國務卿Susan Shirk女士，她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有名的“中國通”，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研究中國。她寫過四本與中國有關的書，最新的一本是“China:Fragile Superpower”即《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從書名可以看出來，她的書讓國內領導人非常不爽。
Susan Shirk與中國有較深淵源。1971年，Susan Shirk作為美國研究生訪問團的一員第一次到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也許，這是她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的一個開始。她對中國了解較深。吳老先生給我介紹了她的一件軼事：在跟中國的一次談判中，她要求所有成員的衣服都必須自己洗，不能送出去洗，給中國一種隨時要撤離的印象，在心理上給中國代表施壓。
而真正讓我感受到她的厲害的，是她的課，她講的是中美關係（博弈）：
她讓學生記住兩點：
1）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點：台灣。
2）中國追求的目標，有特殊性，並非像美國那樣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利益，還有麵子，有些時候，麵子的分量很重。
她這樣要求學生：
1）分成四組，兩組代表中國，對中國政府提建議，並說出如何具體操作（即如何對付美國）；兩組代表美國，對美國政府提出建議，並說出如何具體操作（如何對付中國）。這兩方四個小組都必須談及台灣問題，因為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持續的問題。然後，可以選擇從經濟、宗教、氣候等等具體的關係談起。討論的時候，視野要開闊，別受局限。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實戰。
2）每個小組須寫出10頁的文章，詳細闡述自己的觀點。她要求每個人都為這個項目做貢獻，多付出，多閱讀，發揮團隊精神。接著，Susan Shirk推薦了幾本書，然後，希望同學們為了尋找到最佳方案，閱讀、查找更多的書籍、參考文獻等。
3）每個小組都必須對台灣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
Susan Shirk對中美關係中的台灣牌，看得何等重要，運用得何等嫻熟，由此可見一斑。
Susan Shirk提出，如果哪個小組率先交文章，她會給獎勵，後來自由發言的時候，有同學問給的是什麽獎勵。Susan Shirk笑著說還沒有想好。
然後是討論。Susan Shirk出了幾個題，第一個是，美中關係為何重要，又為何難以處理好？我大致記得幾位同學的回答：製度問題、民主衝突、決定政策的機製不同等等。
Susan Shirk做了補充，其中一句比較有意思，我記得非常清楚：“美國和中國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都自我感覺良好。所不同的是，中國領導人比較滿足於自己的權力，沒有興趣讓別的國家去仿效它，以維持權力的穩定和安全為核心，而美國覺得自己的製度最好，希望全世界都仿效它。”
Susan Shirk對中國的批評我不在此處列舉，以免這篇文章被無辜屏蔽。她講的經濟方麵的問題卻非常值得一提，這是她對中國最滿意的地方——Susan Shirk多次提到：“中國就像一個銀行家，對美國慷慨提供經濟援助，這會促進美中關係。”她提到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這是我印象中，她對中國最正麵的評價，但我心裏卻說不出來的難受。
同時，Susan Shirk認為中國不可能在經濟上對美國構成威脅。她認為，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不同，兩個經濟體是各自獨立的，更多的是互補關係。
Susan Shirk曾擔任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顧問，在奧巴馬組閣以前，她被媒體評論為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人選之一，其觀點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然而，即便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上課的時候，表現得非常敬業和專注。離職即平民，在美國，自由平等之深入人心，真的很令人羨慕。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San Diego大學，確切地說，是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在美國大學的排名中，大致位居100名附近（現在有上升），並非名校，即使這樣一個學校，其教學理念依然令我非常震撼。2007年，北大建設五星級賓館的新聞引起一片爭議，而當年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排行榜”，前400名中，中國大陸地區僅占8所，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學排在第192位，清華大學排在196位。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差距。
如果算，這絕不是全部，因為，還有更深的諸如體製、製度等方麵的因素。
10月1日晚上，在中國慶祝國慶的時候，San Diego大學四名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聯袂做了一場演講（見下圖），四人分別從四個角度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剖析。聽課的不僅有學生，還有白發蒼蒼的老人。吳老先生夫婦、Susan夫婦也都去了。美國的大學是比較開放的，其課程安排都掛在網上，像這樣的講座，附近的市民有興趣的也可以去聽，這樣的大學才是真正意義上開啟民智的場所。
在美國，對大學功能的排列，位居第一位的是“社會批判”的功能，不媚權，不依附於政治。為了確保做到這一點，“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簡稱AAUP）促成了教授終身製製度的確立，強調教授作為教師和學者有權自由發表言論，除非不稱職或有道德缺陷，教師的職位必須得到保證。美國人認為，學術自由是大學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教授隻要能夠勝任教學工作，同時堅持中立的原則，可以不受其他任何限製。
也因此，美國的大學很多時候並不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高潮無一不在高校風起雲湧”。美國大學雖然未必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卻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保持一致。這聽起來別扭，卻是事實。
美國的教育是人性化的，是與實踐結合很緊的，是充滿樂趣的享受型的教育，這樣的教育對孩子不再是摧殘，而是一種吸引和磨礪。所以，我將來也打算送孩子去美國讀書。
從美國回來後，不知怎的，緊迫感變得非常強，仿佛有一隻無形的鞭子敲打著自己，得空就讀書、查閱資料，但是，我也知道，一切皆有定數，很多努力或許是徒勞的，一些實話也會令一些人非常不快，但不管怎樣，我牢記爺爺的話，為了故鄉芬芳的泥土，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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