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聲長歎饒漱石,真的冤啊!
以前經常看到報紙,書本上這樣寫,高崗饒漱石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被毛批判的第一批人,也是罪名最大的,分裂祖國啊!我一直以為是真的,剛才無意中看到這段文章,才知道饒漱石是受了整,現在論壇中一直覺得粟裕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四人幫倒台後,粟總還是被部分平反了,而且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可饒漱石直到2007年為止,都還沒有被平反,更沒被公正的對待,導致我們這些後人,一直以為高崗饒漱石是建國後的陰謀家,反革命,不知道這種錯誤的認識還要持續幾代人!!
在張雄文博客中,一位老人說饒漱石沒平反的原因是他沒後人,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從來沒有人去為饒漱石爭取平反吧!真是可憐,可悲,可歎啊!真希望有人能為饒漱石說說話,錯誤的當然要批判,可確實是冤枉的為什麽不恢複人家的名譽呢? 難道要讓後世子孫把這錯誤一直繼承下去嗎?
（附張雄文博客：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三）
十六
Z老說：華東局一把手饒漱石很賞識粟裕，很支持他的工作。1947年8月華野“七月分兵”失利後，從未指揮過大兵團作戰的譚震林，卻指責負責華野軍事的粟裕部署、指揮不利，“常常粗心大意，缺乏遠見”，還寫了一封信，先給陳毅看，陳毅同意譚的觀點。（此事可見《粟裕傳》及《粟裕年譜》）
粟裕當即向中央引咎自責，請求處分。不想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非但沒有責備粟裕，反而輕描淡寫地說一兩仗未打好不要緊，還叫他單獨赴魯西南，去指揮華野主力部隊。同一天（8月6日），華東局饒漱石也發來電報，熱情安慰粟裕。見此情景，陳毅忙於當天中午向中央及華東局發電報，表揚粟裕，說：“最近粟裕、陳賡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劉、劉並肩前進。”還承認了“對戰役指導部署，曆來由粟負責。”但其實電報一開始就提到了譚震林的信，說“對粟有幫助。”（可見《粟裕年譜》）一般的文章隻摘錄半截，以為陳毅對粟裕推舉不遺餘力，其實他是見兩個主要上級毛澤東和饒漱石都繼續看重粟裕，才連忙轉彎的。並且有些話還有用意，暗示了華野指揮部的矛盾，意即粟裕軍事才能也並非中央想象的那麽好。
粟裕也很尊重饒漱石，一如尊重陳毅一樣，但兩人純粹屬正常的工作關係，沒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饒漱石倒台後，還是有人（當然是高層）企圖將粟裕往饒漱石身邊靠。1955年4月1日，陳毅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華東同誌座談會，就所謂饒漱石與粟裕的關係問題，對粟裕進行了集體“幫助”和“批評”（此事可見《粟裕年譜》）。粟裕在檢討中，隻認為自己是對饒“缺乏應有的警惕性”。結果1958年又被重新提及，大加批判。
十七
C老說：饒漱石當年的問題現在看來根本沒什麽。
我問：怎麽不平反呢？
C老說：主要是沒有後代，無人提起，自然就沒人管了。
我深以為然。不過後來知道饒漱石好像有個女兒，可惜沒有機會再同C老談這個事。）
下麵是轉貼內容,關於饒漱石的,一起來看看,討論下吧:
1954年初，我黨粉碎了高饒反黨聯盟。粉碎這一聯盟後，高崗的表現和結局，人們已經十分清楚了。但饒漱石的表現和結局怎麽樣？對此，知道的人並不多。
饒漱石其人
饒漱石原本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領導幹部。他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的小知識分子家庭。饒漱石在青年時代不但讀過中學，而且上過大學。他的英語呱呱叫，這是他在大學期間學的。
饒漱石也算是中國共產黨內有老資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參加領導白區城市中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工作積極，能力強，在白區工作處於低潮時期，為白區黨組織的恢複和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因而他很快就嶄露頭角，受到了當時領導白區工作的劉SQ的重視。1935年至1938年間被派到蘇聯工作。1938年他從蘇聯回國後，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任副書記，協助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工作。當時，饒漱石在東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區工作。在新四軍受國民黨壓迫的情況下，饒漱石具體領導的白區工作卻卓有成效，使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四麵包圍中仍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光為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打開了國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工作的局麵。劉SQ當時稱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饒漱石與當地黨政領導幹部一起頑強地堅持山東的鬥爭，而且有一套堅持鬥爭的辦法，又采取了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領導人的協助下，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受到了毛的表揚。
饒漱石個人生活十分儉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並且隻有兩套衣服供換洗，從不許增加。他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一樣的夥食，從不許增加一點特殊的夥食。饒漱石在當時也算是共產黨裏的大官、大知識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卻與普通工農一樣，別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識分子。饒漱石平時不抽煙，不喝酒。建國後，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他平時好讀書，很少與任何人交往。平時無論是見到上級、同級或下級，他都很嚴肅，很少說話，更不與人開玩笑。在工作方麵，也表現出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嚴格的樣子，給人一種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的印象。但是由於他的個性，他沒有朋友，許多與他共事過的人，對他印象並不太好。
1954年春天，鄧小平在與其他幾個中央領導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饒漱石談話時當麵說饒漱石：你這個人不可交，高崗還為你說話，承擔責任，你卻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崗身上推。鄧小平與陳毅、譚震林一起主持批評饒漱石的座談會時，還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專抓同誌間的“小辮子”，善鑽同誌間的“小空子”，當麵扯謊，說話反複無常，偽裝謙恭的容貌，實際上經常吹噓自己，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陳毅說，就饒漱石善於偽裝、穩步前進、可以蒙混人之耳目來說，饒漱石較高崗更為隱蔽、奸巧。中共中央華東局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饒漱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使人莫測高深”，“是一個十分奸猾、善於偽裝的陰謀家”。從某種程度上說，饒漱石的性格特征，也決定了他的命運。
萬炮齊轟饒漱石
1954年1月，黨中央和毛就已經揭露了高饒聯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劉SQ作了報告，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人在會上發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全會做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個決議的做出，標誌著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被徹底粉碎。黨中央為了挽救高崗、饒漱石，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對高、饒進行幫助。
1954年2月，中央開了七次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這七次座談會，都是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共同主持的。參加會議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軍、華東局的領導幹部。第一、二、三、四次會議著重核對饒漱石錯誤的事實，第五次、第六次會議由參加會議的同誌對饒漱石進行批評幫助；第七次會議是由饒漱石進行自我批評。最後由鄧小平、陳毅發言，座談會結束。在開第七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座談會時，又請各大區及中央各部的負責同誌來參加旁聽，因此，到會有66人。參加會議的人中，原新四軍、華東局的領導幹部在發言中，揭露了饒漱石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與高崗結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饒漱石不是回避不談，就是找借口為自己開脫，正如會後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饒漱石的態度是不老實的。 饒漱石的態度不老實，集中表現在最後一次會議上他所作的檢討中。這次會議是2月23日開的，原定議題主要是讓饒漱石作自我批評。饒漱石事先準備了一個題為《關於我的錯誤的進一步自我檢討》的稿子。饒漱石眼睛不好，他當時頭也不抬，臉幾乎貼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這篇稿子，中間幾乎沒有停頓，也不做任何脫稿的解釋，隻是不時地用手帕擦去額頭上的汗。饒在這篇“自我檢討”中，談了“四個主要事件”。一個是“關於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黃花塘處理和陳毅同誌的關係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一個是“關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一個是“關於我來北京休養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在組織部鬥爭安子文同誌及在處理此事過程中對少奇同誌不尊重的問題”。但是，饒漱石對高、饒聯盟問題卻隻字不提，實際上是幹脆否認。參加會議的人對饒漱石的這個態度顯然不滿意，都認為饒漱石不老實。
饒漱石被隔離審查
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開過之後，1954年3月1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對饒漱石的問題作了如下結論：“饒漱石同誌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個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出現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的”，是有曆史淵源的。 報告中對饒漱石的檢討做出了這樣的結論：“饒漱石同誌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直到現在，還不是采取徹底承認的態度。饒在自我檢討中承認自己從來沒有經過整風鍛煉，承認自己驕傲自滿和功臣自居，承認自己不老實，承認自己作風惡劣，將對敵鬥爭中的某些手段運用到黨內來進行政治投機，承認自己的錯誤的本質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承認在具體事件上已發展到個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
饒漱石在表麵上雖然承認了一些錯誤，但是還不誠懇不徹底，不願最後挖掘自己錯誤的本質。尤其對於從財經會議到全國組織會議有關直接反對中央領導同誌和參加高崗分裂黨的活動這個最主要的關鍵問題上，則企圖避重就輕，實行抵賴。這說明饒漱石對自己錯誤所采取的態度，仍然是很不老實的。”饒漱石自己承認他與高崗隻是“不謀而合”，“座談會限於時間未作追究，對此，饒以後應向中央老實交待”。
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是中央書記處決定的，決定後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會議開完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三個人代表中央寫出一個報告。因此，這份報告中的結論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結論。這份報告很快就送到了毛的手上。毛仔細看了這份報告，於1954年3月12日在報告上寫了批語。毛在批語中說：他隻在第四頁上把“毛主席”改為“毛同誌”，“其餘均同意”。鄧小平把報告和毛的批示交給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批準了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的這個報告。會議同時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華東局揭批了饒漱石的問題並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饒漱石又寫了一份長達2萬多字的檢查。
中央原打算處理饒漱石時手下留情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立即向全黨傳達、貫徹會議精神。中央還決定：周恩來、羅瑞卿到東北局，在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陳毅、譚震林到華東局去向華東局高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專門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反映華東局揭批饒漱石問題的情況。
這份報告除了表示擁護四中全會對高、饒問題的處理之外，專門就揭批饒漱石的情況寫道：“饒漱石長期在華東局擔負領導工作，他又善於偽裝欺騙，因而在華東黨內和幹部中是有很大影響的。”華東局的同誌們，“對饒漱石的陰謀活動，除在中央揭發的幾個關鍵問題上補充了一些具體材料外，並揭發了他在華東局日常領導工作中間，也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玩弄了許多陰謀手法。”“他對華東局幾個常委及某些高級幹部，也經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較隱蔽的形式，企圖拉攏一批，征服一批，打擊一批；處處從抬高個人威信、擴大一人影響出發，明明無經驗，硬裝有經驗……”“饒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則歸己，過則歸人，完全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在領導方法上是極端不民主，長期個人包辦，包而不辦或不準人辦。”會議對饒漱石在執行中央路線方麵的錯誤進行了揭發。
華東局的報告反映出：在華東局幹部會上又揭發出饒漱石許多問題，同時還表示必須繼續進行這一方麵的批判工作。那麽，中央就有必要進一步讓饒漱石作自我批評，使他加深對錯誤的認識。因此，黨中央向饒漱石提出了讓他進一步檢查的要求。 高崗於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後，黨中央出於對饒漱石的關心和愛護，對饒漱石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律不換，生活待遇照常，連饒漱石最得意的秘書陳麟章也被繼續留在饒漱石身邊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陳麟章每周要寫一個“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可隨時到中南海向楊尚昆直接匯報。
但是，為了幫助饒漱石，中央沒有改變讓饒漱石進一步寫出檢查的要求。饒漱石也同意再寫出一份檢查。據楊尚昆回憶，此時，饒漱石早就患有的麵部神經痙攣症複發，不能看，也不能寫，因此，饒漱石的檢查，實際上是他自擬大綱，逐點口授，讓他的秘書陳麟章記錄整理後，讀給他聽，再按他的意見修改、補充而寫成的，所以，饒漱石的這份檢查，一寫就是半年時間。到1954年底才定稿，饒漱石在檢查稿上簽了字，上報中央。
饒在這份檢查稿中，雖然仍在高饒聯盟問題上講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輕，但是，畢竟提到了“與高崗的反黨活動配合”的問題，“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的問題。因此，毛、黨中央對饒漱石采取了寬容的態度，決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饒漱石已經揭出來的曆史和現實問題，不再讓饒漱石寫檢查了。
對饒漱石今後怎樣處理？毛、黨中央也反複研究過，打算隻撤銷饒漱石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保留黨籍，還要給出路，認為這樣寬大處理，對黨比較有利。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有257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3月19日，毛主持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開的七屆五中全會。全會在討論高饒問題時，毛專門談到：對高饒的事情，已經搞了一年多了，關於處理高饒的文件也搞了一年，是幾經反複才搞成這個樣子的。事實證明，他們確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搞陰謀的，不是什麽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的，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的，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采取寬大政策。毛說這些話，實際上也是在做與會代表的工作。經過中央領導同誌反複說明黨的教育挽救幹部的政策，代表們也基本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最後，七屆五中全會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會外，仍然決定不開除饒漱石的黨籍，隻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
毛親自批準逮捕饒漱石
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在討論高饒問題並且意見基本上已經統一到中央政治局關於保留饒漱石黨籍的意見上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發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饒漱石的秘書陳麟章向中央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反常表現的報告。報告說：饒漱石近幾天來，向陳麟章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勾結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麵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的話，他是挨整的，是陳毅對他進行打擊報複。還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陳麟章的這兩份報告由中央辦公廳轉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兩份報告印發給了全體代表，把代表們給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發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當年是饒漱石批準采取“以特反特”方針的。采取這個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疏漏。後來，一經發現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決了。高饒事件發生後，“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誤，說成是重用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楊帆於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楊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份材料印發與會代表，使代表們認為，饒漱石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階級鬥爭問題。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陳毅直接向毛提交了潘漢年的“交待”。戰爭年代，潘漢年長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全國解放後，潘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這次黨代表會議，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潘漢年聽到毛在會上講：與高饒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曆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對此，他震動很大，加上楊帆包庇特務的事情一提出來，他的心理壓力更大了。他過去在工作中與饒漱石和楊帆都有聯係，揭出來的楊帆的有關問題，他也有份。還有，1943年，他被騙到南京見過汪精衛，這件事他一直沒向組織報告。因此，他覺得自己也有問題，便主動寫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給陳毅。陳毅把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處。毛看了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4月3日，潘漢年被捕。
這三件事情一發生，全國黨代會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毛，都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漱石的問題，已經不是犯錯誤的問題了，而是犯罪的問題，是在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的問題。1955年4月4日，毛主持召開的七屆五中全會，除了通過了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外，正式批準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毛在這次會上還發表講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著“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毛還指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在這次會上，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
最後的結局
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後，公安部於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審查。公安部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饒漱石進行內查外調，還多次審訊饒漱石。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後，並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麽新問題。但饒漱石的問題已經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被定性，公安部門在報告中，仍然斷言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此後，饒漱石的問題就被長期擱置下來。
1965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饒漱石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並不讓他參加勞動，實際上是把他養了起來。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他生活費200元。在當時，這已經是不小的數目了，足夠饒漱石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發後，饒漱石於1967年被重新收監。這次收監，實際達到的結果，是保住了饒漱石的性命，因為在“文革”那樣大動亂的年月，饒漱石如果不被收監，很可能會在被紅衛兵的批鬥中死亡。 與饒漱石共同工作過的人中，除了上麵提到的潘漢年、楊帆外，其他人一概沒受牽連，中央都給安排了適當的工作。
至於認定饒漱石為“反革命集團”首犯的問題，中央雖然沒有做出複查結論，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平反，這樣，這個“反革命集團”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著作選讀》兩卷本時，在第436條注釋中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麵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的注釋的發表，說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單獨為饒漱石的被“錯定為內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3月2日，饒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歲。
2007年11月23日，是饒漱石誕辰104紀念日。21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我和兒子在江西撫州市臨川區鍾嶺街道辦事處武裝部張部長和繳上村民兵營長等人的陪同下，乘車前往鍾嶺街道辦事處管轄的繳上村委會饒家村小組，尋訪饒漱石故裏。
繳上村在撫州頗有名氣，古人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繳上村的烏石山是撫州的一大旅遊景點。每到春天，山上山花爛漫，芳草萋萋；山前河水清澈，風光旖旎，臨川先賢王安石等曾到此遊覽，並賦詩讚美。烏石山石頭質地堅硬，山下水運便利，自古就有人開采，用來建房、鋪路、開磨，打碾槽。清嘉年間重修文昌橋，特選用烏石山石塊砌橋墩。由於長期開采，山上留下了許多奇峰異洞，最有名的有風車岩、撞江嘴、觀音岩、高峰嶺等，山下烏山村僅15戶人家，村莊雖小但民風淳樸，古風曆然：古樟、枯藤，無不鐫刻著歲月滄桑的痕跡。每年春暖花開，遊人絡繹不絕，到此品味盎然野趣，飽覽贛東風情。
饒家村是原中央組織部部長、七屆中央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新四軍政委、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任書記饒漱石的故裏。他的名字不是因他曾是共和國的功臣而被世人知曉的，而是因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那場權力鬥爭被世人關注。
饒家村坐落在撫州市中心約十公裏處的撫河岸邊，距烏石山約三公裏左右。車子行至鍾嶺街辦便下了撫州至南城的公路，拐進了通往饒家村的鄉村公路，由於路況不好，車子顛得很利害，張部長很抱歉地解釋說：“街辦準備修水泥路進去，所以現在沒有人養護。”車子進村後，街辦統計站站長饒幹秋早在這裏等候。他和同來的民兵營長饒林中都是該村人，按輩份，饒幹秋叫饒漱石大伯，饒林中叫饒漱石爺爺。
我們首先來到村中的原小學校。據說這是饒漱石父親、原江西省副省長饒思誠捐資修建的。由於早已不用了，便無人維修，現已破爛不堪，頂漏窗壞，門也沒有了，屋裏隻堆放了一些柴草。我拿出相機，還是把這幅淒景拍下了。爾後，我們便來到饒漱石的故居，我裏裏外外看了一下，這是一棟贛東農家普通的一堂四間瓦房，屬清代建築，外顯破爛，內顯破舊，饒漱石就出生在這棟屋的西邊同房。如今，此屋雖有人住，但卻沒有維修。我也用相機把這棟房子攝了下來。
我們又環村走了一圈。村莊很小，不過二十幾戶人家，新房樓房很少見。村前東邊是寬闊幹枯的撫河，遠望一片白沙茫茫。岸邊茂密的竹叢把村莊裹在裏麵，顯得古樸幽清。饒幹秋講，村莊四周原來古樹很多，但都砍了。我認真察看了一下，覺得此村是建在撫河的衝擊洲上，這個村之所以叫環洲饒家，很可能因此得名。據饒幹秋介紹，廖坊水庫未修建前，這裏每年都要遭洪災侵襲，現在村上稍有經濟實力的人家都遷到外麵去了，使得這個本來就很小的村莊沒有什麽變化，解放前後差不了多少。
饒漱石的弟妹在外地工作，很少回老家。現在村上沒有見過饒漱石的人，對饒漱石的事也知之甚少。
據饒漱石的堂弟饒壽泉（78歲）介紹，饒漱石在80多年前鬧完他父母結婚的洞房後連夜離家，至於什麽原因，現在無人知曉。此後，饒漱石再也沒有回過生他養他的故鄉。家鄉的親人曾有二十多年不知饒的音訊。直到1946年夏，饒漱石父親饒思誠從南昌帶回一本國民黨辦的畫報，裏麵有中央代表饒漱石等人同國民黨及美方代表談判的圖片，圖片下麵標有中國代表饒漱石的名字。饒思誠是不敢確認圖片上的饒漱石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才特地從南昌趕回家請弟弟饒興祖（饒漱石過繼給他）和堂弟饒歡祖（饒壽泉的父親）等人一同辨認。大家都覺得很像饒漱石，但世上同名同姓、相貌相同的人多，大家也不敢確定。仨人商量後，一致認為寫一封信試探為好。於是饒思誠便給饒漱石寫了一封信，因饒思誠當時在南昌一中教書，怕出意外，便署了弟弟饒興祖的姓名。信寄出後，不久就收到回信，是饒漱石親自回的。信上說，他也非常想念家鄉的親人，但曾聽人說，因他鬧革命，國民黨把村莊毀了，所以才沒有同家裏聯係。饒漱石的親人收到回信，非常激動，又給饒漱石回複了一封信，向饒訴說了思親之情，也訴說了家鄉的苦難。饒漱石接信後又回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說一些親情的話，還鼓勵親人一定要堅持下去，再過兩三年，定會好轉起來。他現在很安全，請親人今後不要給他寄信，就是寄了，也不一定收得到。可惜這兩封信都未保留下來，僅此而已。平常遊人都到烏石山，很少有人光顧此地，黨政官員更是少有人來。除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原因外，其實很少有人知道饒漱石就是生於此地長於此地，因為公開的資料一般隻說饒漱石是江西臨川人。
饒漱石是故鄉親人永遠心中的痛。這位前中共要員，民間曾有“華東王”稱號的傳奇式人物並沒有光宗耀祖，也不曾給鄉親們帶來丁點好處。相反卻總為他擔驚受怕，鄉親們甚至不願意讓人知道饒漱石就是這村裏人。建國前，鄉親們怕人知道這裏是饒漱石的家鄉會遭國民黨報複帶來災難。建國後，饒漱石又在一夜之間變成反麵典型。高饒事件是全世界人都知曉的。他們又怕因此受株連。饒漱石出事後，曾確有不少人到這裏外調過，至今鄉親們仍然心不平氣不順，頗受壓抑。他們殷切地希望，黨中央能對饒漱石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他們不相信，饒漱石會“反黨”。他們不理解，為什麽那麽多人都平了反，現在連林彪都能功是功、過是過，為什麽對饒漱石就不能？
離開饒家村後，我的心沉甸甸的。饒漱石的故居竟如此破敗，鄉裏鄉親又倍受壓抑，饒漱石在青少年時代就立誌投身革命，救國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沒想到創建新中國後，自己反倒連累了鄉裏鄉親。如果饒漱石九泉有知，恐怕永遠都不會瞑目。
饒漱石是當代中國最具典型的悲劇人物。他從青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是黨內有老資曆的人。他於1923年入團，1925年入黨，曾參加領導了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鬥爭運動，創建了橫峰、弋陽縣委，成功組織了奉天紡織工人大罷工。曾先後在蘇、美、英、法等國做工會領導工作，抗日戰爭爆後主動要求回國參加抗日救國鬥爭。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他受命危難之時，和葉挺一道力撐危局。劉少奇稱他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從1942年10月陳毅到延安學習後，他一人主持了中央局和新四軍的領導工作，當年新四軍成立時，隻有1萬多人。抗日戰爭結束時，已發展到了30多萬人。這支部隊後來成了第三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的核心力量。林彪當年帶十萬大軍入關，新四軍的部隊是主要力量。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饒漱石領導華東軍民頑強地堅持鬥爭，殲滅了國民黨的大量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先後成功地領導組織指揮了有名的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固戰役、膠東戰役、宛西戰役、宛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等。在四個野戰軍中，第三野戰軍是殲滅國民黨軍隊人數最多的，為打敗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立下了赫赫戰功，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新中國成立後，饒漱石主持華東局及上海市的工作。華東地區的土改和政權建設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麵，毛澤東曾多次把華東的經驗批轉給全國各地學習效仿。他堅決反對在土改和鎮反工作中的過“左”行為，在處理地主階級與土地有關的工商業者的土地財產，保存富農經濟，劃分階級成份方麵都采取了積極穩妥的政策措施，並嚴格要求土改幹部必須堅決遵循紀律。他多次以上海特殊為由抵製來自上麵的一些“左”的指示，對上海的資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係列的比較寬容的政策。他主持上海市的鎮反工作，親自批準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製定的“以特反特”的方針，迅速肅清了上海暗藏的敵特分子，為穩定上海的局勢，發展華東經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饒漱石的個人生活十分簡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帶補丁的衣服，吃一樣的夥食，從不搞特殊，也不抽煙喝酒，別人看不出他是共產黨的大官、大知識分子。建國後，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他平時好讀書，很少與任何人交往。他作風嚴謹，處事平穩，原則性非常強，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嚴格。
饒漱石是黨內少有的政治理論家，曾著有《論共產黨員的黨性》（膠東新華書店出版）、《英勇決戰迎接民主高潮》（冀南書店出版）等。
饒漱石是黨內在建國前唯一長時間在蘇、美、英、法工作或考察過的高級領導幹部，精通英語、俄語，他的卓越才華和見識在黨內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他過早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
高饒事件後，饒漱石的戰功被記在他人名下，他克已守法，從嚴要求自己被說是“善於偽裝”；他承認自己犯有錯誤，但堅持自己沒有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又被說成拒不認罪；他費盡心機，竭盡全力肅盡了上海的敵特分子，卻因此被認為犯有“內奸”“反革命罪”被判刑。他的後半生是在牢獄中度過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沒有對曾經執意要把他打倒的政敵提供任何不利的證據。
曆史必將會還事實真相。值得慶幸的是，如今在山東省永登縣革命烈士陵園，饒漱石的題詞又重見天日，在江蘇省肥東縣瑤崗村渡江戰役紀念館（中共華東局舊址），饒漱石的住房作為曆史文物保存下來了。在江蘇盱眙黃花塘和鹽城泰廟原新四軍軍部舊址，饒漱石的住房也作為曆史文物保存下來了。導遊用甜美的聲音向遊人介紹：“當年劉少奇、饒漱石、陳毅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在這裏運籌帷幄，指揮新四軍同日軍進行頑強鬥爭。”饒漱石故鄉的領導，也有把水泥路修進饒漱石故裏，修膳饒漱石故居的計劃。作為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饒漱石將永載共和國的史冊。
以前經常看到報紙,書本上這樣寫,高崗饒漱石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被毛批判的第一批人,也是罪名最大的,分裂祖國啊!我一直以為是真的,剛才無意中看到這段文章,才知道饒漱石是受了整,現在論壇中一直覺得粟裕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四人幫倒台後,粟總還是被部分平反了,而且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可饒漱石直到2007年為止,都還沒有被平反,更沒被公正的對待,導致我們這些後人,一直以為高崗饒漱石是建國後的陰謀家,反革命,不知道這種錯誤的認識還要持續幾代人!!
在張雄文博客中,一位老人說饒漱石沒平反的原因是他沒後人,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從來沒有人去為饒漱石爭取平反吧!真是可憐,可悲,可歎啊!真希望有人能為饒漱石說說話,錯誤的當然要批判,可確實是冤枉的為什麽不恢複人家的名譽呢? 難道要讓後世子孫把這錯誤一直繼承下去嗎?
（附張雄文博客：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三）
十六
Z老說：華東局一把手饒漱石很賞識粟裕，很支持他的工作。1947年8月華野“七月分兵”失利後，從未指揮過大兵團作戰的譚震林，卻指責負責華野軍事的粟裕部署、指揮不利，“常常粗心大意，缺乏遠見”，還寫了一封信，先給陳毅看，陳毅同意譚的觀點。（此事可見《粟裕傳》及《粟裕年譜》）
粟裕當即向中央引咎自責，請求處分。不想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非但沒有責備粟裕，反而輕描淡寫地說一兩仗未打好不要緊，還叫他單獨赴魯西南，去指揮華野主力部隊。同一天（8月6日），華東局饒漱石也發來電報，熱情安慰粟裕。見此情景，陳毅忙於當天中午向中央及華東局發電報，表揚粟裕，說：“最近粟裕、陳賡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劉、劉並肩前進。”還承認了“對戰役指導部署，曆來由粟負責。”但其實電報一開始就提到了譚震林的信，說“對粟有幫助。”（可見《粟裕年譜》）一般的文章隻摘錄半截，以為陳毅對粟裕推舉不遺餘力，其實他是見兩個主要上級毛澤東和饒漱石都繼續看重粟裕，才連忙轉彎的。並且有些話還有用意，暗示了華野指揮部的矛盾，意即粟裕軍事才能也並非中央想象的那麽好。
粟裕也很尊重饒漱石，一如尊重陳毅一樣，但兩人純粹屬正常的工作關係，沒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饒漱石倒台後，還是有人（當然是高層）企圖將粟裕往饒漱石身邊靠。1955年4月1日，陳毅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華東同誌座談會，就所謂饒漱石與粟裕的關係問題，對粟裕進行了集體“幫助”和“批評”（此事可見《粟裕年譜》）。粟裕在檢討中，隻認為自己是對饒“缺乏應有的警惕性”。結果1958年又被重新提及，大加批判。
十七
C老說：饒漱石當年的問題現在看來根本沒什麽。
我問：怎麽不平反呢？
C老說：主要是沒有後代，無人提起，自然就沒人管了。
我深以為然。不過後來知道饒漱石好像有個女兒，可惜沒有機會再同C老談這個事。）
下麵是轉貼內容,關於饒漱石的,一起來看看,討論下吧:
1954年初，我黨粉碎了高饒反黨聯盟。粉碎這一聯盟後，高崗的表現和結局，人們已經十分清楚了。但饒漱石的表現和結局怎麽樣？對此，知道的人並不多。
饒漱石其人
饒漱石原本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領導幹部。他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的小知識分子家庭。饒漱石在青年時代不但讀過中學，而且上過大學。他的英語呱呱叫，這是他在大學期間學的。
饒漱石也算是中國共產黨內有老資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參加領導白區城市中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工作積極，能力強，在白區工作處於低潮時期，為白區黨組織的恢複和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因而他很快就嶄露頭角，受到了當時領導白區工作的劉SQ的重視。1935年至1938年間被派到蘇聯工作。1938年他從蘇聯回國後，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任副書記，協助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工作。當時，饒漱石在東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區工作。在新四軍受國民黨壓迫的情況下，饒漱石具體領導的白區工作卻卓有成效，使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四麵包圍中仍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光為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打開了國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工作的局麵。劉SQ當時稱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饒漱石與當地黨政領導幹部一起頑強地堅持山東的鬥爭，而且有一套堅持鬥爭的辦法，又采取了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在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領導人的協助下，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受到了毛的表揚。
饒漱石個人生活十分儉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並且隻有兩套衣服供換洗，從不許增加。他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一樣的夥食，從不許增加一點特殊的夥食。饒漱石在當時也算是共產黨裏的大官、大知識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卻與普通工農一樣，別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識分子。饒漱石平時不抽煙，不喝酒。建國後，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他平時好讀書，很少與任何人交往。平時無論是見到上級、同級或下級，他都很嚴肅，很少說話，更不與人開玩笑。在工作方麵，也表現出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嚴格的樣子，給人一種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的印象。但是由於他的個性，他沒有朋友，許多與他共事過的人，對他印象並不太好。
1954年春天，鄧小平在與其他幾個中央領導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饒漱石談話時當麵說饒漱石：你這個人不可交，高崗還為你說話，承擔責任，你卻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崗身上推。鄧小平與陳毅、譚震林一起主持批評饒漱石的座談會時，還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專抓同誌間的“小辮子”，善鑽同誌間的“小空子”，當麵扯謊，說話反複無常，偽裝謙恭的容貌，實際上經常吹噓自己，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陳毅說，就饒漱石善於偽裝、穩步前進、可以蒙混人之耳目來說，饒漱石較高崗更為隱蔽、奸巧。中共中央華東局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饒漱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使人莫測高深”，“是一個十分奸猾、善於偽裝的陰謀家”。從某種程度上說，饒漱石的性格特征，也決定了他的命運。
萬炮齊轟饒漱石
1954年1月，黨中央和毛就已經揭露了高饒聯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劉SQ作了報告，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44人在會上發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全會做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個決議的做出，標誌著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被徹底粉碎。黨中央為了挽救高崗、饒漱石，分別召開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對高、饒進行幫助。
1954年2月，中央開了七次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這七次座談會，都是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共同主持的。參加會議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軍、華東局的領導幹部。第一、二、三、四次會議著重核對饒漱石錯誤的事實，第五次、第六次會議由參加會議的同誌對饒漱石進行批評幫助；第七次會議是由饒漱石進行自我批評。最後由鄧小平、陳毅發言，座談會結束。在開第七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座談會時，又請各大區及中央各部的負責同誌來參加旁聽，因此，到會有66人。參加會議的人中，原新四軍、華東局的領導幹部在發言中，揭露了饒漱石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與高崗結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饒漱石不是回避不談，就是找借口為自己開脫，正如會後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饒漱石的態度是不老實的。 饒漱石的態度不老實，集中表現在最後一次會議上他所作的檢討中。這次會議是2月23日開的，原定議題主要是讓饒漱石作自我批評。饒漱石事先準備了一個題為《關於我的錯誤的進一步自我檢討》的稿子。饒漱石眼睛不好，他當時頭也不抬，臉幾乎貼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這篇稿子，中間幾乎沒有停頓，也不做任何脫稿的解釋，隻是不時地用手帕擦去額頭上的汗。饒在這篇“自我檢討”中，談了“四個主要事件”。一個是“關於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黃花塘處理和陳毅同誌的關係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一個是“關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一個是“關於我來北京休養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在組織部鬥爭安子文同誌及在處理此事過程中對少奇同誌不尊重的問題”。但是，饒漱石對高、饒聯盟問題卻隻字不提，實際上是幹脆否認。參加會議的人對饒漱石的這個態度顯然不滿意，都認為饒漱石不老實。
饒漱石被隔離審查
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開過之後，1954年3月1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中央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對饒漱石的問題作了如下結論：“饒漱石同誌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個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出現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的”，是有曆史淵源的。 報告中對饒漱石的檢討做出了這樣的結論：“饒漱石同誌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直到現在，還不是采取徹底承認的態度。饒在自我檢討中承認自己從來沒有經過整風鍛煉，承認自己驕傲自滿和功臣自居，承認自己不老實，承認自己作風惡劣，將對敵鬥爭中的某些手段運用到黨內來進行政治投機，承認自己的錯誤的本質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承認在具體事件上已發展到個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
饒漱石在表麵上雖然承認了一些錯誤，但是還不誠懇不徹底，不願最後挖掘自己錯誤的本質。尤其對於從財經會議到全國組織會議有關直接反對中央領導同誌和參加高崗分裂黨的活動這個最主要的關鍵問題上，則企圖避重就輕，實行抵賴。這說明饒漱石對自己錯誤所采取的態度，仍然是很不老實的。”饒漱石自己承認他與高崗隻是“不謀而合”，“座談會限於時間未作追究，對此，饒以後應向中央老實交待”。
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是中央書記處決定的，決定後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會議開完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三個人代表中央寫出一個報告。因此，這份報告中的結論也是代表中央作的結論。這份報告很快就送到了毛的手上。毛仔細看了這份報告，於1954年3月12日在報告上寫了批語。毛在批語中說：他隻在第四頁上把“毛主席”改為“毛同誌”，“其餘均同意”。鄧小平把報告和毛的批示交給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批準了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的這個報告。會議同時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華東局揭批了饒漱石的問題並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饒漱石又寫了一份長達2萬多字的檢查。
中央原打算處理饒漱石時手下留情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立即向全黨傳達、貫徹會議精神。中央還決定：周恩來、羅瑞卿到東北局，在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陳毅、譚震林到華東局去向華東局高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專門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反映華東局揭批饒漱石問題的情況。
這份報告除了表示擁護四中全會對高、饒問題的處理之外，專門就揭批饒漱石的情況寫道：“饒漱石長期在華東局擔負領導工作，他又善於偽裝欺騙，因而在華東黨內和幹部中是有很大影響的。”華東局的同誌們，“對饒漱石的陰謀活動，除在中央揭發的幾個關鍵問題上補充了一些具體材料外，並揭發了他在華東局日常領導工作中間，也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玩弄了許多陰謀手法。”“他對華東局幾個常委及某些高級幹部，也經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較隱蔽的形式，企圖拉攏一批，征服一批，打擊一批；處處從抬高個人威信、擴大一人影響出發，明明無經驗，硬裝有經驗……”“饒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則歸己，過則歸人，完全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在領導方法上是極端不民主，長期個人包辦，包而不辦或不準人辦。”會議對饒漱石在執行中央路線方麵的錯誤進行了揭發。
華東局的報告反映出：在華東局幹部會上又揭發出饒漱石許多問題，同時還表示必須繼續進行這一方麵的批判工作。那麽，中央就有必要進一步讓饒漱石作自我批評，使他加深對錯誤的認識。因此，黨中央向饒漱石提出了讓他進一步檢查的要求。 高崗於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後，黨中央出於對饒漱石的關心和愛護，對饒漱石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律不換，生活待遇照常，連饒漱石最得意的秘書陳麟章也被繼續留在饒漱石身邊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陳麟章每周要寫一個“饒漱石近況簡報”，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可隨時到中南海向楊尚昆直接匯報。
但是，為了幫助饒漱石，中央沒有改變讓饒漱石進一步寫出檢查的要求。饒漱石也同意再寫出一份檢查。據楊尚昆回憶，此時，饒漱石早就患有的麵部神經痙攣症複發，不能看，也不能寫，因此，饒漱石的檢查，實際上是他自擬大綱，逐點口授，讓他的秘書陳麟章記錄整理後，讀給他聽，再按他的意見修改、補充而寫成的，所以，饒漱石的這份檢查，一寫就是半年時間。到1954年底才定稿，饒漱石在檢查稿上簽了字，上報中央。
饒在這份檢查稿中，雖然仍在高饒聯盟問題上講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輕，但是，畢竟提到了“與高崗的反黨活動配合”的問題，“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的問題。因此，毛、黨中央對饒漱石采取了寬容的態度，決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饒漱石已經揭出來的曆史和現實問題，不再讓饒漱石寫檢查了。
對饒漱石今後怎樣處理？毛、黨中央也反複研究過，打算隻撤銷饒漱石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保留黨籍，還要給出路，認為這樣寬大處理，對黨比較有利。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有257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3月19日，毛主持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開的七屆五中全會。全會在討論高饒問題時，毛專門談到：對高饒的事情，已經搞了一年多了，關於處理高饒的文件也搞了一年，是幾經反複才搞成這個樣子的。事實證明，他們確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搞陰謀的，不是什麽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的，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的，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采取寬大政策。毛說這些話，實際上也是在做與會代表的工作。經過中央領導同誌反複說明黨的教育挽救幹部的政策，代表們也基本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最後，七屆五中全會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會外，仍然決定不開除饒漱石的黨籍，隻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
毛親自批準逮捕饒漱石
就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在討論高饒問題並且意見基本上已經統一到中央政治局關於保留饒漱石黨籍的意見上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發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饒漱石的秘書陳麟章向中央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反常表現的報告。報告說：饒漱石近幾天來，向陳麟章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勾結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麵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的話，他是挨整的，是陳毅對他進行打擊報複。還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陳麟章的這兩份報告由中央辦公廳轉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兩份報告印發給了全體代表，把代表們給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發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當年是饒漱石批準采取“以特反特”方針的。采取這個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疏漏。後來，一經發現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決了。高饒事件發生後，“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誤，說成是重用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楊帆於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離審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把楊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會秘書處，秘書處把這份材料印發與會代表，使代表們認為，饒漱石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階級鬥爭問題。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陳毅直接向毛提交了潘漢年的“交待”。戰爭年代，潘漢年長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全國解放後，潘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這次黨代表會議，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會議期間，潘漢年聽到毛在會上講：與高饒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曆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對此，他震動很大，加上楊帆包庇特務的事情一提出來，他的心理壓力更大了。他過去在工作中與饒漱石和楊帆都有聯係，揭出來的楊帆的有關問題，他也有份。還有，1943年，他被騙到南京見過汪精衛，這件事他一直沒向組織報告。因此，他覺得自己也有問題，便主動寫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給陳毅。陳毅把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處。毛看了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4月3日，潘漢年被捕。
這三件事情一發生，全國黨代會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毛，都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漱石的問題，已經不是犯錯誤的問題了，而是犯罪的問題，是在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的問題。1955年4月4日，毛主持召開的七屆五中全會，除了通過了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公報外，正式批準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毛在這次會上還發表講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著“寧右勿左”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毛還指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在這次會上，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
最後的結局
饒漱石被開除黨籍、交公安部門偵訊後，公安部於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審查。公安部還組織了饒漱石專案組，對饒漱石進行內查外調，還多次審訊饒漱石。經過長時間的偵訊後，並沒有發現饒漱石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什麽新問題。但饒漱石的問題已經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被定性，公安部門在報告中，仍然斷言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此後，饒漱石的問題就被長期擱置下來。
1965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饒漱石被假釋出獄，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並不讓他參加勞動，實際上是把他養了起來。中央當時還給他配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他生活費200元。在當時，這已經是不小的數目了，足夠饒漱石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發後，饒漱石於1967年被重新收監。這次收監，實際達到的結果，是保住了饒漱石的性命，因為在“文革”那樣大動亂的年月，饒漱石如果不被收監，很可能會在被紅衛兵的批鬥中死亡。 與饒漱石共同工作過的人中，除了上麵提到的潘漢年、楊帆外，其他人一概沒受牽連，中央都給安排了適當的工作。
至於認定饒漱石為“反革命集團”首犯的問題，中央雖然沒有做出複查結論，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平反，這樣，這個“反革命集團”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著作選讀》兩卷本時，在第436條注釋中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麵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的注釋的發表，說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單獨為饒漱石的被“錯定為內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3月2日，饒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歲。
2007年11月23日，是饒漱石誕辰104紀念日。21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我和兒子在江西撫州市臨川區鍾嶺街道辦事處武裝部張部長和繳上村民兵營長等人的陪同下，乘車前往鍾嶺街道辦事處管轄的繳上村委會饒家村小組，尋訪饒漱石故裏。
繳上村在撫州頗有名氣，古人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繳上村的烏石山是撫州的一大旅遊景點。每到春天，山上山花爛漫，芳草萋萋；山前河水清澈，風光旖旎，臨川先賢王安石等曾到此遊覽，並賦詩讚美。烏石山石頭質地堅硬，山下水運便利，自古就有人開采，用來建房、鋪路、開磨，打碾槽。清嘉年間重修文昌橋，特選用烏石山石塊砌橋墩。由於長期開采，山上留下了許多奇峰異洞，最有名的有風車岩、撞江嘴、觀音岩、高峰嶺等，山下烏山村僅15戶人家，村莊雖小但民風淳樸，古風曆然：古樟、枯藤，無不鐫刻著歲月滄桑的痕跡。每年春暖花開，遊人絡繹不絕，到此品味盎然野趣，飽覽贛東風情。
饒家村是原中央組織部部長、七屆中央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新四軍政委、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任書記饒漱石的故裏。他的名字不是因他曾是共和國的功臣而被世人知曉的，而是因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那場權力鬥爭被世人關注。
饒家村坐落在撫州市中心約十公裏處的撫河岸邊，距烏石山約三公裏左右。車子行至鍾嶺街辦便下了撫州至南城的公路，拐進了通往饒家村的鄉村公路，由於路況不好，車子顛得很利害，張部長很抱歉地解釋說：“街辦準備修水泥路進去，所以現在沒有人養護。”車子進村後，街辦統計站站長饒幹秋早在這裏等候。他和同來的民兵營長饒林中都是該村人，按輩份，饒幹秋叫饒漱石大伯，饒林中叫饒漱石爺爺。
我們首先來到村中的原小學校。據說這是饒漱石父親、原江西省副省長饒思誠捐資修建的。由於早已不用了，便無人維修，現已破爛不堪，頂漏窗壞，門也沒有了，屋裏隻堆放了一些柴草。我拿出相機，還是把這幅淒景拍下了。爾後，我們便來到饒漱石的故居，我裏裏外外看了一下，這是一棟贛東農家普通的一堂四間瓦房，屬清代建築，外顯破爛，內顯破舊，饒漱石就出生在這棟屋的西邊同房。如今，此屋雖有人住，但卻沒有維修。我也用相機把這棟房子攝了下來。
我們又環村走了一圈。村莊很小，不過二十幾戶人家，新房樓房很少見。村前東邊是寬闊幹枯的撫河，遠望一片白沙茫茫。岸邊茂密的竹叢把村莊裹在裏麵，顯得古樸幽清。饒幹秋講，村莊四周原來古樹很多，但都砍了。我認真察看了一下，覺得此村是建在撫河的衝擊洲上，這個村之所以叫環洲饒家，很可能因此得名。據饒幹秋介紹，廖坊水庫未修建前，這裏每年都要遭洪災侵襲，現在村上稍有經濟實力的人家都遷到外麵去了，使得這個本來就很小的村莊沒有什麽變化，解放前後差不了多少。
饒漱石的弟妹在外地工作，很少回老家。現在村上沒有見過饒漱石的人，對饒漱石的事也知之甚少。
據饒漱石的堂弟饒壽泉（78歲）介紹，饒漱石在80多年前鬧完他父母結婚的洞房後連夜離家，至於什麽原因，現在無人知曉。此後，饒漱石再也沒有回過生他養他的故鄉。家鄉的親人曾有二十多年不知饒的音訊。直到1946年夏，饒漱石父親饒思誠從南昌帶回一本國民黨辦的畫報，裏麵有中央代表饒漱石等人同國民黨及美方代表談判的圖片，圖片下麵標有中國代表饒漱石的名字。饒思誠是不敢確認圖片上的饒漱石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才特地從南昌趕回家請弟弟饒興祖（饒漱石過繼給他）和堂弟饒歡祖（饒壽泉的父親）等人一同辨認。大家都覺得很像饒漱石，但世上同名同姓、相貌相同的人多，大家也不敢確定。仨人商量後，一致認為寫一封信試探為好。於是饒思誠便給饒漱石寫了一封信，因饒思誠當時在南昌一中教書，怕出意外，便署了弟弟饒興祖的姓名。信寄出後，不久就收到回信，是饒漱石親自回的。信上說，他也非常想念家鄉的親人，但曾聽人說，因他鬧革命，國民黨把村莊毀了，所以才沒有同家裏聯係。饒漱石的親人收到回信，非常激動，又給饒漱石回複了一封信，向饒訴說了思親之情，也訴說了家鄉的苦難。饒漱石接信後又回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說一些親情的話，還鼓勵親人一定要堅持下去，再過兩三年，定會好轉起來。他現在很安全，請親人今後不要給他寄信，就是寄了，也不一定收得到。可惜這兩封信都未保留下來，僅此而已。平常遊人都到烏石山，很少有人光顧此地，黨政官員更是少有人來。除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原因外，其實很少有人知道饒漱石就是生於此地長於此地，因為公開的資料一般隻說饒漱石是江西臨川人。
饒漱石是故鄉親人永遠心中的痛。這位前中共要員，民間曾有“華東王”稱號的傳奇式人物並沒有光宗耀祖，也不曾給鄉親們帶來丁點好處。相反卻總為他擔驚受怕，鄉親們甚至不願意讓人知道饒漱石就是這村裏人。建國前，鄉親們怕人知道這裏是饒漱石的家鄉會遭國民黨報複帶來災難。建國後，饒漱石又在一夜之間變成反麵典型。高饒事件是全世界人都知曉的。他們又怕因此受株連。饒漱石出事後，曾確有不少人到這裏外調過，至今鄉親們仍然心不平氣不順，頗受壓抑。他們殷切地希望，黨中央能對饒漱石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他們不相信，饒漱石會“反黨”。他們不理解，為什麽那麽多人都平了反，現在連林彪都能功是功、過是過，為什麽對饒漱石就不能？
離開饒家村後，我的心沉甸甸的。饒漱石的故居竟如此破敗，鄉裏鄉親又倍受壓抑，饒漱石在青少年時代就立誌投身革命，救國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沒想到創建新中國後，自己反倒連累了鄉裏鄉親。如果饒漱石九泉有知，恐怕永遠都不會瞑目。
饒漱石是當代中國最具典型的悲劇人物。他從青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是黨內有老資曆的人。他於1923年入團，1925年入黨，曾參加領導了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鬥爭運動，創建了橫峰、弋陽縣委，成功組織了奉天紡織工人大罷工。曾先後在蘇、美、英、法等國做工會領導工作，抗日戰爭爆後主動要求回國參加抗日救國鬥爭。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他受命危難之時，和葉挺一道力撐危局。劉少奇稱他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從1942年10月陳毅到延安學習後，他一人主持了中央局和新四軍的領導工作，當年新四軍成立時，隻有1萬多人。抗日戰爭結束時，已發展到了30多萬人。這支部隊後來成了第三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的核心力量。林彪當年帶十萬大軍入關，新四軍的部隊是主要力量。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饒漱石領導華東軍民頑強地堅持鬥爭，殲滅了國民黨的大量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先後成功地領導組織指揮了有名的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固戰役、膠東戰役、宛西戰役、宛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等。在四個野戰軍中，第三野戰軍是殲滅國民黨軍隊人數最多的，為打敗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立下了赫赫戰功，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新中國成立後，饒漱石主持華東局及上海市的工作。華東地區的土改和政權建設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麵，毛澤東曾多次把華東的經驗批轉給全國各地學習效仿。他堅決反對在土改和鎮反工作中的過“左”行為，在處理地主階級與土地有關的工商業者的土地財產，保存富農經濟，劃分階級成份方麵都采取了積極穩妥的政策措施，並嚴格要求土改幹部必須堅決遵循紀律。他多次以上海特殊為由抵製來自上麵的一些“左”的指示，對上海的資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係列的比較寬容的政策。他主持上海市的鎮反工作，親自批準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製定的“以特反特”的方針，迅速肅清了上海暗藏的敵特分子，為穩定上海的局勢，發展華東經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饒漱石的個人生活十分簡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帶補丁的衣服，吃一樣的夥食，從不搞特殊，也不抽煙喝酒，別人看不出他是共產黨的大官、大知識分子。建國後，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他平時好讀書，很少與任何人交往。他作風嚴謹，處事平穩，原則性非常強，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嚴格。
饒漱石是黨內少有的政治理論家，曾著有《論共產黨員的黨性》（膠東新華書店出版）、《英勇決戰迎接民主高潮》（冀南書店出版）等。
饒漱石是黨內在建國前唯一長時間在蘇、美、英、法工作或考察過的高級領導幹部，精通英語、俄語，他的卓越才華和見識在黨內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他過早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
高饒事件後，饒漱石的戰功被記在他人名下，他克已守法，從嚴要求自己被說是“善於偽裝”；他承認自己犯有錯誤，但堅持自己沒有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又被說成拒不認罪；他費盡心機，竭盡全力肅盡了上海的敵特分子，卻因此被認為犯有“內奸”“反革命罪”被判刑。他的後半生是在牢獄中度過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沒有對曾經執意要把他打倒的政敵提供任何不利的證據。
曆史必將會還事實真相。值得慶幸的是，如今在山東省永登縣革命烈士陵園，饒漱石的題詞又重見天日，在江蘇省肥東縣瑤崗村渡江戰役紀念館（中共華東局舊址），饒漱石的住房作為曆史文物保存下來了。在江蘇盱眙黃花塘和鹽城泰廟原新四軍軍部舊址，饒漱石的住房也作為曆史文物保存下來了。導遊用甜美的聲音向遊人介紹：“當年劉少奇、饒漱石、陳毅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在這裏運籌帷幄，指揮新四軍同日軍進行頑強鬥爭。”饒漱石故鄉的領導，也有把水泥路修進饒漱石故裏，修膳饒漱石故居的計劃。作為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饒漱石將永載共和國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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