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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風雨：毛澤東案前“禦狀”何其多

作者：一清

“九8226;一三”，在中國當代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它不僅擊垮了毛澤東的身體，事實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失敗，同時還改變了很多，包括上至曾經的國家領導，下至善良盲從的黎民百姓對驟然而起的文革的看法。對大紅大紫，非紅即黑，有了新的視點。他們要抗爭，以自己微弱的力量與呼聲，希望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文革所形成的唯一語境是，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太陽，隻有毛主席才能給我們以溫暖。這是一種比興的說法。事實上也確是，中國當時唯一能施予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這些“子民”以“溫暖”的，也就隻有毛澤東一個人。普天之下，唯他一言乾坤。如果有人想將自己的冤情解決些許，所有其他人，不管位有多高，權有多重，包括毛一人之下的周恩來，都不會有大的作為。因此，九一三事件後那些因林彪的打擊而下獄的人想借此喘口氣，挪挪身，他們所能找的就隻有一個人。這人就是毛澤東毛主席。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種現象，以李慶霖向毛澤東告狀並獲毛澤東批示為標誌，1973年前後，全國驟然而興的是“告禦狀”的隊伍以及形成的高潮。無論是軍中老帥，還是地方小劇組人員，亦或是人民大會堂的服務員、毛澤東曾經相識共舞過的小演員，都紛紛向毛澤東或寫信，或麵述，成為淒風苦雨的共和國當時的一個奇特景象。
其實，我們所能看到的，還隻是冰山一角。當曆史資料解密以後，我們看到了更多，更多。這裏，博主將形成這種現象的因由，“禦狀”的性質與類別，以及相對重大的一些人物的訴案，作一個籠統的介紹，以供大家思考，從而讓我們的社會更開明，更和諧，更民主，更進步。


一，“九一三”後，是誰第一個告“禦狀”？
第一個拿起筆直來向毛澤東寫信的是原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兼副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委蘇振華，時間是1971年12月13日。但是，他的信很長時間裏沒有獲得毛澤東的反饋。接下來的是宣傳界的兩位“聞人”。也許是曾經的工作經曆使得宣傳界的人有著特殊的職業敏感，李卓然毅然向毛澤東寫信陳情。李卓然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文革”中被打倒，接受了紅衛兵的慘烈批鬥。1972年1月16日，得知林彪自我爆炸了的他向毛澤東表達了自己的心願：“我現在雖然年逾七十，但腦子未壞，很想抓緊晚年時間，做些力所勝任的工作。”
同月，29日，正在《人民日報》“五8226;七幹校”勞動著的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也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能給予工作。毛澤東在1972年初在李卓然的信上批示“總理閱處”，而在吳冷西的信上批道：“此件已閱，歡迎進步。退人民日報存。”（1972年1月29日）
對於兩位宣傳界的來信要求，毛澤東沒有正麵回答，甚至沒有如何處理的直接信息表露。但對軍方蘇振華的來信，則有相對明確的態度。
蘇振華的信，壓在毛澤東的案頭已有將近3個月的時間了。蘇的信表示自己有決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爭取晚年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工作”。毛澤東這一次的批示，比兩位宣傳口來信的批示要詳細、具體。毛在1972年3月5日批道：“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軍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陸軍（或在地方）讓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請中央酌定。”批完後，毛澤東又補充道：“請汪（東興）印發各同誌。”
毛澤東這樣對蘇振華的批示與安排，取到了一個示範性的暗示，也給那些受林彪事件牽連的人以醍醐貫頂般的啟發。於是，這樣的“禦狀”信件就一發不可收拾地呈往毛澤東案前。其呈件人都是原軍、政界中曾經的重要人物。隻是，他們當時還不敢造次提“落實政策”，僅僅是要求“回到革命隊伍”，多少“做一份事”。
於是，我們在解密材料堆裏能看到的就有這些曾是我們很熟悉的名人、聞人：其順序是：解放軍軍事醫學院院長賀誠，中央軍委常委、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的女兒楊俊生，原一機部副部長白堅的兒子白克功，甘肅省農業大學原校長李克如，原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的子女，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原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的子女林梅梅，原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何長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等等人眾，紛紛致信毛澤東，力訴自己的悲慘遭遇，同時提出要求回來“做一點工作”。陳雲的“要求”有些可憐：“如果沒有適合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誌學習班……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毛澤東對以上各信都有批示，看到陳雲的要求，不免惻隱，於1972年7月22日在他的來信上批道：“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並囑咐“總理辦”。
毛澤東對鄧小平要求複出工作，考慮是很認真的，批示語也較長。在“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前提下，作了三個方麵的完全肯定。但又留了一個尾巴，讓人發人深思：“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這樣的話，不說還好些。至於毛澤東肯定的鄧小平做的是什麽樣的“好事”呢？毛說：“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
這可能就是毛澤東的行文風格和為人風格。


二、以給小學教師李慶霖的回信為標誌，帶動了民間告狀的高潮
在上述給毛澤東的寫信人員裏，有的是自己寫，有的是家人寫；有的是通過“關係”人直接或者轉呈給毛澤東的，大量的則是中央有關機專門構拆封後，視其人事輕重，摘登在《要信摘報》上呈毛澤東閱覽的。在這些信中，有幾封是毛澤東自己認定有錯，“當時聽了林彪一麵之詞”（在楊成武家人來信上的批示語）、“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在廖漢生家人來信上的批示語）。當時，一些人因關押太久，都重病在身，如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的情況，就很嚴重。毛澤東讀信後批示：“我意放他出來治病”，毛澤東還認為，在林楓問題上，“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這是毛澤東認為辦案中存在逼供信現象的少有的信件之一。
自鄧小平來信以後，陸續又有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許滌新的兒子替父來信、國家科委副主任範長江沈普替夫來信、中共福建省委原書記處書記、原省長江一真來信、中央監察委駐外貿部監察組原組長李一夫的妻子張明輝替夫來信、馬列主義學院原秘書長柴沫的妻子王若琳替夫來信……都是反映親人或自己受折磨，要求治病和給予相對多一點自由的內容，毛澤東都一一批示。1972年10月20日，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含淚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丈夫在監獄裏十分惡劣的生存情況。毛澤東閱後，心裏很不平靜，立即批給周恩來辦理：“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接著，又有原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和妻子和女兒、中共陝西省委原書記處書記舒同、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書記林鐵等人的來信。王稼祥的信是寄給總理的，要求也是向總理提的。但是，總理也無法作主，隻得寫上“我意稼祥同誌可以從事外事調研工作”的意見後，將信轉給了毛澤東。另外，王稼祥又通過王震的手，轉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於1972年12月批示：“可試行。”原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下放在桂林，他聽到很多人都向毛澤東寫信申述情況後，也給毛寫了一封申訴信，提出的要求是“回來治病”，因為他的腿斷了。毛澤東於1973年1月2日將譚的信批給紀登奎、汪東興等人辦理。七個月後，譚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時間走到了1973年的4月25日，毛澤東給一封來自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叫李慶霖的教師回了一封信：
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1973，4，25日
這封信是李慶霖於頭年年底給毛澤東寫的，反映的是他下鄉插隊勞動的孩子生活困難的情況，信中所述，讀之無不令人動容。毛澤東讀著李慶霖的信，當時潸然淚下，即刻掏錢300，托人轉交，以期解決孩子的燃眉之需。這封信之所以引起了後來那麽大的反響，一則是毛澤東自己出錢，給下鄉插隊落戶的知青解決問題，也由此推動了800多萬知識青年命運的轉變；二則是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複信，由中共中央印發到了各地，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在開黨委擴大會時，認真組織學習和討論。中央文件下發後，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奸汙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被揭露出來，並陸續反映到中南海最高層。最先被揭露出來的惡性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第2師16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汙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對此，不輕易發火的周恩來也沒有能控製住自己：“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葉劍英更是拍案大怒：“要‘殺一儆百，殺一儆千’！” ——由此可見李慶霖信件所引起的當時中國的震憾了！
李慶霖的信和毛澤東的複信的傳達與學習，也向人們“傳達”了另外的一種信息，老百姓也是可以向毛主席寫信的，毛主席還可能會給你複信。這樣，引起了新一輪的向最高領導人寫信反映問題的高潮，這個現象，一直延續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


三、文藝界也掀起了一個“禦狀”申告的小高潮
李慶霖事件後，有關黨政幹部繼續向毛澤東寫信，反映自己的問題。如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軍委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長譚政向毛澤東反映的問題就是：我“身體日見衰老，病痛日見增加”，希望“近期裏把我解放出來”。原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司令員葉飛給毛澤東的信是，要求批準解除對他的監護，“允許閱讀黨內文件”。這些國之老臣的要求，都是很可憐的。毛澤東對譚政的來信隻是批示“紀（登奎）汪（東興）酌處，同時印發政治局各同誌”（1973年5月），對葉飛的來信批示詳細一點：“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1973年6月25日）
接下來的1973年11月20日，毛澤東批示的可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來信了，寫信人就是原來一直跟在他身邊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羅1973年11月15日給毛澤東寫信：“我現在滿身是病，兩腿傷殘，懇請主席和黨解除對我的關押，給我一定限度的自由。”這封信從羅瑞卿關押地出寄，到毛澤東作出“似可釋放。請中央酌定”的批示，前後也就是五天時間。可見對羅還是重視的。毛澤東批示不久，羅瑞卿即被解除監禁，1975年6月即恢複了黨的組織生活，並擔任了中央軍委顧問之職。
此後，軍界和政界高層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那些來自軍政界上達天聽的告狀信也少了。有一個特例，那就是與羅瑞卿的信幾近相隔一年之久，原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寫信給毛澤東，聲明“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要求解除隔離審查，給一點可以做的工作”。毛澤東把這封信批給了王洪文。其批示語為：“此人如何處理，請在政治局一議，為盼！”（1974年9月17日）
此信以後，還有三封，分別是劉景範、賀誠、傅連璋，反映的是他們的情況。毛澤東都有批示。劉景範的景況，至今讀來，令人淒然。劉原任地質部副部長職，文革一開始，即遇下獄之災，8年以來，一直生活在“蒼天昭雪”的期盼之中。他的嫂子同桂榮（劉誌丹烈士的妻子）目睹了齊天之冤，1974年12月17日，他去監獄看望了劉景範，發現劉身體很壞，精神也不好，犯有肝病、十二指腸腸潰瘍病，手腳浮腫，肚子膨脹，可能還有肝硬變，看樣子，是沒有多少時日了。這位好嫂子當天即給毛澤東寫信，提出了幾點要求：一、他的問題已經審查八年了；二，如果他的問題還不能做結論，是否把他放出來，一麵治病，一麵繼續審查。毛澤東讀完信後，當時有什麽樣的想法，不得而知，但是從他的批示文字是不難看出其反思之態：“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於追究。”
軍政界的問題，因毛澤東的一一批示，陸續獲得解決。接下來，告禦狀的主力隊伍，大都轉成了文化、文藝界了。
開啟這幕“大戲”的是湖南的演藝界。當時，《園丁之歌》由湘劇拍成了電影，深受廣大觀眾歡迎。但是，卻被江青一夥汙蔑為“大毒草”，並利用手中控製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進行批判。湖南的有關人士趁著毛澤東在長沙九所養病，特地安排他觀看電影《園丁之歌》。毛澤東看完後，鼓了掌，說這真是一部好戲啊。身邊的工作人員早已準備好了話：“主席，您還鼓掌呀，這是一部壞戲哩，是一部大毒草哩！”主席一聽，急了，“我怎麽不覺得是一部壞戲呀？我看是一部好戲嘛！”
毛澤東肯定了這是一部好戲，那就鐵定是一部好戲，誰也無法置啄。這可是當麵告禦狀，一次成功的典範。下麵的“戲”就好唱了，湖南省委立即組織文章，在《湖南日報》上發表，讓“四人幫”一頭霧水，當江青們知道是張平化故意安排毛澤東觀看的情況後，也隻好自找台階，下不了台也得下台，湖南省委獲大勝，全國文藝界拍手叫好。
湘劇電影《園丁之歌》告禦狀的成功，啟發了很多人。接下來的一個著名事件就是電影《創業》了，其“主角”是劇組的張天明。
長春電影製片廠編劇張天明就他創作的、反映大慶人工作和生活的電影劇本《創業》，遭到江青一夥的壓製，片子拍成後，累遭刪改，且羅列了十多條罪名，電影拍完後發行累累受阻，張天明及其劇組受《園丁之歌》事啟發，決定向毛澤東告狀。信是張在明於1975年7月18日寫的，7天以後，毛澤東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文藝工作者的“禦狀”，又一次告成功了！
此前此後，又有“文藝黑線代表人物”的林默涵、周揚告狀，《化石》編輯部的張鋒，陸定一的家屬，農林科學家樂天宇，以及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做過一些事情的人員，包括文革前一些歌舞團的演員等等，都分別向毛澤東寫信，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係，接近毛澤東，其主要目的簡而言之就是告狀。
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隻有“禦狀”，才能解決他們久拖不決的問題。

四、“禦狀”文本的上送途徑很重要，否則，就會有牢獄之災
本文作者一直在想，這麽多的信件，都是通過什麽途徑上達的呢？不大可能都是毛澤東直接收閱的吧？
中央文獻的有關資料已經表明，大部分的重要信件都是通過中央專門機構所編的《來信摘要》呈上的。那麽接下來的另一個問題是，這麽多人這般集中地向毛澤東寫信，而且大都是被關押著的人，會不會有人在中間組織穿線，互為通風呢？一直以來，存疑於心，但又不敢亂猜，總是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否則，難以想像怎麽就突然爆發了“禦狀風”……
作者的這個疑點終於在《王震傳》出版以後解開了。我們來看一看以國史出版為己任的“當代中國”社《王震傳》中的那一段記述：“九一三事件後，王震去看望王稼祥時，透給他一個重要信息：林彪自我爆炸後，許多老幹部向中央寫信表態。王稼祥忙問：我是否也應該給黨中央、給毛主席寫一封信？王震說：應該，越快越好。在王震的鼓勵下，王稼祥寫了一封長信，並通過王震轉交了毛澤東那裏。”——看得出，這樣的信，如果沒有王震這樣的人轉交，要到達毛澤東的手上，是不容易的。同樣，這件事說明，九一三後，老幹部們都在互相串聯，通風報信，互相幫助，這才導致了暮年毛澤東文案前那一堆堆的告狀信件。
王稼祥的信是通過王震轉交的，張天明的信則是通過鄧小平轉交的。張天明聰明，寫了兩封，一封是給鄧小平的，一封是給毛澤東的，這樣，鄧小平轉交信件，就有了理由。但有一封信很奇怪，即李慶霖的信，到底是由誰轉交的呢？研究過中國二十世紀一百封重要信件的兩位專家——沈桂萍、程宇提出過這一問題，似乎一直無解。
如果不是通過這種方式，僅僅是寄托於中央的有關機構“摘編”來信，如果不是有著特別影響的老幹部，是非“摘”非“轉”不可的，一般的信件，最終是個什麽結果，很難說定，有的未見得就能到達毛澤東的手中。如果“來信”還牽涉到在位的當事人，後果就一定會很嚴重。最典型的是上海朱錦多的“禦狀”及遭遇。
朱錦多是上海越劇團的一個演員，在上海看到當時王洪文發展“武裝民兵”的事，感到這事蹊蹺，同時，又不滿於張春橋、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作為，因而“杞人無事憂天傾”，向毛澤東寫了兩封信。他沒有找到為他轉信的重量級大人物，是通過郵局寄發的。結果，很快就下了大獄，並受到殘酷的肉體摧殘。

後記：一個國家，如果所有的事情最終都需要或者隻需要由一個人去處理，要麽製度上有一些問題，要麽就回到了堯舜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