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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解放台灣” 的攻台計劃為何擱淺


1950年5月17日，美利堅駐台北官員斯特朗向美利堅國務院報告：“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臺灣的命運已經注定，共鏟黨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間發動進攻。”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則倲和米高揚在西柏坡見麵時曾說——

目前，還有一半領土尚未解放，比較麻煩的有兩處：臺灣和西藏。其實，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隻是不能太快……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裏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裏還有一個美利堅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

這是毛則倲第一次談到臺灣問題。

一個多月後，臺灣問題在中供中央的議程裏正式被提及。3月，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範圍，毛則倲提出：“還要加上臺灣。這地方很應該注意，有海軍、空軍及其他軍隊，有資材，很有生意做。”

當時，美利堅是否可能直接派兵支持國民黨政府，還是一個未知隱患。斯大林甚為憂慮，毛則倲、中供中央也不能不保持高度戒備。根據中央軍委的意見，指揮第二野戰軍的鄧小平於3月14日給劉伯承、李達發電報，要求二野渡江之後，“兩年內留華東，不作新的機動”。第二天，新華社戴表中供中央發表了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這時候，東部成為主要對峙戰場。

5月23日，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向上海發起總攻，即日可下。美利堅方麵出於對國民黨政府極度腐敗的失望，沒有作出任何反應。麵對比預想快得多的軍事決戰勝利，毛則倲決定改變原來的戰略對策，他決定：采取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用一野進軍西北，四野直搗兩廣，二野進軍四川，在西南全殲國民黨軍隊的最後主力；隻把三野放在東南，一方麵嚴守對外的門戶，一方麵準備進攻臺灣。

在毛則倲原本的戰略中，新疆尚未列入進攻的主要方向，西北戰爭取得勝利後，協助一野進軍西北的賀龍第十八兵團、楊得誌第十九兵團應調回東部。他甚至考慮調彭德懷回來統一指揮二野、三野進攻福建和臺灣。

但是，秘密訪問蘇聯的劉少琦向國內傳達了斯大林的意見“不應當拖延占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幹涉”。

斯大林的意見不是可以忽視的。毛則倲得知後立即要劉少琦通知斯大林，中供同意盡快占領新疆。這樣一來，彭德懷在取得西北地區戰略決戰勝利後，還必須繼續向新疆進軍，東部暫時得不到應有的支持。

當時在西南投入較大兵力也有一個國際原因，已經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胡誌明來電，擔心西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會逃到越南，對正在解放國土的越南軍民造成很大威脅。毛則倲為此特別致電林彪，要他部署程子華、陳賡部隊切斷敵人經雲南逃往越南的道路。

相比之下，蔣公出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考慮，卻對最後的落腳點臺灣予以了特別的重視。

1948年6月21日，蔣公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首次出馬，親赴福州，召開駐閩部隊團以上軍官會議，他強調說：“大家應當知道臺灣將是黨國的複興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異於尋常。比方臺灣是頭顱，福建就是手足。”會後他親自召見部分師以上軍官說：“有我領導你們，有臺灣在，即使大陸盡失，也可以複興。”之後，他對國民黨軍駐守福建部隊進行整編，確定了新的防禦部署。

月底，蔣公在臺灣又召開東南軍政會議，強調確保臺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要求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鞏固東南防務和臺灣外圍屏障。

1949年12月，毛則倲出訪蘇聯。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他迫切地提出：“國民黨的支持者在臺灣建立了一個海空軍基地，海軍和空軍的缺乏，使人民解放軍占領這個島嶼更加困難。考慮到這種情況，我們的一些將領一直在提議，請蘇聯援助，比如可以派誌願飛行人員或秘密軍事特遣艦隊協助奪取臺灣。”

斯大林含糊其詞地回答：“援助不是沒有可能的，本來是應當考慮這樣做的，問題是不能給美利堅一個幹涉的理由。”

斯大林仍然擔心會引起與美利堅的大戰。他向毛則倲建議，是否可以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來解放臺灣，比如先向臺灣空投傘兵，組織暴動，然後再去進攻呢？這顯然是不成為理由的借口。且不說解放軍尚無傘兵部隊，即使有又如何能保證空軍安全運載傘兵到臺灣上空空投呢？

立即進攻臺灣的打算就此擱淺，也就失去了趁臺灣守軍立足未穩且混亂而進攻的第一個最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