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時期的“五..毛..黨”zt

北洋時期的“五..毛黨”

--------------------------------------------------------------------------------
2009/07/21

邵建

　　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認為北洋政治是“專製”和“政黨政治”，故主張以全民性的“國民政治”取代之，因為後者能夠體現國民意誌而前者不可以。陳獨秀文人出身，從知識結構上看，長於文史而不擅法政。他不知道，就現代政製而言，隻要是議會框架中兩黨互為反對的政黨政治，就不可能形成專製。相反，倒是陳偏好的那種廣場式的國民政治，看似民主，倒有可能通向專製，甚至極權。

　　《新青年》創辦時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為中國是否參與歐戰，國務總理段祺瑞和總統黎元洪意見相左。段本人是主戰派，但他的主張必須通過黎，也必須在議會中通過。就段的個性言，他並非不專製或不想專製，但是，那個分權的製度框架限製了他。當時段的陸軍次長這樣慫恿：沒什麽大不了的，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武夫當國，習慣用槍杆子說話。但，段氏權衡利弊，還是不敢在製度上冒天下之大不韙，因而采納文人的主張：“按軌道辦事”。段本是北洋軍頭中最專製的一個，但，隻要製度不專製，就能對專製的個人形成遏製。

　　民初議會由兩黨構成，國民黨和進步黨。段氏參戰，本來就是進步黨（時改稱研究係）的主張；但問題是國民黨反對，它同時又是議會中的第一大黨，擁有最多議席。段祺瑞既繞不開國會，又誌在必得，於是就玩起了所謂國民意誌的把戲，企圖以“民意”來逼議員主要是國民黨的議員。國會表決前一兩天，北京突然出現了什麽“五族公民”“北京學界”“北京市民”之類的請願隊伍，拿著小旗在國會附近聚集。到5月10號正式表決那天下午，這些公民團體大約有數千人將國會團團包圍。看見議員進場，他們就強行塞上他們的請願書和警告信。如果有議員不接受，拉下車就打。他們不但向議長要求列席旁聽，遭拒絕後，還直接威脅國會，必須當場通過對德宣戰案，否則就不準議員離院。

　　這些“公民團”到底都是些什麽人呢，除了一些穿便衣的軍人和警察外，大都是從各處召聚而來的乞丐、杠夫和遊民。他們在國會門前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廣場，一會兒大聲叫罵，一會兒拍手狂歡，場麵亂成一片。顯然，這是一種被權力操縱的民意，不過民意本身就往往容易被操縱、煽動和代表。像對德宣戰這類問題，因其專業性，本當由職業性的議員辯論定奪。訴諸民意，直接搞國民政治，即使沒有操縱，此案設若擺在一個杠夫麵前，他又會有什麽負責任的成見。但，這次議員顯然被段祺瑞激怒了，他們一致決定不解決這個突發事件，就不討論宣戰問題。他們同時要求國務總理段祺瑞到場，接受議員問責：北京秩序是否還能維持。

　　僵持到晚上7點多鍾，段祺瑞才不得已姍姍而來。麵對議員，他的解釋是：人民到國會來進行和平請願，不應當以武力強迫解散，這樣會引發軍民衝突和流血。問題是這根本就不是什麽和平請願，而是暴力脅迫。且不說進門前已有議員被打，此刻已是晚上9點多，議員堅持不投票，因此外麵的公民團不斷向院內投擲磚瓦，用以形成威懾。警察雖然在場，卻逍遙袖手作壁上觀。雙方就這樣僵持著，最後，由於一塊飛石砸中了到會采訪的日本記者，段怕引發外交事端，才下令用騎兵將公民團驅散。此刻，被解圍了的議員已經身心俱疲，再也不肯討論宣戰問題。結果，當天會議會而不議，便宣告結束。段祺瑞終於沒有在議會裏達到他的目的。

　　非常喜劇的一幕是，不日，北京《醒華報》登出一封“公民”來信，披露那天幕後的一些情形。這位署名來信者，自稱從安徽到北京，一直謀差未成。閑無事，便由同鄉的陸軍部秘書介紹加入公民團。說好那天中午12點去包圍國會，按鍾點給錢。每小時大洋五,毛，散時即付。該人那天準時到場，直到晚上八點半離開。他算了一下，一共八個半小時，計價應為四塊兩毛五。但，那天散夥時他沒拿到錢，第二天上門去要，那位陸軍部同鄉不但“吝而不予”、“避而不見”，還派人出來對他“大言恐嚇”（主要是怕事情泄露）。此人越想越氣，索性登報揭發。於是，天下人都知道那天的公民團原來是被收買了的“五,毛黨”。

　　“五.,毛黨”之被揭露，蓋在於由《新青年》視為專製的北洋，其實是一個新聞自由的時代。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在北京很羨慕地對胡適說：中國作家享受的言論自由要比日本人大得多。胡適回答：“他們……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幹涉我們”。其實，這不在於作為統治者的“他們”，關鍵在於當時那一套政黨政治、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的製度。不過，一心想終結北洋專製的《新青年》，從鼓動民意的角度，呼喚國民運動乃至國民革命。於是，伴隨北洋的終結，“政黨政治”亦隨之終結，代之而起的，才真正是製度性專製的國民黨“黨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