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躍進的豐功偉績
作者: 曦古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有關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了看家法寶的“三麵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當時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象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製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麽？”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1070萬噸”鋼裏，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裏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麽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裏”（薄一波1959年6月30日對薛暮橋等人的談話，1967年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大字報選第二輯；1967年5月“鬥爭薄一波批判餘秋裏批判穀牧聯絡委員會”編印的《憤怒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風調雨順，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3.8%還略少一些。（史柏年《試析一九五八年我國的糧食生產》，《黨史通訊》1987年第11期。一九五七年產糧三千七百億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點六億斤。）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麵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高層，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麽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又因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征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15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21斤。（中國國家統計局編《1983年中國統計年鑒》第103頁。）
虛報不那麽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樣幹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饑荒的到來隻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集第436頁。）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安徽文學》第5期。）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100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2500萬人“無飯吃”。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14頁。）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 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 《黨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頁。）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 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鍾山》雜誌1989年第5期第140頁。）因此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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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103萬、258萬、300萬、125萬、26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811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但根據《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書中收錄的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回憶錄《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當時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應該在1250萬人以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4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3.5萬人。（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牆》第64頁。1991年版《灌縣誌》第74、130頁。）
廣西壯族自治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製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16萬！（1967年6月3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30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50萬。”（1967年6月3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安徽省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麵大豐收。糧食總產4.05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 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59、64頁。）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5%，一個占11%強，一個占15%，一個占20%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 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65頁。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第一部第19頁；《中國作家》1989年第4期第91頁，霍達《民以食為天》。）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鬆、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1990年版《宿鬆縣誌》第89、83、32頁。1989年版《濉溪縣誌》第482、762頁。1991年版《靈壁縣誌》第77至78頁。1989年版《渦陽縣誌》第482、42頁。1988年版《全椒縣誌》第23、71頁。）
安徽死人情況嚴重，並震驚了高層。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當局力圖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小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隻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1962年2月3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1967年8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複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42頁。）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300多萬，400多萬，500多萬。300多萬是個下限。
貴州省
遵義、畢節、銅仁地區，全家全家死絕的事件已不是什麽新聞。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麽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製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1967年7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 -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16頁。李景膺，1959年至1965年為貴州省委書記，1965年至1967年為內務部副部長。）
甘肅省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 （《了望》周刊1986年第41期第17至18頁；1987年“中國潮”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獲得者麥天樞《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學》1988年第5期。）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130萬至200萬之間，130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10%。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複出。冼恒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青海省
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數僅為12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54萬。（1990年版《青海省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第88頁，1989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中國人口青海分冊》第81頁。）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隻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40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5%了。
河北省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裏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隻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裏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胡開明《難忘的三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 黨史資料》第39集。）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隻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因為太陽光裏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裏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麽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範，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準的頭四個月裏，蔚縣就餓死了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節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麽死那麽多人，原因是什麽？”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胡開明《難忘的三年》）
湖南省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麽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采，有獼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饑。四周山上無野果可采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梧 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幹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隻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衝（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衝）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裏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充饑，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陳峰《啊！父老鄉親……劉少奇1961年還鄉記實》，《記者文學》1989年第5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86萬。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數至少在150萬以上。（《湖南省誌》1982年版第2卷[上冊]第253、256頁。）
湖北省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鬆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986年版《鬆滋縣誌》第27、60、62頁。1990年版《宜都縣誌》）
江蘇省
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萬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1.1萬多。武進縣東安鄉，僅2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1990年版《溧水縣誌》第94頁。1990年版《常熟市誌》第1030頁。1981年版《東安誌》第35頁。）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1.6萬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並成為反 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 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1.7萬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0.4萬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3.7萬多人中，1.7萬多是兒童。（1990年版《高郵縣誌》第61、162頁。）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歎道：“在下麵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198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
河南省
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 荒就最嚴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195億斤，他卻按450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隻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曆》第260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136頁。）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32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64億斤。省裏要征購9.6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告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10.4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隻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公布的是50萬。（1986年版《信陽綜覽》）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 死8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10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裏就餓 死9.8萬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203頁，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1986年版《淮濱縣誌》第69頁。）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就有639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5647戶，息縣5133戶，固始縣3424戶。”（蘇曉康《烏托邦祭》第301頁，1989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 件，毛澤東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後果”，畢竟沒有看到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紀實文學》1989年第4期，張文才口述、周之德執筆《周恩來軼聞》；王學仁《毛澤東和他的機要秘書》，見《湖北日報》社主辦的1992年12月26日《楚天周末》）
另外，河南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證畝產籽棉1.2萬斤，爭取1.5萬斤”的棉花高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麵一層是糧食，下麵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路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11.4萬。
山東省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全省秋播麵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700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887萬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農村經濟麵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隻好拋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萬畝。”（1989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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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打擊反對派 加帖在 史海鉤沉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本來據山東省委估計，200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一九六○年僅產了166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34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豐收”，農民“踴躍賣餘糧”，從農民那裏搜刮了70億斤“餘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裏奪走了100多斤糧食。結果有1600萬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隻有142.7斤”。（ 1989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193、201頁）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糧，還不夠兩隻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 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 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段君毅《深切懷念張北華同誌》。）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全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隻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3.6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3.5萬多。東北重鎮沈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6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萬五左右是歸沈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沈陽市管轄的遼中縣。（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中國人口年鑒》第399頁；1991年版《天津簡誌》第1176頁；《沈陽市誌》第431、435頁。）
一九八四年，有幾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對這一點，當代嚴肅的學者、曆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
當年的國務院副總 理薄一波說：“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 右傾’運動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學出版社刊行，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第2卷，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第272頁），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 常死亡數千萬人”（一九九四年紅旗出版社，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36頁。），而不願深入探討。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 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主辦《社會》雜誌1993年第4、5合期，金輝《“三年自然災 害”備忘錄》。）
根據二○○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躍進”秘密檔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餓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計3756萬人，其中一九五九年隻統計了十七個省級地區。
麵對著生靈的塗炭，四千萬的餓殍亡靈，不但沒有絲毫的懺悔之心和丁點兒的反思，那些個半導收音機、火車頭等等反而成為了當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躍進”的“豐功偉績”。
中國有句話，叫作“人命關天”。生靈的塗炭，四千萬的餓殍亡靈，是那些個半導體收音機、火車頭能替代的嗎？“大躍進”不但功不豐、績不偉，且惡貫滿盈。
作者: 曦古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有關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了看家法寶的“三麵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當時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象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製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麽？”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1070萬噸”鋼裏，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裏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麽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裏”（薄一波1959年6月30日對薛暮橋等人的談話，1967年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大字報選第二輯；1967年5月“鬥爭薄一波批判餘秋裏批判穀牧聯絡委員會”編印的《憤怒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風調雨順，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3.8%還略少一些。（史柏年《試析一九五八年我國的糧食生產》，《黨史通訊》1987年第11期。一九五七年產糧三千七百億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點六億斤。）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麵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高層，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麽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又因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征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15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21斤。（中國國家統計局編《1983年中國統計年鑒》第103頁。）
虛報不那麽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樣幹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饑荒的到來隻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集第436頁。）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安徽文學》第5期。）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100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2500萬人“無飯吃”。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14頁。）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 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 《黨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頁。）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 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鍾山》雜誌1989年第5期第140頁。）因此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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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103萬、258萬、300萬、125萬、26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811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但根據《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書中收錄的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回憶錄《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當時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應該在1250萬人以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4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3.5萬人。（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牆》第64頁。1991年版《灌縣誌》第74、130頁。）
廣西壯族自治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製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16萬！（1967年6月3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30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50萬。”（1967年6月3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安徽省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麵大豐收。糧食總產4.05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 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59、64頁。）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5%，一個占11%強，一個占15%，一個占20%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 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65頁。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第一部第19頁；《中國作家》1989年第4期第91頁，霍達《民以食為天》。）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鬆、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1990年版《宿鬆縣誌》第89、83、32頁。1989年版《濉溪縣誌》第482、762頁。1991年版《靈壁縣誌》第77至78頁。1989年版《渦陽縣誌》第482、42頁。1988年版《全椒縣誌》第23、71頁。）
安徽死人情況嚴重，並震驚了高層。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當局力圖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小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隻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1962年2月3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1967年8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複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42頁。）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300多萬，400多萬，500多萬。300多萬是個下限。
貴州省
遵義、畢節、銅仁地區，全家全家死絕的事件已不是什麽新聞。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麽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製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1967年7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 -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16頁。李景膺，1959年至1965年為貴州省委書記，1965年至1967年為內務部副部長。）
甘肅省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 （《了望》周刊1986年第41期第17至18頁；1987年“中國潮”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獲得者麥天樞《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學》1988年第5期。）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130萬至200萬之間，130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10%。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複出。冼恒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青海省
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數僅為12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54萬。（1990年版《青海省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第88頁，1989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中國人口青海分冊》第81頁。）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隻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40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5%了。
河北省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裏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隻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裏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胡開明《難忘的三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 黨史資料》第39集。）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隻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因為太陽光裏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裏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麽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範，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準的頭四個月裏，蔚縣就餓死了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節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麽死那麽多人，原因是什麽？”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胡開明《難忘的三年》）
湖南省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麽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采，有獼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饑。四周山上無野果可采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梧 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幹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隻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衝（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衝）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裏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充饑，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陳峰《啊！父老鄉親……劉少奇1961年還鄉記實》，《記者文學》1989年第5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86萬。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數至少在150萬以上。（《湖南省誌》1982年版第2卷[上冊]第253、256頁。）
湖北省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鬆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986年版《鬆滋縣誌》第27、60、62頁。1990年版《宜都縣誌》）
江蘇省
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萬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1.1萬多。武進縣東安鄉，僅2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1990年版《溧水縣誌》第94頁。1990年版《常熟市誌》第1030頁。1981年版《東安誌》第35頁。）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1.6萬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並成為反 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 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1.7萬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0.4萬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3.7萬多人中，1.7萬多是兒童。（1990年版《高郵縣誌》第61、162頁。）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歎道：“在下麵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198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
河南省
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 荒就最嚴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195億斤，他卻按450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隻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曆》第260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136頁。）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32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64億斤。省裏要征購9.6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告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10.4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隻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公布的是50萬。（1986年版《信陽綜覽》）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 死8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10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裏就餓 死9.8萬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203頁，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1986年版《淮濱縣誌》第69頁。）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就有639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5647戶，息縣5133戶，固始縣3424戶。”（蘇曉康《烏托邦祭》第301頁，1989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 件，毛澤東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後果”，畢竟沒有看到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紀實文學》1989年第4期，張文才口述、周之德執筆《周恩來軼聞》；王學仁《毛澤東和他的機要秘書》，見《湖北日報》社主辦的1992年12月26日《楚天周末》）
另外，河南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證畝產籽棉1.2萬斤，爭取1.5萬斤”的棉花高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麵一層是糧食，下麵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路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11.4萬。
山東省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全省秋播麵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700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887萬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農村經濟麵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隻好拋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萬畝。”（1989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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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打擊反對派 加帖在 史海鉤沉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本來據山東省委估計，200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一九六○年僅產了166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34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豐收”，農民“踴躍賣餘糧”，從農民那裏搜刮了70億斤“餘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裏奪走了100多斤糧食。結果有1600萬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隻有142.7斤”。（ 1989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193、201頁）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糧，還不夠兩隻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 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 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段君毅《深切懷念張北華同誌》。）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全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隻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3.6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3.5萬多。東北重鎮沈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6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萬五左右是歸沈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沈陽市管轄的遼中縣。（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中國人口年鑒》第399頁；1991年版《天津簡誌》第1176頁；《沈陽市誌》第431、435頁。）
一九八四年，有幾位學者在英文《人口與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饑饉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對這一點，當代嚴肅的學者、曆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
當年的國務院副總 理薄一波說：“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 右傾’運動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學出版社刊行，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第2卷，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第272頁），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 常死亡數千萬人”（一九九四年紅旗出版社，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36頁。），而不願深入探討。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 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主辦《社會》雜誌1993年第4、5合期，金輝《“三年自然災 害”備忘錄》。）
根據二○○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躍進”秘密檔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餓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計3756萬人，其中一九五九年隻統計了十七個省級地區。
麵對著生靈的塗炭，四千萬的餓殍亡靈，不但沒有絲毫的懺悔之心和丁點兒的反思，那些個半導收音機、火車頭等等反而成為了當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躍進”的“豐功偉績”。
中國有句話，叫作“人命關天”。生靈的塗炭，四千萬的餓殍亡靈，是那些個半導體收音機、火車頭能替代的嗎？“大躍進”不但功不豐、績不偉，且惡貫滿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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