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新筆下的劉少奇》雜記

讀《李新筆下的劉少奇》雜記
——劉少奇與“四清”運動
一

這是一篇讀後感的讀後感：最新一期的《隨筆》（098226;04期）有一篇馮鍚剛先生的文章，題為《李新筆下的劉少奇——讀〈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劄記》。

李新何許人也？恕我孤陋寡聞，經網上搜索，方知其人來曆：

李新，1918年9月15日生於四川榮昌縣(今屬重慶)。學生時代是四川學潮領袖，與李成之(作家李銳的父親)、王方名(王小波的父親)等為同學，關係密切，共同策劃、領導四川學生運動。之後參加共產黨，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長、晉冀魯豫中央局青委書記等職，並做過兩年縣委書記，與彭德懷、鄧小平、任弼時等中共高層多有交往。建國後，不謀權力，主動請求進入教育界，協助吳玉章籌建中國人民大學。後來長期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領導和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編撰工作。2004年2月5日，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主編或參與主編多種大型專著，主要有三編十卷本的《中華民國史》(已出二編三卷五冊，中華書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和《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編輯有《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1980年版)和《孫中山全集》(第二到四卷，中華書局1982～1985年版)。個人專著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幾個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簡史》等。

另外還搜索到，王蒙在其著作《半生多事》中專章提到這位李新，並說他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員，是他的“精神導師”。

李新晚年回憶錄《流逝的歲月》是一本怎樣的書呢？據該書編輯推薦語說：這是“革命者的反思，曆史家的批判，學問家的質疑，文化人的啟蒙，最敢講真話的黨史專家拷問社會良知的反思錄，刺向曆史痛處最犀利的匕首。”

《流逝的歲月》涉及時間很漫長，內容很厚重，引起馮錫剛先生關注的是“李新筆下的劉少奇”， 引起我興趣的是關於劉少奇與“四清”運動的關係。

二

在我的青少年時期，在學校的課堂上，在單位的學習會上，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說，我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

就在那個時期，不管黨員非黨員都要被組織學習少奇同誌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人人都要表態——做黨的馴服工具。

記得一天晚上市委緊急通知，高舉毛主席和劉主席畫像上街遊行，原來是慶祝劉少奇再次當選國家主席。

還記得又是緊急通知，整隊進場，聽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搞四清的成果——桃園經驗。

特別記得的是：文革初期狂風暴雨，我等賤民打入牛棚，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具有高度黨性的少奇同誌仍然高高在位，把握著文革的領導權。

直到炮打了司令部，少奇同誌才從司令下來，由第二位降到了八、九位，以後更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中國的赫魯曉夫”被黨永遠開除出黨，那是後話，姑且不議。

三

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在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都稱其為“最大的受害者”，同時往往強調劉在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政策方麵與毛的區別，特別是論述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的看法時大都強調兩人之間存在“深刻分歧”。

在李新《流逝的歲月》，當憶及“四清”運動時，有一段描述“劉少奇講話” 的文字，原文如下：


1964年的夏天，一個悶熱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會堂去聽重要報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時前往，會場不大，坐滿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我心想，是誰作報告呢？這麽嚴肅。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邊的人問了一句話後，對大家說：今天是請少奇同誌給大家講話。

　　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聲音一時大，一時小，聽起來挺費勁兒，但人們都很安靜地聽著。

　　他講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規定嗎？中央和各部門的領導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到下麵去。可是你們為什麽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麽情況也不了解，光會在上麵發空頭指示，怎麽不產生官僚主義呢？下麵的情況千變萬化，新鮮事物多得很，隻有了解新情況，發現新問題，才能想出新對策，才能領導。你們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總理大概沒有想到劉少奇的講話如此簡短，所以當劉的講話結束時他也感到突然。但僅是略一遲疑，就馬上起來圓場。他很溫和地對大家說道：少奇同誌今天的講話，雖然很簡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趕快下去參加四清，執行中央的決定。又說，王光美的報告中央即將作為正式文件發下去。並轉身向劉少奇說：我看可以讓光美到各單位去作報告嘛。然後對台下大家說：各單位都可以請王光美同誌去作報告，口頭報告比書麵報告會更生動些、豐富些。隨即宣布散會。

　　這個會議，連頭帶尾，總共不過一個鍾頭。在這麽大熱天把這麽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麵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

　　隨後王光美即到各機關講桃園經驗。雖然幾次發票給我，但我一次也沒去。我想：要是劉少奇做工人運動這類的報告，我當然要去聽；至於農村工作，就是劉少奇講，我也不一定去，何況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沒聽報告，連中央轉發的關於桃園經驗的文件，我也根本沒有看。這也好，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造反派說我吹捧劉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園經驗，顧亞立即起來更正，說四清時他給我當秘書，桃園經驗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裏，我從來沒有看過一眼，提過一句。於是，關於吹捧桃園經驗這條罪狀，便從我的許多三反罪狀中取消了。………………………………………………………………………………………
四

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實際上相當於“文革”的預演，許多在“文革”中出現的口號和鬥爭手法早就在“四清”運動中廣泛使用了，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

1963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對幹部和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劉少奇則直接提出階級鬥爭。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這被人認為是“四清”運動的肇始。而此時的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說法卻似乎比較溫和，他在會議上發言時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劉少奇的主張，似乎比毛澤東都更為激進。

中共中央為此製定了指導四清運動的兩個“十條”， 毛澤東頻頻批示指導，劉少奇則指派自己夫人王光美去河北撫寧蹲點，5個月後總結出了“桃園經驗”。主要內容是：先搞紮根串邊，訪貧問苦，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後開展背靠背的揭發鬥爭，搞“四清”；再集中地和係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對敵鬥爭；最後進行組織建設。“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清工、清帳、清財、清庫，而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 並且對早巳淪為階級敵人的地富分子及其無辜子女再來一番“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桃園經驗”經毛批示後，劉少奇又讓王光美到全國各省作報告。於是出現了前麵李新筆下“劉少奇講話”的一幕。

正當王光美的“桃園經驗”紅極一時，正當劉少奇把中央180多名正副部長、1OO0多名司局長罵著嚇著趕到“四清”前線大抓階級敵人之際，卻引起了毛澤東與江青的不滿與不安。江青在毛澤東麵前哭訴：赫魯曉夫還隻是在斯大林去世後才敢作秘密報告，你還健在就有人敢公開作這樣的報告了。而毛澤東對劉少奇要幹部下鄉，對幾個省委書記說：“我多次叫你們下去，你們不聽。少奇一句話，你們都下去了，還是少奇厲害。”向以秦始皇自況的毛澤東甚至當著劉少奇的麵，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吻說：你是秦始皇。

通過大搞階級鬥爭的“四清”運動，劉少奇威望鼎盛，王光美無限風光；而毛澤東則恐懼日深，江青更妒火中燒。1964年末至1965年初，毛開始作出強烈反應。他影射說“有人在我頭上拉屎拉尿”，他威脅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他主持製定《二十三條》，批判劉的“形左實右”；他提出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新論點，成為了日後發動文革的新武器……

李新作為過來人，認為毛澤東主持製定的《二十三條》，已經是一個“左”得可怕的東西，但它批判了“桃園經驗”，在他看來，桃園經驗左得更“左”。

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中的真實表現，他不僅跟著毛的“左”調亦步亦趨，而且在不少方麵有自己的獨創；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發動“文革”，劉少奇也未必會加以抵製。考諸史實，毛的“文革”思想與劉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啟發、互相影響之效。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劉少奇對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實有推波助瀾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