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黑旗事件”始末

中南海“黑旗事件”始末

作者：容全堂

《楊尚昆生平紀事》一書記載：“1958年，春，毛澤東認為中辦秘書室在整風反右中‘扶右反左’，楊尚昆因此受到批評。”據當年在中南海經曆過這段曆史的同誌回顧，該書所說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評”是指撤銷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簡稱：中直機關黨委)及楊尚昆擔任的黨委書記。筆者通過翻閱資料及走訪一些當事者，以“回歸”當年的事實真相。
中辦秘書室的整風是“文革”的預演
　　1956年黨的八大以後，何載同誌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簡稱：中秘室）負責人、兼任中南海黨總支書記（下屬：居仁堂後樓支部、機要室支部、秘書室支部），主持秘書室的全麵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員70多人，從閱曆來講，主要有兩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從各地、各部門選拔的經曆過革命戰爭年代的老同誌，一部分是建國初期從高等院校選調的青年學生，戚本禹和林克（毛主席的英語導讀)就屬於這類幹部。同任何社會單位一樣，中秘室毫無例外的要加強管理工作，何載以負責人的身份對好的給予表揚，對不合時宜的提出批評，難免有時方式方法比較簡單，有時顯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對幾位年輕幹部要求嚴，批評多了點，個別同誌由此結下了思想疙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廣大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全國迅速掀起了整風運動的熱潮，普遍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5月4日中秘室開始整風運動，曾受到何載批評過的幾位年輕幹部，在中秘室整風運動動員會後，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言詞尖刻，語氣強硬的提出要大鳴大放，由遠及近地聯係中秘室的情況，對何載同誌開始了揭發批判。
　　趁著整風運動的勢頭，戚本禹等人貼出大字報，羅列了何載子虛烏有的三個問題：向中辦領導做了假匯報，說秘書室人員對本單位整風不感興趣，對社會上整風有興趣；有人攻擊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何載利用他們為骨幹，把整風中的積極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風運動中，何載、王文（時任中秘室科長兼黨支部書記）接見了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鬥爭時定為右派），對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除此之外，還把一些同誌在會議上的發言，向組織的思想匯報……采取無中生有、斷章取義，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麵和不實之詞張貼大字報。
　　王文因接待過林希翎的上訪，首當其衝地成為批鬥的重點。戚本禹等人以“拖觀點”的方式對王文進行批鬥，王文如實談了對林希翎的看法。然後又在批判中無限拔高、上綱上線。他的發言被篡改為反動言論，變成被大字報批判的材料，也成為後來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據。
　　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簡稱：“四大”），多數同誌認為大字報鳴放的問題與事實不符,多次反映無人理睬，也不許當事人申辯。大鳴大放一浪高過一浪，羅列的問題混淆視聽地占據了上風，好像真有其事。大字報鋪天蓋地誣陷何載是“野心家”、“階級異己分子”、“政治扒手”、“騙子李萬銘”……除大字報外，還多次召開對何載、王文的批鬥會，會上居然出現過推搡、打人等現象。更為嚴重的是還發生了幾起查抄事件。中直黨委、中辦及中南海黨總支對這些行為持反對態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開支部、總支、中直黨委和中央辦公廳鬧革命”口號。發生在中南海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打人、查抄等一係列非常規的做法,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是踐踏黨紀國法、破壞黨內民主,時隔8年後的“文化大革命”與此有著驚人的相似,人們評論中秘室的整風運動是“文革”預演和試驗是恰如其分。
　　中央文件規定整風提意見建議要：“和風細雨，與人為善，治病救人”，何載感到一些人的做法與中央精神不符，請示楊尚昆同誌怎麽辦，他答複：認真聽取意見，虛心接受。從6月下旬開始，何載專事寫檢查、反省材料，接受批鬥，不許參加任何工作會議，導致他難以開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國反右鬥爭告一段落的9月份，領導決定調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的王剛（己故）、李東冶兩同誌分別接替何載擔任的秘書室負責人和中南海黨總支書記的職務，9月底，派何載同誌到十三陵水庫參加水利建設。
　　1957年整風期間,社會上有人因寫大字報進行大鳴大放,在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則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寫大字報開展大鳴大放，把其他同誌定為“右派”分子。實踐證明，處理敵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鄧小平同誌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
中南海“黑旗事件”子虛烏有
　　中秘室的運動比全國慢“半拍”，全國範圍的反右鬥爭在1957年夏末己經結束，而中秘室的整風才剛剛結束，從9月份開始了一場持續達一年的爭論，焦點是圍繞著何載的問題究竟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右派”性質的問題。
　　戚本禹等人認為何載被調離中秘室，是整風和反右鬥爭的成績，積極性愈來愈高，更加活躍，四處聯絡，多方活動，在中南海又掀起了新一輪大字報浪潮。針對戚本禹等人的做法，持反對意見的同誌也開始寫大字報，質問：“戚本禹究竟要幹什麽？”
　　據說，劉少奇同誌看到中南海四處貼著大字報，便找中秘室的整風小組的同誌談話，明確指出：在中南海張貼大字報影響不好（當時國際友人常來中南海），不利於領導機關辦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聯，毛主席常去那裏散步，會幹擾和影響他的工作。對領導同誌有看法、有意見，屬正常現象，可以寫小字報，也可利用晚間或節假日時間，在西門政治局會議室開會提意見反映問題，不要在中南海貼大字報，這種方式不妥當。
　　中直機關黨委看到少奇同誌出麵過問此事，從領導整風運動的角度考慮，經黨委書記楊尚昆同誌同意，以機關黨委的名義向中辦秘書室派出劉華峰(中直黨委副書記)、曉嵐(中直機關人事處長)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黨委對何載問題作了認真研究，提出“問題嚴重，內部性質，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針。盡管這個提法不夠科學嚴謹且打著“左”的印痕，但黨委還是明確指出何載問題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屬於右派性質的錯誤。工作組遵循黨委的指示，協助中秘室繼任領導組織、引導整風運動。秘書室多數同誌認為這一指示和做法，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辦秘書室的實際，符合對何載同誌的客觀評定。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浪費、反保守的指示》，各條戰線迅速掀起“雙反”運動的高潮，中秘室貫徹落實文件精神時，大家自覺不自覺地聯係秘書室整風運動的實際。絕大多數同誌擁護中直機關黨委的指示和做法，認為何載在工作上的錯誤，可以批評教育，但不是敵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則始終堅持羅列的三個問題，不僅無限上綱上線，而且堅持要把何載定為右派分子。
　　爭論意見此起彼伏，形成涇渭分明的兩種不同看法。戚本禹等8人把兩種不同意見比喻成兩種不同的旗幟，主張定右派的，他們認為舉的是“紅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們認為舉的是“黑旗”，何載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自稱是舉“紅旗”的，置中直機關黨委的指示而不顧，私下向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反映秘書室的整風動態，說他們8個人被人跟蹤、信件被檢查、個人曆史受到審查，認為中直黨委、中辦及秘書室領導是在袒護和包庇何載。他們越部門串科室，以串聯的方式鼓動群眾不要聽機關黨委的，散布要撤換領導的言論。其言其行激起主持公道群眾的憤懣，也引起了組織和領導高度重視。4月14日中直黨委副書記曾三和秘書室負責人王剛兩同誌遵照楊尚昆同誌的指示，專門召集秘書室工作人員會議，組織大家學習列寧的《左派幼稚病》。繼任的黨總支書記李東冶同誌，召集居仁堂後樓黨支部、機要室黨支部、秘書室黨支部黨員會議，對他們進行批評教育。批評的主要內容是，歡迎他們對領導提出批評或建議，但不要誇大事實，不要無限上綱，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等等。但自稱是舉“紅旗”的人不承認錯誤，認為領導上壓製批評，反對“左派”，扶助右派。
　　戚本禹後來回憶說：“當時許多中央領導人都認為青年人批評中央辦公廳領導是反黨，唯有毛澤東說，青年人可以批評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如果這就叫反黨，那麽我也反黨，我願意同他們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會議期間，有人把中秘室的情況反映給毛澤東，毛聽後說：“想不到我的身邊也發生了新的‘八司馬事件’。唐肅宗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王叔文等8個人實行變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擊，被罷官、撤職，形成了曆史上有名的‘八司馬事件’。戚本禹這些人因為對中央辦公廳和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右傾錯誤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評，就要把人家打成‘反黨’，簡直是豈有此理！依我看，中直黨委應該撤銷，政治秘書室也要撤銷，真正受到處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這些人，而是整他們的人！”
　　返回北京後，毛澤東在5月3日，召見了楊尚昆、劉華峰、王剛（已故）、曉嵐、李鑒、戚本禹、林克等人，聽取兩種不同的意見。在這次匯報會上，毛澤東批評了中直機關黨委和中南海黨總支的幹部，說他們壓製批評，一些年輕人提點批評意見，不是反黨嘛！一位曾參加匯報會的同誌回憶說：在毛主席批評後，如果中直機關黨委和中南海黨總支的同誌當場承認錯誤並做出自我批評，這件事也就算過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評後，中直機關黨委幹部曉嵐不服氣，正麵頂撞了毛主席，她說：他們攻擊中直機關黨委，反對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這還不算反黨嗎？毛主席聽後勃然大怒，說：喲！反對楊尚昆就算反對黨嗎！我看需要成立一個調查組，查清後再處理。
　　在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時代，雖說是查清後作處理，但他對此事傾向性的態度已決定了調查了解隻是走個形式。
　　1958年7月中南海黨總支在春藕齋召集居仁堂後樓黨支部、機要室、秘書室黨支部黨員會議，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中辦秘書室運動“拔紅旗、插黑旗”的指示。據當年參加會議的同誌回憶，黨總支負責人在會上講：“原來黨總支批評教育的同誌中有一位秘書室的幹部林克，他同時又是毛主席辦公室的秘書，幫助毛主席學習英文。當時毛主席南下視察，幾次問到為何林克沒有隨行，主席秘書葉子龍找各種理由來解釋，最後主席要林克立即趕到南方（長沙）。”總支負責人還說：“林克‘挨整’過程中也沒有剪發剃胡須，一副狼狽樣子，一向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毛主席見了十分痛心，問他出了什麽事，林克忍不住流淚向毛主席哭訴了他們‘受迫害’的經過，說領導派人對他們進行盯梢，檢查他們的信件，審查他們的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聽了林克的匯報，認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紅旗，不是黑旗。”
　　受一麵之詞和片麵匯報的影響，最高領導人一邊倒的態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實施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載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劉華峰、李東冶、王剛（已故）等18位同誌做了“反黨錯誤”的結論和處分，還給張希曾、程之、張殿克、景文煥等50多位同誌做了“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鑒定，裝入本人檔案。受“黑旗事件”錯誤處理的人，占中辦秘書室80％左右人員。中直機關黨委、警衛局、中辦直屬單位受牽連的同誌也不在少數。受處分、受牽連的同誌調走的調走，下放的下放。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同誌，曆經磨難，飽嚐了階下囚的苦楚，有的妻離子散，有的致病致殘，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離開了人世。有一位雲南大學畢業在中辦秘書室工作的同誌，被下放到雲南偏僻山村任小學教師，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都未平反，原因是檔案中裝著中秘室“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鑒定。戚本禹、林克擅自將“立場不穩、思想右傾”材料裝入同誌的檔案，猶如給這些同誌政治生命壓上一座大山，將他們置於長期超“負荷”的重壓之下。
　　中秘室人員構成是經過嚴密的組織程序，不應該有右派、“反黨錯誤”、“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人，實際上確實也沒有右派、“反黨錯誤”、“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人。經過曆史的見證和考驗，被打成右派的4位同誌、定為“反黨錯誤”的18位同誌、鑒定為“立場不穩、思想右傾”的50多位同誌，是經得住風雨洗禮和艱苦磨練的好黨員、好幹部。盡管他們明明知道“黑旗事件”是一宗冤案而深感委屈，但由於對毛主席的敬愛和從大局考慮而無怨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勞動之中，這充分體現了因“黑旗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幹部具有堅定的黨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帶著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預演所取得的經驗，8年後榮升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由於“王關戚事件”，1968年戚本禹被判18年徒刑進入秦城監獄，成為極“左”思潮的犧牲品。林克在香港回歸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澤東人間相》一書的說明中提到，當此書成稿時，經再三考慮還是加上了“中辦秘書室整風——‘黑旗事件’始末”一個章節，依然堅持用1958年盛行的極“左”觀點寫“黑旗事件”，書籍出版發行不久，他在香港不幸病逝，不難看出40年前的中南海“黑旗事件”是他心頭的“鬱結”。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錯案，予以徹底平反；為王文、何載等4位被錯劃右派的同誌徹底平反；推倒強加在王剛（已故）以及18位同誌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對張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處理的同誌恢複名譽。1980年經中央批準，恢複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建製，後更名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

一個局級幹部怎麽能製造出一個“路線”
　　在兩種不同看法爭執中，戚本禹等人把中直黨委、中辦及秘書室認為何載問題屬於人民內部性質的意見，無限上綱到是“執行了一條沒有何載的何載路線”。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路線”是黨在一定時期確定的目標和它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總的方針政策，它與黨的重大會議及黨內代表人物密切相關，一名區區的局級幹部是談不上有一條“路線”的。這種提法的用意就是給何載扣上“路線”之名，可以起到一箭雙雕之目的，既能加重何載問題的性質，又可以打擊同情和支持何載的領導和幹部。
　　在這種上綱上線的思想驅使下，戚本禹等人控製的中秘室領導小組，1958年8月形成了長達5000多字的“關於何載錯誤結論”。結論給何載定了4個罪名：1、“詆毀毛主席”。有一來信反映一木匠製做神龕供奉著主席像，每日燒香跪拜三次，要求給予表揚。何載同誌對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楊尚昆、鄧小平同誌，小平批示：“請河北省製止。”這原本是一件維護領袖形象的事竟被結論為“詆毀毛主席”。2、“汙蔑1942年整風，說‘搶救運動’中製造‘紅旗黨’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個晚上，戚本禹幾位年輕人問何載當年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是怎麽回事，何載以親曆者的身份講了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情況，明確說明這是兩回事，特意強調“紅旗黨”是康生一手在搶救運動中釀成的事件。6年後的他們把兩件事混為一談，卻硬生生結論何載是“汙蔑1942年整風”。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載、王文兩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門接待過林希翎；何載按規定將石油學院教授羅偉之（1957年反右鬥爭時定為右派）建議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的來信批轉給高教部。這是工作人員正常履行公職的行為，竟被結論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積極分子，抗拒整風和反右鬥爭”。從整風運動一開始（1957年5月）何載就是被鳴放的對象，受到了批判，9月離開中秘室，被定為“黑旗”代表人物，整風和反右鬥爭中已無權、無力，既沒有發言權，也無申辯權，有何權力“陷害”別人，有何力量“抗拒”運動。恰恰是中秘室領導小組的這一結論，通篇體現著對何載的“汙蔑”和“陷害”。
　　透過“中秘室領導小組關於何載錯誤結論”，絲毫也看不出與“路線”關聯的人和事，其手法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強行將何載同誌定為全國唯一的黨內右派分子（當時右派分子之前沒有“黨內”兩字），開除黨籍，降六級，搬出中南海，下放勞動。
　　上綱上線的做法，也運用到對黨組織的評定。1958年8月26日，中秘室整風小組在戚本禹的控製下，對秘書室的運動作了總結： “秘書室支部的‘資產階級黑旗路線’是得到中南海總支、中直黨委負責人的直接指示和支持”，這三級黨組織犯了“方針路線上反黨錯誤”，這是“扶右反左黑旗反黨事件”。中央根據這一總結，撤銷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和楊尚昆擔任的書記職務。中辦秘書室負責人繼任者王剛（已故）和一些堅持何載問題是內部問題的同誌，受到嚴厲的批評，認為他們“扶右反左”，“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是“黑旗反黨”。
“插紅旗、拔白旗”運動源自中南海“黑旗事件”
　　毛澤東主席餘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3次以秘書室整風為話題，引申出要“插紅旗、標新立異”，他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
　　5月8日下午，毛主席講：“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於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於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一種是插白旗，是不應當的……紅旗橫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我們無產階級插。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後，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在農業、工業、科技、教育、文化、軍隊等領域，對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的人以及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被作為“白旗”拔掉，反之就是“紅旗”，要予以支持。
　　在工業領域，以完成產品購銷好壞實行“插紅旗、拔白旗”，產品銷量大就是“紅旗”，產品銷量少就是“白旗”，促使工礦企業弄虛作假、虛報浮誇風盛行。在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把著名教授、學者及“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知識分子作為“白旗”拔掉；“插紅旗”就是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資源”和“教材神秘論”，教學改成開會，搞紅專辯論。在軍隊係統，普遍開展“反教條主義”，軍事院校，整肅了一批知識分子幹部。在史學領域，刮起了“史學革命”之風，隻講階級鬥爭、農民戰爭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史學研究喪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討。在農業領域，把反對“密植”及按傳統耕作方式進行生產的幹部，視為“白旗”拔掉；對學習“密植”一畝耕地播幾百斤種子的幹部看作“紅旗”予以樹立。“插紅旗、拔白旗”在許多地方造成人為緊張，有的地方和單位刻意在未被打成“右派”的人員中搜索“白旗”對象，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據1978年落實政策的同誌提供，僅以山西、湖南、河北、甘肅、陝西等省的不完全統計，在農村竟然有20多萬鄉鎮黨委成員及農村黨支部書記被拔了“白旗”，不是打倒就是開除黨籍。這場離奇的運動由於違背經濟社會基本規律，來勢雖然迅猛，但暴露出嚴重的問題，隨著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中央糾“左”開始，“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便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