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進步青年”、左派憤..青恐嚇竺可楨事件始末
1949年浙江大學“拒竺”風波
轉自9月15日的《文摘周報》的第06版（版名：“解密”），9月15日的電子版《文摘周報》的具體網址是：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915/
最近，讀到了一份剛剛披露的周恩來的電報，即1949年7月9日《關於浙大學生拒絕竺可楨返校事給華東局的電報》。周恩來在電報中說：“華東局並轉譚(譚震林，當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軍區政委)、王(王建安，當時任浙江軍區司令員)：聞最近浙大學生提出拒絕竺可楨返校，據我們所知，竺過去在於子三事件中，同情學 運，今春當蔣黨用飛機迫其離滬時，亦設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詳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現究如何?學 運方麵有否偏向，盼查明詳告。”
作為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
眾所周知，從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至戰後乃至內戰即將結束時的1949年，竺可楨為浙江大學的生存和發展可謂竭盡全力、廢寢忘食；浙江大學也在竺可楨擔任校長的13年之中，挺身為國內最著名的大學之一，那麽，何以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在浙江大學卻發生了一樁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
竺可楨就任校長時，鑒於前任校長郭任遠 (郭為心理學家)的失敗，自始就對辦學方針有所規劃，力求貫徹既吸收傳統精華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並符合世界潮流的辦學宗旨——所謂“通才教育”。
13年辦學提倡 “求是”，而當政治風潮洶湧進入校園之後，校長竺可楨所憑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資源，仍是他的自由主義，甚至這也影響到他對 “學 運”的立場和態度。
當年和後來很多人認為：竺可楨是一個進步人士，比如他在“學 運”中積極參與營救被捕學生。
但無法想象在政治風潮的不斷衝擊下，一心治學的校長會爛漫熱情於其間，盡管“學 潮”擁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於是，人們看到了這樣一位竺校長，他千方百計地保護學生，又對不斷升級的 “學 潮”頭疼不已，他艱難地在當局和“學 運”之間充當著調停、博弈的角色。
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餘學生舉行 “反內戰”遊行示威，國民黨浙江省警備副司令竺鳴濤要求竺校長開除為首的七名浙大學生，竺校長表示“尚需調查”，敷衍搪塞了過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學 潮”終於到了高潮。1947年，“於子三案”發生，浙大學生會主席於子三竟在被捕後死於獄中，而圍繞所謂 “於子三係自殺”的定論，竺可楨與國民黨當局幾成決裂之勢，反之，圍繞安葬和紀念於子三，竺可楨亦與“學 運”方麵發生摩擦。這是竺可楨執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艱難的日子（犯人死於獄中卻被宣布是“自殺”或死於意外，這種情形在“躲貓貓”案以及舉報“白宮書記”的舉報人死於獄中之類的事件中都發生過。——轉貼者批注）。
所謂“天下之大，已經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局如此，加之學生 運動波瀾四起，帶頭者更是“政治興趣太濃、輿論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憑借的“求是”校訓等等，根本無濟於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豐富的校園文化，如今已是一邊倒的態勢，學生自治會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學報等，“對於學術文字完全不載，滿篇均是罵政府之文字，無怪乎外人以浙大為共 產 黨之集中地也”。竺可楨又觀看了學生遊藝會，其中有“譏諷政府”的《逃》、《皇帝與太陽》等話劇，竺可楨隻有搖頭；不久，他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參加浙大合唱團的春季音樂會，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創作的 《貴州謠》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氣味太重”。所有這些，雖然校長沒有強行幹預，卻行同“書傻子”，竺可楨竟不懂那已是政治鬥爭的需要了。
燈火闌珊
竺可楨與左翼學生 運動的某種抵觸，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異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實也是為學生著想。當然，這是當年的學生根本不可能體會到的了。
1948年4月8日，竺可楨聽說學生在演講會上報告的主題竟是“共 產 黨渡江”，馬上告誡學生：“此種瓜田李下之論題，必有一日警局將入校捕人也。”然而不久之後，學生自治會的壁報索性以“總理叛徒”為標題，畫上蔣介石的畫像，又“背插一‘斬’字”，全國各大報紙亦紛紛報道“浙大為共 產 黨所策動中心”，國民黨浙江省當局遂擬采取行動彈壓。
不久，“中央社”傳來一條帶有凶險意味的新聞：
北平電：本市農、工、商、學、自由職業各團體，以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中潛伏匪職業學生，鼓勵風潮，應**軍事暴動，非徹底肅清依法懲辦不能安定秩序，鞏固後方，請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記雲雲。
果然，浙江大學到了一個生死關頭。左派學生依然如故，而且變本加厲（注意，不是青年學生中的右派、“右派學生”，是左派學生、左派青年。——轉貼者批注）。
蔣氏父子當年鑒於浙江大學是故鄉的一所高等學府，陳布雷、陳立夫、朱家驊等也分別以校友或鄉人為念，遇有學 潮等往往對浙大網開一麵。在這種背景下，浙大處於火山口而沒有粉身碎骨，真是萬幸。不過，到了此時，竺可楨的內外壓力也就格外沉重了。
竺可楨作為一名曾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但對共 產 黨的主張也不甚讚同，更由於自己校長的身份，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 潮”也不無反感，並多次公開表示反對，他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讀書。
竺可楨執掌下的浙大，他和他的同人們是提出並且真正實踐了“求是”的辦學思想和方針的。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說又失之於過分的嚴厲和整肅，這不免使許多資質和能力較弱的學生惶恐不安。有一次考試，竟出現了“二分之一不及格(學分)及必修課不及格二次須開除者有七十人之多”的現象，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學生們應該是無比的憤懣吧。
滄桑鼎革，人在燈火闌珊中。竺可楨卻不是轉圜如蓮轉的人，過去浙大發生“學 潮”，蔣介石往往責其“過寬”，學生則熱情地呼之為“民主保姆”，現在呢，卻又斥其 “不能對惡勢力鬥爭”（中國現在的一部分左派網民、左派憤..青、反西方的憤..青則不象他們的前輩、解放前和解放初的左派學生那樣，現在的一部分左派憤..青在長期的洗腦下竟然說“民主”這個詞令人惡心，隻是因為現在的美國、西方常向中國人提“民主”這個詞（其實是因為左派憤..青自己被宣傳物長期的灌輸洗了腦）。——轉貼者批注）。竺可楨到底是夾縫中勉為其難的尷尬角色，後來他的離杭赴滬，也就是這樣一種無奈的抉擇了。
去留之際
1949年，是滄海桑田的歲月。把自己同國民黨綁縛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國民黨的竺可楨決定不走這條道路；共 產 黨麽，自己又陌生得可以。這時，國民黨浙江警備司令部轉來一個信息，要他奉命離去，竺可楨預感到危險，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於是，他決定單獨潛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進一步的觀察，再做決斷。
早在抗戰尾聲時參加並成為由周恩來指示而成立的中共外圍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的竺可楨，聽到了浙大居然發生了“拒竺”運動的消息：浙大校內的壁報竟然在指責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徹底，不能對惡勢力爭鬥，隻剩了些科學救國空談”。又說：“竺對於舊的固然厭惡，對於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這與“政治信仰自由”和蔡元培、竺可楨分別在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所推行的“兼容並包”這類原則是相悖的，不過這時的左派學生還好沒象後來文革時的左派學生、紅衛兵們那樣用毆打、淩辱和虐待的方式對待老師和教授，所以解放初的竺可楨也就沒有象文革時的一些教授、學者那樣自殺。——轉貼者批注)顯然，這不是空穴來風。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學生自由行動，學校已入無政府之狀態”(《竺可楨日記》)。5月3日，杭州解放。對於自己當年的抉擇，竺可楨在後來“洗澡”運動中的《思想自傳》中說：“首先由於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從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麵，是他們的對立麵，在他們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對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對共 產 黨辦學方針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舊業為適當。”正是這“兩頭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觸發了當年浙大的“拒竺”風波。
1949年浙江大學“拒竺”風波
轉自9月15日的《文摘周報》的第06版（版名：“解密”），9月15日的電子版《文摘周報》的具體網址是：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915/
最近，讀到了一份剛剛披露的周恩來的電報，即1949年7月9日《關於浙大學生拒絕竺可楨返校事給華東局的電報》。周恩來在電報中說：“華東局並轉譚(譚震林，當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軍區政委)、王(王建安，當時任浙江軍區司令員)：聞最近浙大學生提出拒絕竺可楨返校，據我們所知，竺過去在於子三事件中，同情學 運，今春當蔣黨用飛機迫其離滬時，亦設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詳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現究如何?學 運方麵有否偏向，盼查明詳告。”
作為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
眾所周知，從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至戰後乃至內戰即將結束時的1949年，竺可楨為浙江大學的生存和發展可謂竭盡全力、廢寢忘食；浙江大學也在竺可楨擔任校長的13年之中，挺身為國內最著名的大學之一，那麽，何以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在浙江大學卻發生了一樁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
竺可楨就任校長時，鑒於前任校長郭任遠 (郭為心理學家)的失敗，自始就對辦學方針有所規劃，力求貫徹既吸收傳統精華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並符合世界潮流的辦學宗旨——所謂“通才教育”。
13年辦學提倡 “求是”，而當政治風潮洶湧進入校園之後，校長竺可楨所憑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資源，仍是他的自由主義，甚至這也影響到他對 “學 運”的立場和態度。
當年和後來很多人認為：竺可楨是一個進步人士，比如他在“學 運”中積極參與營救被捕學生。
但無法想象在政治風潮的不斷衝擊下，一心治學的校長會爛漫熱情於其間，盡管“學 潮”擁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於是，人們看到了這樣一位竺校長，他千方百計地保護學生，又對不斷升級的 “學 潮”頭疼不已，他艱難地在當局和“學 運”之間充當著調停、博弈的角色。
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餘學生舉行 “反內戰”遊行示威，國民黨浙江省警備副司令竺鳴濤要求竺校長開除為首的七名浙大學生，竺校長表示“尚需調查”，敷衍搪塞了過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學 潮”終於到了高潮。1947年，“於子三案”發生，浙大學生會主席於子三竟在被捕後死於獄中，而圍繞所謂 “於子三係自殺”的定論，竺可楨與國民黨當局幾成決裂之勢，反之，圍繞安葬和紀念於子三，竺可楨亦與“學 運”方麵發生摩擦。這是竺可楨執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艱難的日子（犯人死於獄中卻被宣布是“自殺”或死於意外，這種情形在“躲貓貓”案以及舉報“白宮書記”的舉報人死於獄中之類的事件中都發生過。——轉貼者批注）。
所謂“天下之大，已經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局如此，加之學生 運動波瀾四起，帶頭者更是“政治興趣太濃、輿論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憑借的“求是”校訓等等，根本無濟於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豐富的校園文化，如今已是一邊倒的態勢，學生自治會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學報等，“對於學術文字完全不載，滿篇均是罵政府之文字，無怪乎外人以浙大為共 產 黨之集中地也”。竺可楨又觀看了學生遊藝會，其中有“譏諷政府”的《逃》、《皇帝與太陽》等話劇，竺可楨隻有搖頭；不久，他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參加浙大合唱團的春季音樂會，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創作的 《貴州謠》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氣味太重”。所有這些，雖然校長沒有強行幹預，卻行同“書傻子”，竺可楨竟不懂那已是政治鬥爭的需要了。
燈火闌珊
竺可楨與左翼學生 運動的某種抵觸，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異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實也是為學生著想。當然，這是當年的學生根本不可能體會到的了。
1948年4月8日，竺可楨聽說學生在演講會上報告的主題竟是“共 產 黨渡江”，馬上告誡學生：“此種瓜田李下之論題，必有一日警局將入校捕人也。”然而不久之後，學生自治會的壁報索性以“總理叛徒”為標題，畫上蔣介石的畫像，又“背插一‘斬’字”，全國各大報紙亦紛紛報道“浙大為共 產 黨所策動中心”，國民黨浙江省當局遂擬采取行動彈壓。
不久，“中央社”傳來一條帶有凶險意味的新聞：
北平電：本市農、工、商、學、自由職業各團體，以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中潛伏匪職業學生，鼓勵風潮，應**軍事暴動，非徹底肅清依法懲辦不能安定秩序，鞏固後方，請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記雲雲。
果然，浙江大學到了一個生死關頭。左派學生依然如故，而且變本加厲（注意，不是青年學生中的右派、“右派學生”，是左派學生、左派青年。——轉貼者批注）。
蔣氏父子當年鑒於浙江大學是故鄉的一所高等學府，陳布雷、陳立夫、朱家驊等也分別以校友或鄉人為念，遇有學 潮等往往對浙大網開一麵。在這種背景下，浙大處於火山口而沒有粉身碎骨，真是萬幸。不過，到了此時，竺可楨的內外壓力也就格外沉重了。
竺可楨作為一名曾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但對共 產 黨的主張也不甚讚同，更由於自己校長的身份，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 潮”也不無反感，並多次公開表示反對，他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讀書。
竺可楨執掌下的浙大，他和他的同人們是提出並且真正實踐了“求是”的辦學思想和方針的。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說又失之於過分的嚴厲和整肅，這不免使許多資質和能力較弱的學生惶恐不安。有一次考試，竟出現了“二分之一不及格(學分)及必修課不及格二次須開除者有七十人之多”的現象，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學生們應該是無比的憤懣吧。
滄桑鼎革，人在燈火闌珊中。竺可楨卻不是轉圜如蓮轉的人，過去浙大發生“學 潮”，蔣介石往往責其“過寬”，學生則熱情地呼之為“民主保姆”，現在呢，卻又斥其 “不能對惡勢力鬥爭”（中國現在的一部分左派網民、左派憤..青、反西方的憤..青則不象他們的前輩、解放前和解放初的左派學生那樣，現在的一部分左派憤..青在長期的洗腦下竟然說“民主”這個詞令人惡心，隻是因為現在的美國、西方常向中國人提“民主”這個詞（其實是因為左派憤..青自己被宣傳物長期的灌輸洗了腦）。——轉貼者批注）。竺可楨到底是夾縫中勉為其難的尷尬角色，後來他的離杭赴滬，也就是這樣一種無奈的抉擇了。
去留之際
1949年，是滄海桑田的歲月。把自己同國民黨綁縛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國民黨的竺可楨決定不走這條道路；共 產 黨麽，自己又陌生得可以。這時，國民黨浙江警備司令部轉來一個信息，要他奉命離去，竺可楨預感到危險，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於是，他決定單獨潛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進一步的觀察，再做決斷。
早在抗戰尾聲時參加並成為由周恩來指示而成立的中共外圍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理事長的竺可楨，聽到了浙大居然發生了“拒竺”運動的消息：浙大校內的壁報竟然在指責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徹底，不能對惡勢力爭鬥，隻剩了些科學救國空談”。又說：“竺對於舊的固然厭惡，對於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這與“政治信仰自由”和蔡元培、竺可楨分別在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所推行的“兼容並包”這類原則是相悖的，不過這時的左派學生還好沒象後來文革時的左派學生、紅衛兵們那樣用毆打、淩辱和虐待的方式對待老師和教授，所以解放初的竺可楨也就沒有象文革時的一些教授、學者那樣自殺。——轉貼者批注)顯然，這不是空穴來風。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學生自由行動，學校已入無政府之狀態”(《竺可楨日記》)。5月3日，杭州解放。對於自己當年的抉擇，竺可楨在後來“洗澡”運動中的《思想自傳》中說：“首先由於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從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麵，是他們的對立麵，在他們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對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對共 產 黨辦學方針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舊業為適當。”正是這“兩頭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觸發了當年浙大的“拒竺”風波。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