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zt

美國曾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


北明

所謂“庚子賠款”是中國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號與西方11國簽訂的《辛醜條約》所規定的賠款，由於這筆賠款是針對1900年、也就是中國農曆庚子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所以稱為庚子賠款。

庚子賠款的總額為4億5千萬兩白銀，其中對美國的賠款為3200多萬兩，折合大約2400萬美元。



美國帶頭用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

1906年3月，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並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羅斯福采納了這個建議，向國會提出讚助中國教育的谘文。1908年5月25號，美國國會通過了有關決議。

1908年，美國正式宣布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也就是1160多萬美元，用作資助留美學生。

為了開展派遣留美學生的工作，清政府1911年在北京開設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4年改名為清華大學。1917年到1921年，美國又用庚子賠款在北京建立了協和醫院以及協和醫學院。

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把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用於中國，成立中國促進基金會，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托管董事會，負責掌管基金會的運作。

此後，這個基金會把大筆款項以獎學金的方式提供給清華大學。由於擁有可靠的經費來源，清華大學從創建之初就具備特殊的優勢和辦學條件。另外，很多中國的庚子賠款留美學生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精英，他們在推動中國在人文和科技領域的進步發揮了重大作用。

對於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有關當局的通常說法是美國這種做法並非出於正義和公道，而是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也就是說，美國的庚款興學非但無功，而且有過。

但是，很多學者認為，美國從來不曾幹涉清華大學的辦校方針，也從來不曾介入中國選送留美學生的事務，並沒有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主權，而是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和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另外，在美國的帶動下，辛醜條約涉及的其他一些國家後來也陸續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

現在，有關美國庚款興學的史料很多，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做一點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





庚子賠款中的美國

北明


一、美國柄持公正原則，維護中國利益

針對列強因庚子之亂所進行的武裝幹涉，美國發表第二度門戶開放政策，照會列強，措辭強硬地強調美國要保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完整，維護各國跟一個完整的中華帝國平等貿易的原則。因此，庚子之變並沒有像以往的失敗那樣導致中國割讓大片土地。各國在商議之後決定繼續維持清政府的統治，但要求中國作出賠償。在比較公正的國際秩序和世界聯合機構確立之前的殖民主義時期，勝者為王敗者寇的強權政治、霸權外交是世界潮流。西方列強雖然沒有向中國索地，卻以勝利者之淫威，借賠款機會狂撈中國銀兩。來自太平洋彼岸那個有著殖民獨立史的美國，在所有在華列強中是一個例外。作為戰勝國之一，美國在與剛剛返回京城的清政府談判期間，秉持平等公正的信念。查閱美國政府出版的當年與中國的外交關係資料匯編，可以看出這個信念再美國政府官員中十分明確。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 W. W. Rockhill)於1901年11月30日寫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的匯報談判情況的信中說：

“我們的目標是，在談判中，運用我們政府的影響，以對跟我們一起談判的國家(在華列強)和對中國平等的友誼，追求公正與合理”。那一時期的曆史告訴我們，勝利的一方與失敗的一方議和談判，幾乎不可能不是弱肉強食。但美國居然把“追求公正與合理”擺上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談判桌。

美國政府作為一個民選政府，在各項事務包括國際事務中，首先要負責任的對象是自己的人民。類似中國政府對自己僑民在印尼遭受攻擊欺淩，遭到強暴屈辱不聞不問的情形在美國僑民曆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然而當美國在北京遭義和團圍攻的僑民被解救之後，羅克西爾在給海的信中陳述說：“當與其他國家一起尋求最好的辦法以防止類似混亂再度發生並防止美國在京僑民再度麵臨類似危險時，美國不支持延長在中國任何地區和任何地點的外國軍隊的占領，也不支持在京修築國際據點，而要繼續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平息義和團暴亂，解救在華外國公民之後，美國對於中國的未來和前途顯然持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意見。

羅克西爾接下來明確陳述說：“我們一貫的政策是，支持一個堅強的、獨立的和負責任可信賴的中國政府，這個政府能夠並且願意按照協約，維持秩序並保護我們的公民和他們的權利。”羅克西爾指出：“在談判中，我們嚴格地堅持了公正的原則，結果已經證明這對所有國家都是有益的。

應當強調的是，上述引證(以及本文下述引證)來自美國政府官員之間的內部聯絡，它是美國人在義和團暴亂平息後的庚子索款中，自然而然遵循的原則，它與公開做秀全然無關。熟悉美國立國精神和美國外交行為方式的人，對此不會感到奇怪。還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史料以匯編的形式保存於美國國會，而沒有寫進美國曆史教科書，也沒有被史學家著力宣傳，甚至沒有被提及。了解美國民主原則和國際主義人道傳統的人，對此也不會感到驚訝。

羅克西爾給國務卿海的信接著寫道：“關於談判的第三點，即各國就他們在中國的損失和花費、輸送遠征軍到中國解救圍困、保護在京外國住民和恢複秩序以及賠償社團、公司、和個人在暴亂中的損失，美國政府主張這些賠償總數不應超出一個合理的範圍，而應當在中國支付能力之內。” 針對各國欺負弱小，多索濫要的情況，美國堅決主張把賠款總數限定在中國的支付能力之內。為此，美國政府甚至搜集情報、展開調查工作，事先了解了中國的支付能力，並且依據自己的調查，明確提出索款限額：“在謹慎調查之後，您(指國務卿約翰海)得出結論說，依據中國目前的資源和債務，中國無法支付列強超過兩億美元的賠款。

是什麽具體原因導致美國作為中國的談判對手之一，卻要站在中國一方，為中國說話？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還是中國的利益？美國政府官員的明確共識是：“任何多於這個數目的苛求都不僅會導致這個國家(中國)持久的財政困境，而且可能引起國際財政(對中國的)的控製或者(中國)領土的喪失。” 沒有疑問，美國在談判中所采取的立場不是自己作為戰勝國的立場而是公正的立場；美國堅持的原則不是強盜的原則而是道義的原則；美國維護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利益，還包括了中國的利益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長遠的利益。美國在遠東的國際事務中又一次站出來充當了“幹預別國內政的角色”，調查中國資源和支付能力，堅持合理索賠。這其實是大清王朝應該做卻沒有做或者沒有能力做到的。

依據美國國務院上述談判原則和方針，美國代表在談判中建議其他各國，“依據美國政府的意見，所有索款國首先應當聯名就賠款總數無條件地征詢中國的意見，取得同意後再依據各國損失，總體分配各國應得款項。”

各國貨幣不同，比值不同，在換算時極容易趁機擴大實際賠款數目。因此，美國國務卿海指示說，“所有賠款計算方式和設施都應當依據中國的而定”。為了保證中國的財政穩定，社會穩定，海甚至規定“所有債務都應當以證券的原票麵價值支付，並以3%的利息，分30到40年期限支付。” 強權當道，一個弱勢且戰敗的國家沒有實力為自己維護公正的待遇，在談判中往往麵臨被宰割的命運。美國在與戰敗中國談判時主動提出並秉持公正合理原則,不僅自己嚴格遵守，同時還約束其他列強。在庚子賠款談判中，美國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中國利益的代言人。



二、在庚子索款談判中為中國代言

如果曆史書寫公正，中國人應當記住約翰海(1898-1905)這個名字。這位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曾經在1861年到1865年之間做過為解放黑奴而獻身的林肯總統的私人秘書。他顯然繼承了林肯的民主信念和平等精神，並據此製定了平等互利，保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政策，成為這項政策最初的掌門人。由於他和以他為代表的美國政府的努力，不僅使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成為中國關稅自主的後盾，在聯軍入侵中國時成為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後盾，而且，在辛醜談判期間，在列強平息義和團暴亂後共同商議對華索賠的半年多時間裏，這個美國大胡子在自己所剩無多的生命歲月裏，為遏製列強巧取豪奪瘋狂索款而竭盡全力。

（一）避免中國財政危機，對索款提出限製性條件

聯軍於1900年8月占領義和團暴亂中失控的北京，隨後在美國主張下決定繼續維護曾縱容義和團暴亂的大清政府。12月，清政府接受在京各外國使團聯合提出的議和大綱。之後，在華列強開始商議中國庚子賠款總額。在此期間，海遙控指揮美國代表，不是與各列強通力合作盡量索要中國銀兩，而是說服他們盡量壓低索款數額。在各國擬定索款數額的四個月期間，他五次對與其他列強展開談判的美國協商代表作出具體指示：為保證中國不出現財政破產和社會動亂，他通告中國的財政困境、反複限定索款總額，要求索款總額要盡可能地少，並應允許分期付款；為避免任何一國單方麵向中國漫天要價，他指示要按照中國的承受能力共同對華提出索賠；為守住門戶開放政策二度照會的成果，防止商議賠款的結果演化為分割中國的土地，他明確強調賠款要堅持以貨幣形式支付而不能以土地支付；為保證美國限定的索款數額，他指示說，一旦各國不能為此達成一致，要請求第三勢力的仲裁；為了使各國接受美國的建議，他通知說美國政府準備就各國所能接受的任何公正的索款比例調整壓低自己的索賠數額。

下麵是1924年美國國會“201聯合議案”聽證會上，作為參考資料出示給各議員的當年美國政府有關檔案記錄：

1901年1月29日，海就中國庚子賠的款數額發給在華談判的美國專員康格(Conger)的電報指示說：“要就賠款總數征得(各國)公使們的同意”，“要使這個總數盡可能地合理。按照這裏所能夠獲得的最準確得信息，中國政府不可能支付多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賠款，這(個信息)將可能迫使其他國家減少他們的(索款)要求”。

2月19日，海再次以電報指示美國公使努力“使賠款總額盡可能地小。”

3月21日，海電告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首先，要將總數維持在四千萬英鎊之內，並且第二，中國所承諾的總數之內的數目----即不受各國要求總數的影響也不計各國要求的比例----應當分條列述，而將各國之間比例的分配問題留給各國之間去做。

4月8日，海電告美國在華談判官員羅克西爾：“總統擔心各國(索款)要求的總計將會超出中國的支付能力。所以再一次指示你，向你的同事們力陳我們希望同意總數不超過四千萬英鎊並公正地在各國之間分配的願望。如果各國不能為此達成一致協議，即提請海牙要求仲裁。款項總數要以貨幣支付而不是以(割讓)領土支付。美國政府已經準備好為了其他國家可能接受的任何公正的比例改變自己的索賠數額。”

4月29日，海再度電告美國公使在談判中努力“支持合理的索款總數和支付期限”(美國政府當時已經提出30到40年的支付期限。)

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經濟專家同時表達意見說：“賠款總數不應超過兩億美元。否則，過於龐大的總額將導致(中國財政)破產或敵對情緒以及這個國家的失控。 ”

（二）決定減半索款，期待各列強效仿

八國商議賠款總數，隻有美國一家站在中國立場考慮問題，堅持公道合理的原則，成了絕對少數。又由於七國已經對美國二度門戶開放政策作出了重大讓步，承認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和行政管理的完整，在這種情況下，各老牌殖民列強決定不再向美國讓步，不放棄借索賠巧取豪奪的機會。5月7日，美國政府接到羅克西爾來自中國的電報：在華外國使團決定通報中國政府，索求的賠款總額約為六千七百五十萬英鎊。這個總額比美國提出的最高限額高出三分之一強。

眼看局麵無法挽回，接到這個報告後，海與美國總統威廉 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以及自己的官員緊張商議了三天，設法補救。美國可能說服各國的唯一辦法是身體力行：再度把自己的索款限額大幅壓低到原先的半數，以期待其他國家效法。當時無法具體查清在義和團暴亂中美國公民和解救圍困的美軍的確切損失價值，而隻有一個各有關部門和個人的粗略估計數字。大幅削減索賠數額，美國政府可能會有負於自己在華遇難的公民及家屬，因而遭到國會的責難，但是以總統麥金利和國務卿海為首的美國政府決定：寧肯得罪美國國會也要減輕中國庚子賠款總額。

為了給中國留出退路，海重申：美國接受中國賠償將不收定金、分期支付、隻收取百分之三的利息；還建議各國在沒有國際擔保的情況下接受中國的債券賠償。

下麵是海5月10日的回複：

“這個總額高得離譜。如果別的國家願意效法美國，美國政府願意將自己本來合理的索款額減半。聯合擔保有重大缺陷，但是美國總統將同意聯合擔保，寧願遭到(美國)國會反對，也不願對中國政府提交如此巨大的必須賠償的總額。完全同意羅克西爾先生的關於以商業優勢的補償減低索款總額的建議。”“總統希望羅克西爾建議所有國家都能夠接受中國沒有國際擔保的債券。美國政府將以百分之三的利息、沒有定金，接受中國的賠償。”

（三）堅持低利息賠款，爭取減少中國損失

然而在中國進行的關於庚子賠款總額的八國會議上，沒有任何一國打算效仿美國，考慮中國困境而削減索賠數額。按照當時的換算，美國政府提議的索款總額相當於當時兩億中國海關銀兩，而七國之首的英國仍然提議賠款總數為四億中國銀兩，並且利息是百分之四。

在漫長的索賠商議期間，美國為維護中國的利益與七國的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美國大胡子國務卿約翰·海具體指導每一步談判進程，並作出具體指示。然而，在一比七的絕對孤立下，美國不得不再度作出讓步。5月22日，海指示：“如果不能得到更好的結果，就以百分之三的利息接受四億銀兩的索款總額。”

（四）建議仲裁，為中國利益堅守最後防線

出乎預料的是，這一回合的談判不僅沒有降低一個百分點的利息，而且七國把索賠銀兩總數從四億增加到了四億五千萬！一位德國談判代表在寫給其他外國代表的信中說：“由於按照非官方的信息，四億銀兩的數字出現在兩個使團的單子上，又由於社團和私人的損失價值已經盡可能減少或按照確定的數量減少，關於四億五千萬中國海關銀兩的賠償基數，在本年7月1號以前將不會過高。”5月25日，羅克西爾的越洋電報報告說，在京外國使團不久達成協議，把賠款總額限定在四億五千萬銀兩。

美國再無退路可走。即便美國退出庚子索款的商議會議，取消索賠(這當然不可能，美國政府首先要對自己的人民負責)，仍然無濟於事。海接電後立即指示羅克西爾：“敦促海牙法院進行仲裁。”(作者注：海牙是荷蘭政府及議會所在地。1899年5月包括美國在內的26個國家代表在海牙召開國際會議，除了就限製戰爭武器達成協議，還就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成立常設仲裁法院達成協議，史稱“海牙公約”。1907年的海牙會議除了更多地就國際間的戰爭、中立等問題作出規定，還一致通過了對爭鬥各方進行“強迫仲裁”的原則。海牙會議因此成為最早的國際聯盟組織雛形，海牙仲裁原則以及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精神也成為人類野蠻交往史上最早的國際公認的文明準則。)

（五）庚子索款商談中的中國代言人

所謂八國協商庚子賠款數額，其實是美國和七國之間的談判。麵對中國，美國當然代表本國利益，但是麵對七國，美國實際上代表了中國的利益。作為弱敗國家和注定賠償的一方，中國被排除在外這個漫長的商議過程之外，不僅沒有發言權，而且隻能聽候發落。中國需要一個代言人，中國幸而意外地獲得了美國這個世界後起的工業強國、民主大國做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長達三個季度的商議中，不知當時等待發落的清政府是否有機會獲知美國為中國遏製列強的義舉？

1901年9月《辛醜條約》簽訂。海牙仲裁沒有支持美國的主張，中國總賠款總數為四億五千萬中國海關銀兩(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俄國索賠款項最多，占總數將近百分之三十；僅次於俄國的是德國，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相對於其他各國損失比例，美國索求的賠款數目最少，是兩千四百萬美元，占賠款總額的百分之七。

雖然庚子協商中美國沒有能夠將列強的索款總數壓下來，但是美國仍然為中國爭取到了兩項具體好處：一，中國的賠款期限將延續39年；二，中國將按照證券的原票麵價值支付。這對於挽救中國財政，穩定社會以及列強盡快從中國撤軍，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六）庚子索款中美國對中國的貢獻

在中國當時的曆史環境下，美國的貢獻其實遠遠不止於上述兩項具體成果。在那個在列強稱霸、國難當頭的曆史時刻，美國實際上充當了中國的保護者。美國成為一座防止泛濫洪水決堤滅頂的大壩。人們可以想象，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如果對華索賠委員會中沒有美國的存在，沒有美國這個唯一的對抗力量的支撐，索賠的結果將是什麽？而中國又將何以為繼？

中國國弱民貧，卻以暴力攻擊西方工商業文明的進入，義和團清政府在八國被迫武力幹預下敗北，接受索賠等懲罰性條件，誠然是極為屈辱的經驗，然而回首曆史，卻是中國近代轉型的痛苦開端。對於一個自我封閉的古老帝國，這是打開國門進入世界的代價，是轉換思維方式，開放國民意識的必然過程。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堅定地抱殘守缺，拒絕先進的工商業文明，中國不至於落後世界一百年。而在那個遲早要到來的痛苦過程中，先是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二度照會，使中國避免了被列強瓜分的滅國之運，繼而因美國對公正原則的堅持，防止了列強擴大索賠，摧毀中國經濟。

讀完這一節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後也許有人問：為什麽美國要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堅持對中國的公正原則？難道美國對中國情有獨鍾？持“利益是國際交往唯一原則”信念的人，也不大能夠認在認可美國為中國主持正義的事實。然而了解美國建國曆史、立國精神的人，了解美國一貫外交方針的人，認真地檢閱美國外交行為史實而不是人雲亦雲地讓過去的印象指揮自己的人，就不會對此發出疑問感到驚訝，就會明白美國並非對中國情有獨鍾，更不是對中國另有所圖：公正原則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努力奉行的原則之一，而且美國柄持本國利益與人類利益一致的信念。這個結論決不是一種理念和爭論的結果，而僅僅是美國對華外交行為曆史和事實的證明。在上個世紀初的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裏，在人類最後發現的一片新大陸，出現了這麽一個能夠堅持公道的大國、強國，受惠的人類應當為此感謝造物！而我們麵對這些事實，除了應當檢點過去的資訊環境所造成的大腦中的“硬傷”，還應當至少意識到在簡體字資訊所沒有觸及的彼岸，有一個不同的語境和世界的存在，它同樣應當成為我判斷國際乃至中國事務的參照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