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zt

彭德懷：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

中國共產黨對外一直對百團大戰完全肯定，但在內部，彭德懷在未領元帥軍銜以前，就因“百團大戰”等事，受到黨、軍最高領導毛澤東的責難以及不僅一次組織的批判了，於是，他的抗戰功勳竟變為了反對毛澤東正確領導的罪過。

1943年1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會議的報告中指出：“百團大戰中本區軍事力量過於突出暴露，不僅自己傷亡很大，元氣不易恢複。且警惕了敵人對我們的嚴重注意,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來源：《鄧小平軍事生涯》第147頁，作者：柳泉、彥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1940年底以前這個階段，我黨一部分同誌犯了一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這一批評雖然沒有點名，但實際上主要是批評彭德懷和百團大戰。

1945年5月10日，陸定一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說：“抗戰時期，在華北一般地說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的，但是有兩次嚴重的錯誤：一次是“十二月會議”以後；一次是百團大戰，是很大的錯誤。”

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中共七大發言：“百團大戰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團大戰的打法，更不是運動戰，尤其是陣地戰這樣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麵遊擊戰爭的打法。”

1945年5月30日，在討論七大軍事報告時朱德也批評了百團大戰。後來朱德解釋：“批評百團大戰，戰術問題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戰略上的錯誤。”

華北地方軍隊同誌座談會（簡稱華北座談會，或者華北工作座談會），從1945年2月1日開始，斷斷續續共開會40餘次。在座談會上，康生狗仗主勢氣勢洶洶地向彭德懷發起猛攻：“你在抗戰開始時執行的是王明路線，你不懂根據地建設的規律，不發動群眾，你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力量，把日軍力量大部吸引過來，幫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忙……”群起而效之，幾乎全場一致批判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直到7月25日，彭德懷根據大家的批評再次做了自我總結與檢查：“1940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麵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來源：《聶榮臻回憶錄》第508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1959年7月31日，在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清算了彭德懷的舊賬：“打蔣介石十年，都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林彪也承認了抗日的錯誤：“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指出：“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過，蔣、日、我，三國誌。”（來源：廬山會議時擔任會議筆錄的李銳編著的《廬山會議實錄》186頁）

對於日本天皇在美國、蘇聯強力打擊日本本土以及日本軍隊的壓力下於1945年8月15日發布終戰詔書，中國人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日寇投降了，毛一直是很遺憾的。1959年8月17日，廬山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毛主席再次談話，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奪權的策略：“（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來源：《清華大學學習資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260頁）

1966年10月24日召開中央匯報會上，毛將彭德懷和高崗、饒漱石扯在一起，認為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由於毛欽定了性質，毛的走狗們、爪牙們領會此最高指示，以此為理由，加緊了對彭德懷的迫害。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打倒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彭德懷公然提出要保衛大後方、保衛重慶、保衛西安，實際上是要保衛坐鎮於重慶的蔣介石。彭德懷急於保蔣，拒不執行毛主席提出的，背著毛主席大搞冒險主義、拚命主義，先後調動了105個團，共40萬兵力，全線出擊，打攻堅戰、消耗戰。彭賊保蔣賣力，得到了蔣介石的歡心。”

1967年10月出版的《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懷（續）》更是直白的說：“所謂百團大戰的“傳統’，絕不是“八路軍戰鬥史上光榮傳統”，而是國民黨失敗主義、片麵抗戰、正規戰的傳統！是國民黨親英美派早已破產的“速勝論”的傳統！所謂百團大戰的“勝利”，絕不是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抗戰事業的勝利，而是彭賊對抗戰事業的叛賣。”

當時紅衛兵是奉旨造反，他們說的話許多都是毛的心裏話。在批鬥會中，造反派逼彭承認罪行，問他為什麽組織“百團大戰”，說他的居心是為了暴露我軍的勢力，好給國民黨蔣介石幫忙。彭德懷不承認，造反派將他打翻在地。彭德懷一邊翻滾著，一邊大吼：“我有罪，我的罪在於我打死了幾萬日本鬼子……”（來源：《彭德懷自述》第十二章-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

而彭德懷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沒有承認百團大戰是錯誤。彭德懷是中共罕見的還保存了部分民族氣節和人格操守的高級將領。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後日子裏，彭德懷依然利用交待問題的機會，三次寫出百團大戰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堅信百團大戰的正確和抗日無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觀點在中共黨內卻是空穀回音，他的下場也讓中共各級官僚噤若寒蟬。


唐伯寅將軍和宋士台將軍等人在北伐或抗戰結束後即懈甲歸田，根本沒有在1946年後的內戰中打過仗，更沒有在“建國”後從事“反革命”活動，結果卻仍然難逃槍斃。如此對待國軍抗日將士，法理何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份子將受到鎮壓”。 五十天後，毛簽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對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員作了“準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的承諾，然又加上“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但書，至於“反動行為”“嚴重劣跡”的定義如何，則由中共當局主觀界定，徑由各級軍管會或軍事法庭一審判決執行，並無獨立機構監察製衡。兩個月後毛為紀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稱要“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這就為此後大規模的屠殺異己埋下了伏筆。一九五零年，根據毛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明確要求有600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3000人，有50萬人口的南京應該殺不止兩百多人，應該多殺。上有好之，下必甚焉。雖然中央下達的殺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麵的執行者顯然從中讀出了多殺人的信號，很多地方鼓足幹勁，力爭超額完成指標。大殺國民黨軍政人員，就是完成指標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鈺在其《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國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法國外交官傑奎斯8226;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殺害。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一百五十萬人。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總政治部直屬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洋洋灑灑六钜冊二百廿萬言。其作者根據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各大軍區政治部、各省委黨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誌辦公室、軍事科學院資料室、軍事博物館資料室、全國政協文史辦以及解放軍檔案館所存檔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按：成王敗寇的定律，便把國軍留在大陸的殘部、保安部隊以及敵後遊擊隊統統視為“土匪”而以大部隊圍殲之)四十一萬六千、一百十五萬、八十五萬、兩萬九千、七萬九千、六萬人，合計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考慮到東北、華北陷共較早，武裝相對較弱，且統計數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與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較遲，國民黨在南方有較周詳的布建，且統計截止期為一九五二年六月與一九五○年二月(華東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難人數數十倍於北方。再者，“殲滅”這個含糊性的動詞，泛指的總數，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曆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所以，公布的殲“匪”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其中絕大多數可歸入非正常死亡的類別，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萬土匪”已經比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認的數字大體吻合。


宋鶴庚，國軍上將，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追隨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1軍軍長。1952年1月，“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在1925年宋鶴庚即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閑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薑亞勳部....然而，北伐軍也是“匪軍”，參加過北伐就是“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劉晴初，國軍中將,曾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4年10月，日軍攻陷湘潭，劉晴初被日寇軟禁，後被遊擊隊營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參與策動湘西“和平解放”。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一湖南軍用地圖交與解放軍第12兵團。1950年5月在家鄉籌辦簡易手工業工廠。1951年以參議身份赴縣開會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殺於嶽衝劉家灣。劉的鄉鄰回憶，當時殺人要完成指標，可槍聲響後不到半日，上頭就來了文書，後來得知那文書上寫的是要劉去參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議會”。

沈荃，沈荃是湘軍中的代表，1937年參加抗擊日寇的凇滬嘉善戰役以及後來的九江沽塘血戰,戰功赫赫。此人為沈從文弟弟，一生光明磊落，極具傳奇色彩，被殺前說得最後一句話是：“來吧，沒想到你們會這麽幹……”1984年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賠償是500元人民幣和起義人員名義上的追認。

唐伯寅，國軍少將,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1928年升任第19師55旅110團團長，1935年升任第19師55旅旅長。抗戰爆發後率部參加凇滬會戰，所在的師被評為會戰中戰績最優的十個師之一。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在廬山一線擊挫日軍。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19師師長並於11月晉升陸軍少將，後率第19師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屢立戰功，曾獲四等雲麾勳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了華中局領導下的“江南地下第4軍”，任副軍長，4月又參加了程潛、唐生智等人在湖南發起的“和平自救運動”，8月唐伯寅跟隨程潛、陳明仁參加了“長沙起義”。為酬答唐的“起義”，在1952年2月21日將他槍決。

宋士台，國軍少將，1953年被槍決。宋將軍到底做了什麽“反革命”的壞事，以至於被槍斃呢？我們在官方的“廣州宣傳網”上找到了下麵的文字:“抗日將領宋士台將軍銅像落成。中國廣州網2004年9月21日訊。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73周年紀念日，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1000多民眾參加了抗日將領宋士台將軍銅像揭幕儀式。宋將軍係原國民黨66軍160師少將師長，後任第7戰區惠淡守備區中將指揮官。抗日戰爭期間，宋將軍參加指揮了多次在正麵戰場上的對日作戰，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塚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一批。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台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在宋士台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將軍當年的部下回顧了將軍戎馬一生，抗擊日寇的感人事跡，並告戒當今的人們，日軍的侵華曆史不能忘記......”

朱耀華，國軍中將，湖南長沙人。畢業保定軍官學校3期。陸軍第22軍18師中將師長。1937年10月26日在淞滬會戰中奉令堅守大場陣地。陣地幾易其手，死傷枕籍，全師將士傷亡殆盡，陣地失陷，遂舉槍自戕，後重傷被救。日本人投降後，他不願打內戰，就不停地遞交退役申請，要求解甲歸田。以後在家鄉的土改中，朱耀華先是被定為開明紳士，後來卻又在急風暴雨的群眾運動中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於1951年春被槍斃，橫屍荒野。那一年朱耀華60歲，距淞滬抗戰已是14個年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