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績偉:葉劍英華國鋒是改革開放初期領導人
胡績偉初稿,姚監複整理
葉華為胡趙新政打下基礎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活動與輿論宣傳方麵,中共當局片麵地、不真實地誇大鄧小平的作用與功績,把胡耀邦、趙紫陽推動改革開放的功勞,硬加到鄧小平身上,為他戴上了並不光彩的光環.同時,也有些人有意地貶低和抹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的重要貢獻,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重要報告與文章中一句不提,似乎華、葉對改革開放沒起什麽作用,想造成人們遺忘華國鋒、葉劍英在早期改革開放時所做出的重要貢獻.雖然由於曆史條件、思想傳統、政治環境等複雜原因,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華國鋒,更不能忽視葉劍英對改革開放的重要功績.中共宣傳部門似乎從一開始到最後,強調「鄧核心」、「鄧理論」、「第二代」的宣傳手段不過是把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功勞,都說成是鄧小平設計和領導的.這種違背事實真相的「造新神運動」在中國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因此,我認為,在宣傳胡趙十二年新政成就的同時（我已提供了六篇有關文章）,有必要重新宣傳和肯定華國鋒、葉劍英作為黨和國家、軍隊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華國鋒、葉劍英當政的幾年,雖然還不能說是改革開放的真正開始,但是,我想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準備時期,為以後胡耀邦、趙紫陽建立同毛澤東的「舊政」完全不同的「新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作了很多切實的準備工作.
華國鋒對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
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在毛澤東死以後的曆史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對黨、對人民、對曆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一起當機立斷地把「四人幫」抓起來了.這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組織上為改革開放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因此, 華國鋒敢於下決心,同葉劍英等人精心策劃抓捕了「四人幫」,這可以說是功高蓋世的.
華國鋒主持的黨中央領導批判「四人幫」,將之清除出黨,還組織公審「四大奸賊」並判處徒刑,伸張了正義,使文革中受盡折磨迫害的無辜的受難者得到了揚眉吐氣,使全國人民的人心大喜,使全黨全軍的人心大順.
華國鋒主持的黨中央開始清查「四人幫」在中央和各省市的骨幹分子,按照嚴格的程序和明確的標準清查「三種人」,從政治上組織上初步摧毀了「四人幫」的幫派體係.同時對許多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進行批評教育,防止了曆次政治運動「擴大化」的錯誤.
華國鋒主持的黨中央發動和領導全國各地各條戰線、各部門深入揭開「四人幫」統治的蓋子,從政治思想路線上深入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對「文革」罪行的認識,提高了群眾辨別是非真偽的思想覺悟與政治水平.
華國鋒批準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啟用和任命他們擔任重要職務.最重要的是他同意葉劍英的建議,由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先後任命他為中央組織部長、黨中央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長等要職.以後又任命趙紫陽、萬裏、楊尚昆、習仲勳、任仲夷、項南、周惠等擔任省、自治區負責人,打開了這些地區改革開放的政治局麵,使僵化十年的中國開始活躍起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裏」的民謠,是人民發自內心的對新形勢的讚揚.
在華國鋒主持黨中央工作的時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派出穀牧率領中國第一個出訪西歐的政府經濟代表團,為期一個多月.六月,華國鋒主持了匯報會,聽取穀牧作訪問歐洲五國的報告,認為爭取建設的速度,要立足國內,同時必須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一九七九年冬,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向中央提出,在廣東實行開放政策,建立特區,得到中央批準.廣東蛇口工業加工區和深圳特區才開始建立起來.
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期間,敢於奪取被「四人幫」及其手下占領的宣傳輿論陣地,把胡耀邦、耿?、遲浩田等放在宣傳教育戰線的重要崗位上.此時,我也是在華國鋒親自談話、動員後調到《人民日報》任總編輯.這樣,就重新打開了思想戰線、新聞戰線封閉了幾十年的閘門,使思想、政治、新聞、文化、藝術等方麵從組織上為這些領域的改革開放掃除了障礙,開始出現新氣象.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汪東興疾言厲色地指責我「不聽黨的話」,批評《人民日報》「代表哪一個黨中央」.華國鋒是會議的主持人,他對汪的指責卻一言不發,在作結論時,對我也沒有任何指責.所以我認為,華國鋒對黨報宣傳工作是十分寬鬆的,對我是很信任的.他對我當時搞宣傳很放手,很信任,這就在實際上鼓勵了我在宣傳上更大膽地刊登耀邦組織的一係列重要文章,這同華國鋒同誌這種對報刊的寬容態度是很有關係的.
一九七七年,汪東興領導的寫作組在為華國鋒起草的一份報告中,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四個核心理論」,當時理論界有同誌提出意見,華國鋒接受了這個意見,刪去了這一大段.在華國鋒執政時允許在理論界啟用於光遠、蘇紹智、王若水等思想開放的人物,在《理論動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公開和內部的報刊上發表深入批判「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四個理論支柱,使封鎖多年,特別是在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文革十年中,被窒息的、僵化的思想理論界開始活躍起來.
華國鋒具有共產黨人應有的寬廣胸襟和政治風度.華國鋒是毛澤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在毛澤東死後,按照黨章憲法規定的程序,合法地擔任了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集大權於一身,又敢於領導全黨為清除「四人幫」進行鬥爭,獲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華國鋒主動辭職,公開檢討,特別是不指定接班人或代理人,在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曆史上,是一次罕見的和平交接班.難能可貴的是沒有震蕩的平穩的交班,他自覺自願地交出黨政軍全部大權,華國鋒這種不戀棧,不攬權,以大局為重,激流勇退的政治風度,對中國和中共領導人,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對華國鋒評價須一分為二
當然,對華國鋒這個曆史人物,必須一分為二地進行客觀評價.過去的三十年,幾乎把華國鋒的這些功績全部遺忘了,未作任何宣傳,隻是在華國鋒逝世後,發表了一個《生平》,作了一個遲到的華本人生前不知道的表揚.遺憾的是,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重要報告中,沒有全麵地、客觀地、真實地評價華國鋒對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更沒有提到胡耀邦、趙紫陽的功績,而是把全部頌詞獻給了鄧小平及其接班人,這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很不公正的概括和總結.
華國鋒確實有錯誤.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準則,他提議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繼續宣揚個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許製造新的個人崇拜, 他延誤了鄧小平等老幹部複出的時間.但是,也要公正地指出,華國鋒的政治作風、政治態度和實際工作中具體實施的措施,同毛澤東、「四人幫」的法西斯專製獨裁和霸道作風是有很大不同的.華國鋒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他的政治態度就同胡喬木有很大的不同.胡喬木把毛澤東原來講話中講到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人的好話全部刪去了,而華國鋒卻把講鄧小平好處的地方一概不刪,保留了十幾處,講到劉少奇、林彪好處的地方也留下一些.
葉劍英對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
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兼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同華國鋒做出抓捕「四人幫」的重要決定,並同汪東興等人具體部署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這是葉劍英為改革開放立下的頭等大功.
一九七八年,根據葉劍英的建議,在三中全會之前召開了一個長達一個多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預備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三中全會上,他自己重新寫了發言稿,提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的本質是封建法西斯」、「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黨黨內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強調這些民主精神都要發揚.貫穿整個講話的精神是「民主」,連續講了三次「隻有發揚民主」的重要性.他還重申了列寧的名言:「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取得的勝利.」
葉劍英指出,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口頭上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一版,第501頁）「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葉劍英選集》,第501頁）在葉劍英看來,「四人幫」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根本不了解,他們是當代中國最落後、最野蠻、最反動、最無信義、最會享樂的封建勢力和流氓無產者代表.一九八零年六月葉劍英對胡耀邦說:掃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製,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為一個奴隸.
葉劍英推動「對外開放」先於「國內改革」.一九六九年六月至十月,葉劍英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全麵深入分析了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麵提出了戰略性建議.葉劍英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第 155─164頁）在一九七一年,葉劍英就協助毛澤東製定了對美國開放的方針,參與了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尼克鬆、基辛格訪華的決策與接待會談的工作.葉劍英還接待了曾見過列寧的美國著名商人哈默等人.這些工作為打倒「四人幫」以後的全麵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一九七八年六月在華國鋒主持的會議上,穀牧匯報訪問西歐情況,葉劍英從戰略上強調:我們同西歐幾十年沒有打過仗,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世界上穩定的力量,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尋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
葉劍英還推動了大陸同港澳與海外僑胞的正常交往與經濟合作關係.早在建國初期,葉劍英在華南分局工作時,就設置了港澳工委,向港澳同胞、商人做工作,還實事求是地從僑鄉和僑胞實際出發製定了廣東對僑胞的「和平土改」政策,但卻被毛澤東批評為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廣東、廣西、福建）,犯了地方主義、機會主義右傾的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葉劍英接見過來自港澳台的知名人士,包括李嘉誠、包玉剛、胡應湘、李兆基等人,這些頻繁接觸為改革開放、建立特區作了先期的準備工作. 在一九七九年,當他聽到了有三萬人偷渡到香港去的信息後,竟然落淚.後來到廣東,葉劍英讚成習仲勳、吳南生敢於在鄰近香港地區建立出口加工區的意見,建議趕快向中央作報告.後來得到了穀牧等主管領導的支持,鄧小平也同意.但是,胡喬木、鄧力群卻又提出了辦特區是什麽「租界」,戴上「李鴻章」、「洋務運動」等大帽子.葉劍英針鋒相對地提出要最鮮明地搞改革開放.從一九七八年起,為高地價高工資發愁的港商,逐步以「三來一補」等方式來廣東建廠,又在深圳、珠海建立特區,使葉劍英的想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現實.逃港潮終止了,群眾要回來在自己的家鄉發財.
葉劍英還大力推動了對台工作.一九七九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了著名的「葉九條」──九條和平統一台灣的主張,打開了兩岸關係的僵局,和緩了僵硬的兩岸關係.葉劍英作為第一次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親曆者與當事人,同台灣昔日政要及其後代具有開啟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獨特地位與經驗,他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近年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提供了令人難忘的鋪路石.
葉劍英帶頭以身作則重新開啟了統戰工作的新局麵.一九七八年初,葉劍英主張恢複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他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爭取一切能夠同情我們的人,否定了毛澤東那種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絕對態度.實際上他是想要回到文革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三三製」政策,讓民主人士參政,給他們一定的政治地位參政議政.改革開放之初,葉劍英親自接見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建議他成立一個旅遊部,讓榮當部長.榮毅仁認為,中國需要引進資金,他希望建立一個投資信托公司.
葉劍英主動參與民間交往,敢於和不同階層、不同成份、不同黨派、不同國籍的人士交朋友、談心.而後來的一些領導幹部缺乏這種膽略與政治風格,隻能是講一些應酬話、官話、套話的官方交往.
葉劍英真誠地全心全意地支持年輕幹部接班,承擔重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以後的第六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葉劍英派葉選寧聽取胡耀邦的建議,胡耀邦提出「隆中三策」:（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其內容實質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正是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胡耀邦的複出,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又向中央、華國鋒建議,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真誠地扶持年輕幹部接班,敢於放手讓他們承擔重任,在實際工作中鍛煉成長.葉劍英主動讓賢,不攬權,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大局為重,不願擔任黨中央主席或軍委主席,不做後台老板和婆婆,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和氣魄,為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作出了貢獻和表率.鄧小平堅持要當軍委主席,而讓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任副主席,變成「軍黨論」者.鄧小平至死仍當太上皇,同葉劍英有天壤之別.
葉劍英積極支持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他多次提出冤案這麽多,要解決中組部的問題.他說:喊冤上訪的人這麽多,要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啊!這樣,他同華國鋒、鄧小平反複商議,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黨校副校長,取代了「四人幫」派到中組部的郭玉峰.在胡耀邦領導下,為文革冤假錯案複查平反二百九十萬人,為七十萬幹部補發了工資十三億多元.
葉劍英支持思想解放,以實踐檢驗理論.一九七七年十月葉劍英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指出:「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麽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
葉劍英重視法製建設,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切實加強了法製建設.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葉劍英就強調「我們必須發揚民主,加強法製.隻有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製,也隻有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的法製,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葉劍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說:「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製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製的責任,那麽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全國人民.」（《葉劍英選集》第500頁）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各級人大陸續製定了一係列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法規,這是葉劍英的又一項重要貢獻.
對華國鋒葉劍英所感到的遺憾
遺憾的是,在葉劍英擔任人大委員長時,未能及時製定《新聞法》、《戒嚴法》、《政黨法》、《公務員財產法》等重要法律,也沒能正式批準聯合國《人權公約》,致使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係列違反憲法的「清汙」、「反自由化」、「鎮壓學生運動」、「清查」等嚴重的政治事件.這也是華國鋒當年所未能料及的政治生活局麵.因為早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談論全國政治思想動態時就講過: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來.這是三中全會決定的堅定不移的一條政治方針,這應當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前提,現在我們要避免出現一九五七年那種反複,千萬要防止「翻燒餅」.華國鋒不讚成「翻燒餅」,避免出現一九五七年那種「反右派鬥爭」.可是,鄧小平不僅用軟的一手,用宣傳輿論、思想批判和組織處分繼續反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用硬的一手「反右」,動用正規的國防軍鎮壓學生運動.這比講過「兩個凡是」、又作了檢討的華國鋒不知厲害多少倍!因為鄧小平對他的「兩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一直堅持著,還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右鬥爭進行五十年.這就是毛澤東遺傳給鄧小平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頑症,黨中央、鄧小平就是政治大折騰的源頭!結果是在大折騰中,黨無寧日,國無寧日,老百姓無寧日.
總之,大陸當局貶低和抹殺華國鋒、葉劍英對改革開放重要貢獻的目的,是將功勞全部強加到鄧小平頭上,突出個人,也是為了突出鄧的接班人.
現在,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報告中表示了「不折騰」,這是值得歡迎的.我們願意聽其言而觀其行!希望新一代領導人不要死保住毛鄧那老一套,不斷折騰中國人,要從華國鋒、葉劍英身上學到更多有益的東西,能繼承胡耀邦、趙紫陽的遺誌,繼續為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胡績偉初稿,姚監複整理
葉華為胡趙新政打下基礎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活動與輿論宣傳方麵,中共當局片麵地、不真實地誇大鄧小平的作用與功績,把胡耀邦、趙紫陽推動改革開放的功勞,硬加到鄧小平身上,為他戴上了並不光彩的光環.同時,也有些人有意地貶低和抹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的重要貢獻,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重要報告與文章中一句不提,似乎華、葉對改革開放沒起什麽作用,想造成人們遺忘華國鋒、葉劍英在早期改革開放時所做出的重要貢獻.雖然由於曆史條件、思想傳統、政治環境等複雜原因,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華國鋒,更不能忽視葉劍英對改革開放的重要功績.中共宣傳部門似乎從一開始到最後,強調「鄧核心」、「鄧理論」、「第二代」的宣傳手段不過是把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功勞,都說成是鄧小平設計和領導的.這種違背事實真相的「造新神運動」在中國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因此,我認為,在宣傳胡趙十二年新政成就的同時（我已提供了六篇有關文章）,有必要重新宣傳和肯定華國鋒、葉劍英作為黨和國家、軍隊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華國鋒、葉劍英當政的幾年,雖然還不能說是改革開放的真正開始,但是,我想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準備時期,為以後胡耀邦、趙紫陽建立同毛澤東的「舊政」完全不同的「新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作了很多切實的準備工作.
華國鋒對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
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在毛澤東死以後的曆史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對黨、對人民、對曆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一起當機立斷地把「四人幫」抓起來了.這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組織上為改革開放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因此, 華國鋒敢於下決心,同葉劍英等人精心策劃抓捕了「四人幫」,這可以說是功高蓋世的.
華國鋒主持的黨中央領導批判「四人幫」,將之清除出黨,還組織公審「四大奸賊」並判處徒刑,伸張了正義,使文革中受盡折磨迫害的無辜的受難者得到了揚眉吐氣,使全國人民的人心大喜,使全黨全軍的人心大順.
華國鋒主持的黨中央開始清查「四人幫」在中央和各省市的骨幹分子,按照嚴格的程序和明確的標準清查「三種人」,從政治上組織上初步摧毀了「四人幫」的幫派體係.同時對許多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進行批評教育,防止了曆次政治運動「擴大化」的錯誤.
華國鋒主持的黨中央發動和領導全國各地各條戰線、各部門深入揭開「四人幫」統治的蓋子,從政治思想路線上深入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對「文革」罪行的認識,提高了群眾辨別是非真偽的思想覺悟與政治水平.
華國鋒批準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啟用和任命他們擔任重要職務.最重要的是他同意葉劍英的建議,由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先後任命他為中央組織部長、黨中央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長等要職.以後又任命趙紫陽、萬裏、楊尚昆、習仲勳、任仲夷、項南、周惠等擔任省、自治區負責人,打開了這些地區改革開放的政治局麵,使僵化十年的中國開始活躍起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裏」的民謠,是人民發自內心的對新形勢的讚揚.
在華國鋒主持黨中央工作的時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派出穀牧率領中國第一個出訪西歐的政府經濟代表團,為期一個多月.六月,華國鋒主持了匯報會,聽取穀牧作訪問歐洲五國的報告,認為爭取建設的速度,要立足國內,同時必須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一九七九年冬,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向中央提出,在廣東實行開放政策,建立特區,得到中央批準.廣東蛇口工業加工區和深圳特區才開始建立起來.
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期間,敢於奪取被「四人幫」及其手下占領的宣傳輿論陣地,把胡耀邦、耿?、遲浩田等放在宣傳教育戰線的重要崗位上.此時,我也是在華國鋒親自談話、動員後調到《人民日報》任總編輯.這樣,就重新打開了思想戰線、新聞戰線封閉了幾十年的閘門,使思想、政治、新聞、文化、藝術等方麵從組織上為這些領域的改革開放掃除了障礙,開始出現新氣象.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汪東興疾言厲色地指責我「不聽黨的話」,批評《人民日報》「代表哪一個黨中央」.華國鋒是會議的主持人,他對汪的指責卻一言不發,在作結論時,對我也沒有任何指責.所以我認為,華國鋒對黨報宣傳工作是十分寬鬆的,對我是很信任的.他對我當時搞宣傳很放手,很信任,這就在實際上鼓勵了我在宣傳上更大膽地刊登耀邦組織的一係列重要文章,這同華國鋒同誌這種對報刊的寬容態度是很有關係的.
一九七七年,汪東興領導的寫作組在為華國鋒起草的一份報告中,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四個核心理論」,當時理論界有同誌提出意見,華國鋒接受了這個意見,刪去了這一大段.在華國鋒執政時允許在理論界啟用於光遠、蘇紹智、王若水等思想開放的人物,在《理論動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公開和內部的報刊上發表深入批判「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四個理論支柱,使封鎖多年,特別是在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文革十年中,被窒息的、僵化的思想理論界開始活躍起來.
華國鋒具有共產黨人應有的寬廣胸襟和政治風度.華國鋒是毛澤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在毛澤東死後,按照黨章憲法規定的程序,合法地擔任了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集大權於一身,又敢於領導全黨為清除「四人幫」進行鬥爭,獲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華國鋒主動辭職,公開檢討,特別是不指定接班人或代理人,在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曆史上,是一次罕見的和平交接班.難能可貴的是沒有震蕩的平穩的交班,他自覺自願地交出黨政軍全部大權,華國鋒這種不戀棧,不攬權,以大局為重,激流勇退的政治風度,對中國和中共領導人,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
對華國鋒評價須一分為二
當然,對華國鋒這個曆史人物,必須一分為二地進行客觀評價.過去的三十年,幾乎把華國鋒的這些功績全部遺忘了,未作任何宣傳,隻是在華國鋒逝世後,發表了一個《生平》,作了一個遲到的華本人生前不知道的表揚.遺憾的是,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重要報告中,沒有全麵地、客觀地、真實地評價華國鋒對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更沒有提到胡耀邦、趙紫陽的功績,而是把全部頌詞獻給了鄧小平及其接班人,這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很不公正的概括和總結.
華國鋒確實有錯誤.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準則,他提議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繼續宣揚個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許製造新的個人崇拜, 他延誤了鄧小平等老幹部複出的時間.但是,也要公正地指出,華國鋒的政治作風、政治態度和實際工作中具體實施的措施,同毛澤東、「四人幫」的法西斯專製獨裁和霸道作風是有很大不同的.華國鋒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他的政治態度就同胡喬木有很大的不同.胡喬木把毛澤東原來講話中講到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人的好話全部刪去了,而華國鋒卻把講鄧小平好處的地方一概不刪,保留了十幾處,講到劉少奇、林彪好處的地方也留下一些.
葉劍英對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
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兼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同華國鋒做出抓捕「四人幫」的重要決定,並同汪東興等人具體部署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這是葉劍英為改革開放立下的頭等大功.
一九七八年,根據葉劍英的建議,在三中全會之前召開了一個長達一個多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預備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三中全會上,他自己重新寫了發言稿,提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的本質是封建法西斯」、「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黨黨內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強調這些民主精神都要發揚.貫穿整個講話的精神是「民主」,連續講了三次「隻有發揚民主」的重要性.他還重申了列寧的名言:「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取得的勝利.」
葉劍英指出,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口頭上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一版,第501頁）「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葉劍英選集》,第501頁）在葉劍英看來,「四人幫」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根本不了解,他們是當代中國最落後、最野蠻、最反動、最無信義、最會享樂的封建勢力和流氓無產者代表.一九八零年六月葉劍英對胡耀邦說:掃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製,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為一個奴隸.
葉劍英推動「對外開放」先於「國內改革」.一九六九年六月至十月,葉劍英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全麵深入分析了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麵提出了戰略性建議.葉劍英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第 155─164頁）在一九七一年,葉劍英就協助毛澤東製定了對美國開放的方針,參與了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尼克鬆、基辛格訪華的決策與接待會談的工作.葉劍英還接待了曾見過列寧的美國著名商人哈默等人.這些工作為打倒「四人幫」以後的全麵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一九七八年六月在華國鋒主持的會議上,穀牧匯報訪問西歐情況,葉劍英從戰略上強調:我們同西歐幾十年沒有打過仗,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世界上穩定的力量,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尋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
葉劍英還推動了大陸同港澳與海外僑胞的正常交往與經濟合作關係.早在建國初期,葉劍英在華南分局工作時,就設置了港澳工委,向港澳同胞、商人做工作,還實事求是地從僑鄉和僑胞實際出發製定了廣東對僑胞的「和平土改」政策,但卻被毛澤東批評為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廣東、廣西、福建）,犯了地方主義、機會主義右傾的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葉劍英接見過來自港澳台的知名人士,包括李嘉誠、包玉剛、胡應湘、李兆基等人,這些頻繁接觸為改革開放、建立特區作了先期的準備工作. 在一九七九年,當他聽到了有三萬人偷渡到香港去的信息後,竟然落淚.後來到廣東,葉劍英讚成習仲勳、吳南生敢於在鄰近香港地區建立出口加工區的意見,建議趕快向中央作報告.後來得到了穀牧等主管領導的支持,鄧小平也同意.但是,胡喬木、鄧力群卻又提出了辦特區是什麽「租界」,戴上「李鴻章」、「洋務運動」等大帽子.葉劍英針鋒相對地提出要最鮮明地搞改革開放.從一九七八年起,為高地價高工資發愁的港商,逐步以「三來一補」等方式來廣東建廠,又在深圳、珠海建立特區,使葉劍英的想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現實.逃港潮終止了,群眾要回來在自己的家鄉發財.
葉劍英還大力推動了對台工作.一九七九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了著名的「葉九條」──九條和平統一台灣的主張,打開了兩岸關係的僵局,和緩了僵硬的兩岸關係.葉劍英作為第一次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親曆者與當事人,同台灣昔日政要及其後代具有開啟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獨特地位與經驗,他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近年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提供了令人難忘的鋪路石.
葉劍英帶頭以身作則重新開啟了統戰工作的新局麵.一九七八年初,葉劍英主張恢複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他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爭取一切能夠同情我們的人,否定了毛澤東那種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絕對態度.實際上他是想要回到文革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三三製」政策,讓民主人士參政,給他們一定的政治地位參政議政.改革開放之初,葉劍英親自接見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建議他成立一個旅遊部,讓榮當部長.榮毅仁認為,中國需要引進資金,他希望建立一個投資信托公司.
葉劍英主動參與民間交往,敢於和不同階層、不同成份、不同黨派、不同國籍的人士交朋友、談心.而後來的一些領導幹部缺乏這種膽略與政治風格,隻能是講一些應酬話、官話、套話的官方交往.
葉劍英真誠地全心全意地支持年輕幹部接班,承擔重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以後的第六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葉劍英派葉選寧聽取胡耀邦的建議,胡耀邦提出「隆中三策」:（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其內容實質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正是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胡耀邦的複出,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又向中央、華國鋒建議,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真誠地扶持年輕幹部接班,敢於放手讓他們承擔重任,在實際工作中鍛煉成長.葉劍英主動讓賢,不攬權,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大局為重,不願擔任黨中央主席或軍委主席,不做後台老板和婆婆,具有政治家的胸襟和氣魄,為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作出了貢獻和表率.鄧小平堅持要當軍委主席,而讓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任副主席,變成「軍黨論」者.鄧小平至死仍當太上皇,同葉劍英有天壤之別.
葉劍英積極支持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他多次提出冤案這麽多,要解決中組部的問題.他說:喊冤上訪的人這麽多,要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啊!這樣,他同華國鋒、鄧小平反複商議,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黨校副校長,取代了「四人幫」派到中組部的郭玉峰.在胡耀邦領導下,為文革冤假錯案複查平反二百九十萬人,為七十萬幹部補發了工資十三億多元.
葉劍英支持思想解放,以實踐檢驗理論.一九七七年十月葉劍英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指出:「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麽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
葉劍英重視法製建設,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切實加強了法製建設.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葉劍英就強調「我們必須發揚民主,加強法製.隻有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製,也隻有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的法製,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葉劍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說:「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製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製的責任,那麽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全國人民.」（《葉劍英選集》第500頁）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各級人大陸續製定了一係列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法規,這是葉劍英的又一項重要貢獻.
對華國鋒葉劍英所感到的遺憾
遺憾的是,在葉劍英擔任人大委員長時,未能及時製定《新聞法》、《戒嚴法》、《政黨法》、《公務員財產法》等重要法律,也沒能正式批準聯合國《人權公約》,致使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係列違反憲法的「清汙」、「反自由化」、「鎮壓學生運動」、「清查」等嚴重的政治事件.這也是華國鋒當年所未能料及的政治生活局麵.因為早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談論全國政治思想動態時就講過: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來.這是三中全會決定的堅定不移的一條政治方針,這應當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前提,現在我們要避免出現一九五七年那種反複,千萬要防止「翻燒餅」.華國鋒不讚成「翻燒餅」,避免出現一九五七年那種「反右派鬥爭」.可是,鄧小平不僅用軟的一手,用宣傳輿論、思想批判和組織處分繼續反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用硬的一手「反右」,動用正規的國防軍鎮壓學生運動.這比講過「兩個凡是」、又作了檢討的華國鋒不知厲害多少倍!因為鄧小平對他的「兩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一直堅持著,還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右鬥爭進行五十年.這就是毛澤東遺傳給鄧小平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頑症,黨中央、鄧小平就是政治大折騰的源頭!結果是在大折騰中,黨無寧日,國無寧日,老百姓無寧日.
總之,大陸當局貶低和抹殺華國鋒、葉劍英對改革開放重要貢獻的目的,是將功勞全部強加到鄧小平頭上,突出個人,也是為了突出鄧的接班人.
現在,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報告中表示了「不折騰」,這是值得歡迎的.我們願意聽其言而觀其行!希望新一代領導人不要死保住毛鄧那老一套,不斷折騰中國人,要從華國鋒、葉劍英身上學到更多有益的東西,能繼承胡耀邦、趙紫陽的遺誌,繼續為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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