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稼祥在1962：主張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作者：羅雪揮 時間：2009-01-04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1962年，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王稼祥提出了一係列穩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批判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糾“左”的嚐試失敗了
“1961年的元旦社論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低調，與前一年相比，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不僅篇幅增加，而且也務實得多。社論承認‘農業兩年歉收’，1960年‘農業生產計劃和依靠農業供給原料的輕工業生產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
這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在其文《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無疑是共和國史上最為複雜敏感的年份之一。饑荒的陰霾猶存，處於全麵衰退中的國民經濟尚無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門起初是農業，後來逐步蔓延到輕工業、重工業。就國際環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1962年，中蘇關係的驚天大事，則是新疆伊犁地區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到蘇聯；而在東南沿海，蔣介石政權則趁大陸經濟衰退，籌劃從台灣反攻大陸，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集結。毛澤東判斷，這是“帝反修”的聯合進攻。
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國的內外交困中，將自己推向了風暴眼。
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關頭表態。作為黨內資深領導人，王稼祥25歲便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62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再一次麵臨擔當與抉擇。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靜。妻子朱仲麗發現，他經常一個人長時間地深思，夜裏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時坐下來匆匆寫些什麽，有時又擱筆凝視窗外，或是在房間裏不安地踱來踱去。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們蘇聯公社垮台已有前車之鑒。而此時，人民公社未經試點，就在全國的窮鄉僻壤一瞬間都建立起來了；黨的領導同誌已開始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麽辦，而且已經開始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毛澤東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就是王稼祥一個人反對呀？”
1962年，王稼祥的憂慮變成了現實。國內外局勢都出現了罕見的嚴重局麵。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誌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裏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部小範圍進行了討論。但規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取得大家同意後，采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誌”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與此同時，王稼祥還起草或者審定了一係列文件報送中央。這些意見概括起來，即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采取和緩的方針，注意鬥爭的策略，以爭取渡過或減輕困難。為此，要避免中蘇關係的公開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國身上、要避免朝鮮式戰爭、采取談判手段解決中印爭端等。王稼祥還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於支持別國反帝鬥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綱。提綱說：“在我們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麵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
王稼祥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並非是空穴來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不減。記者查閱了外交部相關的解密檔案，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資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釣魚台賓館，曾是“絕密”級別的會談記錄裏，周恩來總理向阿爾巴尼亞貴賓介紹，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不斷佐證了這段曆史。1960年4月16日，我國駐幾內亞使館來函請示，說明幾內亞目前糧食緊張。“兄弟國家使館紛紛議論，希望中國能有所行動。”該請示報告表示，鑒於幾內亞反帝較堅決，和社會主義陣營關係還友好，建議我方主動贈幾內亞3萬至5萬噸大米。半月後，外交部批複，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國連續幾年糧食不足、人口減少的狀況下，大批中國糧正源源不斷地援助友好國家。在外交部業已開放的檔案裏：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援助帶來的友誼是無價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將我國援助老撾的兩噸上好的南寧稻種火速發運，以適合老撾9月初播種；半個多月後，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國再援助老撾15噸到20噸南寧稻種，作為10月中旬播種之用。最後我方決定再援助15噸。我駐老撾使館匯報，當時的老撾領導人富馬當即說比如“美國即使對老撾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隻有與鄰國，首先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友好關係，才一直延續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沒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導屬下工作人員，天下事有些是辦不到，而且不該辦的，而要製止、特別是糾正來自“上麵”的“左”的東西是很難的。結果不幸而言中。“從來沒有考慮過後果，因為他不是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認為丈夫王稼祥是一個富於思考的人，看見一些事情對黨和人民不利，他認為自己不說話，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王稼祥寫建議信有一個推動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議信結尾處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口羅口羅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隻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這樣謙恭的行文仍然引發了複雜的結果。
據王力回憶：“當時毛主席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毛澤東是受到了陳毅小組發言的啟發，在批判右傾的大環境中，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聯係外交領域，說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麵和一麵少”。他認為，同美蘇和印度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援“要算政治賬”，還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他基本認同1960年以來的調整緩和的對外政策，認為鬥爭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毛澤東對陳毅的發言顯然很讚賞，在簡報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興發言最終被想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麗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疾風知勁草》一書裏記載，“他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的錯誤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康生更將“三和一少”，發展為“三降一滅”，還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而與之針鋒相對的是“三鬥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的王稼祥及時找到毛澤東當麵認錯，毛澤東叫他在什麽範圍內討論的，就在什麽範圍內談談。盡管一再檢討，“三和一少”還是和“三風”一起被列入重點批判對象。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他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說過的話。在該文中，王稼祥首次總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毛澤東曾經屢次挽救過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後，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實上終結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實際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不再是黨的重要領導人，王稼祥搬離了中南海。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鬥，投河自殺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軟禁，朱仲麗被“專案組”定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裏，一關就是六七個月。康生提出要徹底砸爛中聯部這個“三降一滅”製造廠。王稼祥難以承受和應對，由於極度緊張，他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症。他不斷地喊：“我沒有罪！”朱仲麗記述說，“入夜，他仍不時地驚叫。”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報》重提所謂“三和一少”妖風。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髒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爆發，“三鬥一多”戰勝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了新高。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張鬱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曆史最高紀錄，當年對外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當時的對外援助金額之大：“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為所謂 “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通報指出：“建國二十多年來，根本不存在一條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中聯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門一樣，執行的是中央的路線，重大決策都是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定的。工作中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中聯部的幹部和群眾是好的。”
針對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非凡勇氣，《王稼祥傳》作者、安徽省地方誌辦公室原主任徐則浩，在采訪結束後又特地給記者打來電話，複述了當年胡耀邦的一句評語：“總的說來，稼祥同誌後半生的成就，並不比前半生遜色，並且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作者：羅雪揮 時間：2009-01-04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1962年，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王稼祥提出了一係列穩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批判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糾“左”的嚐試失敗了
“1961年的元旦社論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低調，與前一年相比，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不僅篇幅增加，而且也務實得多。社論承認‘農業兩年歉收’，1960年‘農業生產計劃和依靠農業供給原料的輕工業生產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
這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在其文《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無疑是共和國史上最為複雜敏感的年份之一。饑荒的陰霾猶存，處於全麵衰退中的國民經濟尚無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門起初是農業，後來逐步蔓延到輕工業、重工業。就國際環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1962年，中蘇關係的驚天大事，則是新疆伊犁地區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到蘇聯；而在東南沿海，蔣介石政權則趁大陸經濟衰退，籌劃從台灣反攻大陸，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集結。毛澤東判斷，這是“帝反修”的聯合進攻。
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國的內外交困中，將自己推向了風暴眼。
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關頭表態。作為黨內資深領導人，王稼祥25歲便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62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再一次麵臨擔當與抉擇。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靜。妻子朱仲麗發現，他經常一個人長時間地深思，夜裏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時坐下來匆匆寫些什麽，有時又擱筆凝視窗外，或是在房間裏不安地踱來踱去。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們蘇聯公社垮台已有前車之鑒。而此時，人民公社未經試點，就在全國的窮鄉僻壤一瞬間都建立起來了；黨的領導同誌已開始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麽辦，而且已經開始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毛澤東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就是王稼祥一個人反對呀？”
1962年，王稼祥的憂慮變成了現實。國內外局勢都出現了罕見的嚴重局麵。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誌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裏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部小範圍進行了討論。但規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取得大家同意後，采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誌”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與此同時，王稼祥還起草或者審定了一係列文件報送中央。這些意見概括起來，即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采取和緩的方針，注意鬥爭的策略，以爭取渡過或減輕困難。為此，要避免中蘇關係的公開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國身上、要避免朝鮮式戰爭、采取談判手段解決中印爭端等。王稼祥還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於支持別國反帝鬥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綱。提綱說：“在我們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麵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
王稼祥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並非是空穴來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不減。記者查閱了外交部相關的解密檔案，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資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釣魚台賓館，曾是“絕密”級別的會談記錄裏，周恩來總理向阿爾巴尼亞貴賓介紹，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不斷佐證了這段曆史。1960年4月16日，我國駐幾內亞使館來函請示，說明幾內亞目前糧食緊張。“兄弟國家使館紛紛議論，希望中國能有所行動。”該請示報告表示，鑒於幾內亞反帝較堅決，和社會主義陣營關係還友好，建議我方主動贈幾內亞3萬至5萬噸大米。半月後，外交部批複，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國連續幾年糧食不足、人口減少的狀況下，大批中國糧正源源不斷地援助友好國家。在外交部業已開放的檔案裏：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援助帶來的友誼是無價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將我國援助老撾的兩噸上好的南寧稻種火速發運，以適合老撾9月初播種；半個多月後，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國再援助老撾15噸到20噸南寧稻種，作為10月中旬播種之用。最後我方決定再援助15噸。我駐老撾使館匯報，當時的老撾領導人富馬當即說比如“美國即使對老撾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隻有與鄰國，首先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友好關係，才一直延續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沒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導屬下工作人員，天下事有些是辦不到，而且不該辦的，而要製止、特別是糾正來自“上麵”的“左”的東西是很難的。結果不幸而言中。“從來沒有考慮過後果，因為他不是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認為丈夫王稼祥是一個富於思考的人，看見一些事情對黨和人民不利，他認為自己不說話，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王稼祥寫建議信有一個推動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議信結尾處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口羅口羅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隻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這樣謙恭的行文仍然引發了複雜的結果。
據王力回憶：“當時毛主席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毛澤東是受到了陳毅小組發言的啟發，在批判右傾的大環境中，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聯係外交領域，說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麵和一麵少”。他認為，同美蘇和印度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援“要算政治賬”，還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他基本認同1960年以來的調整緩和的對外政策，認為鬥爭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毛澤東對陳毅的發言顯然很讚賞，在簡報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興發言最終被想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麗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疾風知勁草》一書裏記載，“他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的錯誤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康生更將“三和一少”，發展為“三降一滅”，還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而與之針鋒相對的是“三鬥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的王稼祥及時找到毛澤東當麵認錯，毛澤東叫他在什麽範圍內討論的，就在什麽範圍內談談。盡管一再檢討，“三和一少”還是和“三風”一起被列入重點批判對象。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他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說過的話。在該文中，王稼祥首次總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毛澤東曾經屢次挽救過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後，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實上終結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實際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不再是黨的重要領導人，王稼祥搬離了中南海。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鬥，投河自殺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軟禁，朱仲麗被“專案組”定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裏，一關就是六七個月。康生提出要徹底砸爛中聯部這個“三降一滅”製造廠。王稼祥難以承受和應對，由於極度緊張，他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症。他不斷地喊：“我沒有罪！”朱仲麗記述說，“入夜，他仍不時地驚叫。”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報》重提所謂“三和一少”妖風。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髒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爆發，“三鬥一多”戰勝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了新高。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張鬱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曆史最高紀錄，當年對外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當時的對外援助金額之大：“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為所謂 “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通報指出：“建國二十多年來，根本不存在一條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中聯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門一樣，執行的是中央的路線，重大決策都是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定的。工作中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中聯部的幹部和群眾是好的。”
針對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非凡勇氣，《王稼祥傳》作者、安徽省地方誌辦公室原主任徐則浩，在采訪結束後又特地給記者打來電話，複述了當年胡耀邦的一句評語：“總的說來，稼祥同誌後半生的成就，並不比前半生遜色，並且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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