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發動人民監督官員--毛澤東晚年治黨反腐的思想精髓
近幾年來，中央紀委先後發現查處了陳良宇、宋平順、鄭筱萸、邱曉華、杜世成、段義和，陳紹基 王華元 鄭少東 許宗衡等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這些案件的查處，可以說真實反映出中央反腐敗的堅強決心和堅定信心，反映出中央反腐敗決心之大、力度之大，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贏得了社會的廣泛好評。
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清醒的意識到目前官員腐敗的嚴重性。前不久人民網進行了一個網上調查，您認為當前我國社會腐敗問題的現狀是？如下圖：
參加投票的共計24050人，認為很嚴重的有22677人，占94.3; 認為比較嚴重的有1230人，占5.1%.兩者占總數的99.4%.從中可以看出人民對腐敗相當不滿，腐敗已成為中國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根源。的確，中國社會腐敗越來越嚴重，腐敗分子已成為官員的代名詞。官員犯罪人數逐年增加，職務級別越來越高.,領域越來越廣，金額越來越大，腐敗行為越來越惡劣。官商勾結，群體腐敗，權色交易，與黑社會勾結等。如一首民謠所講的那樣“財政氣粗是大爺，銀行有奶就是娘。管土地的是霸王，工商稅務兩條狼。電老虎，水閻王，公檢法，是流氓。白衣黑心腸，交通警察象螞蝗。當官的，喜貪贓；掌權的，沒天良。------”腐敗現象已由經濟領域發展到人事領域、司法領域得各行各業。腐敗手段科技化，窩案、串案增多。 一個執掌公共權力部門的若幹成員，共同謀劃、共同行動、利用公共權力為私人謀利的腐敗行為增多。 由主要領導人帶頭、多名成員聯合行動的集體作案增多。“要爛，爛一窩；要抓，抓一串”。 這些腐敗嚴重影響了人民對政府和黨的信賴和信心，威脅了黨和政府的生存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講，腐敗是我們黨所麵臨的最大敵人，腐敗的危害是巨大。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危害更大、更廣、更深。對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問題必須引起足夠重視，深入研究解決，不能掉以輕心。 “曆史沉重教訓要引以為鑒。古今中外，當政者凡腐敗墮落，勢必激發社會矛盾激化、人民抗爭、社會動蕩至政局崩潰，這是曆史發展、進步的規律。”（胡錦濤總書記中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講話）
目前腐敗現象已像擴散了的癌細胞進入了黨和政府各個部門。腐敗現象已相當嚴重，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不反腐，黨等死；反腐，黨找死。”黨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近十幾年來中央反腐力度也不能說不大，但成效不明顯，越反越腐，短短三十年，為何官員腐敗就如此嚴重?原因何在？
西方反共人士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政治體製所造成的，認為共產黨一黨專政，黨政不分，行政集權，這種集權化的行政體製和官僚結構構成了官僚主義和腐敗滋生的溫床，導致官員視手中的權利當作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同在共產黨體製下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則是人類曆史上少有的清正廉明的時代。這又是為何呢？筆者認為這與毛澤東的治黨治國，反腐思想是分不開的。毛澤東十分清楚西方人士所指出的觀點，一黨專政肯定會產生特權，特權肯定會導致官僚主義，導致腐敗。更深深牢記了1945年延安與 黃培炎 先生的那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談話，更不會忘記“人亡政息”的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 ，中國民主同盟常委黃炎培與章伯鈞、左舜生、褚輔成、傅斯年等6位國民參政員接受中共邀請，乘國民黨專為他們準備的飛機飛抵延安。 7月4日 ，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楊家嶺他家裏敘話。在窯洞客廳裏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幾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黃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氣，抗日勝利之後定將贏得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遂借此機會坦陳心中的遠慮，他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情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難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 諸 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當年毛澤東微笑著嚴肅回答 黃培炎 先生的問題：“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息政。”
眾所周知，國家和社會是由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構成。廉潔的封建社會就是君主清明，群臣廉潔，百姓安居樂業。中國是一個有史以來就將官場視為腐敗的同義語的國家，曆史上官與民爭利，官壓民，以權謀私，貪汙腐化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中國曆史上幾個較清廉時代，靠的是皇權監督官權。正是由於有開明的皇帝，利用皇權監督著私欲很重的官員，才使官員想貪而不敢，這樣才能保持社會健康發展。而僅僅依靠官員自律，自我修養的提高而達到為國奉獻，為民服務是不現實的，甚至是幼稚的。皇權維持社會的清廉，依靠的是 明 君，但 曆史上名 君何其少，開國之後的皇帝深居皇宮之內，沒有深入民間，對百姓的疾苦知之甚少，這樣自然就很難產生 明 君。最終皇權要麽是無法監督官員，要麽是與官員同流合汙，共同剝削壓迫百姓，官員腐化，導致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社會矛盾不斷惡化，最終官逼民反，推翻舊的統治階級，消滅舊的皇權，官權，開始一輪新王朝的曆史。這也就是 黃培炎 先生所講的“曆史周期率”。毛澤東建立新中國之後，一直在探索擺脫“曆史周期率”，跳出“人亡政息”曆史規律的途徑。新中國成立之後，如何保持共產黨的各級官員清廉，不貪汙腐化，一心為百姓服務，遠離剝削壓迫百姓之路，這是作為共和國“開 國之 君”毛澤東所苦思冥想的。而僅僅依靠官員自律，靠共產黨官員自我修養的提高而達到為國奉獻，為人民服務，毛澤東認為是無稽之談，是不現實的。
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毛澤東一直在探索一條能讓共產黨一黨專政而又不會變成專製獨裁，腐敗的，背叛人民利益的政黨，且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 讓共和國永遠健康的發展下去而不會變色，永遠不會“人亡政息”。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實行多黨執政，三權分立，可以互相製衡，可以有限的防止腐敗的發生。而一黨專政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極容易導致特權，產生腐敗。但在中國實行多黨製，勢必會影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定。為了實現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處理好官員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政治方麵，毛澤東采取了走人民治國的道路，實行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利用人民群眾監督官員，讓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官員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從而消除官員中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腐敗行經。經濟方麵，消滅私有製，實行公有製。從根本上消滅腐敗的根源。思想方麵，不斷地進行“鬥私”思想教育，樹立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法製方麵，不斷健全法製，執法從嚴，對腐敗分子嚴懲不待。毛澤東對這類官僚主義分子，腐敗分子十分厭惡。“鑽進我們隊伍裏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這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建國後，為了防止共產黨官員的腐敗，為了防止走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毛澤東高瞻遠矚，用心良苦，采取了一係列發動人民監督政府官員，發動人民治黨反腐等有效措施：
1951年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依法槍決了劉青山，張子善，教育了幹部，挽救了一批犯錯誤的同誌，純潔了幹部隊伍，抵製了腐敗思想的侵襲。
1956年的“整風運動”，實行“大鳴大放”運動，實際上是毛澤東希望通過利用群眾及黨外人士來監督共產黨，防止官僚主義，腐敗的發生，從而達到一黨專政的集權主義與民主檢查和製衡相結合。目的是為了整黨，使黨更加緊密的聯係群眾，使黨不變色，官員不腐敗。當時的確有不少黨員幹部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不良作風仍在侵蝕黨的肌體。當時東歐波，匈兩國的共產黨疏遠了群眾，導致群眾遊行，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等。毛澤東清醒的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本身也存在著這些問題，如果不整黨，就會脫離群眾，滋生官僚主義，最終走向人民的對立麵。“現在就有這麽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了，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的，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製造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應該革掉…………”
毛澤東認為，匈牙利的問題就是那邊的黨未能以適時的方式處理好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其結果是腐敗了，對立起來了。“要是長了膿包，那是一定要流膿的。”在中國，應當允許工人罷工，因為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學生也應當允許示威，要使黨更能響應群眾意願的一場整風運動，放鬆控製好讓公眾的不滿情緒宣泄出來，開啟“大鳴大放”運動，從而實行以群眾，黨外人士共同監督共產黨，防止共產黨的腐敗及官僚主義作風的體製。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幹部的典型反官僚主義，反特權，反腐敗的運動。“不論是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一些人掛著共產黨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1962年1月30“七千人大會”）
“……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1963年5月 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毛澤東認為當時黨內官員官僚主義盛行，嚴重脫離群眾，搞特權，搞腐敗，不接受群眾的監督。“現在有些同誌，很怕同誌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製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
另外當時單幹風盛行，毛澤東認為搞私有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私有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腐敗的根源，為此毛澤東堅決反對。“……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態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 (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必須是公有製經濟為基礎，隻有公有製經濟基礎，人民在經濟上享有平等權利，才會在政治上享有真正的平等權，人民群眾才不怕官，官員也不會享有特權，有私利，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官民平等，人民群眾才能真正行使監督官員的權力，黨才不會蛻變成為代表官員及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基礎是私有製，因為是私有製，所以就會導致經濟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就會產生特權，產生私利，官員就會不擇手段搞起個人利益，享受特權，生活腐化。但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有多黨執政，三權分立等製度製衡，官員腐敗受到牽製，而這種現象一旦在社會主義中國發生，那將更加危險。“……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此時的毛澤東將反腐敗問題並不僅僅停留在官員個人品質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當毛澤東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整黨治國，為人民服務等思想在黨內遭到官員抵觸，甚至反對的時候，毛澤東認為這些官員在搞特權，謀私利，並認為積極推行私有化“搞單幹”的黨內當權派在搞“修正主義”，
這樣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1945年 黃培炎 先生所講的“曆史周期率”又會出現，曆史將會重複，這樣的情況是毛澤東最不願看到的，也不甘心看到這樣的結果。為此，此段時期的毛澤東的大腦一直在不停的思考著如何將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不會變成現在黨內官員為個人及親屬謀私利的工具。如何防止他所熱愛的人民群眾不會再受到剝削，受壓迫？毛澤東苦苦思索，苦苦探索。快入古稀之年的毛澤東知道自己有生之年也不多了，他要“隻爭朝夕”為子孫後代想出一套完整的“防修反腐”的體製出來，這樣他一手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不會因為他的離去而變色，而“人亡政息”。
“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的思想。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想出“文化大革命”這一思想時，心情是非常愉悅的，因為他苦苦探索中想到了一套“防止共產黨官員腐化蛻變”的一套完整的製度，這樣沒有他的中國也將有一種科學製度來監督共產黨官員，防止共產黨變色，防止官僚主義盛行，腐敗盛行，從而防止共產黨走向人民的對立麵，人民的江山才會萬年紅。1966年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毛澤東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就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麽廣泛，這麽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學校、部隊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一 ，都參加了辯論。”難怪毛澤東在逝世前（1976年夏）總結自己人生時將“文革”視為自己一輩子幹過的兩件大事之一，“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幾個三角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麵臨變修變色的危險，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實行依靠群眾來實行對官員的監督。用群眾運動自下而上的方法對官僚主義，腐敗行為進行整治。他認為當時的當權者，官員思想上是資本主義思想，而且在行為及組織上嚴重抵製他的崇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7年2月8日 在一次談話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而現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惡性武鬥事件，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毛澤東一直強調要“文鬥”而不是要“武鬥”。革命前麵特別加了“文化”而區別以前的“武鬥”革命。
“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1966年8月8日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966年12月給周恩來同誌的信中再次強調，“在鬥爭中，一定要強調文鬥，不用武鬥。”
周恩來同誌：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問，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答花臉遊行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做法也應該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不好。這種做法起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裏我再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強調文鬥，不用武鬥，因為武鬥隻能觸及身體，不能觸及靈魂，隻有堅持文鬥，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排撥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貶低黨的威信。凡是當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治，請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1966年12月17日
1967年對中央軍委命令所定“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等八條，毛澤東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子，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中央軍委命令 1967年1月28日 ）
關於“文革”中有些官員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毛澤東認為“有些幹部為什麽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了，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麵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文革”最初目的就是要把共產黨的官員中的官僚主義，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革掉，而不是為了打到這些官員，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對犯過錯誤的人，應當一是“看”，二是“幫”。對犯錯誤的人，要給工作，要給幫助，不要幸災樂禍。不給幫助，不給工作，是宗派主義的辦法。” 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官員思想問題。並非像有些人士所講的是毛澤東故意整人運動。“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我們的幹部，除了投敵、叛變、自首的以外，絕大多數在過去十幾年，幾十年裏總做過一些好事。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隻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鬥，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有一些犯錯誤的同誌一時想不通，還應該給他時間，讓他多想一個時候。要允許他們思想有反複，一時想通了，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犯了錯誤有什麽要緊？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1966年夏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
“---------我們也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民，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的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 》（ 1966年8月1日 ）。
然而要將眾多官員的資產階級思想，特權思想消除，尤其是黨的高層有一些人不理解或不讚同的情況下，推行“文化大革命”阻力很大。中國曆朝曆代的改革一旦涉及到了大多數官員的既得利益時，都會遇到強大阻力，最後不了了之，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等。因為任何官員不會輕易將自己所獲得的特權，利益輕易讓給他人，也不喜歡受到群眾的牽製與監督。
尤其不幸的是毛澤東堅持的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監督官員，走人民治國的道路與劉少奇奉行的依靠黨內官員自我修養，走依靠社會精英分子治國思想發生了矛盾。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等措施方麵，劉少奇又與毛澤東大相徑庭，“文革”發動時，他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大量工作組對運動進行全麵控製，而工作組完全執行了少數派精英路線，將矛頭由上轉下，把對主要領導幹部的揭批變成對廣大教師和學生的打擊，回避群眾運動的鬥爭鋒芒；結果打擊了一大片，保護了一小撮，不應該打擊的打擊了，不應該保護的保護了，與廣大群形成明顯的對立，引起廣大師生和市民對工作組的極大不滿。在工作組進駐短短的56天的時間裏，在劉少奇抓30萬反革命的授意下，實行少數派官僚專政，製造了一係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清華大學6.7事件、廣西6.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師大6.20事件、北京金融學院6.10事件、北京林學院6.20事件、林院《談話紀要》事件等。北京有15000名師生和市民被打成反革命，僅清華院就有800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蘭州大學5000人中，竟有三分之一受到打擊。這些事件中，西安交大6.6事件與清華大學6.7事件的性質非常惡劣，發生多起學生被逼自殺、絕食現象。這些被打擊的教師和學生，絕大部份都是真正對當權派官員敢於提意見，和對工作組壓製群眾表示不滿的有正義感的教師、學生。
工作組限製和鎮壓人民群眾或挑撥群眾鬥群眾，使運動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其性質和後果都非常嚴重，且後來演變成搶權政變。
當毛澤東發現“文化大革命”背離了初衷，變成了官員壓迫群眾的白色恐怖。感受到人民群眾受迫害之悲痛的毛澤東，激憤之下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8.5.）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
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了，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激烈鬥爭就不可避免了。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思想是代表官僚主義，代表資產階級的，並且認為資產階級官員已占據各級領導地位，這樣發展下出會亡國亡黨的。 清除劉少奇等資產階級思想勢在必行。毛澤東在 1966年10月24日 中央政治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充分表明了毛澤東當時的思想。
毛澤東在《在中央政治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二）1966.10.24》的講話：
問李先念，“你們今天的會開得怎樣？”
李先念說：“財經學院說要開聲討會，我想作檢查，他們不讓我說話！”
毛澤東說：”你明天還是去檢討吧，不然人家說你溜了。”
李先念說：“明天我要出國。”
“ 那你也要告訴他們一下，算請假嘛。我跟他們說，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點飄忽不定，我看你還是穩定一下情緒。他們不叫你們檢討，你們就偏檢討，他們聲討，你們就承認錯誤，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責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責任！”我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麽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線呢？一是我的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蘇聯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讓他當權，每一次開會都敬酒吹吹捧捧，結果一死就丟權。”
“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劉少奇、鄧小平的威信，沒有想到他們會走向反麵！（陶鑄插話：“弄得大權旁落。”）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可他們不但不自覺，反而和我鬧獨立王國，許多事不與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轉向陶鑄）本來應經中央討論作個決定就好了，他卻偏要自行其是。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書記處、計委幹什麽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個副總理，就是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來找我，後又到天津，他們要辦的事情我馬上答應。後來，四個人又回去了，可鄧小平就是不來。武昌會議我不滿意，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開了六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完不成任務不要緊，不要如喪考紕。”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比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會後，項英、彭德懷搞獨立王國，那些事（新四軍皖南事變，彭的百團大戰）都不打招呼，七大後，中央沒有幾個人。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分兩路：我同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劉少奇、朱德在華北，那時還比較集中。進城以後就分散了，各搞一攤。特別是搞一、二線後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財經會議以後，就打過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氣，向中央通氣，向地方通氣。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這與彭真不同。過去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羅章龍、李立三都是搞公開的，這不要緊。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麵手法，彭德懷與他們勾結上了，我不知道。彭、羅、陸、楊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沒有好下場。犯錯誤路線要改，陳王李沒改。（周總理插話：李立三思想沒改）,不管什麽小集團，什麽門都要關緊關嚴，隻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一致就好，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
“七大時陳其源說，不能把犯王明路線的人選為中央委員，王明和其他幾個人都選上委員了，現在隻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戰他是讚成的，寧都會議洛甫要開除我，周、朱他們不同意。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少奇同誌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也是反對的，對劉少奇同誌不能一概抹煞，他們有錯誤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
“這次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時間這樣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能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來這麽大的事。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出身都好嗎？不要招降納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麽行呢？那有那麽幹淨的！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嘛！了解他們的動態。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這個人不安置比安置好，無職無權好。民主黨派要不要？一個黨行不行？學校黨組織不能恢複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後，發展的黨員很多，翦伯讚，吳晗、李達都是黨員，都那麽好麽？民主黨派就那麽壞？我看民主黨派比彭、羅、陸、楊就好。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同紅衛兵講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孫中山搞起來的，那時沒有共產黨，是孫中山領著起來反康、反梁、反帝製，今年是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怎麽紀念？那要和紅衛兵商量一下，還要開紀念會，我的分一線二線走向反麵。（康生同誌插話，八大政治報告是有“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報告我們看了，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
由於鬥爭激烈，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避，防止共產黨變色，防止官僚主義，腐敗盛行，從而防止共產黨走向人民的對立麵。毛澤東也不得不采取了各種政治鬥爭手段，從而保證了“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
“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毛澤東就是要通過這種大民主實現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使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曆史證明，隻要有國家存在，就必然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沒有民主監督，統治階級就一定會利用手中的壟斷權利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從而形成官僚主義，腐敗，與民爭利，剝削人民，壓迫人民。沒有群眾監督的共產黨官員也是如此，這是任何政黨和國家都不可避免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特殊的利益集團，使黨在群眾的監督之下。
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確有其深遠的意義，具有超前的民主意識。當然“文革”中的一些醜惡現象並不是“文革”思想體係和精神所在，更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正如當前社會中的各種腐敗現象也並不是“科學發展觀”的產物一樣。
建國後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使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發動人民群眾監督官員，讓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官員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從而消除官員中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腐敗行經。防止黨變質，國家變色是一代偉人毛澤東畢生的信念及追求。
近幾年來，中央紀委先後發現查處了陳良宇、宋平順、鄭筱萸、邱曉華、杜世成、段義和，陳紹基 王華元 鄭少東 許宗衡等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這些案件的查處，可以說真實反映出中央反腐敗的堅強決心和堅定信心，反映出中央反腐敗決心之大、力度之大，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贏得了社會的廣泛好評。
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清醒的意識到目前官員腐敗的嚴重性。前不久人民網進行了一個網上調查，您認為當前我國社會腐敗問題的現狀是？如下圖：
參加投票的共計24050人，認為很嚴重的有22677人，占94.3; 認為比較嚴重的有1230人，占5.1%.兩者占總數的99.4%.從中可以看出人民對腐敗相當不滿，腐敗已成為中國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根源。的確，中國社會腐敗越來越嚴重，腐敗分子已成為官員的代名詞。官員犯罪人數逐年增加，職務級別越來越高.,領域越來越廣，金額越來越大，腐敗行為越來越惡劣。官商勾結，群體腐敗，權色交易，與黑社會勾結等。如一首民謠所講的那樣“財政氣粗是大爺，銀行有奶就是娘。管土地的是霸王，工商稅務兩條狼。電老虎，水閻王，公檢法，是流氓。白衣黑心腸，交通警察象螞蝗。當官的，喜貪贓；掌權的，沒天良。------”腐敗現象已由經濟領域發展到人事領域、司法領域得各行各業。腐敗手段科技化，窩案、串案增多。 一個執掌公共權力部門的若幹成員，共同謀劃、共同行動、利用公共權力為私人謀利的腐敗行為增多。 由主要領導人帶頭、多名成員聯合行動的集體作案增多。“要爛，爛一窩；要抓，抓一串”。 這些腐敗嚴重影響了人民對政府和黨的信賴和信心，威脅了黨和政府的生存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講，腐敗是我們黨所麵臨的最大敵人，腐敗的危害是巨大。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危害更大、更廣、更深。對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問題必須引起足夠重視，深入研究解決，不能掉以輕心。 “曆史沉重教訓要引以為鑒。古今中外，當政者凡腐敗墮落，勢必激發社會矛盾激化、人民抗爭、社會動蕩至政局崩潰，這是曆史發展、進步的規律。”（胡錦濤總書記中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講話）
目前腐敗現象已像擴散了的癌細胞進入了黨和政府各個部門。腐敗現象已相當嚴重，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不反腐，黨等死；反腐，黨找死。”黨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近十幾年來中央反腐力度也不能說不大，但成效不明顯，越反越腐，短短三十年，為何官員腐敗就如此嚴重?原因何在？
西方反共人士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政治體製所造成的，認為共產黨一黨專政，黨政不分，行政集權，這種集權化的行政體製和官僚結構構成了官僚主義和腐敗滋生的溫床，導致官員視手中的權利當作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同在共產黨體製下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則是人類曆史上少有的清正廉明的時代。這又是為何呢？筆者認為這與毛澤東的治黨治國，反腐思想是分不開的。毛澤東十分清楚西方人士所指出的觀點，一黨專政肯定會產生特權，特權肯定會導致官僚主義，導致腐敗。更深深牢記了1945年延安與 黃培炎 先生的那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談話，更不會忘記“人亡政息”的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 ，中國民主同盟常委黃炎培與章伯鈞、左舜生、褚輔成、傅斯年等6位國民參政員接受中共邀請，乘國民黨專為他們準備的飛機飛抵延安。 7月4日 ，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楊家嶺他家裏敘話。在窯洞客廳裏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幾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黃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氣，抗日勝利之後定將贏得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遂借此機會坦陳心中的遠慮，他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情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難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 諸 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當年毛澤東微笑著嚴肅回答 黃培炎 先生的問題：“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息政。”
眾所周知，國家和社會是由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構成。廉潔的封建社會就是君主清明，群臣廉潔，百姓安居樂業。中國是一個有史以來就將官場視為腐敗的同義語的國家，曆史上官與民爭利，官壓民，以權謀私，貪汙腐化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中國曆史上幾個較清廉時代，靠的是皇權監督官權。正是由於有開明的皇帝，利用皇權監督著私欲很重的官員，才使官員想貪而不敢，這樣才能保持社會健康發展。而僅僅依靠官員自律，自我修養的提高而達到為國奉獻，為民服務是不現實的，甚至是幼稚的。皇權維持社會的清廉，依靠的是 明 君，但 曆史上名 君何其少，開國之後的皇帝深居皇宮之內，沒有深入民間，對百姓的疾苦知之甚少，這樣自然就很難產生 明 君。最終皇權要麽是無法監督官員，要麽是與官員同流合汙，共同剝削壓迫百姓，官員腐化，導致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社會矛盾不斷惡化，最終官逼民反，推翻舊的統治階級，消滅舊的皇權，官權，開始一輪新王朝的曆史。這也就是 黃培炎 先生所講的“曆史周期率”。毛澤東建立新中國之後，一直在探索擺脫“曆史周期率”，跳出“人亡政息”曆史規律的途徑。新中國成立之後，如何保持共產黨的各級官員清廉，不貪汙腐化，一心為百姓服務，遠離剝削壓迫百姓之路，這是作為共和國“開 國之 君”毛澤東所苦思冥想的。而僅僅依靠官員自律，靠共產黨官員自我修養的提高而達到為國奉獻，為人民服務，毛澤東認為是無稽之談，是不現實的。
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毛澤東一直在探索一條能讓共產黨一黨專政而又不會變成專製獨裁，腐敗的，背叛人民利益的政黨，且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 讓共和國永遠健康的發展下去而不會變色，永遠不會“人亡政息”。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實行多黨執政，三權分立，可以互相製衡，可以有限的防止腐敗的發生。而一黨專政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極容易導致特權，產生腐敗。但在中國實行多黨製，勢必會影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定。為了實現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處理好官員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政治方麵，毛澤東采取了走人民治國的道路，實行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即利用人民群眾監督官員，讓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官員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從而消除官員中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腐敗行經。經濟方麵，消滅私有製，實行公有製。從根本上消滅腐敗的根源。思想方麵，不斷地進行“鬥私”思想教育，樹立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法製方麵，不斷健全法製，執法從嚴，對腐敗分子嚴懲不待。毛澤東對這類官僚主義分子，腐敗分子十分厭惡。“鑽進我們隊伍裏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這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建國後，為了防止共產黨官員的腐敗，為了防止走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毛澤東高瞻遠矚，用心良苦，采取了一係列發動人民監督政府官員，發動人民治黨反腐等有效措施：
1951年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依法槍決了劉青山，張子善，教育了幹部，挽救了一批犯錯誤的同誌，純潔了幹部隊伍，抵製了腐敗思想的侵襲。
1956年的“整風運動”，實行“大鳴大放”運動，實際上是毛澤東希望通過利用群眾及黨外人士來監督共產黨，防止官僚主義，腐敗的發生，從而達到一黨專政的集權主義與民主檢查和製衡相結合。目的是為了整黨，使黨更加緊密的聯係群眾，使黨不變色，官員不腐敗。當時的確有不少黨員幹部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不良作風仍在侵蝕黨的肌體。當時東歐波，匈兩國的共產黨疏遠了群眾，導致群眾遊行，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等。毛澤東清醒的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本身也存在著這些問題，如果不整黨，就會脫離群眾，滋生官僚主義，最終走向人民的對立麵。“現在就有這麽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了，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的，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製造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應該革掉…………”
毛澤東認為，匈牙利的問題就是那邊的黨未能以適時的方式處理好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其結果是腐敗了，對立起來了。“要是長了膿包，那是一定要流膿的。”在中國，應當允許工人罷工，因為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學生也應當允許示威，要使黨更能響應群眾意願的一場整風運動，放鬆控製好讓公眾的不滿情緒宣泄出來，開啟“大鳴大放”運動，從而實行以群眾，黨外人士共同監督共產黨，防止共產黨的腐敗及官僚主義作風的體製。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幹部的典型反官僚主義，反特權，反腐敗的運動。“不論是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一些人掛著共產黨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1962年1月30“七千人大會”）
“……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1963年5月 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毛澤東認為當時黨內官員官僚主義盛行，嚴重脫離群眾，搞特權，搞腐敗，不接受群眾的監督。“現在有些同誌，很怕同誌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製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
另外當時單幹風盛行，毛澤東認為搞私有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私有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腐敗的根源，為此毛澤東堅決反對。“……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態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 (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必須是公有製經濟為基礎，隻有公有製經濟基礎，人民在經濟上享有平等權利，才會在政治上享有真正的平等權，人民群眾才不怕官，官員也不會享有特權，有私利，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官民平等，人民群眾才能真正行使監督官員的權力，黨才不會蛻變成為代表官員及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基礎是私有製，因為是私有製，所以就會導致經濟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就會產生特權，產生私利，官員就會不擇手段搞起個人利益，享受特權，生活腐化。但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有多黨執政，三權分立等製度製衡，官員腐敗受到牽製，而這種現象一旦在社會主義中國發生，那將更加危險。“……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此時的毛澤東將反腐敗問題並不僅僅停留在官員個人品質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當毛澤東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整黨治國，為人民服務等思想在黨內遭到官員抵觸，甚至反對的時候，毛澤東認為這些官員在搞特權，謀私利，並認為積極推行私有化“搞單幹”的黨內當權派在搞“修正主義”，
這樣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1945年 黃培炎 先生所講的“曆史周期率”又會出現，曆史將會重複，這樣的情況是毛澤東最不願看到的，也不甘心看到這樣的結果。為此，此段時期的毛澤東的大腦一直在不停的思考著如何將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不會變成現在黨內官員為個人及親屬謀私利的工具。如何防止他所熱愛的人民群眾不會再受到剝削，受壓迫？毛澤東苦苦思索，苦苦探索。快入古稀之年的毛澤東知道自己有生之年也不多了，他要“隻爭朝夕”為子孫後代想出一套完整的“防修反腐”的體製出來，這樣他一手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不會因為他的離去而變色，而“人亡政息”。
“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的思想。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想出“文化大革命”這一思想時，心情是非常愉悅的，因為他苦苦探索中想到了一套“防止共產黨官員腐化蛻變”的一套完整的製度，這樣沒有他的中國也將有一種科學製度來監督共產黨官員，防止共產黨變色，防止官僚主義盛行，腐敗盛行，從而防止共產黨走向人民的對立麵，人民的江山才會萬年紅。1966年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毛澤東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就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麽廣泛，這麽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學校、部隊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一 ，都參加了辯論。”難怪毛澤東在逝世前（1976年夏）總結自己人生時將“文革”視為自己一輩子幹過的兩件大事之一，“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幾個三角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麵臨變修變色的危險，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實行依靠群眾來實行對官員的監督。用群眾運動自下而上的方法對官僚主義，腐敗行為進行整治。他認為當時的當權者，官員思想上是資本主義思想，而且在行為及組織上嚴重抵製他的崇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7年2月8日 在一次談話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而現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惡性武鬥事件，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毛澤東一直強調要“文鬥”而不是要“武鬥”。革命前麵特別加了“文化”而區別以前的“武鬥”革命。
“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1966年8月8日 《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966年12月給周恩來同誌的信中再次強調，“在鬥爭中，一定要強調文鬥，不用武鬥。”
周恩來同誌：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問，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答花臉遊行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做法也應該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不好。這種做法起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裏我再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強調文鬥，不用武鬥，因為武鬥隻能觸及身體，不能觸及靈魂，隻有堅持文鬥，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排撥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貶低黨的威信。凡是當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治，請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1966年12月17日
1967年對中央軍委命令所定“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等八條，毛澤東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子，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中央軍委命令 1967年1月28日 ）
關於“文革”中有些官員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毛澤東認為“有些幹部為什麽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了，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以後幹部要分別到下麵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
“文革”最初目的就是要把共產黨的官員中的官僚主義，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革掉，而不是為了打到這些官員，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對犯過錯誤的人，應當一是“看”，二是“幫”。對犯錯誤的人，要給工作，要給幫助，不要幸災樂禍。不給幫助，不給工作，是宗派主義的辦法。” 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官員思想問題。並非像有些人士所講的是毛澤東故意整人運動。“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我們的幹部，除了投敵、叛變、自首的以外，絕大多數在過去十幾年，幾十年裏總做過一些好事。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隻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鬥，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有一些犯錯誤的同誌一時想不通，還應該給他時間，讓他多想一個時候。要允許他們思想有反複，一時想通了，允許幹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犯了錯誤有什麽要緊？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1966年夏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
“---------我們也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民，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的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 》（ 1966年8月1日 ）。
然而要將眾多官員的資產階級思想，特權思想消除，尤其是黨的高層有一些人不理解或不讚同的情況下，推行“文化大革命”阻力很大。中國曆朝曆代的改革一旦涉及到了大多數官員的既得利益時，都會遇到強大阻力，最後不了了之，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等。因為任何官員不會輕易將自己所獲得的特權，利益輕易讓給他人，也不喜歡受到群眾的牽製與監督。
尤其不幸的是毛澤東堅持的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監督官員，走人民治國的道路與劉少奇奉行的依靠黨內官員自我修養，走依靠社會精英分子治國思想發生了矛盾。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等措施方麵，劉少奇又與毛澤東大相徑庭，“文革”發動時，他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大量工作組對運動進行全麵控製，而工作組完全執行了少數派精英路線，將矛頭由上轉下，把對主要領導幹部的揭批變成對廣大教師和學生的打擊，回避群眾運動的鬥爭鋒芒；結果打擊了一大片，保護了一小撮，不應該打擊的打擊了，不應該保護的保護了，與廣大群形成明顯的對立，引起廣大師生和市民對工作組的極大不滿。在工作組進駐短短的56天的時間裏，在劉少奇抓30萬反革命的授意下，實行少數派官僚專政，製造了一係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清華大學6.7事件、廣西6.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師大6.20事件、北京金融學院6.10事件、北京林學院6.20事件、林院《談話紀要》事件等。北京有15000名師生和市民被打成反革命，僅清華院就有800多學生被打成反革命，蘭州大學5000人中，竟有三分之一受到打擊。這些事件中，西安交大6.6事件與清華大學6.7事件的性質非常惡劣，發生多起學生被逼自殺、絕食現象。這些被打擊的教師和學生，絕大部份都是真正對當權派官員敢於提意見，和對工作組壓製群眾表示不滿的有正義感的教師、學生。
工作組限製和鎮壓人民群眾或挑撥群眾鬥群眾，使運動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其性質和後果都非常嚴重，且後來演變成搶權政變。
當毛澤東發現“文化大革命”背離了初衷，變成了官員壓迫群眾的白色恐怖。感受到人民群眾受迫害之悲痛的毛澤東，激憤之下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8.5.）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
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了，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激烈鬥爭就不可避免了。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的思想是代表官僚主義，代表資產階級的，並且認為資產階級官員已占據各級領導地位，這樣發展下出會亡國亡黨的。 清除劉少奇等資產階級思想勢在必行。毛澤東在 1966年10月24日 中央政治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充分表明了毛澤東當時的思想。
毛澤東在《在中央政治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二）1966.10.24》的講話：
問李先念，“你們今天的會開得怎樣？”
李先念說：“財經學院說要開聲討會，我想作檢查，他們不讓我說話！”
毛澤東說：”你明天還是去檢討吧，不然人家說你溜了。”
李先念說：“明天我要出國。”
“ 那你也要告訴他們一下，算請假嘛。我跟他們說，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點飄忽不定，我看你還是穩定一下情緒。他們不叫你們檢討，你們就偏檢討，他們聲討，你們就承認錯誤，亂子是中央鬧起來的，責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責任！”我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麽中央的班子要分一、二線呢？一是我的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蘇聯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讓他當權，每一次開會都敬酒吹吹捧捧，結果一死就丟權。”
“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劉少奇、鄧小平的威信，沒有想到他們會走向反麵！（陶鑄插話：“弄得大權旁落。”）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可他們不但不自覺，反而和我鬧獨立王國，許多事不與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主席轉向陶鑄）本來應經中央討論作個決定就好了，他卻偏要自行其是。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書記處、計委幹什麽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個副總理，就是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來找我，後又到天津，他們要辦的事情我馬上答應。後來，四個人又回去了，可鄧小平就是不來。武昌會議我不滿意，高指標弄得我毫無辦法。到北京開會你們開了六天，我要開一天還不行,完不成任務不要緊，不要如喪考紕。”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比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會後，項英、彭德懷搞獨立王國，那些事（新四軍皖南事變，彭的百團大戰）都不打招呼，七大後，中央沒有幾個人。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分兩路：我同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劉少奇、朱德在華北，那時還比較集中。進城以後就分散了，各搞一攤。特別是搞一、二線後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財經會議以後，就打過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氣，向中央通氣，向地方通氣。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這與彭真不同。過去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羅章龍、李立三都是搞公開的，這不要緊。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麵手法，彭德懷與他們勾結上了，我不知道。彭、羅、陸、楊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沒有好下場。犯錯誤路線要改，陳王李沒改。（周總理插話：李立三思想沒改）,不管什麽小集團，什麽門都要關緊關嚴，隻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一致就好，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合稀泥的人，我就是合稀泥。”
“七大時陳其源說，不能把犯王明路線的人選為中央委員，王明和其他幾個人都選上委員了，現在隻走了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冬崮一戰他是讚成的，寧都會議洛甫要開除我，周、朱他們不同意。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少奇同誌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也是反對的，對劉少奇同誌不能一概抹煞，他們有錯誤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
“這次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時間這樣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能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來這麽大的事。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出身都好嗎？不要招降納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穀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麽行呢？那有那麽幹淨的！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嘛！了解他們的動態。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這個人不安置比安置好，無職無權好。民主黨派要不要？一個黨行不行？學校黨組織不能恢複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後，發展的黨員很多，翦伯讚，吳晗、李達都是黨員，都那麽好麽？民主黨派就那麽壞？我看民主黨派比彭、羅、陸、楊就好。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同紅衛兵講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孫中山搞起來的，那時沒有共產黨，是孫中山領著起來反康、反梁、反帝製，今年是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怎麽紀念？那要和紅衛兵商量一下，還要開紀念會，我的分一線二線走向反麵。（康生同誌插話，八大政治報告是有“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報告我們看了，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
由於鬥爭激烈，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避，防止共產黨變色，防止官僚主義，腐敗盛行，從而防止共產黨走向人民的對立麵。毛澤東也不得不采取了各種政治鬥爭手段，從而保證了“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
“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毛澤東就是要通過這種大民主實現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使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曆史證明，隻要有國家存在，就必然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沒有民主監督，統治階級就一定會利用手中的壟斷權利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從而形成官僚主義，腐敗，與民爭利，剝削人民，壓迫人民。沒有群眾監督的共產黨官員也是如此，這是任何政黨和國家都不可避免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特殊的利益集團，使黨在群眾的監督之下。
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確有其深遠的意義，具有超前的民主意識。當然“文革”中的一些醜惡現象並不是“文革”思想體係和精神所在，更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正如當前社會中的各種腐敗現象也並不是“科學發展觀”的產物一樣。
建國後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使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發動人民群眾監督官員，讓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官員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從而消除官員中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腐敗行經。防止黨變質，國家變色是一代偉人毛澤東畢生的信念及追求。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