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倪誌福回憶老友蘇振華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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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次訪問了倪誌福。談話的主題，往往是他與蘇振華相處的難忘歲月。
　　
　　從蘇振華傳記書稿說起
　　
　　當我把《從高山到大海——共和國上將蘇振華》書稿送給他，他審查完後，找我去談了一次。他說：書稿總的印象不錯，內容豐富、客觀、實在、真實。他重點看了上海前後那一部分，並說是一口氣看完的，不看完放不下。他說書稿幫助自己想起了那些驚心動魄的歲月，許多事像過電影一樣，重新浮現在眼前，看了使人激動。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振華能含笑九泉，我感到很欣慰，很高興。

　　我把彭衝同誌和其他同誌對書稿的意見告訴了他。彭衝說書稿內容豐富，披露了一些少為人知的事件，真實可靠，但文風不統一，最好避免那些個人恩怨問題。海軍副政委盧仁燦看後說，書稿是用事實說話，讓曆史證明。倪誌福聽了我的轉述後說，有些恩怨問題，這次不說以後也很難有機會說了，適當地把事實講清一下也可以，但要注意表述方法。

　　書稿在出版過程中，時間拖得久了些，倪誌福打電話給我們，詢問原因。我如實地把送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告訴他，主要是在粉碎四人幫前後的一些事，有的已經出版的回憶錄與我們的書稿差距較大，審查的人對當時情況不甚了解，拿不準，就拖下來了。誌福同誌說，那不行，是曆史嘛，應允許按事實說話，允許有不同意見。我看了你們的書稿，是符合曆史事實，尊重曆史，實事求是的，可以出版。不然，隻能按已經出版的書的意見去寫，曆史就說不清了，也不能讓人從比較中辨別曆史的真偽。曆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以功績為主，也有缺點錯誤；還有的人是以缺點錯誤為主，也有功績。所有這些，應該讓後人去評說，不要堵塞言路。希望你把我的這些意見，轉告審稿同誌，不要受某些意見左右，我希望早日看到《從高山到大海——共和國上將蘇振華》一書的出版。

　　當倪誌福看到某位將軍記者寫的《重大事件親曆》一書，其中“春歸”一節寫上海粉碎“四人幫”後，對“四人幫”餘黨的清查有點“溫”，對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有點“慢”時，便給我打電話，問我看了這本書沒有，他要我將他的意見轉告該書作者。他說：該書作者對當時的情況是了解的，蘇振華領導的市委的做法是中央決定的，市委書記和常委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完全符合當時上海的實際情況，市委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希望該書作者要持慎重態度。當我把這些意見告訴作者時，作者說“虛心接受誌福同誌的意見。所以那樣寫，是後來的考慮。當時上海市委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蘇振華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倪誌福說，我原來是搞技術的，不懂政治。40歲就進政治局，先後任北京、上海市委書記，全國總工會主席，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有人說周恩來是我的引路人。我說周是我的領導，在我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位：一位是吳德，一位是蘇振華，他們兩位都是老紅軍。進政治局並任北京市委書記時，周總理跟我談話，告訴我要向吳德學習，有事多跟吳商量。我在北京市是聽吳的，甘心跟他當助手。蘇振華作風民主，能團結人，待人厚道，在上海市委時，他是第一書記，我是第二書記，我們成了好朋友，無話不談，共同與“四人幫”及其黨羽鬥爭。

　　倪回憶，蘇振華跟“四人幫”鬥爭很堅決。1974年毛澤東接見政治局委員，與政治局委員一一握手。當蘇走到毛麵前時，毛說：“啊！你是蘇振華。”接著，讓人把眼鏡拿來，戴上眼鏡，仔細端詳，握著蘇的手說：“管海軍靠你，我們海軍隻有這麽大（舉起小指頭比畫），要把海軍工作搞好，使敵人怕。”後來，蘇振華專門下部隊調查，落實毛的指示，寫了報告。毛批示：同意，努力奮鬥，十年達到目標。在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四人幫”後，蘇是第三個發言批評“四人幫”的，後來他還專門給毛寫了揭發“四人幫”問題的信。我是在蘇之後發言的。

　　倪誌福還說，在政治上、工作上、作風上，我一直是以吳德、蘇振華為榜樣，向他們學習。特別是在上海期間，更深入地了解了蘇振華的為人、風格，受他的影響也就大了。
　　
　　蘇振華的特點
　　
　　倪誌福常常跟我談到蘇振華的人品、工作精神、工作作風和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倪說，蘇一個很大特點，就是能認真領會中央指示，融會貫通，堅決執行，把中央的指示變成本地區的現實，這是很不容易的。倪談到他和蘇振華、彭衝臨危受命接管上海時說：在“四人幫”餘黨眼裏，中央粉碎“四人幫”“是宮廷政變，是修正主義上台”， “四人幫”餘黨要跟中央對抗，妄圖發動武裝叛亂。“文化大革命”中壓下去的一派頭頭要搞串連，企圖東山再起；群眾熱烈擁護粉碎 “四人幫”，紛紛上街，遊行慶祝，急需引導；一些流氓地痞趁機搗亂。哪一個環節處理不好，都可能出問題。中央給我們的方針就是兩句話：“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

蘇振華深刻領會中央方針，先以“四人幫”餘黨妄圖發動武裝叛亂為突破口，把那些參與武裝叛亂，跳得很高，民憤大的人進行隔離審查，接著讓“四人幫”餘黨控製的市委常委在常委會上自己交待、互相揭發問題，再發動群眾，開展揭發批判。與此同時，蘇又與南京軍區及駐滬三軍負責人商量，要求加強戒備，特別是江、浙一線要高度警惕，防止“四人幫”餘黨賊心不死，並把警備區與武裝叛亂有牽連的人立即調回……

在這個過程中，蘇振華十分注意策略，做到穩準狠，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縮小打擊麵，擴大教育麵，盡可能地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這樣，到1977年10月，就把“四人幫”及其餘黨在上海篡黨奪權，妄圖發動武裝叛亂等罪行基本查清，穩定了局勢。中央讚揚說，中央原來估計，上海可能要出大亂子。但是，我們派了幾個人去，把那裏的領導權奪過來了，結果大亂子沒出，中亂子沒出，小亂子也沒出。這說明粉碎“四人幫”是符合人心、黨心、黨員之心的。

　　蘇振華的另一個特點是他民主作風好，為人厚道，遇事跟大家商量，集思廣益，能夠團結一班人發揮團隊作用。李先念曾說，這次解決“四人幫”餘黨問題，要靠蘇振華去牽頭，靠他去發揮核心領導作用。倪誌福深情地回憶，當時蘇振華跟我商量，要根本解決上海“四人幫”餘黨問題，還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特別是要依靠那些受“四人幫”打擊迫害，又十分了解上海情況，有豐富工作經驗的老幹部。因此，他要我抓緊時間，谘詢中央和國務院熟悉上海情況的領導同誌，請他們推薦仍在上海卻靠邊的老同誌。

於是，我找到了穀牧，穀牧推薦原華東局的韓哲一、上海市委原書記王一平、楊西光等人。我們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韓哲一、王一平等，征求意見，在組建新市委時，吸收他們擔任常委、市委書記，在整個工作過程中，蘇都能傾聽大家的意見。應該說，當時參加上海新市委的都是各方麵的專家，除蘇振華、彭衝外，像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上海市委原書記王一平、原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原駐外使節趙行誌、以及陳錦華、車文儀、毛聯玨等，都是經濟、公安、幹部、文衛等方麵的行家，他們都能在一個方麵打開局麵。

大家同心協力，很快使上海工作改變麵貌。比如，在“文革”期間，上海受打擊迫害的幹部達10多萬人。在蘇領導下，到1978年底，全市已複查幹部9萬餘人，占應複查幹部總數的86.5%。經過複查的人，基本上都作了妥善安排，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著積極作用。僅用一年多時間，就取得如此成績，應該說進度是很快的。

　　蘇振華還有一個特點，便是他的廉潔奉公的傳統作風。就說寶鋼建設吧，1977年春節期間，蘇去看望了上海幾家鋼鐵廠堅持生產的幹部和職工，發現上海要發展鋼鐵工業，遇到的嚴重困難是缺鐵。每年缺鐵300萬噸，從外地調入又受交通條件限製，而且造成能源交通的嚴重浪費。經市委研究，蘇提出新建兩座容積為2500立方米高爐的設想，得到中央的支持，這一設想後來變為寶山鋼鐵廠項目。

1977年冬，蘇振華與我、彭衝，就寶鋼選址問題，親自考察乍浦、月浦和盛橋，以後又踏勘金山、瀏河，最後同意月浦的方案。月浦具有舊機場可以利用，可少占良田，少拆遷農戶，有利於建廠等優勢。經過近兩年的調查研究，規劃方案，對外談判，擇址勘察，施工準備， 1978年12月，寶山鋼鐵廠正式動工興建。倪說，蘇振華廉潔奉公，對我影響很深。當時，帶去的工作人員，因任務繁重，春節不能回去探親，他們的家屬來了，都是我們自己拿錢，請工作人員及家屬一起歡度春節。在上海，中央和地方過往官員不少，但請客吃飯，同樣是我們自己拿錢。這些做法，過去少為人知。

　　倪談到，蘇的這些特點和傳統作風，對自己影響很大，自己後來在全總、在人大、在天津工作時，一直在努力踐行著這些特點和傳統作風。

　　魯迅在談到他和瞿秋白友誼時曾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倪認為與蘇的友誼正是如此。他把蘇視為自己的知己、同誌和兄長。曾一起麵對麵與“四人幫”鬥爭，一起治理上海。在蘇逝世的噩耗傳來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這是事實：怎麽會走得這樣匆忙呢？前兩天還好好的，不僅通了電話，還見了麵啊！在中央領導人中，倪是第一個趕到醫院。

他悲痛欲絕地與蘇遺體告別。當時，中央黨政軍各方麵的領導人來吊唁的絡驛不絕，倪一直陪同蘇的夫人陸迪倫接待，直到中央主要領導人來了，與中央、軍委有關部門、海軍黨委負責人一起商定治喪事宜。倪完成了對老友蘇振華的最後一次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