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序幕 毛澤東之死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序幕 毛澤東之死


序幕 毛澤東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澤東盡力抬起眼睛，嘴唇囁囁地動著。呼吸機的麵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著。我俯下頭，但除了“啊，啊8943;8943;”外，聽不清他說些什麽。毛的頭腦仍然很清醒，但聲調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澤東的專職醫生，也是他的醫療組組長。自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廳內的心電監護器顯示心肌梗死之後，兩個多月以來，我們二十四小時照顧他。護士人手原本不足，從醫院又調來一批，每班三個人，另有兩名醫生做心電圖監護。我晝夜二十四小時待 命，一個晚上隻斷斷續續睡上三、四個小時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個桌子下麵。


毛澤東已成不死之軀體。對成千上億的中國人來說，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個神祗。將近二十年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已與日常生活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已儼然成為事實。全國各地的街道、工廠、學校、醫院、餐廳、戲院和家庭 中，充斥著毛的肖像--還有這句口號。甚至那些懷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會活得較一般人長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當時即將被選為毛的接班人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林彪聲稱，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歲。誰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險。


中國人民此時仍被蒙在鼓裏，不知道毛病倒了。他們隻能從毛與國外顯貴會晤的幾張應景照片中，略窺毛衰老的情況。毛的最後一張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與寮國領袖凱山的合照。雖然那張照片顯示他們的領袖已垂垂老矣，新聞媒體仍堅稱毛紅光滿麵、神采奕奕。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仍高喊著“毛主席萬歲”。


但在那天晚上，我們這些隨時在毛身邊的人心裏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名副主席華國鋒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名委員張春橋和汪東興，這四個人自從六月二十六日毛發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後，也一直分成二組；輪流晝夜值班。


負責拯救主席生命的華國鋒對毛忠心耿耿；他誠摯地關心毛的健康和舒適，試著了解醫生的解釋，並相信醫療組已竭盡所能。我們建議從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飼食時，隻有華國鋒願意先親身試試這種新醫療方法。我喜歡華國鋒。他的正直和誠懇，在腐敗的黨領導階層中 十分罕見。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時，認識華國鋒的。華國鋒當時是韶山所屬的湘潭地區黨委書記，毛非常欣賞他。兩年後，在大躍進使全國經濟衰退之際，許多地方領導仍在謊報糧食產量節節高升，隻有華國鋒有勇氣直言。他說：“經曆了大 躍進和人民公社一折騰，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講什麽高產糧食，是不可能的。”毛對我說：“他的話，我看是大實話。”


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這是毛死前權力鬥爭的一大勝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華出任國務院代總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數以萬計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哀悼周恩來，並抗議造反派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王洪文四人幫。這個遊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動”。毛為了安撫造反派，以煽動不安罪名整肅鄧小平。毛為了搞調和，不選造反派，而選華做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因此成為毛確認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黨務，造反派轉而指控華右傾。


華決定他無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訴毛主席造反派的攻擊危及他的地位時，我也在中南海。會後華與我透露他們的談話內容，並把毛寫的字條給我看。毛蜷曲的字體寫著：“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慢慢來，不要著急”。那時毛已口 齒不清，他發現用筆比較容易溝通。華國鋒將紙條拿給政治局看，毛的紙條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點，毛澤東的呼吸越來越微弱。為了急救，剛剛給毛從靜脈的輸液管道內注入了升脈散，血壓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強了一些。華國鋒殷切的眼睛望著我，他低聲急促地問我：“李院長，還有沒有別 的辦法了?”王洪文、張春橋和汪東興都湊了過來。


我沉默地凝望著華國鋒。室內除了呼吸機的嘶嘶聲以外，空氣好象凝結了。我小聲說：“我們已經用盡了各種方法8943;8943;”大家又沉默下來。


華低下頭沉思了一下，然後對汪東興說：“立刻通知江青同誌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員，要他們即刻來北京。”汪起身出去時，內室中的一位值班護士跑過來，匆匆對我說：“李院長，張玉鳳說毛主席在叫您。”我繞過屏風，走到毛的床邊。


張玉鳳是毛十四年最親近的的隨員。張玉鳳曾為毛出巡全國時私人專列上的服務員，現在則是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與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長沙舉辦的晚會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時年方十八，天真無邪，有著大大圓圓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膚，她主動請主席跳舞。就在 那次晚會上，毛與張連續跳了幾場舞，等到舞會結束，我親眼看見了毛攜了張玉鳳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與張的關係十分親密，毛也有其他幾位女友。現在仍有兩位原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孟錦雲和李玲詩在做毛的護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張玉鳳待在毛身邊最久。雖然在歲月催折下，她也開始飲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因肺癌住


院，張便接管毛每日批閱公文的收發。在毛視力衰退以後，她便負責將那些公文讀給毛澤東聽。張於同年年底由汪東興正式任命為毛的機要秘書。


我是毛的私人醫生，給毛檢查身體時，還可以見到毛，談幾句。別的任何人，要見到毛，首先要經過張玉鳳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華國鋒到遊泳池來，要向毛報告工作。叫張玉鳳三次，張睡覺不起，另外兩個值班的是孟錦雲和李玲詩，不敢向毛說華要談工 作。她們說，不經過張，直接同毛講了，就不得了。華等了兩個多小時，張仍然不起床，華隻好走了。孟錦雲告訴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鄧整風”後，鄧的女兒給毛寫了一封信，說批鄧以後，撤走了工作人員，鄧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顧父母。這封信是否交給了毛，很值得懷疑。因為結果鄧的女兒仍沒能夠去照顧她父親。


張玉鳳能爬到這個位子，完全是因為隻有她聽得懂毛的話。連我都要透過她翻譯。
張玉鳳對我說：“李院長，主席問您還有救嗎?”


毛用力點點頭，同時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橈動脈的搏動很弱，幾乎觸摸不到。兩側麵頰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豐滿的麵容。兩眼暗淡無神，麵色灰青。心電圖示波器顯示的心電波，波幅低而不規律。


我們六周前將毛從中南海遊泳池搬到代號為“二零二”這座大廈內的一個房間。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發生了強烈地震。北京東北一百裏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毀。二十五萬餘人當場死亡。北京市雖沒什麽傷亡，但房屋倒塌多處。數以百萬的市民唯恐再發生一次 強烈餘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幾個禮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進了中南海的室內遊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內遊泳池內一個房間裏。地震時遊泳池也受到強烈震搖。我們決定將他遷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選擇。一九七四年遊泳池以南的舊平房被拆掉，蓋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廈，旁邊又修了隨從人員的住房。大廈有走廊連接遊泳池。這座大廈就稱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當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這棟屋內，幾乎沒有任何感覺，其 實那時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會有什麽感覺。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澤東奄奄一息的生命。


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和汪東興此時靜靜地走到毛床前。我聽見另一批人從屏風後麵悄悄進房的聲音。房裏都是人，大家正準備換 班。


我站在那，握著毛的手，感覺他微弱的脈搏時，江青從她居住的春藕齋趕到。她一進門就大聲嚷道：“你們誰來報告情況?”


如果將毛十四歲時，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卻拒絕圓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內，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顧共產黨政治局的激烈反對，與江青在延安結婚。傳說江青在延安時期對人溫和有禮。但在一九四九年後，這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妻子，卻因無法掌握 實權而對人生厭煩，並變得不可理喻，難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後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才得以運用她的權勢刺激消除舊隙。毛和江青長年來各過各的生活，但毛並不想和她離婚。毛恢複自由之身後大可以和別人結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搬去釣魚台國賓館。直到毛六月發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齋旁新建的一所華麗的大房子。


華國鋒搖搖手說：“江青同誌，主席正在同李院長講話。”


雖然我心裏清楚毛毫無希望，我仍試圖安慰他。這幾年來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況。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後不久，當時身為黨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毛欽定接班人，全中國公認為毛最親密的戰友林彪背叛毛，並策劃暗殺他。林彪在他的計劃暴露之後，與他夫人葉群和 兒子林立果一起搭機準備潛逃到蘇聯。飛機因燃料用盡，在外蒙古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人員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後，毛更形沮喪，無精打采，且持續失眠，最後他終於病倒了。


在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幾個禮拜前，毛仍抗拒著醫生所給他的任何醫療措施。直到尼克森預定抵達的三個禮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狀況再不改善，他便無法親臨這場曆史性的外交會晤。他叫我給他治療。


當時他的病況過於嚴重，完全恢複是不可能的。經過不斷的治療，肺部感染得到控製，心髒功能明顯好轉，水腫在消退，但是直到會見尼克森的時候，露在衣服外麵的頸部和雙手水腫還沒全消，兩足更是明顯，原來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雙大鞋，他此時行走仍很 困難。我在中南海室內遊泳池門口迎見尼克森總統的座車，領他到毛的書房後，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將急救設備準備好，以防萬一。也因此我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現年八十三歲的毛百病纏身，他長年吸煙的習慣毀了他的肺，並有慢性氣管炎、肺炎和氣腫發作。他的左肺中有三個大的空泡，所以隻能向左側傾臥，這樣右肺才能充分膨脹吸入足夠的空氣。他常常隻能借助氧氣機器呼吸。在幾次急救中，我們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 秘密訪問中國時送的美國製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診斷確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測的帕金森氏綜合症(另稱震顫性麻痹)，而是一種罕見而又無藥可救的運動神經元病(另稱內側縱索硬化症)也就是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死亡。在國外文獻報告上的統計，這種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運動神經細胞，最多隻能活兩年。因為，喉、舌癱瘓，會引起肺部的反複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飲食，勢必更形衰弱。必須經鼻道裝胃管飼食。受影響的肌肉組織失去功用，呼吸困難。現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毛的病情如專家所料的惡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髒--那老邁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髒。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張玉鳳一次劇烈爭吵中，爆發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則是第二次。第三次發生於九月二日。醫生們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臨，但沒有人敢 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掙紮。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刹那的喜悅光彩。接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 九日零時十分。


毛的逝世並未使我感到難過。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時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時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我剛開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鬥。他是中國的救星，國家的彌賽亞。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時，這崇拜早成往日雲煙。好多年前，我那個全民平等，剝削終止的新中國夢想就已破滅。我那時仍是共產黨員，但我對它毫無信心。“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著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這念頭瞬間即逝，緊接著我心中充滿恐懼。我會有什麽下場?做為毛的專任醫生，這問題長年在我心中盤旋。


我抬起頭，茫然環顧四周。從每一個人的神色舉止和語言裏，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這位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的死亡，有著多麽不同而複雜的心情。江青轉過身，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是怎麽治的?你們要負責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舉動中都能嗅出陰謀。二十年前我們就處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務集團中的一員。


華國鋒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們一直都在這裏值班，醫療組的同誌們都盡到職責了。王洪文漲紅了臉急忙說：“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裏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歲，是政治局裏最年輕的委員。他從原本是上海一家紡織工廠安全幹部，竄升到最高政治權力階層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給他取了個“火箭式幹部”的綽號。沒有人知道毛為何喜歡這年輕人，並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長得高大英俊，可他是個金箍馬 桶，隻有中學程度，不學無術，隻會賣弄小聰明。他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沒有任何貢獻。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惡化時，王還建議我給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絕了。為此汪東興還批評我不尊重黨的領導人。毛也從未服用過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時，王原本該負起看守的責任。但他卻常跑去國家高層領導專用的西苑軍用機場獵兔子。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觀看香港進口的電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權力隻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說：“醫療組的每項工作都報告了我們，我們都清楚，也8943;8943;”沒等王說完，江青搶著說：“為什麽不早通知我?”


但我們早跟江青報告過好幾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們醫生從來將病情說得嚴重，是謊報軍情。她怒斥我們是資產階級老爺，還說醫生的話最多隻能聽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聽過我們對毛病情惡化的正式報告後，她氣衝衝趕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華國鋒打 電話將江青從大寨催回北京。當晚江來了一下，說太疲勞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處，並沒有詢問毛的情況。


九月七日，毛已進入垂危狀態，江青下午來到二零二，與每一個醫生和護士握手，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她似乎以為毛死後她會當然接管權力，我們也會期盼她的領導。


醫療組的人都感覺很奇怪，為什麽江青這樣對待毛呢?我將這些告訴了汪東興。汪說：“這不奇怪。江青認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人，就是主席。”


這時張春橋背著雙手，踱著八字步，兩眼看著地上。


一旁的毛遠新則臉色鐵青，走來走去，似乎在找什麽東西。


毛遠新是毛澤東二弟澤民的兒子。毛澤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新疆省省長判處死刑。原本親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盛世才，曾熱烈歡迎毛澤民前往他的轄區。但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他便轉而投靠蔣介石和國民黨。毛澤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裏產下毛遠新。他母親再婚 後，毛澤東便負起養育侄子的責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遠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見麵。


我是看著遠新長大的。遠新小時和江青處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二十多歲。他寫信給毛為自己與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現年隻有三十多歲的毛遠新是沈陽軍區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毛遠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 聯絡員。江青信任毛遠新。


其他人們和醫生護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決，汪東興在向張耀詞說些什麽。張耀詞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與江青素有嫌隙。汪當時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並身兼數個要職。他不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還是警衛局局長 兼黨委書記，以及中央警衛團黨委書記。想發動政治局政變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臉色變得緩和起來。也許她以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障礙已經消失，她馬上就可以統治中國。她轉身向我們說：“你們大家辛苦了，謝謝你們。”然後回頭叫她的護士說：“給我準備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頭紗呢?你們燙好，我要換上。”


華國鋒向汪東興說：“你立刻開政治局會。”


大家從室內走到外麵的大走廊，這是張玉鳳突然放聲嚎哭，嘴裏叨叨著：“主席你走了，我可怎麽辦哪?”江青走過來，用左手抱住張的肩膀，笑著對張說：“小張，不要哭，不要緊，有我哪，以後我用你。”張立即停止了嚎哭，滿臉笑容對江說：“江青同誌，謝謝 您。”


我聽到江青悄悄對張玉鳳說：“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一邊說一邊向會議室走去，張跟在江的後麵說：“好的，江青同誌。”


此時張耀詞氣急敗壞從室內走出來，向我說：“李院長，你問問值班的人和別的人，有沒有看見床旁桌子上的那塊手表?”


我說：“什麽表?”


“就是郭老在重慶談判時，送給主席的那塊手表。”毛沒有戴手表的習慣--他起居無常--那隻瑞士亞美加表是多才多藝的文人兼學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給毛的。郭後來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終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隻表極具曆史價值。”


我說：“剛才大家都忙著搶救，誰也沒有注意那隻表，你問問張玉鳳。”張說：“我看見毛遠新走來走去，東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說：“我沒有看見，醫療組的人沒有誰有膽量拿。”張又急忙回內室。


汪東興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叫我到旁邊的房間內說：“剛才同華總理商量過了，你趕快去想辦法，要將主席的遺體保存半個月，準備吊唁和瞻仰遺容。一定要保住，天氣太熱，不要壞了。”我說：“保存半個月容易做到。”汪說：“你趕快去辦，我還在開會，你回來 後立刻告訴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裏，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他對我說：“李院長，你可要準備好，政治局開會，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裏去呢?無處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會被控謀殺毛澤東。


我家五代都做醫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滿清同治年間太醫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傳下來的一段史實，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後隻準醫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險向慈禧說，不能這樣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將頭上的鈿子擲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頭到地。慈禧沒有殺他，但摘去頂戴，帶罪當差。所以大曾祖死時遺囑，“不要戴帽入殮，把帽子放在旁邊。”並告誡子孫，不要做禦醫，怕沒有好下場。我家仍舊是以醫藥傳家，但代代都遵守著我大曾祖所說不要做禦醫的遺言，往後沒有人再做禦醫。


我被任為毛的醫生後，曾要求上級再考慮。但我無法回絕。我嚐試離職好幾次，毛都將我召了回去。


隻有我的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質。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總覺得我不會有好下場。他們常警告我，做為毛的專任醫生，可能會有悲慘結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對我說：“你在工作上承擔的責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極其關心的大事，萬一有哪位中央委員對你的工作不滿意，指責你，可就不好辦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親的幹女兒由雲南昆明到北京來休假，看到我說：“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譚甫仁被暗殺後，凡是去過他家的人都被隔離審查，幸虧我沒有去。你這裏如果發生點事，那可不得了啦!”譚甫仁當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文化大革中被軍區保衛處處長刺殺。


自從一九七二年一月毛發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後，身體越來越壞，特別是神經係統症狀出現以後，我經常想到會不會發生一次象蘇聯在史達林死後那樣的“醫生謀殺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鍾的時間，坐車回家一趟。慎嫻上班，孩子們上學，隻有老保姆在家。我將棉衣棉褲棉大衣打了一個小包帶走。我打算，如果發生“醫生謀殺事件”，我坐牢，天冷時還有棉衣穿。離開家以前，我到每個房裏看了看，心想，再見吧，或許是永別了。正因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所以現在反而十分鎮靜。毛生前常愛講的一句口頭禪是“死豬不怕燙”，這時的我在精神上已經是“死豬”了。後來，慎嫻告訴我，老保姆同她說，李院長這麽急急忙忙地回來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麽事情。在北京，幹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覺都很敏感。


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約她到她家立刻麵談。她問我有什麽事，這麽急。我講見麵後再談。


劉湘屏是故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未亡人。他們兩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劉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衛生部部長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為劉沒有相當的資格。


劉在客廳中等我，還沒有睡醒的樣子。她一見到我就問什麽事這麽緊張。我說：“毛主席在零點十分去世了8943;8943;”話還沒有說完，劉放聲大哭，我趕緊說：“現在要抓緊辦事，不能耽誤時間。中央指示要將毛主席遺體保存半個月。這事很急，中央在等回話。”她擦著眼 睛說：“怎麽辦呢?”我說：“這事要找中國醫學科學院，他們的基礎醫學研究所的解剖學係和組織學係有這方麵的專業人員。”劉 說：“那就將黃樹則和楊純叫來商量。”那時黃樹則為衛生部副部長，楊純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


我說：“他們不知道具體辦法，叫他們來了，再找人商量，就耽誤時間了。可以叫他們在醫學科學院楊的辦公室會合，同時通知基礎醫學研究所的解剖學和組織學研究人員共同商量。”劉立即打電話分頭通知。我乘車趕到醫學科學院。


我到楊純的辦公室時，黃、楊二人已在那裏，此外還有另外兩個人。楊介紹，一位是張柄常，解剖學副研究員，一位叫徐靜，是組織學助理研究員。張神情沉鬱，目光呆滯，側身對窗坐著。


後來我們比較熟悉以後，我問張那天淩晨他的表情為什麽那樣不自然，那麽緊張。張說：“文化大革命以後，三天兩頭有人自殺被殺。常常半夜三更叫我們解剖化驗，檢定死亡原因。如果我們檢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紅衛兵的意思，我們就要被鬥，打一頓倒沒有什麽，弄不好還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前些天半夜被叫去，是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死亡，我們被叫去解剖，檢查死因。我被關在公安部裏兩個多月才放出來。”


我簡要說明毛已去世，中央要求保存遺體半個月，以便吊唁及瞻仰。我講完後，我看到張柄常的神色立即放鬆了，臉上也不象剛才那樣發青，身子也轉過來，麵向大家了。


張、徐二人認為保存時間短，隻要在股動脈內灌注福爾馬林防腐，用兩公升就可以保存半個月沒有問題。黃、楊二人都無異議。於是由張、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藥品，同我一起到中南海遊泳池。這時已經是九月九日淩晨四時半，但中國人民要到好幾個小時後才知 道毛逝世的消息。


我跨進大門，走到會議室外。政治局還在裏麵開會。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隊長對我說：“李院長你可回來了，汪(東興)主任出來找你好幾次了，葉帥也找你。政治局已經通過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下午四點開始向全國廣播。”


我問他：“廣播文上對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麽提法的?”他說：“這裏有一張打印的告人民書，你看。”


我急忙拿過來看第一段。等看到“8943;8943;在患病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8943;8943;”以後，沒有再往下看，心想這該是正式的結論了。我緊張焦躁的心情緩和下來。


我推開會議室的門，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都在，外地的也來了幾位。汪東興看到我立即迎上來說：“我們到外麵談。”我們走到隔壁房間，他說：“你看到告人民書沒有?”我說：“我剛才拿到一張，隻看了第一段。”汪笑了說：“大概你最關心的是這一段。”


跟著他又說：“剛才中央已經做了決定，主席的遺體要永久保存，你要找人商量怎麽辦。”我吃了一驚，我說：“你原來說隻保存半個月，怎麽又成了永久保存?而且毛主席是第一個在一九五六年號召火葬的文告上簽名的。”汪說：“我同華總理都讚成。”我歎了一聲說：“這是完全辦不到的事情，就是鋼鐵木材也要生鏽朽爛，何況人體?怎麽能夠不腐壞?”我還記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寧和史達林遺體的事。遺體看起來很幹癟。我得知列寧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壞了，隻好用蠟代替。史達林的胡須也脫落了。蘇聯防腐的技術還比中國先進。我不曉得我們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遺體。


汪眨著眼說：“你可要考慮大家的感情。”我說：“是有感情問題，可是科學發展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件事。”汪說：“所以才交給你找人商量研究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任何用具與設備，你們提出來，中央給辦。”正說的時候，葉劍英走進來，問我的意見。


年事已高的葉劍英元帥當時得了帕金森氏綜合症。他是最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也是人民解放軍的創始者之一。葉是對我最關心的政治局委員。


我又講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葉沉思了一下，然後說：“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不這樣決定。李院長，你找有關人商量研究。你也找找工藝美術學院的教師研究一下，做一個蠟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樣，等以後必要的時候可以代用。”我於是放了心。


汪說：“要保密。”


時至走筆今日，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參與決策此事。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我走到毛的住室兼病室，他的遺體就放在這裏。室內醫療用具很多，於是將他搬到旁邊一間大房間內。這房是空的，很便於工作，因此成為臨時太平間。但是室溫是攝氏二十四度，我通知服務員將室溫調低到十度。服務員說：“這可不行，首長們都在，特別江青同誌對溫度要求的嚴。要先告訴他們，同意了再降。”


於是我又回到會議室，說明要降溫的理由。他們都講應該降，會已開完，可以散了。我走回那間臨時的太平間，張、徐二人已將兩公升福爾馬林從股動脈注入體內。我向他們兩人說明中央決定改為永久保存。他們都怔住了，說：“這不能辦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麽方 法。”我說：“沒有法子也得幹。可以到醫學科學院圖書館查查有沒有這方麵的書。”


徐靜去了圖書館。過了一個多小時，她打電話來說，隻查到較長期保存的一些辦法，主要是在死亡後四到八小時內灌注福爾馬林，用量按體格不同大約十二公升到十六公升，灌到肢體末端摸上去有飽滿的感覺就可以了。她又說，實在沒有把握，最好請示中央政治局。


我打電話給汪東興，汪說：“一些具體方法，你們自己研究決定，你再請示一下華總理吧。”毛病重期間，華住在遊泳池旁的值班室，這時他還沒有走。我向他說明查書的情況。華想了想說：“現在又不能馬上開會，就是開會也沒有用，大家都不懂。你們就這樣做吧， 沒有別的方法。”


我回到臨時太平間，這時又來了基礎醫學研究所解剖學係的一位姓陳的實習研究員和北京醫院病理科的老馬，他們共同灌注，注入很慢，直到上午十時多，一共用了二十二公升的福爾馬林，用量多是為了保證不腐爛。


結果毛澤東的外形大變，臉腫得象個大球，脖子跟頭一樣粗，表皮光亮，防腐液從毛孔中滲出，象是出汗，兩個耳朵也翹起來，模樣古怪，完全不象他本人的樣子了。


警衛人員和服務人員走進來看到，都表示十分不滿，張玉鳳甚至指責說：“你們將主席搞成這個樣子，中央能同意嗎?”徐靜還沉著，張炳常一下子臉色蒼白，似乎就要虛脫。我急忙說：“老張不要急，我們再想想法子。”當時我也覺得外形改變太大，可是已灌注進的 液體又拿不出來。我又說：“身體四肢腫脹沒有關係，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臉和脖子要想辦法。”張說：“用按摩方法可以將麵部頸部的液體揉到深部和胸內去。”


他們開始用毛巾墊上棉花揉擠。當小陳揉擠麵部時，用力稍大些，將右頰表皮擦掉一小塊，小陳嚇得渾身發抖。老馬說：“不要急，可以化裝。”他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黃色顏料塗上去，果然看不出來了。


他們四個人繼續揉擠，直到下午三時，麵部腫脹消下去不少，兩耳外翹也不明顯了，但頸部仍然很粗。那些警衛人員和服務人員又來看，他們認為雖然還腫，但可以將就了。於是將準備好的中山服穿上去，但胸腹腫脹，係不上鈕扣，隻好將上衣及褲腰的背後中線剪開， 才勉強穿好。


這時從外地趕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陸續來向遺體告別行禮。正在穿衣時，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來了。許世友是中國最有名的司令之一，年輕時便加入共產黨，也是幸存的長征英雄之一。許出身貧農，幼年時因家貧到河南少林寺做過和尚，未受過教育，紅軍教會他識 字。他是個粗獷豪放的人，從未喜歡過江青，但對毛始終忠心不二。


許世友先向毛深深鞠躬三次，毛的衣服還沒有穿好，他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膚，突然問我：“主席去世前還有多少伽瑪?”我聽不懂，無法回答。他又說：“人都有二十四伽瑪，主席有多少?”我又回答不出。許說：“你這麽高明的醫生也不懂這個。”到今天，我還是 不懂“伽瑪”是什麽。我懂佛教的朋友跟我說，佛教徒相信人都有二十四個伽瑪。他說著，繞遺體走了兩圈，自言自語的說：“碰鬼，身上怎麽有藍斑?”又深深三鞠躬，敬了軍禮，出去了。


老馬又重新化妝，穿好衣服後，在毛遺體蓋上鮮紅色底，錘子和鐮刀相交的共產黨黨旗。九月十日午夜，也就是毛死後大約二十四小時，我們將毛的遺體便運上救護車。我跟毛的遺體坐在車內。救護車駛出中南海大門，往南路經黑暗又荒涼的北京街道，直到人民大會 堂。毛的遺體將供民眾瞻仰一個禮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