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陳昌浩與張國燾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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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的印象中，陳昌浩是張國燾的堅定支持者。深受觀眾喜愛的電視連續劇《長征》，也將陳昌浩塑造成這樣一個形象。而實際上，陳昌浩對張國燾並非一直支持，也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支持張國燾。長征途中，陳昌浩曾公開站出來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時期，在許多重要的軍事決策上，陳昌浩是支持總指揮徐向前而反對張國燾的。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時期的陳、張關係
　　
　　1930年11月，經共產國際批準，陳昌浩結束了在莫斯科的三年留學生涯，啟程回國。12月，陳昌浩出席了共青團五屆四中全會，並被選為團中央委員，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它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其職權係代表中央政治局而高於各省委。起初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是沈澤民，但不久，支持王明的中共老資格領導人張國燾被任命為分局書記，沈澤民改任鄂豫皖省委書記。回國伊始的陳昌浩也被派到鄂豫皖蘇區，此後他開始了和張國燾恩恩怨怨的共事經曆。
　　1931年5月12日，剛到鄂豫皖蘇區不久的張國燾主持中共鄂豫皖邊特委會議，宣布中共中央關於在鄂豫皖蘇區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撤銷原鄂豫皖邊區特委的決定：中央分局由張國燾等11名正式委員和甘元景等15名候補委員組成，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周純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組成中央分局常委會，書記為張國燾。會上改組了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兼任軍委主席，曾中生、鄺繼勳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鄭行瑞、沈澤民、陳昌浩等為委員。陳昌浩還兼任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此後，鄂豫皖蘇區的領導體製，由原來以原邊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曾中生為首，轉為以張國燾為首，沈澤民、陳昌浩等為主要成員的新的領導體製。
　　1931年7月，張國燾撤銷了鄺繼勳的紅四軍軍長職務，改由徐向前擔任。9月中旬，張國燾撤銷了不服從自己的曾中生的紅四軍政委職務，改由陳昌浩擔任。在堅持南下、比較符合實際的曾中生等人和堅持東進的張國燾等人的爭論中，陳昌浩堅決地站到了張國燾的一邊。陳昌浩接任紅四軍政委後，即開始在部隊中搞“肅反”。徐向前負責軍事，陳昌浩主抓“肅反”。陳昌浩將紅四軍１２師師長許繼慎、１１師師長周維炯抓了起來，張國燾親自審問，加以殺害，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這次“肅反”被稱為白雀園“大肅反”。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曆史的回顧》中指出：“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在張國燾的影響下，陳昌浩在紅四軍的“肅反”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２５年後，陳昌浩對這段曆史作了沉痛的總結：“‘左’傾路線指導下的‘左’的肅反政策，也給鄂豫皖蘇區造成了嚴重的損失。１９３１年夏天紅軍主力在皖西白區行動時，分局收到了敵人給１２師師長許繼慎的一封信，立即派我到前方把紅軍調回蘇區，肅反鬥爭就從此展開。許繼慎是否通敵，當時並無更多的材料可以證實。［去年（即1955年）６月７日總政治部保衛部給我一封信，說從被俘少將高參鍾俊的口供中有主謀策反許繼慎叛變一事，主謀策反還不等於許繼慎有意通敵，也很可能是敵人從中離間，借刀殺人］。”“當然，在這些人中間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分子畢竟是極少數，而多數人是被冤枉了的。‘左’的肅反政策傷害了很多革命幹部，使軍隊工作、地方工作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失。這也是鄂豫皖根據地沒有能夠鞏固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張國燾則極力為自己推卸責任，聲稱“我目擊這種情況，深恐因此發生重大流弊，立即設法製止。我首先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下令各軍事單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徑行審問”。“禁止用刑逼供”(張國燾：《我的回憶》，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05頁)，完全歪曲曆史事實。
　　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麵軍在湖北黃安七裏坪成立，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委。陳昌浩雖然在政治上緊緊追隨張國燾，但他與張國燾還是有區別的。陳昌浩作戰勇敢，在黃安戰役中，陳昌浩親自坐上繳獲的敵機(被紅軍命名為“列寧號”)飛到黃安上空投炸彈，散發宣傳品。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這是紅軍擁有的第一架飛機，陳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區，去過皖西根據地。他那時才２７歲，幹起來真行，也有辦法。怕駕駛員不可靠，在白區降落，就帶上手槍，拿著手榴彈，逼他聽指揮。”在經曆了黃安、商潢戰役後，陳昌浩與徐向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和信任，在軍事上堅決支持徐向前。他堅決支持徐向前進軍皖西，本來持反對意見的張國燾見陳昌浩態度堅決，也隻好同意徐向前的意見。在進軍皖西的蘇家埠戰役中，由於敵援軍趕來，紅四方麵軍一度處境險惡，已無退路，唯有背水一戰，才能擺脫困境。張國燾畏戰，不想打，而徐向前則堅決表示要打。這時，陳昌浩堅決支持徐向前的意見，張國燾最後也不得不同意打。在重要的軍事問題上，陳昌浩和徐向前的看法是一致的，支持了徐向前。作為紅四方麵軍的總政委，陳昌浩是稱職的。徐向前評價說：“陳昌浩同誌有實幹精神，對四方麵軍的政治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在入川後攻打木門的戰鬥中，陳昌浩由於衝鋒在前而負傷。時任紅四方麵軍總部參謀、建國後曾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的陳明義將軍回憶說：“陳昌浩和戰士一起打仗、砍柴、摔手榴彈，好像位置放得不合適，但紅軍當時初入川陝，為了打開局麵，指揮員的親臨前線、勇敢、沉著、無堅不摧的英雄氣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後，紅四方麵軍主力被迫離開根據地進行西征。在事關紅四方麵軍生死存亡的漫川關突圍戰鬥中，紅軍處境一度極為險惡，張國燾驚慌失措，提出化整為零，讓部隊分散打遊擊。徐向前堅決反對這種正好被敵人一口一口吃掉的錯誤做法。陳昌浩堅決支持徐向前，並表示願意率前衛部隊突圍開路。陳昌浩帶領前衛部隊，付出沉重代價，終於殺開一條血路，使紅軍連夜突圍而出。對於陳昌浩在漫川關突圍中的重要貢獻，徐向前在回憶錄中給予高度評價。就連張國燾在回憶錄中也不得不充分肯定陳昌浩此役的功績。12月中旬，在秦嶺南麓的小河口，曾中生、鄺繼勳、餘篤三、張琴秋等對張國燾家長製領導作風不滿的一批幹部，醞釀派人到中共中央去揭發張國燾的錯誤。張琴秋和陳昌浩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她去爭取得到陳昌浩的支持。但陳昌浩認為在此緊急關頭，遠去上海尋找中央畢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內部解決比較好。他立即報告了張國燾。張國燾迫於眾人的不滿情緒，在陳昌浩的建議下，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開了紅四方麵軍師以上幹部會議。這次會議暫時緩解了張國燾與紅四方麵軍幹部的關係，使部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但懷恨在心的張國燾在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後，將曾中生、餘篤三、鄺繼勳等人殺害，將張琴秋降職使用。
　　紅四方麵軍於1932年年底到達川陝一帶後，逐步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1933年7月上旬，作為川陝革命根據地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張國燾為主席，陳昌浩、徐向前為副主席。在紅四方麵軍，陳昌浩實際上已是張國燾之下的二號人物。入川後，張國燾在紅四方麵軍的領導層中提出了與黨中央現行的總方針政策相違背的《入川綱領》，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號，企圖放棄蘇維埃政策，放棄土地革命。陳昌浩對《入川綱領》嚴重不滿，他和徐向前站出來公開地批評張國燾。他們兩人為了維護黨的統一，深夜跑到張國燾的住處，向張國燾提出嚴正批評，指出：他們不願背離黨中央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紅軍在川北立足未穩，前途困難尚多，與田頌堯的戰爭又日趨緊張之時，如果張國燾堅持其《入川綱領》，繼續詆毀蘇維埃運動，那勢必引起“紅四方麵軍內部的動蕩而影響與田頌堯作戰，對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並且提出：如果中共中央來電撤換領導人，那張國燾將得不到任何支持。張國燾麵對群情激憤，感到處境十分孤立，經過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終於接納了他們的意見，表示讓步。
　　
　　陳昌浩在中共中央的北上和張國燾的南下之間痛苦抉擇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繼續北上，而紅四方麵軍主力則集中在涪江地區，進行休整和籌糧擴紅，也為會師作準備。6月25日，中央領導人和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在懋功縣兩河口會麵了。毛澤東冒雨會見了張國燾，陳昌浩也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但張國燾在從兩河口返回後，見中央紅軍力量遠不及四方麵軍，便產生了野心，開始散布對中央的不滿情緒，還一再要挾中央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領導。中共川陝省委也秉承張國燾的意誌，致電中央，建議加強總司令部和軍委增設常委。7月18日，陳昌浩致電張國燾、徐向前並轉朱德總司令：“全局應速決，勿待職到。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央政治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政治局會議。為顧全大局，團結張國燾北上，周恩來辭去紅軍總政治委員職務。會議決定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並為中央軍委的總負責人；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張國燾未熟悉工作前，暫時由周恩來幫助。會議決定陳昌浩參加中央軍委常委，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紅四方麵軍的一位同誌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敵司令部司令，陳昌浩任政委。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附近之沙窩召開會議，討論形勢和任務。會議討論組織問題時，通過了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中央候補委員，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朱德和張國燾率紅軍總司令部去了左路軍，已經出發；右路軍派出由葉劍英率領的先遣兵團，經墨窪過草地出班佑、包座，為全軍開路。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舉行會議，討論戰略方針和夏洮戰役的作戰行動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列席會議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聶榮臻、李先念。會議首先由毛澤東發言，他說：根據中央關於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紅軍北進夏河地區後，有兩個行動方向，一是東向陝西，一是西出青海。我的意見，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而不應向黃河以西。他認為紅軍北出後，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建立根據地。這一地區，背靠草地，川敵不易過來。臨近青海的回民區，黨的民族政策得當，回民不至於反對我們。如東進受阻，以黃河以西作戰略退路，也是好的。
　　在毛澤東發言後，陳昌浩接著發了言。陳昌浩的態度十分堅定，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發言，並且主張快速北進，集結最大兵力，向東突擊，以實現中央的既定方針。會上繼續發言的還有王稼祥、凱豐、林彪、博古和徐向前。其他同誌的發言內容也是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很高興，在會上特地表揚了陳昌浩的發言。
　　毛兒蓋會議改變了夏洮戰役計劃的具體部署，變右路軍為北進主力。會後右路軍邁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艱難征途。為爭取張國燾共同北上，毛澤東找到陳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說服張國燾。三人於是共同致電張國燾，後來陳、徐二人亦數次致電張國燾，力陳北上理由。但張國燾仍然執意南下。
　　9月8日22時，張國燾背著朱德，以張國燾和朱德的名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徐、陳率右路軍準備南下。陳昌浩先看到這份電報，拿來和徐向前商量。事情發展到這般地步，陳、徐二人夾在中間感到很為難。徐向前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向中央報告不行，你還是跑一趟吧。”陳昌浩同意，馬上帶上電報去找張聞天、博古他們。晚上，陳昌浩來電話通知徐向前去周恩來住地開會。周恩來當時患病未愈，身體很虛弱，起不了床。會前，毛澤東已經擬好一份要張國燾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會上念了一下，要陳昌浩和徐向前表態。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意見。會後，中央以“恩來、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澤東、稼祥”的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力促北上。
　　9月9日24時，張國燾再次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共中央，繼續鼓吹堅持南下、反對北上的錯誤主張。此時的陳昌浩卻屈服於張國燾的壓力，一改初衷，開始同意南下。而徐向前也不願一、四方麵軍合而又分，更不願紅四方麵軍分成兩半，所以最後他也隻好同意南下了。於是，陳昌浩親自騎馬去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匯報張國燾的來電和他及徐向前的意見。陳昌浩回來後，很不高興地對徐向前說他在中央那裏挨了一頓批評。
　　


　　9月11日淩晨，陳昌浩、徐向前剛一起床，就接到報告，說葉劍英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兩人大吃一驚。接著前麵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前麵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徐向前：“怎麽辦?”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後來回憶此事說：“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複，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誌維護團結的作用。”
　　10月初，張國燾南下到卓木碉後，加緊了分裂黨的活動。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內，張國燾主持召開高級幹部會議。他不顧朱德的勸告和反對，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宣布了所謂“臨時中央”的名單，自封為臨時中央的總書記，並以多數通過的名義，形成決議。還宣布了對中央領導人的所謂“處分”，使其反黨行為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此，徐向前、陳昌浩猝不及防，均未表態。
　　
　　岷州會議後，因為堅持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陳昌浩與張國燾發生了他們共事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衝突
　　
　　到了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製定了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批評了妨礙實現這個方針的“左”傾關門主義。12月，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經曆千辛萬苦，越過蒙古大沙漠來到陝北，及時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最新精神。林育英還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指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以“兄處可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與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的過渡辦法，使張國燾有台階可下，最後同意北上。陳昌浩聞聽林育英的最新精神後，深受鼓舞，並在政治部編的《紅色戰場》和《紅星》小報上，突破張國燾的封鎖，首先刊登了這一最新精神和中央紅軍在陝北取得勝利的消息。
　　北上途中，紅四方麵軍在甘孜地區與紅二方麵軍會師。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張國燾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9月16日到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裏鋪的紅軍總部舉行會議，研究行動問題。每天會後，陳昌浩就和朱德一道與張國燾討論軍事行動問題。陳昌浩和朱德的意見是一致的，主張北上靜寧、會寧地區，會合一方麵軍，與敵決戰；而張國燾則認為，既然一方麵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麵軍單獨在西蘭大道地區作戰，十分不利，主張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麵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在這次會議上，陳昌浩與張國燾共事以來第一次公開站出來明確反對張國燾。兩人爭吵得非常激烈，互不相讓。當爭執不下時，雙方同意將兩種意見都匯報黨中央。但第三天，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搬到岷江對岸的供給部裏住。當天黃昏，張國燾又派人通知繼續開會。陳昌浩、朱德和其他西北局成員隻得趕到張國燾的住處。參加會議的多數人都支持朱德、陳昌浩的主張，張國燾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主張。9月18日，朱、張、陳聯名發布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綱領》。
　　但張國燾卻在會後出爾反爾，反對北上，提出西進，並以紅軍總政委的身份調動部隊。陳昌浩知道後很生氣，他和朱德、劉伯承都讚成北上，他認為張國燾的決定是錯誤的，他有權推翻這個錯誤決定。陳昌浩馬上以四方麵軍總指揮部的名義下達命令，左翼部隊停止西進，準備待命；右翼部隊也停止西撤。
　　陳昌浩的命令下後，張國燾深夜３點多就找來了。他向陳昌浩談了三點：第一，陳昌浩無權改變他的計劃；第二，命令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麵軍；第三，會合後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的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裏，張國燾痛哭流涕。陳昌浩也毫不相讓，當即表示：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必須去會合，會合後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
　　張國燾見陳昌浩態度堅決，知道再多說也沒有什麽用處，掉頭就走。陳昌浩以為他回去睡覺了，準備明天再去漳縣紅四方麵軍前敵指揮部對徐向前說明情況。但當天夜裏，張國燾就匆匆趕往漳縣。陳昌浩知道後，也立即騎馬趕了去。


張國燾連夜趕到漳縣紅軍前敵指揮部。進門後，他馬上讓徐向前把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幾個人找來，對他們說：“我這個主席幹不了啦，讓昌浩幹吧!”他向大家談了與陳昌浩在軍事行動上的分歧。這是張國燾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尖銳的公開衝突，再加上張國燾又背著另立“中央”的包袱，所以情緒非常激動，流著淚說陳昌浩反對他，“我這個主席幹不了了，讓昌浩幹吧”，“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麵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挑撥陳昌浩與四方麵軍高級將領的關係。
　　
在大家的安慰下，張國燾開始平靜下來，並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四方麵軍北上靜會地區，麵臨西蘭通道，與敵決戰不利；陝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部隊解決就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帶，情形會好得多。”從軍事觀點看，大家認為張國燾的意見並非沒有道理。張國燾挑撥陳昌浩與四方麵軍高級將領的陰謀也似乎有些奏效，大家都誤以為陳昌浩這時有取代張國燾的念頭。於是，眾人當場製定了第二套行動方案。當陳昌浩趕到漳縣時，見眾人都同意張國燾的方案，自己已很難改變，便不再堅持原來的意見。9月21日，張國燾給朱德發電，提出堅決反對靜會戰役計劃，自主采取第二方案，並要朱德到漳縣商談。朱德接電後，一麵致電中共中央和在隴南的二方麵軍的賀龍、任弼時、劉伯承等人，一麵通知參加過岷州會議的其他西北局委員到漳縣開會。
　　
9月23日，西北局會議在漳縣召開。朱德、陳昌浩對張國燾違背組織原則的行徑作了嚴肅的批評。朱德批評道：“岷州會議的決定是西北局成員集體討論作出的，張國燾當時既然表示服從並簽了字，為什麽到漳縣就完全改變了?張國燾即使是黨的書記，也要根據決議來工作。”陳昌浩力主早點同一方麵軍會合，他還強調指出：陝北的中央是在行使其中央職權的，而且是應當的，因為大多數中央委員在那裏，而且有國際代表在那裏。他們的意見都讚同我們的第一個方案(按：指的是靜會戰役計劃)，難道他們都錯了嗎?陳昌浩明確地表示：我堅決讚成第一個計劃，第二個計劃(按：指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未經西北局會議(討論)，應由國燾同誌負責。在會上，陳昌浩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張國燾違反民主集中製原則，擅自改變西北局決定，將個人淩駕於黨組織之上的嚴重錯誤。鑒於自己已無條件正常地行使職權，也為表示對張國燾的抗議，陳昌浩在這次會議上明確表示自己不能再做政治委員。由於大家認為黃河此時適宜渡河，也可以避免與強敵胡宗南在西蘭大道上決戰，會議最後還是通過了張國燾的西進方案。
　　

中共中央在9月26日致電四方麵軍，堅決表示反對。中央軍委也致電朱、張、徐、陳，敦促北上。9月27日，明令停止四方麵軍西渡。此時張國燾接到西進先頭部隊的消息，黃河對岸已進入封山季節，氣候嚴寒，不利於大部隊作戰，遂放棄了西進計劃，同意北上。9月29日，四方麵軍總部下達了北進靜、會地區的命令。1936年10月8日，三大主力紅軍終於在會寧地區勝利會師了。
　　
　　延安批判張國燾運動中的陳昌浩
　　
　　

就在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了醞釀已久的《寧夏戰役計劃》。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11月8日，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開始了悲壯的西征征程。但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西路軍最後失敗了。1937年3月14日，陳昌浩在甘肅石窩山南麓主持召開了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陳昌浩宣布：軍政會決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兩位首長離開部隊，突圍回陝北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負責指揮餘部突圍。
　　

1937年8月下旬，陳昌浩終於回到魂牽夢縈的延安。就在他回到延安的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剛剛結束。先期回到延安的原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徐向前、傅鍾出席了這次會議。由於生病和返回湖北老家，陳昌浩沒有能夠出席這次重要的會議。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曆史轉變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還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軍委，成員增加為11人，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陳昌浩的老戰友徐向前名列其中，成為中央軍委的領導成員之一，也是紅四方麵軍在中央軍委中的唯一成員。陳昌浩在洛川先後見到參加了洛川會議的彭德懷、徐向前和張國燾等人。
　　

西路軍西征失敗後，曾經叱吒風雲的紅四方麵軍總政委陳昌浩的軍事生涯就此結束。洛川會議上陳昌浩的缺席及中央軍委成員的重新調整，陳昌浩的政治生命從此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從此不再擔任黨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常委、軍委主席團成員)和紅軍的領導(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職務。盡管中央並沒有對對西路軍失敗負有一定責任的陳昌浩作出處分，但陳昌浩作為紅軍高級將領的生涯就此宣告結束。
　　
8月底，陳昌浩在延安被安排住進楊家嶺的窯洞裏，開始寫西路軍失敗的檢討。一個月後，他陸續寫出了《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和《第二次報告書》。在《報告》中，陳昌浩對紅四方麵軍主力奉命渡河作戰問題，作出了違背曆史事實的三點錯誤說法：第一，“我們率三個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國燾同誌命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是執行自己一貫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第二，“我們當時同意三個軍渡河的動機，外表上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實質上是違反了軍委意圖，曲解了寧夏戰役計劃，恰恰做了國燾同誌退卻計劃的實施者……”第三，他甚至說“過河本身根本也是不對的”，等等。
　　
顯而易見，陳昌浩的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渡河作戰基本上執行的是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和《十月份作戰綱領》，並非繼續執行張國燾所堅持的那套西進退卻計劃。陳昌浩在這裏為什麽說違心的話呢?這與他來延安前已深入開展的批判張國燾的政治形勢有很大關係，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西路軍作戰及其失利所作的嚴厲批評也不無關係。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發表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的長文，揭開了批判張國燾運動的帷幕。3月27日到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上，張國燾為自己進行了辯解，與會者中有30多人對張國燾進行了批評。31日，張聞天作了總結發言，指出國燾路線第一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是軍閥土匪主義，第三是反黨反中央的派別主義。會議最後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議》。關於西路軍失敗問題，《決議》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西路軍西征的失敗，與張國燾並無直接關係，把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在西路軍西征期間，張國燾以個人名義發給西路軍的電報僅有兩封，分別是1937年1月8日和1937年3月4日。從電報內容看，也是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保持一致的。在前一封電報中，張國燾強調“應當在部隊中，特別是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威信”。在後一封電報中，張國燾則明確批評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諸同誌“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當由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
　　
批判國燾路線的運動，此後在全黨、全軍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但批判漸漸過了火，紅四方麵軍戰士和幹部成了對象和靶子。先是少數人，然後是大多數人，最後造成一大批紅四方麵軍幹部戰士受到傷害，而且形成了一個共識：西路軍的失敗是“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將西路軍判定為“國燾路線的犧牲品”。這樣對於西路軍是不公平的。西路軍從過河伊始就一直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但執行的任務飄忽不定，一會兒向東，一會兒向西，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最後失敗了。應該說，中央在這件事上賦予西路軍的使命超出了西路軍自身的實力，與“國燾路線”並無太大的關係。西路軍為中共中央的安全，為河東紅軍的戰略轉移，為策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麵最後形成而孤軍浴血奮戰，立下赫赫戰功，卻背上了“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包袱。在延安的抗大，甚至發生了原紅四方麵軍高級幹部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陳再道等十多位軍師級別的幹部準備拖槍出走，回四川打遊擊的事件。
　　


　　
這些事不能不給陳昌浩以很大的壓力。畢竟，在曆史上，陳昌浩與張國燾關係密切，在四方麵軍是張國燾之下的二號人物。張國燾受到激烈的批判，陳昌浩不能不與張國燾“劃清界線”，不能實事求是，作出違心之論，就不足為怪了。在《第二次報告書》中，陳昌浩更是反複地強調，“西路軍失敗，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國燾路線，沒有基本上執行中央路線”，違心地將西路軍的失敗與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不恰當地聯係在一起。
　　
但在陳昌浩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兩個報告中，仍有兩點很有價值：第一，西路軍絕對是在中央領導之下；第二，西路軍是為黨(的)任務而鬥爭(的)。陳昌浩指出：“西路軍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黨中央與軍委正確路線領導之下而工作的。雖然西路軍對於中央與軍委指示執行得不充分，但西路軍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黨中央正確路線之上來努力的。”“西路軍雖然根本失敗了，我個人雖然犯了很大的錯誤，但我還是堅信，西路軍一般政治路線，是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決不是繼續與執行反中央的國燾路線的。”
　　
陳昌浩的這兩個意見還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對於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得到了實事求是的探討。20世紀80年代，原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曆史的回顧》一書中，從任務、戰場主動權和獨斷專行三個方麵作了係統的總結。1982年，曾擔任過西路軍３０軍政委的國家主席李先念，受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的委托，開始對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進行研究。1983年2月25日，《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一文寫成。該文從曆史的全局與河西走廊的地理條件以及敵我雙方的優劣等方麵，作了全麵的總結，與陳昌浩在延安時的報告有許多共同之處，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執行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1991年經中共中央批準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中關於西路軍問題修訂後的注釋寫道：“(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四方麵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１１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１９３７年３月失敗。”陳昌浩的兩條基本意見，在經受了半個世紀的曆史檢驗後，終於還其本來麵目。
　　
檢討西路軍失敗教訓的活動告一段落後，陳昌浩先被安排到中共延安縣委宣傳部工作，不久又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先後擔任宣傳科科長和國際宣傳科科長，並兼任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三校的政治課教員。陳昌浩後來也產生過委屈的情緒，犯了分裂黨中央和紅軍這樣嚴重錯誤的張國燾還依然保留著重要的職位，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還增補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自己在紅四方麵軍的曆年征戰中是作過貢獻的，現在卻一下子降為一個普通科長，他感到很不公平。但他畢竟是一個受過黨教育多年的高級幹部，經過一段時間後，很快恢複了平靜。
　　
1939年8月，陳昌浩赴蘇聯治病，1952年回到祖國。他先後擔任馬列學院副教育長、中央編譯局副局長。1967年7月30日，陳昌浩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終年61歲。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追悼會。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同誌參加。

而張國燾則於1938年4月在武漢叛逃，投向國民黨的懷抱，成了可恥的叛徒。新中國成立後，張國燾飄零海外，先是在香港居住，以寫回憶錄從美國堪薩斯大學獲得報酬為生。1968年，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香港，作為一個叛徒，張國燾驚慌不安。為躲避災難，他遠赴政治氣候寬鬆的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病死於多倫多的一個老人院，時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