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監獄中的62名黨員怎麽成了“61人叛徒集團”
國民黨統治時的草嵐子監獄設在北平西城的草嵐子胡同,也被稱為“北平軍人反省院分院”。30年代初,這座監獄裏關押著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等62名中共黨員。他們大都是在1931年地下黨遭到大破壞時被捕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不抓緊時間營救,蔣介石可能會把這批人轉押到南京,而如果日本侵占平津,那麽這些人很有可能全部被害。
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經過慎重考慮,同意了一個特殊的建議,就是讓這批人履行國民黨監獄機關所規定的“簽字”手續,也就是以“假自首”的方式出獄。由於事關重大,劉少奇將此事上報中央,請求中央批準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回電同意用此方式出獄。當時中央最高領導層共四人,排列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
幾經反複,在確認這的確是經過中央特殊批準的決定之後,關押在草嵐子監獄中的薄一波等人才斷斷續續履行獄方規定的手續,離開監獄,結束了他們多年的鐵窗生涯。
從1936年8月下旬開始,草嵐子監獄中的幾十名中共黨員分九批陸續出獄,但是有一個人卻不願意履行國民黨監獄機關的出獄手續,他就是劉格平。
劉格平說我寧肯讓國民黨殺掉,我也不幹,死也不幹。劉格平還是個穆斯林,他認為用這種方式出獄會“下朵子海”火燒油炸。所以劉格平呢,就作為一個普通刑事犯啊,繼續跟那些殺人放火,那些搶人的匪徒們關在一起,這個倒是使得腦袋呀能夠保存下來,要給敵人知道你是共產黨不出來,那當然腦袋完了。直至1944年4月刑滿出獄,劉格平比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他們多關了八年。
50年代時康生說:劉格平同誌既然是老黨員,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一提到可蘭經,伊斯蘭教的可蘭經,一提到可蘭經他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見了。所以康生認為讓劉格平拒不假投降又坐了八年牢的動力不是馬克思,而是穆罕默德的可蘭經。康生說:“劉格平這麽個20年代初的共產黨員,怎麽對宗教的經典還是那麽樣神聖不可侵犯呢”。
劉格平是二十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劉是三級幹部,月薪四百人民幣,解放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當副主任。是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後來到寧夏當自治區當主席和書記汪鋒因在民族服飾等問題上爭執,被中央定性在民族問題上“反黨”。
1964年中央將劉格平降職調到山西擔任副省長。同劉前後腳發配山西的,還有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黃克誠。黃也是副省長,兩家同是住在原閻錫山督軍府後山西省府後院梅山腳下高幹宿舍鄰居。黃克誠文革後不久就被周恩來弄到北京保護起來。黃克誠屈貶山西時,周恩來吩咐山西書記衛衡:對克誠同誌的安全要特別注意,要給予照顧,千萬不能發生意外。劉格平調山西,中組部長安子文對山西領導也有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擊別人,注意不要讓他太多地接觸群眾和幹部,以免造成不良影響。他呀,是一隻閉著眼睛的獅子。”
1966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繪聲繪色地突然盛讚起劉格平:就是劉格平這個老同誌‘黨性強’,關鍵時候敢於‘反潮流’,不隨大流當叛徒。
當時監獄黨支部書記動員劉履行出獄手續,劉問:什麽手續?
書記:登報悔過,隨便寫一些年幼不慎之類的話,可以不寫反共。
劉:這樣的手續我不辦。
書記:這可是中央的決定。
劉:我不相信。
不久,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傳達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當年關在草嵐子監獄的62名黨員中的61人都成了叛徒,隻有劉格平當上了山西一把手和中共九大中央委員。
在山西革委會成立時,陳永貴見人就說:劉格平同誌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揭發了61個叛徒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