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失敗者的名義擁有成功 ——評《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自由與真相》

以失敗者的名義擁有成功 ——評《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自由與真相》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許還讓人記憶猶新：戈爾巴喬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攝影機前，最後一次以蘇聯總統的身份向全國人民發表電視講話。他的講話宣告了蘇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的解體。飄揚在克裏姆林宮上空七十多年的鐮刀和斧頭國旗徐徐落下，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後，這一事件的主角戈爾巴喬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憶錄《真相與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是在盡可能詳細地敘述所發生的一切，希望能夠有助於讀者理解和評價那些動蕩歲月在全世界製造政治氣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圖”，這是一本值得我們關注的回憶錄。

這是一本相當坦誠的書，與葉利欽回憶錄中激情澎湃、蕩氣回腸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顯得平淡而樸素，這背後也正暗合著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氣質。曆史那雙看不見的手，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選中了他們兩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爾巴喬夫時代”與“葉利欽時代”一樣，都打上了深刻的個人的烙印，又同時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麵——既對立又融合。

下台之後的十年，戈爾巴喬夫受到了廣泛的讚譽、辱罵以及遺忘。他經曆了由一呼百應的國家元首轉換成一名普通的國際關係學者的痛苦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經曆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權力、失去了妻子，也親身感受了俄羅斯的動蕩以及隨後來臨的穩定。盡管在今日的俄羅斯政壇上他已經喪失了影響力，但他所開啟的變革卻深刻地影響了蘇聯乃至全世界的曆史。

後人也許會還會繼續對戈爾巴喬夫做出種種不同的評價。我個人認為，在曆屆蘇聯領導人當中，戈氏無疑最具有曆史感和人道主義精神。他在《真相與自白》的結束語中寫道：“追求權力的人應該有一根不能濫用權力的精神主心骨。在這方麵，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擔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我擁有的權力可以和專製帝王相媲美。但我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的目標是將權力置於民主的監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這條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經受了最嚴重的考驗。”這段話沒有一點自誇和偽善的成分。在大眾的福祉與個人的權力之間，戈氏毅然選擇了後者，雖然這種選擇不無痛苦和絕望。在龐大的克裏姆林宮中，可能隻有他一個人公開承認這一點：維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恥的犯罪。

於是，戈爾巴喬夫在還沒有作出充分的準備之前就匆匆地出發了。伴隨著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發現，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麽多與“新思維”對立的部分。俄羅斯資深作家索爾·舒爾曼在《權力與命運》一書中的論述是客觀而準確的：“平心而論，我們能夠相信，換上別人就一定能夠比戈爾巴喬夫做得更好嗎？曾幾何時他也說過：‘現在進行的改革是範圍很廣泛的改革，也包括對我們自身的改革。我們不是上帝……’這句話首先是衝他自己講的。從世界範圍的意義上看，他稱得上是前無古人的開路人，而對他這樣的人所犯的錯誤也是可以原諒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因為“距離”而對曆史產生了清醒地認識，也對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評判。

戈氏的高級顧問、總統助理阿·切爾尼亞耶夫在《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一書中對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評價。盡管他也認為戈氏在後期的改革中出現了不應該的猶豫、中庸乃至於退卻，但他認為這是因為戈氏個性上的軟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單槍匹馬去推倒龐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決定這樣去做的，甘願自己冒很大的風險，置他已經擁有的可使人心滿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質條件於不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戈氏堪稱是一個現代堂吉訶德，他一個人朝著龐大的風車義無反顧地衝了過去，絲毫不顧慮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後，“這個龐然大石滾動了，摧毀著所有看起來似乎不可動搖的內外支柱。戈爾巴喬夫在推動這個龐然大石的時候，很多人和所有被這個石塊推開和碾壓的人開始對他不理解，後來才破口咒罵他。他沒有控製好推倒這個龐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說實在的，當時也做不到。”這本回憶錄生動地描述了“龐然大石”是如何被一點點撬鬆，然後轟然滾動的。

切爾諾貝利的慘劇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淩晨，基輔郊外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爆炸。悲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西方國家就發出了警報，從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國政府都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然而，克裏姆林宮卻頑固地保持著緘默。

切爾諾貝利爆炸對於剛剛上任一年、施政綱領尚不十分明朗的戈爾巴喬夫來說，是一次極其嚴峻的考驗。由於官僚體製的遲鈍和僵化，戈氏本人也未能及時獲得充分的信息。直到兩天以後，他才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而會議的主題卻是“向全世界公布什麽消息和什麽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對此，戈氏在回憶錄中坦陳自己的責任：“最初數日內未清楚地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不僅是一起全國性的慘禍，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災難。”雖然是最高領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頑固保守的國防軍工體係的蒙騙和封鎖。那是一個計劃經濟時代最為典型的獨立王國，阿·切爾尼亞耶夫指出：“蘇聯社會科學與道德脫節，似乎被知識精英們所占領的學術界的道德淪喪，這一切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後果。”作為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官僚和專家們結成了密不透風的攻守聯盟。許多年來，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們為這一事業的諸事順利可靠而自誇。他們在絕密報告中向國家領導人作出萬無一失的保證。在向政治局的匯報中，幾位功勳卓著的“兩彈元勳”依然輕描淡寫地說：這是不過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仿佛家裏打碎了一個玻璃杯一樣。

紙總是包不住火的，戈氏還是漸漸地發現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識到：“不講道德，知識就可能成為致命危險的起源。”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痛斥官僚和專家們的勾結：“整個係統中籠罩著奴顏婢膝、溜須拍馬、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風氣，專作表麵文章，圍繞著領導讓結成了人身依附和親緣關係。”其實，問題的核心並非個人道德的墮落，而是製度的罪惡，正如阿·切爾尼亞耶夫所說，切爾諾貝利悲劇“是製度和被冷戰扭曲的愛國主義的產物”。

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開始以他深具個人特色的方式行動起來。當時，政治局中有人認為，應當對信息進行控製，一方麵防止國外反對勢力的幸災樂禍和肆意攻擊，另一方麵也避免國內民眾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損害黨的權威。以前，對待醜聞不都是這樣處理的嗎？戈氏堅決否決了這種意見，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慷慨陳辭：“現在，我們是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誰要以為敷衍塞責、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須提供有關事故的全部消息。膽怯的立場——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們沒有任何迫使自己掩蓋真相的需要。我們應做出充分的結論——這是我們對全人類的責任。”他把“全人類”的利益安置在“黨”和“國家”之上，這是他與所有前任根本的區別所在。這是一種隻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責任感。由此，他走出了極權主義者的行列，而走進了人道主義者的隊伍中。

雖然遲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強有力的：他親自發表電視講話，向受害者表示慰問；他接受西方國家的各種援助，並允許西方記者深入現場進行采訪；他鼓勵人們就核電站問題開展討論，以便消除以後的事故隱患；他撤換了大批教條主義官僚，打破了包括軍工體係在內的各個“獨立王國”……這些做法作蘇聯曆史上都是從所未有的。可以說，正是通過對切爾諾貝利事件雷厲風行的處理，戈氏才開始在蘇聯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象——他是一個有魄力的領袖、也是一個有同情心的領袖。

切爾諾貝利事件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真正的開端。它對戈氏本人和蘇聯曆史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對此，阿·切爾尼亞耶夫有一番悲觀的評估：“如果說反酗酒運動是改革時代第一個大錯誤的話，那麽，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了改革開始前在社會基礎中埋下的‘地雷’中第一顆爆炸了的最大‘地雷’……並且是改革道路上發生的第一個悲劇。”而戈氏本人的評估卻是樂觀的：“切爾諾貝利清楚地反映出來了我們整個製度的諸多痼疾。這出悲劇匯集了多年來積累起來的一切弊端：掩蓋（閉口不談）各種非常事故和陰暗麵，不負責和漠不關心，工作粗枝大葉，酗酒成風。這又是一個說明需要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論據。”我更傾向於戈氏的看法——蓋子已經揭開，誰也不可能再將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質疑的理由，民眾也清楚地看到了舊製度的僵化和停滯。在可怕的事實麵前，再精明的“理論家”也難以欺騙所有的老百姓。人民再也不願忍受可惡的舊製度。於是，戈爾巴喬夫可以放手開始他的事業了。

文學與政治局

在蘇聯社會，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奇怪現象：許多文學作品的發表和出版居然要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當然，對於這樣一個“非開放社會”來說，這又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專製統治者們對文學以及文學背後的自由天性充滿著警惕和恐懼。

在赫魯曉夫時代，短暫的“解凍”是由於領袖本人對愛倫堡、左琴科、索爾仁尼琴等人的作品的“網開一麵”。政治局會議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權的傳統，並沒有受到根本的質疑和改變。赫魯曉夫對某些作家比較寬容，而對另一些作家卻如同斯大林那樣專橫。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卻蠻橫地以自己的喜好為全國人民的喜好，從而深深地傷害了文學藝術的發展。直到下台之後，他才對此有了深切的反省。而當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所有閃爍著思想和藝術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了封殺和冷凍，大師們更是遭受到諸多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

這些頑劣的官僚們不知道：他們的限製、侮辱和迫害，不僅無損於文學藝術家們的偉大，反而使得他們在民眾心目中擁有了崇高的地位。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說過：“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厭惡、懼怕文學創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權因不像現在的蘇維埃政權這麽教條，所以他們發現，對俄國作家施加壓力，對政府反倒起了負作用。就是說，他們知道鎮壓非但沒有削弱作家的影響力，反而使其加強了。”蘇聯的統治者們居然比沙皇還要愚昧。長期以來，蘇聯的文化宣傳官員們做的居然是替作家藝術家們做廣告的作用——哪個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們就會瘋狂地閱讀和傳頌。

戈爾巴喬夫主持政治局會議之後，他是延續這種傳統，還是以此為突破口尋求變革的可能呢？這時，他收到了作家阿·雷巴科夫寄來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作家希望獲得總書記的幫助，讓擱置多時的作品早日得到公開出版。戈爾巴喬夫讀完了這本書，“稿子在藝術方麵並未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現了斯大林主義時代的環境氛圍”。戈氏認為，此書的可以充當“問路石”的角色，於是便批準了該書的出版。果然，《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出版之後，人們爭先恐後地閱讀，並從中解讀出總書記堅決不走回頭路、一心實行社會改革的政治意向。

戈氏不斷收到作家的手稿，還被邀請去觀摩新攝製的電影。他發現了作家藝術家們身上自由不羈的才華，並認為自己有責任倡導寬鬆、多元的創作環境。他在閱讀那些所謂“出格”的作品的時候，不禁感歎說：“我腦子裏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讀這一切！是的，我們這一代人缺少精神營養，隻準許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卻被剝奪了親自去比較、品嚐、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機會。”

然而，一部小說的出版、一部電影的公映，需要總書記親自下令“放行”，本身就是舊時代的慣例。戈氏決心打破這一慣例。當影片《懺悔》在內部禮堂公映的時候，主管宣傳的“理論家”們提出要在政治局裏進行討論，以決定該片是否公映。戈氏立即表示反對，他認為這個問題應當由電影工作者、創作協會自己決定。

這一小小的“放權”，卻解除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捆綁在作家藝術家們身上的沉重束縛。戈氏本人欣喜地看到了冰層化解的經過：“這樣就確立了一個先例，很快那些原來被出版檢查打入冷宮的作品紛紛出籠。出版社也開始毫無阻礙地出版艾特瑪托夫、阿斯塔菲莫維奇、拉斯普金、莫紮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這些作品超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準則，力圖恢複以批判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我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他的孫兒孫女們能夠享受到“公開性”所到來的好處了：比起爺爺奶奶們來，他們能夠閱讀到不同的文學流派、不同的藝術風格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的作品，並形成自己獨特的審美取向和思想方式。

對文學的幹涉涸對學術的壓製，帶來的必然是整個民族精神的萎縮。學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蘇聯社會結構的致命弱點：蘇聯政治和經濟管理製度的僵化和用意識形態教條控製人們的思想，導致了思想活力與質量的下降。在一個思想創新和製度創新極度缺乏的社會，人們是不可能隨時適應和解決不斷出現的新狀況、新問題的。這就決定了蘇聯在與西方的競爭中難以獲得勝利。

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然而，正如魯迅所說，在一個傳統牢固的國家，連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對此，戈爾巴喬夫深有體會：“突破禁區異常艱難。每一次都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抵抗、秘密保有者們的嘟囔和思想家們的痛苦呻吟。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揭開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機關受到了‘壽終正寢’的威脅——它們的毫無作為和百無一用暴露無遺。然而作為‘製度的看門犬’的思想家們並非毫無根據地認為，真相將會動搖我們的那些教條永遠正確的迷信，不單是一個國王、而且整個‘宮廷’都將赤裸裸地展現在人們麵前。”好幾次，強大的保守勢力都差點就脅迫戈氏走回頭路了，但戈氏都在最後一刻堅定了自己的決心。既然他本人對那萬馬齊喑的時代有著切身的體驗，那麽他怎麽會願意自己的枕頭上隻有一本虛假的領袖著作呢？戈氏痛切地知道，不擴大創作和思想的自由，蘇聯社會就不可能內在地產生鮮活的生命力。
於是，一個接一個的禁區被突破了，報刊上出現了對醜惡的社會現象、黨的各級官員乃至於戈氏本人的批評。但是，即使在自己遭到卑鄙的辱罵的時候，戈氏也沒有想過要中止民眾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發表自由。從此以後，文學就脫離了政治局的幹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灣。

俄羅斯文學複興的希望，正是在這個基點上誕生了。

永遠拒絕暴力

所有的蘇聯領導人手上都沾滿了鮮血，斯大林、貝利亞之流自然不必說了，就連以改革和“解凍”著稱的赫魯曉夫也有一個抹不去的血腥的汙點——他曾經下令用坦克鎮壓諾沃切爾卡斯克工人集會，那一次死傷慘重。戈爾巴喬夫也並非一個“純潔的天使”，經過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許的鎮壓事件就有維爾紐斯事件、巴庫事件、阿拉木圖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與這些事件聯係在一起的是上百條的人命。這個數字放在斯大林時代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它們畢竟是戈氏執政期間最大的汙點。

戈氏不是一個像斯大林那樣崇尚暴力、企圖用暴力來解決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問題的鐵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訓使他明白了：暴力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讓問題更加複雜化；對一個公民生命的屠殺，將導致整個改革事業失去全體人民的支持。阿·切爾尼亞耶夫在日記中寫到這樣一個細節：在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嚴厲地斥責了下令對示威群眾開槍格魯吉亞領導人，並擲地有聲地對國防部長亞佐夫說：“請永遠記住這些，你今天就發布命令：今後未經政治局許可，軍隊不得介入國內事務。”

這裏，戈氏明確地表達了他本人對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將決定使用軍隊的權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權力機關——議會之內。這也顯示出他與舊製度之間妥協的一麵和千絲萬縷的聯係。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追問：難道經過政治局批準的對人民的鎮壓和屠殺，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嗎？在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裏，軍隊絕對不能介入國內事務和黨派紛爭，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常識。

盡管如此，戈氏畢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質來阻止悲劇的發生。對此，索爾·舒爾曼評價說：“戈爾巴喬夫的最大功勞就是他開始改革的進程以後，終於明白這個體製已經沒有生命力了，經過幾度搖擺，最後拒絕動用坦克和刺刀，讓它去自行毀滅。”

法國曆史學家塔列蘭曾經對法蘭西皇帝說過：“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並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蘇聯領導人當中第一個擁有這種智慧的人。他不僅在國內事務中最大限度地限製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國際事務中也扭轉了咄咄逼人的擴張勢態。他啟動了從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兩個德國的統一，他默許了東歐人民選擇自己的社會製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們卻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後鎮壓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運動。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們那樣做，但他沒有那樣做——對強硬派提出鎮壓羅馬尼亞反共起義的要求，他憤怒地回答說：“怎麽，你們還想用坦克解決問題！”

戈氏承認：“我們鄰國發生劇變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它的背後是每個民族渴望自由的強烈願望。人們希望擺脫自己領土上的外國軍事基地和軍隊。他們不願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為，不願意看克裏姆林宮一個個主子的臉色行事。”在一個具有悠久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的國家裏，戈氏的平等理念麵臨著民族主義分子們強大的壓力。他卻堅持不退讓，這尤其讓人肅然起敬。

當有人指責戈氏“把社會主義國家給斷送了”的時候，他憤怒地反擊說：“什麽叫‘斷送’幾個國家？這種指責本身就使指責的人露出了馬腳。他們是一些帝國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強權可以將別國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運的人。所以這些問題是挺氣人的。它們反映了過去時代的政治思維。現在還抓住這種思維不放，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所作所為，不管它是‘東方式的’，還是‘西方式的’，對人類來說，都是極其有害的。”

戈氏特別強調說：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沒有用的。這是他執掌著一個超級大國龐大的戰爭機器六年之久後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結果都是兩敗俱傷。當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暫時鎮壓下去，推行自己的意誌。但易燃材料早晚會積累起來，必將引起爆炸。這樣的損失往往要大過千萬倍。”他是蘇聯曆任領導人（短暫掌權的過渡人物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除外）中唯一沒有大規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預言在目前許多國際衝突的熱點地區都被驗證了。顯然，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戈氏無論是在行為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是當之無愧的。

“我不是失敗者”

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基督教，根植於人對正義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此來擺脫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這種理想的緊箍。他把社會主義價值與全人類價值等量齊觀。而阿·切爾尼亞耶夫認為，戈氏的解釋是偷換概念。其實，從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會主義者了。當時，“幾百萬蘇共黨員的大多數人早就不僅沒有了社會主義信仰，而且連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沒有了。”

戈氏在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清醒地意識到：舊製度必然死亡，改革將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隨著舊製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將失去不受任何製約的權力。正如索爾·舒爾曼所說的那樣：“假使他不想賦予這個體製以人道主義，隻要他願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統治十年。” 索爾·舒爾曼分析說，蘇聯這種刻板的極權主義體製有一個基本的特征，就是這個體製中東任何變革隻能自上而下進行。自下而上的變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遲早會被坦克鎮壓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挽救不了舊製度，霍布斯邦的觀察比索爾·舒爾曼更深入了一步，他有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當蘇聯經濟發展大車向走了一段距離以後，由於其引擎結構設計的特殊，駕駛人雖然一再猛踩油門意欲加速，引擎卻不快反慢。它的動力設計，本身包含著將其力量消耗殆盡的結構。”

戈氏開始執政的時候，他發現在這個龐大帝國的內部交織存在著這樣的現實：
一方麵人民充滿了對十月革命浪漫的回憶，一方麵大家都被斯大林主義駭人聽聞的罪行嚇呆了;一方麵廣大民眾在較短的時間裏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麵黨對自由的言論、思想和創作進行無情的鎮壓，書報檢查相當嚴格，媒體上隻有宣傳而沒有真實的新聞；

一方麵存在著經過選舉產生的最高權力機構——最高蘇維埃，另一方麵所有事務的決定權卻在政治局的幾個寡頭那裏、特別是在總書記一個人那裏；一方麵文學、詩歌、藝術、電影、戲劇把社會主義描繪成最崇高的社會價值觀和最高尚的人品的傳播者，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到處是對人大尊嚴的無恥踐踏，從上到下逍遙法外的胡作非為，人成了為結成一體的黨和國家效勞的“螺絲釘”，因此人民也變成了帶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無產者；一方麵國家不斷產生大演員和傑出科學家，另一方麵而包括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老百姓卻陷於愚昧無知，甚至沉溺於反動的蒙昧主義；一方麵是被宣揚成社會思想最高成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另一方麵卻是被各種鎮壓和全麵保密所維護的、越來越厚顏無恥的政治謊言；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機四伏的蘇聯，這就是戈氏麵前的一個亂攤子。勃列日涅夫們都享盡榮華富貴之後心滿意得地告別了人士，他們隻要生前牢牢控製權力，哪管死後洪水滔天。戈氏執政的時候，既沒有任何可以汲取的經驗，也缺乏良好的國際環境。人們把對他的前任的指責和憤怒統統傾瀉在他的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人則對他心懷仇恨。保守派認為他太激進，改革派認為他太落後。他同時在幾條戰線上疲於奔命。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氏卻取得了神話般的成就，阿·切爾尼亞耶夫概括了戈氏的幾點不可抹煞的成就：他摧毀了以往所有專製製度中根據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最強大的專製製度；他給千百萬人民在沒有由上麵強加的方式和意識形態教條的情況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選擇發展道路的自由；他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區的居民在承認民主、法治國家、市場經濟、人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類普遍原則的基礎上進入現代文明的總軌道創造了條件；他為停止“冷戰”和核軍備競賽所做的工作比誰都多，由此為拯救人類免於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中毀滅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以上的四點成就足以讓戈氏進入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的行列。難道他還不能算是一個“成功者”嗎？在這本回憶錄的結束語裏，戈氏討論了自己究竟是一個“成功者”還是“失敗者”的問題。許多人都把他當作被驅逐出曆史舞台的失敗者，因為“迄今為止，在所有的價值衡量表上，喪失權力的統治者都是失敗者”。然而，戈氏心靈深處的評估標準不一樣，他寫道：“我不僅有思想準備，而且實際上我有意識地把事情辦成這樣，即到了一定的階段，屆時穩定的民主製度已經建立起來，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就可以易手了，從人民選舉出來的一部分人手裏轉交給他們選舉出來的另一部分人手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戈爾巴喬夫以失敗者的名義擁有了最後的成功。當離開克裏姆林宮十一年之後，俄羅斯新總統普京邀請他參與國是討論的時候，他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燦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