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0年代新聞攝影造假史
2009-6-27 來源：鳳凰周刊2009年第16期
畝產3萬斤的水稻田裏，4個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陽光中蹦跳嬉笑，他們腳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擁有沙發般的彈力。這張1958年新華社記者於澄建拍攝的新聞圖片，首次刊登於當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一版。照片說明裏提到的高於正常產量數十倍的數字，曾一度讓大陸民眾對新中國的生產力，產生狂熱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國的新聞史上，這張假新聞照片隻是一個龐大的新聞造假體係中的片斷。但在新聞史的研究中，這段曆史始終在角落裏若隱若現。而近日出版的《紅旗照相館——1956—1959中國攝影爭辯》，則揭開了60年前，大陸新聞攝影界圍繞新聞真實性問題的3年爭辯，講述了新聞照片如何在為政治服務的官方語境中，為製作假新聞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曆史。
60年後的今天，接受過該書作者晉永權采訪的中國第一代攝影師，翻檢此書時，不僅有懺悔，更感歎：“曆史的遺跡至今遍布中國大地。”
虛構和組織加工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官方新聞管理機構——新聞出版總署下設的新聞攝影局，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嚴格。
1952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的許必華，還記得參加培訓時，老師提到的兩個假新聞案例。一名記者，到北京郊區拍攝鄉村文化館，可能是文化館已經解散，他就搜集了雜誌、書籍，找幾個農民在那兒裝模作樣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學的高材生，拍攝港口時，僅有3條船，他感覺非常凋零，就拍了兩次，合成一張有6條船的照片。這兩名記者均受到處分，拍文化館的那位，因完全無中生有被開除。
當時官方強調要“大力反虛構”，晉永權說，但因現實中已存在造假行為，業界對采訪中記者是否能幹涉被拍攝的人或事物的討論已經開始。待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官方觀點逐步轉變，提出在采訪中可以進行一定的“組織加工”，理由是：為使新聞圖片的質量不斷提高,更充分地表現圖片的主題思想和現實生活的美，對人民群眾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石少華對此作了進一步解讀。這個當時攝影界最高級別的官員提出：新聞照片必須完全真實，要反對虛構和擺布，但在某些情況下，對拍攝現場作一些技術性的調整，比如會議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雜亂，或者在畫麵中太突出，在不影響會議進行的情況下，對它們略加整理，這是允許的。
但虛構、擺布和組織加工、技術性調整的界限在哪裏？這些概念從未有人能清晰講述，在當年的新聞攝影界引發混亂。這年7月，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的一張照片，成為引發這些問題大討論的源頭。
這張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園，杜修賢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園內出租的兒童車上的留影。杜修賢拍下這個場麵後，作為公園出租兒童車的新聞發表，但北京分社認為這張照片純屬“擺布”，是造假，壓下不發。當一些同事批評杜修賢的行為時，攝影組的張惠賢卻認為：不能因為坐車的是記者的孩子，就說這張照片是虛構或不真實的。杜修賢也解釋說，帶著熟悉的小孩拍照，會比較理想，但並不影響新聞性和真實性。
年末，新華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華社總社的意見，提出“把自己的家屬當作‘理想’的拍攝對象是不恰當的，這種理想隻能導致肆意的擺布”。但一場圍繞關涉新聞真實性問題的討論，在這個意見之後並未就此停步。
為政治服務
杜修賢事件的前3個月，毛**提出“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公開提意見，甚至指出“批評政府不犯罪”，為這場討論提供了較為寬鬆的輿論氛圍。
此後數月，編輯、記者、業內刊物的負責人、攝影學會的會員紛紛加入這場討論。各方人員提供的真實案例表明，雖然虛構新聞並不被業界認同，但在“組織加工”名義之下，記者幹涉被采訪對象的情況普遍存在。
《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洪克60年後的今天，接受過該書作者晉永權采訪的中國第一代攝影師，翻檢此書時，不僅有懺悔，更感歎：“曆史的遺跡至今遍布中國大地。”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官方新聞管理機構——新聞出版總署下設的新聞攝影局，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嚴格。
1952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的許必華，還記得參加培訓時，老師提到的兩個假新聞案例。一名記者，到北京郊區拍攝鄉村文化館，可能是文化館已經解散，他就搜集了雜誌、書籍，找幾個農民在那兒裝模作樣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學的高材生，拍攝港口時，僅有3條船，他感覺非常凋零，就拍了兩次，合成一張有6條船的照片。這兩名記者均受到處分，拍文化館的那位，因完全無中生有被開除。
當時官方強調要“大力反虛構”，晉永權說，但因現實中已存在造假行為，業界對采訪中記者是否能幹涉被拍攝的人或事物的討論已經開始。待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官方觀點逐步轉變，提出在采訪中可以進行一定的“組織加工”，理由是：為使新聞圖片的質量不斷提高,更充分地表現圖片的主題思想和現實生活的美，對人民群眾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建國初期的新聞攝影人基本由三類人組成：解放區來的戰地攝影師，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攝影人，剛畢業的大學生。這些人對什麽是新聞攝影，並無統一意見。但解放區來的攝影師們，對新中國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一位老攝影師的後代認為，這種情緒促使他們傾向於表現社會光明美好的一麵。
“影子敵人”
蘇聯產生影響的同時，歐美新聞攝影理念，伴隨著少數外國攝影師、接受過歐美教育的攝影人，也時時衝擊著大陸新聞人的頭腦。
1956年，謝漢俊留美歸國，進入新華社從事攝影研究。他堅持不能因為對政治有利，記者就可以在采訪中進行擺布或組織加工的觀點；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組織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大討論中，他亦強調：記者不是事件的製造者，必須依從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報道。
1958年6月，“大躍進”期間，提出“決定性瞬間”的布列鬆訪華，給大陸新聞攝影界以更強烈的衝擊。中國攝影學會陳勃，6月20日陪同布列鬆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庫拍攝。他發現布列鬆幾乎看到什麽就拍什麽，看到一個從帳篷下麵伸手抓黃瓜的戰士時，他像“貓抓耗子一樣跑過去”，但當戰士發現他拍照，對著鏡頭笑後，他立刻就收起相機，搖搖頭走了。而同去的攝影學會攝影家們，很少抓拍人物動作，照片不夠生動。兩相對比，陳勃覺得：我們在某些方麵沒有布列鬆注意得多，這是值得我們改進的。
一個月後，布列鬆受邀與北京攝影界人士座談，對照片的真實性、如何表現這種真實性，以及相機的選用等問題一一作答。他批評一張表現豐收的照片，一個婦女抱著一捆麥子笑得很厲害，當然豐收是要笑的，但不見得笑得那麽厲害，在地裏，當然是灰塵仆仆，但這個婦女卻很幹淨。
攝影界仍將他作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國攝影學會領導及各攝影理論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員，看到他在美國《生活》、《皇後》雜誌上發表的照片後，認為他否定我國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為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宣傳服務。
2009-6-27 來源：鳳凰周刊2009年第16期
畝產3萬斤的水稻田裏，4個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陽光中蹦跳嬉笑，他們腳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擁有沙發般的彈力。這張1958年新華社記者於澄建拍攝的新聞圖片，首次刊登於當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一版。照片說明裏提到的高於正常產量數十倍的數字，曾一度讓大陸民眾對新中國的生產力，產生狂熱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國的新聞史上，這張假新聞照片隻是一個龐大的新聞造假體係中的片斷。但在新聞史的研究中，這段曆史始終在角落裏若隱若現。而近日出版的《紅旗照相館——1956—1959中國攝影爭辯》，則揭開了60年前，大陸新聞攝影界圍繞新聞真實性問題的3年爭辯，講述了新聞照片如何在為政治服務的官方語境中，為製作假新聞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曆史。
60年後的今天，接受過該書作者晉永權采訪的中國第一代攝影師，翻檢此書時，不僅有懺悔，更感歎：“曆史的遺跡至今遍布中國大地。”
虛構和組織加工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官方新聞管理機構——新聞出版總署下設的新聞攝影局，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嚴格。
1952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的許必華，還記得參加培訓時，老師提到的兩個假新聞案例。一名記者，到北京郊區拍攝鄉村文化館，可能是文化館已經解散，他就搜集了雜誌、書籍，找幾個農民在那兒裝模作樣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學的高材生，拍攝港口時，僅有3條船，他感覺非常凋零，就拍了兩次，合成一張有6條船的照片。這兩名記者均受到處分，拍文化館的那位，因完全無中生有被開除。
當時官方強調要“大力反虛構”，晉永權說，但因現實中已存在造假行為，業界對采訪中記者是否能幹涉被拍攝的人或事物的討論已經開始。待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官方觀點逐步轉變，提出在采訪中可以進行一定的“組織加工”，理由是：為使新聞圖片的質量不斷提高,更充分地表現圖片的主題思想和現實生活的美，對人民群眾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石少華對此作了進一步解讀。這個當時攝影界最高級別的官員提出：新聞照片必須完全真實，要反對虛構和擺布，但在某些情況下，對拍攝現場作一些技術性的調整，比如會議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雜亂，或者在畫麵中太突出，在不影響會議進行的情況下，對它們略加整理，這是允許的。
但虛構、擺布和組織加工、技術性調整的界限在哪裏？這些概念從未有人能清晰講述，在當年的新聞攝影界引發混亂。這年7月，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的一張照片，成為引發這些問題大討論的源頭。
這張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園，杜修賢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園內出租的兒童車上的留影。杜修賢拍下這個場麵後，作為公園出租兒童車的新聞發表，但北京分社認為這張照片純屬“擺布”，是造假，壓下不發。當一些同事批評杜修賢的行為時，攝影組的張惠賢卻認為：不能因為坐車的是記者的孩子，就說這張照片是虛構或不真實的。杜修賢也解釋說，帶著熟悉的小孩拍照，會比較理想，但並不影響新聞性和真實性。
年末，新華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華社總社的意見，提出“把自己的家屬當作‘理想’的拍攝對象是不恰當的，這種理想隻能導致肆意的擺布”。但一場圍繞關涉新聞真實性問題的討論，在這個意見之後並未就此停步。
為政治服務
杜修賢事件的前3個月，毛**提出“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公開提意見，甚至指出“批評政府不犯罪”，為這場討論提供了較為寬鬆的輿論氛圍。
此後數月，編輯、記者、業內刊物的負責人、攝影學會的會員紛紛加入這場討論。各方人員提供的真實案例表明，雖然虛構新聞並不被業界認同，但在“組織加工”名義之下，記者幹涉被采訪對象的情況普遍存在。
《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洪克60年後的今天，接受過該書作者晉永權采訪的中國第一代攝影師，翻檢此書時，不僅有懺悔，更感歎：“曆史的遺跡至今遍布中國大地。”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官方新聞管理機構——新聞出版總署下設的新聞攝影局，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嚴格。
1952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的許必華，還記得參加培訓時，老師提到的兩個假新聞案例。一名記者，到北京郊區拍攝鄉村文化館，可能是文化館已經解散，他就搜集了雜誌、書籍，找幾個農民在那兒裝模作樣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學的高材生，拍攝港口時，僅有3條船，他感覺非常凋零，就拍了兩次，合成一張有6條船的照片。這兩名記者均受到處分，拍文化館的那位，因完全無中生有被開除。
當時官方強調要“大力反虛構”，晉永權說，但因現實中已存在造假行為，業界對采訪中記者是否能幹涉被拍攝的人或事物的討論已經開始。待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官方觀點逐步轉變，提出在采訪中可以進行一定的“組織加工”，理由是：為使新聞圖片的質量不斷提高,更充分地表現圖片的主題思想和現實生活的美，對人民群眾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建國初期的新聞攝影人基本由三類人組成：解放區來的戰地攝影師，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攝影人，剛畢業的大學生。這些人對什麽是新聞攝影，並無統一意見。但解放區來的攝影師們，對新中國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一位老攝影師的後代認為，這種情緒促使他們傾向於表現社會光明美好的一麵。
“影子敵人”
蘇聯產生影響的同時，歐美新聞攝影理念，伴隨著少數外國攝影師、接受過歐美教育的攝影人，也時時衝擊著大陸新聞人的頭腦。
1956年，謝漢俊留美歸國，進入新華社從事攝影研究。他堅持不能因為對政治有利，記者就可以在采訪中進行擺布或組織加工的觀點；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組織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大討論中，他亦強調：記者不是事件的製造者，必須依從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報道。
1958年6月，“大躍進”期間，提出“決定性瞬間”的布列鬆訪華，給大陸新聞攝影界以更強烈的衝擊。中國攝影學會陳勃，6月20日陪同布列鬆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庫拍攝。他發現布列鬆幾乎看到什麽就拍什麽，看到一個從帳篷下麵伸手抓黃瓜的戰士時，他像“貓抓耗子一樣跑過去”，但當戰士發現他拍照，對著鏡頭笑後，他立刻就收起相機，搖搖頭走了。而同去的攝影學會攝影家們，很少抓拍人物動作，照片不夠生動。兩相對比，陳勃覺得：我們在某些方麵沒有布列鬆注意得多，這是值得我們改進的。
一個月後，布列鬆受邀與北京攝影界人士座談，對照片的真實性、如何表現這種真實性，以及相機的選用等問題一一作答。他批評一張表現豐收的照片，一個婦女抱著一捆麥子笑得很厲害，當然豐收是要笑的，但不見得笑得那麽厲害，在地裏，當然是灰塵仆仆，但這個婦女卻很幹淨。
攝影界仍將他作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國攝影學會領導及各攝影理論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員，看到他在美國《生活》、《皇後》雜誌上發表的照片後，認為他否定我國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為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宣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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