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蘇軍總參謀部策動朝鮮戰爭
在1950年上半年，壓倒一切的問題是美國要不要、和在什麽條件下提供支持，甚至直接保衛迪安·艾奇遜所說的脆弱的形勢。那些弱點指的是台灣和南朝鮮這樣明顯防禦不足的地方嗎？如果這些地方被看作陣地呢？或者，這些弱點包括歐洲地區的新的聯盟夥伴嗎？在華盛頓有很多人相信，他們做的很多事都是為了自己，但是，什麽才是美國力量的陣地？曾經是美國人民代表的艾奇遜惱怒不已，但也沒有明確的對象。
他不僅僅擔心如果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殘餘勢力垮台會在整個東南亞鼓勵**主義，而且擔心蔣介石失敗政權中的壞孩子會逃跑，從而在海外華人社會帶來危險。不過，對大多數美國人說，美國一刻也不會同意近乎軍事幹預的情況發生，來挽救蔣介石政權。 莫斯科也可能作過推測，美國也不會使用武力挽救南朝鮮政權。
在1950年的前三個月，在對華盛頓沒有任何知會的情況下，英國承認了毛澤東政權；美國對南朝鮮的援助被眾議院切斷，後來又被眾議院恢複；至少6500萬美元在其它援助中流向了東南亞；杜魯門告訴全世界，美國將試驗所謂的氫彈或者超級炸彈；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情人節簽署了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蘇友好條約包括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答應向中國派遣成千上萬的蘇聯技術顧問和向中國轉移全套的工業設備，中蘇聯合承認胡誌明的民族主義運動組織為越南政府。研究斯大林、毛澤東和胡誌明這三人組合中隱藏著的相互仇恨，在美國沒有引起多少興趣，隻有外事辦公室的一些重要人物認為，任何中蘇友好都可能是短命的。但在1950年初，倫敦和其他盟國更加關心，美國可能退出的脆弱形勢將遍布世界各地，因此，西方國家要麽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輸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戰，要麽做好準備在一個非常糟糕的小地方打上一仗。
畢竟，美國仍然是一個超級的島國，而不是一個超級大國，沒有感受到當領導的責任。這種情況在國防領域無處不在。因此，政策規劃主任保羅·尼采向艾奇遜力陳爭取速勝、明確美國的力量陣地、或者也許是在具體事件上打敗**主義的必要性。他警告說，在衝突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衝突時間現在都應該被認為是無期限的。他指出，冷戰事實上就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因此美國應該將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用於國防，或者說，如果加上對外援助，每年的軍事開支應該在400億到500億美元之間。
尼采是一個芝加哥大學教授的兒子，他於1928年從哈佛大學畢業，30年代加入了華爾街企業--狄龍·裏德公司。不久，他再次回到哈佛大學，取得了社會學碩士學位。他回到華爾街一年後，掙了很多錢，與一個有錢的女人結了婚，受到了孤立主義的感染。可是，1940年他投奔華盛頓，開始為傑姆斯·佛列斯特爾和喬治·馬歇爾工作。二戰期間，尼采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動員和戰略轟炸領域，這段經曆為他以後幾十年的事業做好了準備。然而，他缺乏仰慕者信以為真的東西，比如他們稱讚他的個人魅力、能力和公共精神，他從來沒有完全博得過毫不懷疑的信任。他似乎將自己看作比周圍的人不僅更有特權，而且是一個行動十分迅速的人。人們對他的這種印象幾乎肯定將他排除在他有能力得到的內閣位置之外。
1950年4月，尼采將自己的建議濃縮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評估報告中，這份報告作為冷戰的基礎性文件迄今仍受到廣泛的注意。他提出的大力擴軍的觀點從本質上富有爭議，甚至是一種幻想，因為國會沒有任何可能接受他的觀點。軍事計劃者特別保守，隻希望將軍事開支提高到180億美元，而杜魯門總統隻願意在1950年投入軍費130億美元，軍事援助大約10億多美元。國家預算局（Budget Bureau）警告說，高稅收和龐大的軍事開支會傷及美國經濟。尼采的觀點還和美國時代的觀念非常一致，他認為，在這個時候，英國不得不在東南亞保持自己有用之力，美國還必須尋找另外的代理人
與代理人和委托人不同的是，在這些地區的擔當實際的盟國角色太危險了，那可能意味著根據條約做出更多的承諾，這會將美國拖入未知的境地。麥克阿瑟的遠東指揮部並不像聽起來那樣可怕，第八陸軍至多集中了108,000名缺乏訓練的士兵，分散在日本各地，每個師缺少1000多支來複槍，低於美國陸軍的基本要求。兵源嚴重不足的第五空軍大隊隻有34,000人，也駐紮在日本，但沒有戰鬥機，盡管這種情況並沒有阻止它策劃對蘇聯進行首次秘密偵察。海軍陸戰隊已經減少到兩個師，而且缺編。海軍隻有647艘各種級別的機動艦隻，而1945年海軍曾擁有5718艘艦隻。如果將各種型號和各代飛機加在一起，美國空軍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比較強大的，共擁有4700架飛機。 美國當時在韓國隻有500名士兵。杜魯門的外交政策顧問艾夫裏爾·哈裏曼對國防部的軍事孤立主義表示失望。然而，美國的核武庫卻存放了298枚原子彈。
在1950年初，漢城有理由急躁不安。蘇聯培養出來的偉大領袖（金日成）控製了朝鮮北方，補充了258輛T34型坦克，178架飛機和1600門大炮，支援由紅軍中的年輕軍官率領的至少8個戰鬥力強、訓練有素的現代化作戰師。大約70,000名全副武裝的朝鮮族士兵從獲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抽調出來。南朝鮮自己有8個作戰師，但是裝備差，軍需供應不足，剩下的美軍顧問都不承認他們是一支軍隊，外交上的準確名稱是警察部隊。南朝鮮既沒有坦克，也沒有反坦克武器。
1950年春天，曾以兩黨共識名義進入國務院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南朝鮮國民大會私下露麵，再次作出了安全保證。這次訪問是在侵略事件發生一周前進行的，杜勒斯在漢城解釋說，美國的核心立場是堅定的，那就是要爭取時間建設一個繁榮、和平的社會，以它為榜樣，最終消滅蘇聯支持的北朝鮮政權，隨後實現國家統一。但是，斯大林卻有一個更加緊迫的統一計劃，不到一周後，也就是6月25日淩晨四點，天正下著蒙蒙細雨，大約150輛坦克和90,000士兵撲向南方。北朝鮮的戰爭計劃曾經是由蘇聯總參謀長草擬的。
令人吃驚的是，一些人直到今天仍然堅持認為，這場戰爭是北朝鮮對南朝鮮的挑釁的反擊，也就是說，**主義受到挑釁，或者陷入苦惱的約瑟夫·斯大林很不情願地滿足了一個野心勃勃的盟國的要求。一個嚴肅的曆史學家都會認為，誰點燃了戰火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這種情況表明，有些美國人仍傾向於將冷戰看作是一場災難，最多不過是缺乏覺悟和意誌力。 至少，蘇共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是明確的，他曾告訴莫洛托夫說：這是我們發動的戰爭。 弄清楚是誰的責任非常重要，華盛頓對戰爭起源的判斷畢竟是美國在和平時期進行大規模軍事建設的催化劑，也是承諾更深一步卷入歐洲和東南亞事務的催化劑，是更加堅信中蘇勾結的催化劑，也是更加努力最終擊敗蘇聯本身的催化劑。
傳統的觀點是，莫斯科知道行將發生的北朝鮮襲擊計劃，並給予了批準，但是這種鼓勵不僅遲緩，而且還不是真心誠意的。在形形色色的曆史學家中，大多數人強調，由於1949年和1950年金日成對蘇聯進行了懇求式的訪問，斯大林一定是被說服了。一個重要的專家認為是蘇聯默許了北朝鮮的進攻。 另一個專家的結論則是：文件有力地證明，自1945年2月至1950年4月，斯大林沒有打算要控製整個朝鮮半島。因此，完全因蘇聯預謀的進攻而迫使美國作出反應的觀點是錯誤的。
這些觀點與蘇聯公開的資料是不一致的。盡管斯大林非常謹慎，沒有直接派遣軍隊，也沒有公開給予卷入戰爭的中國軍隊以空中支援，但是莫斯科在當時發揮的作用要比懷疑的要大。為了確保**主義統一朝鮮半島，斯大林事實上已經準備了三年，而不是三個月或四個月，1947年，他重新恢複了對遠東軍事行動區（TVD）的指揮權，1948年他任命陸軍總司令T. F. 什特科夫（T. F. Shtykov）為駐北朝鮮的第一任大使（這個人在蘇聯紅軍中被認為是北朝鮮的後台老板），從而將他的政治控製權滲透到北朝鮮。 從1949年3月開始，他直接領導裝備和組建北朝鮮軍隊，包括最終挑起侵略戰爭的那個裝甲師。
那年3月在莫斯科簽署的貿易和援助協議也遠遠超出了金日成的預期，為了一場迅速而卑鄙的偷襲，他們的準備也比他們需要的大得多。 數千噸的戰爭物質，從坦克和野戰炮到彈藥和潤滑劑，通過跨西伯利亞鐵路向東源源不斷地運出，由於軌距不同，在滿洲裏邊界又換車轉運。 這種攻擊性的大規模軍事援助本不應在1950年4月至6月間完成，而且，由於蘇聯為此目的犧牲的是自己的石油和潤滑劑等供應物資，援助本不應該在1949年的12月就開始。
1949年，蘇聯參謀總長向北朝鮮撰寫了一份先發製人的軍事計劃，要在1950年春天發動突然襲擊。在其遠東司令結束對金日成軍隊的視察任務，並在6月24日報告說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斯大林批準了進攻計劃。 簡單來說，這項進攻計劃是由斯大林及其將軍們事先預謀的、庇護和直接支持的，而毛澤東卻並不情願支持斯大林的決定。 但是，這場戰爭要遠比美國理解的還要蓄意得多。杜魯門、艾奇遜和馬歇爾（1950年9月被任命為國防部長）憑直覺認識到誰是侵略背後的主謀，侵略的目的是什麽。他們接著在美國參戰問題上與國會密切合作，與總統未能與國會適當磋商的另一個荒誕的冷戰說法剛好相反。 喬治·凱南最初支持立即采取軍事行動，他再次認為，如果蘇聯人願意停止戰爭，華盛頓就應該同意日本保持中立。沃爾特·李普曼又回到了謹慎立場，認為派遣美國地麵部隊是一個錯誤。
另外，英國執政的工黨看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世界在朝鮮半島麵對的是邪惡的侵略，如果要使用原子彈與蘇聯攤牌，英國勞工主義最強硬和最激進的基本立場就是支持美國。
由於杜魯門決定參戰，並派遣美國海軍將中國大陸與台灣隔離開來，這個直接麵向兩個大洋的強國開始在地球的各個角落采取強硬行動。批評者很快從中嗅出了帝國的企圖，但實際情況剛好相反：自由世界秩序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支持，並逐漸發展到環太平洋地區。華盛頓正在向新的北大西洋盟國和莫斯科表示，對待歐洲和遠東地區不應厚此薄彼，而要一視同仁。然而，美國的這種反應所要付出的長期代價也許是：美國對中國對朝參戰的憤怒與毛澤東將他的人民共和國自我封閉在國際社會之外伴隨了二十年。
在1950年上半年，壓倒一切的問題是美國要不要、和在什麽條件下提供支持，甚至直接保衛迪安·艾奇遜所說的脆弱的形勢。那些弱點指的是台灣和南朝鮮這樣明顯防禦不足的地方嗎？如果這些地方被看作陣地呢？或者，這些弱點包括歐洲地區的新的聯盟夥伴嗎？在華盛頓有很多人相信，他們做的很多事都是為了自己，但是，什麽才是美國力量的陣地？曾經是美國人民代表的艾奇遜惱怒不已，但也沒有明確的對象。
他不僅僅擔心如果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殘餘勢力垮台會在整個東南亞鼓勵**主義，而且擔心蔣介石失敗政權中的壞孩子會逃跑，從而在海外華人社會帶來危險。不過，對大多數美國人說，美國一刻也不會同意近乎軍事幹預的情況發生，來挽救蔣介石政權。 莫斯科也可能作過推測，美國也不會使用武力挽救南朝鮮政權。
在1950年的前三個月，在對華盛頓沒有任何知會的情況下，英國承認了毛澤東政權；美國對南朝鮮的援助被眾議院切斷，後來又被眾議院恢複；至少6500萬美元在其它援助中流向了東南亞；杜魯門告訴全世界，美國將試驗所謂的氫彈或者超級炸彈；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情人節簽署了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蘇友好條約包括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答應向中國派遣成千上萬的蘇聯技術顧問和向中國轉移全套的工業設備，中蘇聯合承認胡誌明的民族主義運動組織為越南政府。研究斯大林、毛澤東和胡誌明這三人組合中隱藏著的相互仇恨，在美國沒有引起多少興趣，隻有外事辦公室的一些重要人物認為，任何中蘇友好都可能是短命的。但在1950年初，倫敦和其他盟國更加關心，美國可能退出的脆弱形勢將遍布世界各地，因此，西方國家要麽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輸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戰，要麽做好準備在一個非常糟糕的小地方打上一仗。
畢竟，美國仍然是一個超級的島國，而不是一個超級大國，沒有感受到當領導的責任。這種情況在國防領域無處不在。因此，政策規劃主任保羅·尼采向艾奇遜力陳爭取速勝、明確美國的力量陣地、或者也許是在具體事件上打敗**主義的必要性。他警告說，在衝突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衝突時間現在都應該被認為是無期限的。他指出，冷戰事實上就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因此美國應該將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用於國防，或者說，如果加上對外援助，每年的軍事開支應該在400億到500億美元之間。
尼采是一個芝加哥大學教授的兒子，他於1928年從哈佛大學畢業，30年代加入了華爾街企業--狄龍·裏德公司。不久，他再次回到哈佛大學，取得了社會學碩士學位。他回到華爾街一年後，掙了很多錢，與一個有錢的女人結了婚，受到了孤立主義的感染。可是，1940年他投奔華盛頓，開始為傑姆斯·佛列斯特爾和喬治·馬歇爾工作。二戰期間，尼采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動員和戰略轟炸領域，這段經曆為他以後幾十年的事業做好了準備。然而，他缺乏仰慕者信以為真的東西，比如他們稱讚他的個人魅力、能力和公共精神，他從來沒有完全博得過毫不懷疑的信任。他似乎將自己看作比周圍的人不僅更有特權，而且是一個行動十分迅速的人。人們對他的這種印象幾乎肯定將他排除在他有能力得到的內閣位置之外。
1950年4月，尼采將自己的建議濃縮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評估報告中，這份報告作為冷戰的基礎性文件迄今仍受到廣泛的注意。他提出的大力擴軍的觀點從本質上富有爭議，甚至是一種幻想，因為國會沒有任何可能接受他的觀點。軍事計劃者特別保守，隻希望將軍事開支提高到180億美元，而杜魯門總統隻願意在1950年投入軍費130億美元，軍事援助大約10億多美元。國家預算局（Budget Bureau）警告說，高稅收和龐大的軍事開支會傷及美國經濟。尼采的觀點還和美國時代的觀念非常一致，他認為，在這個時候，英國不得不在東南亞保持自己有用之力，美國還必須尋找另外的代理人
與代理人和委托人不同的是，在這些地區的擔當實際的盟國角色太危險了，那可能意味著根據條約做出更多的承諾，這會將美國拖入未知的境地。麥克阿瑟的遠東指揮部並不像聽起來那樣可怕，第八陸軍至多集中了108,000名缺乏訓練的士兵，分散在日本各地，每個師缺少1000多支來複槍，低於美國陸軍的基本要求。兵源嚴重不足的第五空軍大隊隻有34,000人，也駐紮在日本，但沒有戰鬥機，盡管這種情況並沒有阻止它策劃對蘇聯進行首次秘密偵察。海軍陸戰隊已經減少到兩個師，而且缺編。海軍隻有647艘各種級別的機動艦隻，而1945年海軍曾擁有5718艘艦隻。如果將各種型號和各代飛機加在一起，美國空軍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比較強大的，共擁有4700架飛機。 美國當時在韓國隻有500名士兵。杜魯門的外交政策顧問艾夫裏爾·哈裏曼對國防部的軍事孤立主義表示失望。然而，美國的核武庫卻存放了298枚原子彈。
在1950年初，漢城有理由急躁不安。蘇聯培養出來的偉大領袖（金日成）控製了朝鮮北方，補充了258輛T34型坦克，178架飛機和1600門大炮，支援由紅軍中的年輕軍官率領的至少8個戰鬥力強、訓練有素的現代化作戰師。大約70,000名全副武裝的朝鮮族士兵從獲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抽調出來。南朝鮮自己有8個作戰師，但是裝備差，軍需供應不足，剩下的美軍顧問都不承認他們是一支軍隊，外交上的準確名稱是警察部隊。南朝鮮既沒有坦克，也沒有反坦克武器。
1950年春天，曾以兩黨共識名義進入國務院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南朝鮮國民大會私下露麵，再次作出了安全保證。這次訪問是在侵略事件發生一周前進行的，杜勒斯在漢城解釋說，美國的核心立場是堅定的，那就是要爭取時間建設一個繁榮、和平的社會，以它為榜樣，最終消滅蘇聯支持的北朝鮮政權，隨後實現國家統一。但是，斯大林卻有一個更加緊迫的統一計劃，不到一周後，也就是6月25日淩晨四點，天正下著蒙蒙細雨，大約150輛坦克和90,000士兵撲向南方。北朝鮮的戰爭計劃曾經是由蘇聯總參謀長草擬的。
令人吃驚的是，一些人直到今天仍然堅持認為，這場戰爭是北朝鮮對南朝鮮的挑釁的反擊，也就是說，**主義受到挑釁，或者陷入苦惱的約瑟夫·斯大林很不情願地滿足了一個野心勃勃的盟國的要求。一個嚴肅的曆史學家都會認為，誰點燃了戰火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這種情況表明，有些美國人仍傾向於將冷戰看作是一場災難，最多不過是缺乏覺悟和意誌力。 至少，蘇共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是明確的，他曾告訴莫洛托夫說：這是我們發動的戰爭。 弄清楚是誰的責任非常重要，華盛頓對戰爭起源的判斷畢竟是美國在和平時期進行大規模軍事建設的催化劑，也是承諾更深一步卷入歐洲和東南亞事務的催化劑，是更加堅信中蘇勾結的催化劑，也是更加努力最終擊敗蘇聯本身的催化劑。
傳統的觀點是，莫斯科知道行將發生的北朝鮮襲擊計劃，並給予了批準，但是這種鼓勵不僅遲緩，而且還不是真心誠意的。在形形色色的曆史學家中，大多數人強調，由於1949年和1950年金日成對蘇聯進行了懇求式的訪問，斯大林一定是被說服了。一個重要的專家認為是蘇聯默許了北朝鮮的進攻。 另一個專家的結論則是：文件有力地證明，自1945年2月至1950年4月，斯大林沒有打算要控製整個朝鮮半島。因此，完全因蘇聯預謀的進攻而迫使美國作出反應的觀點是錯誤的。
這些觀點與蘇聯公開的資料是不一致的。盡管斯大林非常謹慎，沒有直接派遣軍隊，也沒有公開給予卷入戰爭的中國軍隊以空中支援，但是莫斯科在當時發揮的作用要比懷疑的要大。為了確保**主義統一朝鮮半島，斯大林事實上已經準備了三年，而不是三個月或四個月，1947年，他重新恢複了對遠東軍事行動區（TVD）的指揮權，1948年他任命陸軍總司令T. F. 什特科夫（T. F. Shtykov）為駐北朝鮮的第一任大使（這個人在蘇聯紅軍中被認為是北朝鮮的後台老板），從而將他的政治控製權滲透到北朝鮮。 從1949年3月開始，他直接領導裝備和組建北朝鮮軍隊，包括最終挑起侵略戰爭的那個裝甲師。
那年3月在莫斯科簽署的貿易和援助協議也遠遠超出了金日成的預期，為了一場迅速而卑鄙的偷襲，他們的準備也比他們需要的大得多。 數千噸的戰爭物質，從坦克和野戰炮到彈藥和潤滑劑，通過跨西伯利亞鐵路向東源源不斷地運出，由於軌距不同，在滿洲裏邊界又換車轉運。 這種攻擊性的大規模軍事援助本不應在1950年4月至6月間完成，而且，由於蘇聯為此目的犧牲的是自己的石油和潤滑劑等供應物資，援助本不應該在1949年的12月就開始。
1949年，蘇聯參謀總長向北朝鮮撰寫了一份先發製人的軍事計劃，要在1950年春天發動突然襲擊。在其遠東司令結束對金日成軍隊的視察任務，並在6月24日報告說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斯大林批準了進攻計劃。 簡單來說，這項進攻計劃是由斯大林及其將軍們事先預謀的、庇護和直接支持的，而毛澤東卻並不情願支持斯大林的決定。 但是，這場戰爭要遠比美國理解的還要蓄意得多。杜魯門、艾奇遜和馬歇爾（1950年9月被任命為國防部長）憑直覺認識到誰是侵略背後的主謀，侵略的目的是什麽。他們接著在美國參戰問題上與國會密切合作，與總統未能與國會適當磋商的另一個荒誕的冷戰說法剛好相反。 喬治·凱南最初支持立即采取軍事行動，他再次認為，如果蘇聯人願意停止戰爭，華盛頓就應該同意日本保持中立。沃爾特·李普曼又回到了謹慎立場，認為派遣美國地麵部隊是一個錯誤。
另外，英國執政的工黨看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世界在朝鮮半島麵對的是邪惡的侵略，如果要使用原子彈與蘇聯攤牌，英國勞工主義最強硬和最激進的基本立場就是支持美國。
由於杜魯門決定參戰，並派遣美國海軍將中國大陸與台灣隔離開來，這個直接麵向兩個大洋的強國開始在地球的各個角落采取強硬行動。批評者很快從中嗅出了帝國的企圖，但實際情況剛好相反：自由世界秩序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支持，並逐漸發展到環太平洋地區。華盛頓正在向新的北大西洋盟國和莫斯科表示，對待歐洲和遠東地區不應厚此薄彼，而要一視同仁。然而，美國的這種反應所要付出的長期代價也許是：美國對中國對朝參戰的憤怒與毛澤東將他的人民共和國自我封閉在國際社會之外伴隨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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