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曾支持建立“西藏共產黨”

達賴曾支持建立“西藏共產黨”

中蘇關係緊張時

　　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紐約時報》發表了其資深記者、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裏斯托夫的一篇文章。該文稱“達賴第一次表示，他能夠接受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的社會主義製度”。而在過去，達賴的要求是“一國兩製”。事實上，在對待共產主義的問題上，達賴的態度是搖擺不定的，他甚至曾支持流亡藏人建立“西藏共產黨”。

　　１．達賴曾“想當半個喇嘛，半個共產黨員”

　　早在全國解放之前，共產主義思想就已在雪域高原上傳播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末，在設在重慶的國民黨“蒙藏學校”中，以平措旺傑為首的藏族進步青年，曾秘密組建“藏族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小組”，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各省藏區的革命事業與西藏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本文中所說的分裂主義的“西藏共產黨”，與愛國的“藏族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小組”，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係。

　　１９５１～１９５９年，達賴曾多次表達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和對社會主義製度的認同感。據中國藏學出版社的《事實與真相——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書介紹，１９９０年，達賴還曾對一位中國學者說：“我過去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有很好的關係……１９５４年我在北京時，還有過加入共產黨的想法，當時想當半個喇嘛，半個共產黨員。”支持“藏獨”的台灣女作家林照真所著《最後的達賴》一書，也稱：“達賴在北京時，就曾經向中國共產黨表明入黨意願，而初次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後，更是滿心歡喜，他說：‘我開始非常熱衷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配合的可能性；愈讀馬克思主義，就愈喜歡。這是一種建立在對每一個人平等、公正基礎上的係統，它是一切病態的靈丹。’”

　　１９５９年達賴流亡印度之後，他也並未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共產主義。《最後的達賴》一書認為達賴直接促成了“西藏共產黨”的建立：“在‘藏..青...會’剛成立時，達賴希望借此包容馬克思主義等各種西方思潮，亦要求青年會助藏人成立政黨，促使反對黨的產生。而且，令人意外的是，達賴一點沒有刻意排斥共產主義，甚至出資協助共產黨的成立。”

　　當然，達賴支持“西藏共產黨”的成立，除了因為他對共產主義本無惡感以外，全球冷戰局勢的變化是關鍵原因。

　　２．中蘇關係惡化催生“西藏共產黨”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美關係逐步緩和。美國為改善對華關係，停止了對“藏//獨”勢力公開的援助，以達賴為首的“藏//獨”勢力不得不考慮另找靠山。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中蘇關係卻十分緊張，據藏族學者直雲邊吉所著《達賴——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書介紹，１９７９年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哈爾拉莫夫指責中國“占領了印度和西藏的部分領土”。這標誌著蘇聯的態度出現了變化，此前蘇聯一直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印度前夕，達賴的發言人紮西旺堆呼籲蘇聯給予流亡藏人“政治上的支持”，他在談到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批評中國“占領西藏”時說：達賴歡迎蘇聯態度的這一轉變。與此同時，“藏//青//會”為討好蘇聯，還組織了歡迎人群，打著反華的標語橫幅，在柯西金從機場到印度總統府的路上向他致敬。“藏,,青,,會”還將一份備忘錄遞交柯西金，要求蘇聯提供財政援助和物資援助，以便進行反對中國的遊擊戰。這是流亡藏人第一次公開發表聲明，要求蘇聯援助。

　　３．達賴給了“西藏共產黨”一筆錢

　　“西藏共產黨”存在的時期，恰恰就是中蘇關係惡化和蘇聯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藏//獨”的時期。“流亡政府”的專製和腐敗，也使得一些青年藏人對其失望，他們試圖借助共產主義實現“西藏,,獨,,立”。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８日，“藏..青..會”在達蘭薩拉召開辯論會，紮西旺堆說：“馬克思主義是可以服務於藏族鬥爭的惟一意識形態，因為它可以使國內外藏族同胞在思想上獲得一致性。”與會大多數人當即表示反對，隻有安多頓珠支持。同年９月，“流亡政府宣傳部”主辦的月刊《西藏評論》稱“一些流亡的左翼青年秘密在印度某地開會，討論成立西藏共產黨，有８名青年參加”。紮西旺堆後來回憶說：“流亡藏人開始建立共產黨，建立者就是當初舉手支持我的人，我認為流亡藏人的第一個政黨應該是共產黨，他們製定了章程、宣言，也向外發出西藏共產黨正式成立的信息，這些人還見了達賴，達賴對他們表示鼓勵，還送了筆錢給他們。”

　　“西藏共產黨”的創始人安多頓珠曾是中共黨員，曾任西藏謝通門縣公安局副局長。１９７８年５月１日，格桑頓珠（時任達蘭薩拉“西藏檔案圖書館”職員）等人秘密成立“西藏共產黨”，格桑頓珠出任“主席”，“政治局委員”為格桑丹增（印度新德裏大學畢業生）和朗傑（曾是西藏自治區公安人員，中共黨員，１９７４年叛逃印度）。１９７９年５月１日，“西藏共產黨”公開成立。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５日，達賴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參加第五屆亞洲佛教徒祈禱和平會議，在出發前，他在印度的德裏機場對記者表示，祝福“西藏共產黨”。

　　４．“西藏共產黨”的“藏...獨”綱領

　　“西藏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追求“藏獨”、佛教和社會主義的混合，其“綱領”稱：“在達賴頒布的政教合一的民主憲法指導下，為重新獲得西藏..獨...立而鬥爭。”“流亡政府宣傳部”主辦的《西藏評論》也稱：“這個流亡的西藏共產黨，是民族主義的，而且是反對中國統治的。”

　　“西藏共產黨”有《勞動報》和《蓮花報》兩個刊物。“西藏共產黨”發布的主要文章有《一種新的努力》、《西藏共產黨介紹》、《〈共產黨宣言〉簡釋》、《關於西藏共產黨運動的爭議》等。為了與中國共產黨劃清界限，還專門發表《漢共與藏共》一文。“西藏共產黨”以“民族自由和國家獨立”為目標，試圖“將西藏變為佛教社會主義國家”。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０日，被一些流亡藏人認為是“西藏共產黨”青年組織的“鵬龍青年協會”在印度昌迪亞爾成立，其主要負責人為尼瑪桑珠和降央頓珠。該協會承認達賴的領導，宗旨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和幸福的社會主義佛教西藏國”，最終目的是“把西藏建設成為像蘇聯那樣富裕的國家，但到那時我們都信仰至高無上的宗教”。

　　５．“西藏共產黨”僅存在５年

　　這個以“獨立”為主要目標的“西藏共產黨”，僅存在了５年就自生自滅了，根據朗傑自己的說法，黨員最多時也不過２００餘人。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５日，“西藏共產黨領導人”格桑頓珠、格桑丹增和朗傑在達蘭薩拉召開“常務會議”，決定“解散該黨”，三位“領導人”於同年３月１０日對外宣布“西藏共產黨”解散。同年４月１日，法新社報道了“西藏共產黨”宣布解散的消息。此前，“鵬龍青年協會”也於１９８２年３月解散。

　　“西藏共產黨”為什麽消亡得如此迅速？

　　格桑頓珠曾回憶說：“當我們以共產黨的名義出現時……除了得到達賴的支持外，沒有得到任何支持……‘政府’把我們視為破壞者。”

　　格桑頓珠在《關於西藏共產黨運動的爭議》一文中寫道，西藏農奴主階層根本無法接受“西藏共產黨”的“消除被壓迫人民的困苦，向資產階級作鬥爭，以求消滅私有製”等觀點，上層僧侶也竭力反對“西藏共產黨”宣傳的“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大罵“西藏共產黨”是“宗教的敵人”、“中國紅衛兵的變種”。美國人類學家諾瓦克在《西藏難民》一書中也認為，“盡管達賴在某些講話中支持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些方麵，但大部分藏人仍然把共產主義視為危險的、不道德的觀念”。“流亡政府”對“西藏共產黨”采取政治上不予支持，經濟上不給資助的政策。因此，在宣布“西藏共產黨”解散的聲明中，其領導人宣布，“主要由於缺乏急需的財政援助，以及階級敵人卑劣的、無休止的監視和騷擾，黨的正常作用的發揮已成為不可能”。

　　沒有獲得蘇聯的實質性支持，其實也是“西藏共產黨”消亡的重要原因。

　　朗傑曾說：“西藏共產黨成立以來，至今未得到印度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承認，亦未獲得任何援助。”“西藏共產黨”曾與蘇聯接觸，試圖獲得軍事援助。但蘇聯對“藏獨”的支持，隻限於派出少量人員，到由藏人組成、被印度控製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中進行宣傳活動。

　　但是，進入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隨著中蘇關係逐步緩和，蘇聯對西藏問題的立場又重新站在中國一邊，“西藏共產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與此同時，美國和西歐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開始，不斷借“西藏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重新成為“藏獨”的靠山，達賴自然要在意識形態上向西方靠攏。於是，“西藏共產黨”自然日暮途窮。現在，流亡藏人中的惟一政黨是“西藏民主黨”。

　　６．達賴對共產主義的態度還在變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東歐劇變。達賴“識時務”地和共產主義劃清界限。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他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采訪時說：“馬克思主義可能在本世紀內死亡！馬克思主義的壽命很短。”

　　１９９０年６月，達賴又對美聯社記者說：“中國的共產主義製度不久將會垮台，我們將在１０年內返回自己的祖國（達賴這裏指的是西藏）。”同年７月４日接受印度記者采訪時又說：“共產主義在東歐已垮，因而在中國也是必然。”

　　但在近些年，西歐很多國家的左翼政黨執政，達賴又在一些場合表示：“馬克思在經濟學上不僅僅追求利潤，也關心怎樣將利潤平均分配給大家，讓所有人享受這些利益。……馬克思強調世界上沒有救世主，這和佛教的理念一樣……如果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中作比較，我是支持社會主義的……”這套說辭，讓歐洲的不少社會黨人聽後都爭相上前與他握手，並稱他為“同誌”。

　　由此看來，達賴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的態度屢次變化，變化的原因並非他本人的信仰，而是時局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