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趙.紫.陽秘密錄音：1989年“六.四”事件(ZT)
一、八.九學潮初起
七年以前（注），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講了，有些事沒有講，這裏一並來談談。
先說學潮的起因，學潮初期是圍繞著悼念耀邦開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搞起悼念活動。隨後就走上街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但總的來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越軌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麵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麵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麵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麽人啊，後麵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
4月22日開追悼會時，天安門廣場有幾萬學生集會，這是經過同意的。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麵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麵悼念，給他們設上高音喇叭，外麵的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裏麵開會的情況。
這就是4·26社論發表前學潮的情況。
為什麽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比較多，借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麵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抵觸，同時對耀邦下台那種更換領導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改革開放全麵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屬於上麵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因此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衝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采取疏導的緩和辦法。
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複課。
當時我覺得學生不管是什麽動機，總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追悼會已結束了，你們也參加了，就沒有什麽題目了，應當複課。
（二）對學生采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征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分子有什麽意見都可以講。
（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衝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我的這些意見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麵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後麵講的三條是我出訪朝鮮前講的。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起下電梯的時候我同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些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麽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
那時常委中沒有什麽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隻記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正在衝新華門，怎麽還不采取措施？我當時回答他：喬石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我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的大部分學生已經散去，少數人沒走的由公安清了場，強令他們上了車，送回學校去了。這就是我出訪朝鮮以前，學潮的情況以及當時常委的方針。
二、4·26社論激化了矛盾
但是，後來學潮怎麽會鬧成那麽大的亂子？關鍵是4·26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但是學潮鬧得那麽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麽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麽大。 4·26社論是個轉折點。
4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裏，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裏，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裏就上了他們的當。萬裏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裏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複課並已經複課了，少數人反對複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著不許進去。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著做些工作，疏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匯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麽幾個孩子搞“官倒”呀，什麽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麽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采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我4月19日到鄧那裏，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曆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開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采取的方針。
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四”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鮑彤，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麽事，發泄一下而已，並不意味著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製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誌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麵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複課，這是很好的機會。隻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 4·26社論一發，各方麵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麽搞了這麽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4·26社論的言辭比較嚴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裏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抵觸。他們不理解、抵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麵，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裏，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布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裏，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時許多老同誌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麽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製，不要動武。彭真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製，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隻有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麵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誌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於傳達了小平同誌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拚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麽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 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其三，北京市剛剛發布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製，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麽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政府什麽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製手段製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沈陽時，聽了沈陽的匯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存在著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李鵬他們在家裏改變了。下麵著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
4·26 社論的發表，造成了學生大遊行，機關、團體、學校、民主黨派對李鵬及北京市的領導人一片埋怨和責怪之聲。而李鵬決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傳達鄧4月25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線，自己去做好人。前麵我也說過，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對學潮處理、最後決定實行戒嚴的那次會議，鄧當麵就這件事批評了李鵬。
在這種情況下，因 4·26社論造成了4·27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麵對4·26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4·29社論，並要袁木、何東昌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隻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們這種做法。李鵬曾向閻明複說過（閻明複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隻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 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加上鄧曆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4月30日上午從朝鮮回來，李鵬迫不及待地當天就找我，要我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目的是逼我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頭會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麵對4·26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了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著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麵，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4·29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隻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複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隻要複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首先從各方麵進一步了解情況，先調看了4·27遊行的實況錄像。5月2日我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的要求，與他們座談學潮問題。5月5日上午約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學潮的情況及他們的看法。當天下午，我又自行決定參加了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地區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通過了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各方麵的廣泛同情的，4·26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4·26社論鬆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製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著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曆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隻要他能夠稍微鬆一下口，譬如說這麽一句話，“4月25日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麽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麽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曆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匯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約鄧談話，王說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麽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複，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月3 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裏。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複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誌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喬石讚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裏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誌，讚成我意見的占了多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
5 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製、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還說，這麽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複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讚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了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誌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麵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複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采取對話，各方麵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采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麵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誌,采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複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當時一方麵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麵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製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采取措施。建議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製定。采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麵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製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裏談有關戈爾巴喬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讚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幹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提出製訂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的尺度。
5月3日我到萬裏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製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讚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係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裏在學潮問題上所采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民主，支持政治體製改革。 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讚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製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麵。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布說，趙的講話隻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製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因為這樣，學生複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麽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麽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麽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製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撓、抵製、破壞造成的。在戈爾巴喬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麽多天了，沒有什麽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製、破壞，使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借口。
在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道，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的職，據說江澤民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麽了，既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隻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複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幹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了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采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拚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接著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5月13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什麽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幹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占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麽權威性。現場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什麽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麽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麽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麽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麽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 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社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隻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準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隻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裏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麵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麽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鬆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讚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泄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麽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麽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裏召開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裏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麽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麽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麽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誌，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誌。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誌：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誌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隻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采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采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裏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5 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 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麽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麽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5 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麵。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麽情況也沒告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裏開，什麽人參加，還有什麽內容等等，事先什麽也沒向我說。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著，“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布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17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 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5 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隻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製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麵。5月21日，我找閻明複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衝找我談過，他說萬裏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讚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裏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裏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裏。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衝，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裏，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裏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裏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複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麽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麵又有什麽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製度。這麽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麽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麵。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麽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麽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麽？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麽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麵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我想再說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北京發生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是如何對待我的。
我拒絕出席5月19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鄧在他家裏召集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開了一個會。當然沒通知我參加，也沒有通知胡啟立，他也沒能參加。聽說王震在這個會上大罵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說我是第二個司令部。最後鄧拍板撤銷我的總書記，並且說待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布。就這樣沒有人告訴一聲就讓我靠邊站了。
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隻到了三人。胡啟立未被撤職，我在開會前也未被撤職，還是常委。常委中有兩人不通知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恐怕不能說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請假三天，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麽人找我聯係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我從別的渠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布我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全會宣布我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質。因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麽機構、什麽人主持的，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個顧慮，怕他們過後倒打一耙，說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
既不能召開會議，我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楊尚昆同我談一次話，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我5月16日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為什麽要講關於鄧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6 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來我家，說因我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托他們來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我的問題，要我好好考慮做個檢討。我首先向他們解釋了同戈爾巴喬夫談話問題，接著我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我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說我現在什麽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麵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麽寫？如果將來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
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有兩個多小時。我講的比較多，講了對 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我強烈地提出他們拘禁鮑彤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麽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央反映。這次談話，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不好。
6月17日王任重和丁關根又到我家，說6月19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我的問題，要我虛心、克製，即使一些老同誌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我當時答複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還向我透露，內定還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我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等等。看來他們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我開會，二是勸我會上不申辯或少申辯。
從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到我家，告訴我開會解決我的問題，並說鄧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要他們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他們本來準備早些開會，也因“六,,四”推遲了。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6 月19日至21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消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汙蔑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隻作書麵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隻能講10 分鍾。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隻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鍾。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麵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複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消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徹消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麽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複”。由於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麽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讚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撤銷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麽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裏說過，最近政治局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麽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消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麽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裏還管什麽《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6月23到24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取了幾位同誌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麵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誌。當時王忍之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裏應外合，通風報信，泄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汙蔑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照《黨章》的規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麵前，有些人不讚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麽後果，會受到什麽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隻有下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麵的下台，隻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台。我反複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裏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麽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隻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軌行為。象我這樣不管怎麽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製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象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製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在這裏要說一下關於5月16日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
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通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我為什麽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4·25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麽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匯報？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5月13日（戈爾巴喬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再也沒有說什麽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道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裏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當時促使我這麽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爾巴喬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麽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隻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複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月13日我在鄧家裏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複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複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麽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麵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麽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麽人，如何在鄧麵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我為什麽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管在“六///四” 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麽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裏也會非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麽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著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寫信給鄧，別的沒寫什麽，隻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隻說了上麵第一個方麵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高級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麵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製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下文。
我至今仍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了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了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麽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隻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盡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著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一、八.九學潮初起
七年以前（注），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講了，有些事沒有講，這裏一並來談談。
先說學潮的起因，學潮初期是圍繞著悼念耀邦開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就自發地搞起悼念活動。隨後就走上街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但總的來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越軌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數百人湧到新華門。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麵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麵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麵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麽人啊，後麵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
4月22日開追悼會時，天安門廣場有幾萬學生集會，這是經過同意的。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麵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麵悼念，給他們設上高音喇叭，外麵的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裏麵開會的情況。
這就是4·26社論發表前學潮的情況。
為什麽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比較多，借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麵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抵觸，同時對耀邦下台那種更換領導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以後，改革開放全麵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屬於上麵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因此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衝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采取疏導的緩和辦法。
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複課。
當時我覺得學生不管是什麽動機，總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追悼會已結束了，你們也參加了，就沒有什麽題目了，應當複課。
（二）對學生采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征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分子有什麽意見都可以講。
（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衝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我的這些意見李鵬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麵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後麵講的三條是我出訪朝鮮前講的。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起下電梯的時候我同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些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麽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鄧也同意。
那時常委中沒有什麽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隻記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正在衝新華門，怎麽還不采取措施？我當時回答他：喬石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我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的大部分學生已經散去，少數人沒走的由公安清了場，強令他們上了車，送回學校去了。這就是我出訪朝鮮以前，學潮的情況以及當時常委的方針。
二、4·26社論激化了矛盾
但是，後來學潮怎麽會鬧成那麽大的亂子？關鍵是4·26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但是學潮鬧得那麽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麽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麽大。 4·26社論是個轉折點。
4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裏，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裏，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裏就上了他們的當。萬裏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裏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複課並已經複課了，少數人反對複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著不許進去。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著做些工作，疏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匯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麽幾個孩子搞“官倒”呀，什麽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麽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采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我4月19日到鄧那裏，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曆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開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采取的方針。
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四”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鮑彤，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麽事，發泄一下而已，並不意味著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製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誌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麵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複課，這是很好的機會。隻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 4·26社論一發，各方麵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麽搞了這麽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4·26社論的言辭比較嚴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裏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抵觸。他們不理解、抵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麵，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裏，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布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裏，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時許多老同誌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麽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製，不要動武。彭真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製，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隻有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麵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誌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於傳達了小平同誌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拚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麽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 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其三，北京市剛剛發布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製，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麽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政府什麽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製手段製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沈陽時，聽了沈陽的匯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存在著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李鵬他們在家裏改變了。下麵著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
4·26 社論的發表，造成了學生大遊行，機關、團體、學校、民主黨派對李鵬及北京市的領導人一片埋怨和責怪之聲。而李鵬決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傳達鄧4月25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線，自己去做好人。前麵我也說過，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對學潮處理、最後決定實行戒嚴的那次會議，鄧當麵就這件事批評了李鵬。
在這種情況下，因 4·26社論造成了4·27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麵對4·26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4·29社論，並要袁木、何東昌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隻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們這種做法。李鵬曾向閻明複說過（閻明複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隻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 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加上鄧曆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4月30日上午從朝鮮回來，李鵬迫不及待地當天就找我，要我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目的是逼我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頭會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麵對4·26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了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著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麵，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4·29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隻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複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隻要複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首先從各方麵進一步了解情況，先調看了4·27遊行的實況錄像。5月2日我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的要求，與他們座談學潮問題。5月5日上午約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學潮的情況及他們的看法。當天下午，我又自行決定參加了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地區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通過了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各方麵的廣泛同情的，4·26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4·26社論鬆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製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著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曆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隻要他能夠稍微鬆一下口，譬如說這麽一句話，“4月25日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麽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麽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曆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匯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約鄧談話，王說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麽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複，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月3 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裏。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複到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誌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喬石讚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裏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誌，讚成我意見的占了多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
5 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製、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還說，這麽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複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讚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了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誌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麵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複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采取對話，各方麵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采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麵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誌,采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複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當時一方麵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麵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製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采取措施。建議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製定。采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麵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製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裏談有關戈爾巴喬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讚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幹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提出製訂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的尺度。
5月3日我到萬裏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製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讚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係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裏在學潮問題上所采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民主，支持政治體製改革。 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讚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製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麵。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布說，趙的講話隻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製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因為這樣，學生複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麽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麽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麽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製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撓、抵製、破壞造成的。在戈爾巴喬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麽多天了，沒有什麽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製、破壞，使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借口。
在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道，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的職，據說江澤民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麽了，既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隻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複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幹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了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采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拚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接著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5月13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什麽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幹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占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麽權威性。現場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什麽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麽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麽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麽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麽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 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社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隻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準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隻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裏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麵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麽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鬆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讚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泄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麽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麽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裏召開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裏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麽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麽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麽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誌，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誌。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誌：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誌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隻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采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采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裏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5 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 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麽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麽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5 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麵。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麽情況也沒告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裏開，什麽人參加，還有什麽內容等等，事先什麽也沒向我說。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著，“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布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17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 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5 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隻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製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麵。5月21日，我找閻明複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衝找我談過，他說萬裏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讚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裏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裏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裏。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衝，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裏，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裏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裏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複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麽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麵又有什麽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製度。這麽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麽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麵。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麽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麽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麽？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麽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麵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我想再說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北京發生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是如何對待我的。
我拒絕出席5月19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鄧在他家裏召集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開了一個會。當然沒通知我參加，也沒有通知胡啟立，他也沒能參加。聽說王震在這個會上大罵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說我是第二個司令部。最後鄧拍板撤銷我的總書記，並且說待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布。就這樣沒有人告訴一聲就讓我靠邊站了。
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隻到了三人。胡啟立未被撤職，我在開會前也未被撤職，還是常委。常委中有兩人不通知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恐怕不能說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請假三天，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麽人找我聯係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我從別的渠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布我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全會宣布我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質。因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麽機構、什麽人主持的，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個顧慮，怕他們過後倒打一耙，說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
既不能召開會議，我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楊尚昆同我談一次話，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我5月16日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為什麽要講關於鄧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6 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來我家，說因我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托他們來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我的問題，要我好好考慮做個檢討。我首先向他們解釋了同戈爾巴喬夫談話問題，接著我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我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說我現在什麽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麵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麽寫？如果將來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
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有兩個多小時。我講的比較多，講了對 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我強烈地提出他們拘禁鮑彤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麽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央反映。這次談話，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不好。
6月17日王任重和丁關根又到我家，說6月19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我的問題，要我虛心、克製，即使一些老同誌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我當時答複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還向我透露，內定還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我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等等。看來他們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我開會，二是勸我會上不申辯或少申辯。
從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到我家，告訴我開會解決我的問題，並說鄧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要他們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他們本來準備早些開會，也因“六,,四”推遲了。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6 月19日至21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消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汙蔑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隻作書麵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隻能講10 分鍾。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隻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鍾。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麵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複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消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徹消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麽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複”。由於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麽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讚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撤銷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麽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裏說過，最近政治局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麽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消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麽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裏還管什麽《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6月23到24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取了幾位同誌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麵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誌。當時王忍之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裏應外合，通風報信，泄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汙蔑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照《黨章》的規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麵前，有些人不讚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麽後果，會受到什麽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隻有下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麵的下台，隻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台。我反複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裏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麽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隻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軌行為。象我這樣不管怎麽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製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象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製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在這裏要說一下關於5月16日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
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通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我為什麽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4·25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麽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匯報？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5月13日（戈爾巴喬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再也沒有說什麽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道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裏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當時促使我這麽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爾巴喬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麽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隻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複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月13日我在鄧家裏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複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複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麽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麵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麽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麽人，如何在鄧麵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我為什麽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管在“六///四” 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麽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裏也會非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麽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著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寫信給鄧，別的沒寫什麽，隻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隻說了上麵第一個方麵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高級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麵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製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下文。
我至今仍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了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了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麽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隻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盡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著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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