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破解趙紫陽對八九年“四二六社論”的疑惑

吳庸：破解趙紫陽對八九年“四二六社論”的疑惑

[史海鉤沉]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責學潮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激起學生義憤。北大學自聯籌委會立即聲明繼續罷課，北京市臨時學聯決定：27日全市高校學生遊行，以示抗議，因此北京一二十萬學生再次走上街頭，百萬市民夾道歡送。本來趨於和緩的學潮再掀波瀾。

認為學潮是動亂與趙紫陽此前確定的學潮性質截然相反。4月22日北京數萬大學生衝破阻力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儀式，趙紫陽認為：絕大多數學生是借悼念胡表示對腐敗不滿，對胡下台方式不滿，對反自由化不滿，對改革開放全麵收縮不滿。趙在常委會上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道理，因此，除打、砸、搶、燒、衝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采取保護手段。這些分析和方針，在常委意見一致基礎上，以文件形式通知各地、各部門。趙訪朝前，還對學潮談了三點意見：悼念活動已結束，對學生遊行要勸阻，要複課；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對話，互相溝通，征求意見；避免流血，但對打、砸、搶、燒、衝要依法懲處。常委同意這些意見，沒有任何異議。趙紫陽回國後發現：四二六社論的發表使形勢急轉直下，變化真是非常的快啊。趙說，關於動亂的定性，我訪問朝鮮以前，李鵬從來沒有談過這些看法，因而感到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根據當時的條件，隻好心存疑問：究竟事先有沒有人預謀就不清楚了，成為一樁懸案。（見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於2000年5月28日對趙紫陽的采訪錄音，全文見《前哨》雜誌2004年12月號）

學生的四不滿屬於對黨的某些重大舉措的意見，不曾觸及社會製度整體。當時絕大多數學生參加遊行示威的出發點的確就是這種狀態。而動亂的定性則把非對抗性矛盾誇大為對抗性矛盾，把要求改進中共權力的運作提升為反對中共權力的存在，如四二六社論所指，說學潮的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樣的定性脫離學潮本身的實際，做出的是錯誤的判斷，從而使矛盾不斷激化，尋找和平、理性的解決途徑也就愈發困難重重。

將學潮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的發表過程是耐人尋味的。時機選擇在趙紫陽赴朝，由李鵬主政時。據《1989 \'北京製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中共北京市委辦外廳編，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版）記載：4月23日下午趙紫陽離京，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就開會，認為學潮形勢已經十分嚴峻，擬向中央提出明確表態、組織反擊等四項建議，然後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會進行研究，認為當前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麵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製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明這場鬥爭的性質。這一切都是在十分倉促的情況下進行的。北京市委常委會的研究是從24日下午16時開始，然後，就要求中央聽取匯報。當日晚20點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聽匯報，作決定。深夜0點0分北京市委常委又緊急開會，傳達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部署北京市工作。對學潮方針的巨大轉變僅僅用了6個小時就走完整個過程，何其神速！4月25日上午，鄧小平發表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當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出將於次日見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項記錄表明：動亂的定性以及四二六社論的拋出，是由北京市委出麵要求而由李鵬炮製完成並取得鄧小平的同意。起點是北京市委，關鍵環節是李鵬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最後是鄧小平點頭認可。實情真的是如此嗎？

天安門廣場悼胡活動高潮是3位學生長跪大會堂台階要求李鵬出麵接受請願書，未果，憤激的學生因此喊出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這已經成為中央全力對付的事態。按中共慣例，既然中央直接處理，地方隻宜從旁協助，不應指手劃腳，顯示自己高明。李錫銘、陳希同卻一反常態，親自找中央要求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1989\'北京製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這種舉動是異乎尋常的。中央對學潮形勢的分析及應對方針已作為文件發下，李、陳當然了解。作為地方領導，突然地、急迫地要求中央討論在這一重大敏感問題上自己與中央相反的主張，要冒很大風險。試想，1961年七千人大會，毛一再敦促，陳雲卻一言未發。為什麽？他吃不準毛對糾正錯誤的真實態度。看準風頭表態，是能在中共權力崗位立足的訣竅。彭德懷突破這種潛規則，即使在上書中基本肯定大躍進也招來終生禍患，這是曆史的教訓。此時，胡耀邦已經因反擊學潮不力而下野，李錫銘、陳希同居然毛遂自薦，提出由北京市委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如果事先不辨準風向，這些在高層混了多年的大員，是基於什麽產生這樣的膽量呢？李、陳此舉必須有合理解釋才能有說服力。

李鵬也奇怪得很。他對趙紫陽關於學潮的分析和方針本無異議，還把趙行前對學潮三點意見向鄧匯報，知道鄧也同意，為什麽突然接受北京市委要求，馬上做出與原有決定根本不同的決策？他主持的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製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製止動亂社論，這樣的大動作，如果沒有十分把握獲得鄧支持，能夠如此冒失麽？如果他有這樣的把握，那麽，這個把握是從何而來的？這需要依據事實予以厘清。

欲破解這些疑問，自然會把目光移到鄧小平身上，需要明了他對學潮的基本態度。鄧長年在炮火中出生入死，在權鬥中扼頸絞殺，腦子裏充滿克敵意識。他的自我評價高於一切，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21世紀環球報道》第20版）是他的透底之言。任何群眾抗爭，他都以為是為了動搖中共政權而來，因此，他對社會群體不滿的舉止向來取敵視態度，對學潮的興起向來以鬧事呼之。將社會的一般性不滿升格為敵對性的破壞，這是鄧小平的思維慣性。學生申訴要求，反映意見，在他看來是亂哄哄，他說：中國不能亂哄哄的，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麽事也不要幹了。對遊行示威的鎮壓成為他的首選對策。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鄧選》3卷212、286、211頁）這些話是他在1987、1988年說的，可見，鎮壓在他腦子裏已經盤桓很久。4月25日，即發表四二六社論前夕，他向李鵬、楊尚昆提出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製裁！（《信報》2001年1月18日24頁）這三不怕突顯了這個掌握最高決策權的人充滿殺伐意識的暴虐之念。為掩飾這種強烈的殺人意圖，動亂二字成了鄧小平的誅心之術。當時除了他，有誰敢於廢止趙紫陽與學潮和解的疏導方針，將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

中共是傳統意識十分守舊的政黨，保守派在黨內有著深厚的潛在優勢，盡管毛派已不在台上，他們的力量仍然根深蒂固。這使鄧小平不能不向保守派傾斜，以取得他們的支持。他聲言：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鄧選2卷291頁）他說：毛主席的偉大，怎麽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言語可以形容得出來的。（《黨的文獻》1999年1期35頁）不過，鄧小平是個實用主義者，並不看重意識形態的尊嚴，他口中的尊毛、崇毛隻圖一時作用，隻要能夠安撫毛派擁鄧就算達到目的。黨內還有一部分開明派，他們從文革所受災難中清醒過來，要求棄舊圖新，使黨新生。這部分力量是鄧小平為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不能不依靠的。胡耀邦、趙紫陽是開明派的領袖，是鄧取得政績的左膀右臂。沒有開明派的努力，就沒有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以，鄧又不能不向開明派傾斜。在左右勢力的平衡中，鄧並非是中立者，他所傾斜的基點是很清楚的。有一個典型事例可以說明：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他最初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馮蘭瑞：《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待討論的範圍擴大和深入後引起保守派不滿，說是在砍旗、非毛化，鄧立即下令停止討論，並宣告今後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作規範尺度。鄧還公開聲言，他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保守派（鄧選3卷209頁）。所以，究其實，他是新時期的保守派，一個後毛時代的專製核心。這樣一個專製主義者被學潮攪得不安寧，乃至動起殺戮惡念，因此諡學潮以動亂之名不是勢所必然嗎？

至此，趙紫陽對四二六社論出台究竟事先有沒有人預謀的質疑似可給以肯定的回答了。北京市委一反常態和李鵬迅即應和的背後必有強大的權力支撐，促使他們突然強硬起來，而且一直強硬下去，成為死硬的鎮壓學潮派。反之，如果沒有強大的權力介入，北京市委的反常和李鵬的出奇反應都是難以理解的。這個背後的權力就是鄧小平。趙紫陽企圖與學潮和解，被鄧視為軟弱，所以趁趙赴朝時機，突然拋出動亂定性，造成強壓勢態，企圖迫使趙接受既成事實。無奈趙不為所動，不能緊跟，反而要求拋棄社論的動亂定性，乃至最終與鄧分裂。至於權力向鎮壓傾斜的意圖如何傳輸給李鵬和北京市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揭露，但這個傳輸過程無疑是存在的。所以，四二六社論的始作俑者，應該說，就是鄧小平本人，他是挑起學潮一浪高過一浪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