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之大，容不下一個國士?-讀《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黨國之大，容不下一個國士?----讀《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戴晴所著《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問世之際，我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之托，在悉尼科技大學舉辦了首場作者演講及簽名售書。此書我先睹為快，當時就有寫點感想之意。想不到因教務之繁和文債之重，竟拖了這麽久。

我在那場演講會上向聽眾介紹戴晴及其新著時，說過這樣一番決非過譽之詞的肺腑之言：古來中國文史不分家，評判文史著作之標準，被姚鼐歸納為“義理、考據、辭章”三項（章學誠歸納為“史、學、識”三項，大同小異）。按照這三項標準，戴晴此書確為上乘之作。就“義理”或“識見”而言，戴晴之人文主義宏大視野，讓國內為黨國意識形態僵死教條所困之“中國現代史專家”們無地自容；戴晴對史實考據之縝密、史料挖掘之透徹，至少讓我這位職業“史學工作者”汗顏；“辭章”則本來就是這位“名記”的強項，她以邏輯極強之豐富想象與情文並茂之行文風格，展現官修史書語焉不詳或有意誤導的諸多微妙之處，深得陳寅恪“以詩證史”之神韻。

“國士”，士人中頂天立地、堅守“三軍可奪其帥而匹夫不可奪其誌”之信條、不向任何權貴低頭而以天下為己任者也。筆者稱先賢張東蓀為國士，良有以哉。筆者在博士論文《羅素與中國》一書中曾提到，羅素代表西方嚴密邏輯思維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正宗。羅素五四時期到中國講學的時候，中國有能力真正理解羅素的隻有張東蓀和張崧年（張申府）兩位。張東蓀出身蘇杭官宦世家，又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係的高才生。五四時期張東蓀已有十餘年參政議政的經曆，正主編與《民國日報》及《晨報》齊名的《時事新報》，依托該報創辦與《晨報副刊》和《民國日報》的《覺悟》合稱為“三大副刊”的《學燈》副刊，還主持理論刊物《解放與改造》的筆政，是與陳獨秀同一級別的風雲人物。張東蓀當時就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信仰，而且終其一生，無論是著書立說、執教論學，還是結社組黨、參與政治，都堅守自信利國利民的社會民主主義誌業，以求中國之富強與民生幸福。終身求真守樸，絕不屈服於任何勢力、絕不曲意逢迎任何人。

既然道不同不相謀，張東蓀與中共本應各行其道。但是，按戴晴書中所述，張東蓀從三十年代起就與中共過從甚密，長期接濟中共地下人員。特別是1949年初，張東蓀獲得雙方信任、冒險奔走於中共圍城部隊和北平守將傅作義之間，獲得毛澤東“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這樣的禦評。此中情由，恐有令人費解之處。張東蓀親善中共之舉，有其思想根源，更源於他對共產黨之誤讀。從五四時期起，張東蓀就反對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這毫無疑義。但是在另一方麵，張東蓀沒有將他所信仰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其它流派的社會主義作出嚴格的劃分。因而，他對蘇聯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或中共所提倡的“社會主義”，並沒有特別的反感。張東蓀的政治思想，還有一個特別的見解，就是認為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奠基於共同的價值觀（他當時稱為“概念基型”），即自由、平等、公道、人權、理性。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之間，特別是與當時蘇聯所推行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尖銳對立。而在現實政治中，他將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對當時與他自己一樣舉著“愛國和民主”旗幟的中共，則基本上引為盟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夾在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勢力”，雖然心儀“中間路線”，但偏向中共者居多。而且他們都特別厭惡威權主義政權之腐敗與混亂，而對極權主義政權的整齊劃一之美則無不羨慕之情。他們後來因政治上的幼稚而付出沉重代價，悔之晚矣。

不過，張東蓀與毛澤東畢竟不是一路人，他特別看不起毛澤東那一類“政客”和“黨人”。張東蓀在其封筆之作《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中，曾特別提到，“任何好主義，好團體，隻要有流氓無賴鑽進去，取得地位，就會把事情完全弄壞了”。中國現代史學界正好有一個不太嚴肅但流行很廣的說法，認為國共毛蔣之爭，是現代中國兩大流氓之爭。蔣介石出身青紅幫，是一位注冊的流氓，遵守一定的幫規；毛澤東完全是草寇英雄，是一位不注冊的流氓，按他的夫子自道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守規矩一定的流氓敗於完全不講規矩的流氓，乃在情理之中。毛澤東連江湖上的“哥兒們義氣”也欠缺。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一書中指出，“他先鬥自家營壘外的人，鬥得舉目無敵；再轉過身整自家營壘內的人，整得舉目無親”。

毛澤東是一代梟雄，從不掩蓋他對梟雄秦始皇、曹孟德等人的崇拜。但他在登基之初，一心要展現一代雄主之雄風，因而當時的重頭戲是禮賢下士、招降納叛。張東蓀是對黨國有功的名流，毛澤東當然要對他封官進爵，以顯示他論功行賞的公正和重視人才的智慧。這樣，在1949年秋天立國之時，張東蓀被“選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並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毛澤東還專門過問張東蓀的待遇，邀請他搬到中南海去住。

然而，這位受重用的宿學鴻儒，1952年被指控為“美國間諜”，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被整肅的重要“民主人士”。戴晴此書最精彩之處，就是撥開一層層撲朔迷離的迷霧，論證這是一個冤案，“美國間諜”不僅是強加給張東蓀的莫須有的罪名，而且是故意栽贓陷害。那麽，黨國為什麽要借故治罪這位有功之人？蓀戴晴進一步論證，是毛澤東以權謀私、公報私仇。因為，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投票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共有576 人參加投票，毛澤東隻得575票。毛澤東斷定，那位不選他的人，就是張東蓀。

那麽，毛澤東又緣何斷定是張東蓀不給他投票？問題落在毛澤東這位獨裁者與張東蓀這位耿介之士的獨特過招。象毛澤東那類獨裁者，對別人的態度極端敏感。風骨至堅的耿介之士，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沒用也會投毛澤東的反對票，毛澤東對此心裏有數。而在開國之初敢於公開對毛澤東表示不滿和不肖的，就是張東蓀。他對毛公開表示不滿，是與毛所確定的對蘇聯“一邊倒”外交政策公開叫板。他對毛表現出來的不肖，是公然不買毛的帳，既拒絕遷居中南海，也拒絕出任國府委員之外的任何行政職務，寧可在燕園繼續教書。當廣大“民主人士”都對毛的恩寵感激涕零的時候，當在民國時期的適當時機曾經裝出幾許傲氣的郭沫若、柳亞子、馮友蘭等文人墨客都迫不及待地向毛澤東獻媚邀寵的時候，毛從張東蓀的言行中感覺到張某對他的鄙夷。而毛澤東恰恰又是那種有仇必報、人莫予毒的真小人，豈能放過張東蓀？毛整人最不缺的就是罪名。給張東蓀定“美國間諜” 罪，隻須毛澤東的靈機一動。抗戰時期張東蓀不是在淪陷區主動為中共幹過“情報工作” 嗎？張東蓀不是與美國總領館素有往來嗎？當然，對中共黨國而言，張東蓀既是“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又是“民主人士”中親美派的代表人物，對極權主義秩序有潛在威脅，也是殺一儆百的極佳人選。隻怨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生不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