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魯迅與胡適：兩麵旗幟的“陌路”與“同途”
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胡適與魯迅兩位代表人物。胡適倡導“文學革命”，以白話詩、白話文叱吒學界。魯迅則以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享譽文壇。然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分化，兩人漸行漸遠，昔日同一戰壕的戰友漸成形同陌路的論敵。
先看魯迅眼中的胡適。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讚美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麽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嚐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讚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曆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可以說，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鬥胡適，當然是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無疑，胡適的政治傾向偏右，他不讚同魯迅的激進主義，而主張漸進的改良主義。但胡適其實並不熱衷於政治，五四時期提倡的啟蒙思想、自由主義並沒有因他受當局器重而放棄，相反，胡適堅守終生。就在魯迅與新月派的筆仗打得不可開交時，《新月》雜誌曾被國民黨政府查禁，胡適寫了《我們要我們的自由》、《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長文，駁斥國民黨□□部部長葉楚傖，批判國民黨政府扼殺新聞、言論自由的文化專製。為此，胡適一度被當局“封殺”，不準其公開發表文章。
即便是在1950年代的台灣，胡適也沒有完全依附於蔣介石。1954年，蔣提名胡適當“總統”候選人，胡公開聲明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1958年4月10日，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陳誠到場祝賀。蔣在致詞中吹捧胡適“品德高尚”，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胡適於致答辭時當麵反駁，說蔣的話“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現在的任務不是“講公德私德”，研究院、學術界“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這番話氣得蔣介石臉色鐵青。在專製者麵前，胡適表現出與魯迅一樣的硬骨頭精神。
胡適又是怎樣看待、評價魯迅的呢？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完全歸於魯迅一人。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生氣，不著急，不理會。所以，我們迄今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尤為難得的是，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反而出來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汙”，“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複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穀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穀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在胡適心中永遠是有成就、有價值的思想家、文學家。比起一些左翼作家的“黨同伐異”，摒棄了黨派的、政治的、情感的偏見的胡適，其見解不是公允、高明得多嗎？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假如魯迅活到新中國，他會有怎樣的命運的問題，胡適與魯迅的看法竟不謀而合。1936年春，馮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派，由延安回上海做統戰工作，時受四麵圍剿的魯迅曾以玩笑的口吻對馮雪峰說，“你們來時，首先要殺我吧！”馮連連搖頭說，“那弗會，那弗會！”20年後的1956年，“清算胡風”的運動把一大批文化人打成“反革命”，投入大牢，或下放勞動改造。身在海外的胡適得知此情後說，“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
與魯迅1936年的盛大葬禮相比，1962年胡適的葬禮有過之而無不及：棺木上覆蓋北大校旗，百餘團體公祭，自發送葬者達30萬人，不少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鋪停業，從離墓地兩公裏外始，沿途居民家家焚香，戶戶路祭，創下魯迅逝世後任何文化人未能企及的哀榮大觀。但恰如半副挽胡適聯語雲：“共黨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生前運交華蓋，死後哀榮亦枉然。
胡適與魯迅，一個激進的革命文學家與一個漸進的自由思想家，生前死後的際遇如此相似。他們從“五四”出發，走向殊途，最後又同歸“五四”，成為偶像。這是五四新文化的幸事，還是它的悲哀？
謹以此文紀念“五四”，並紀念胡適與魯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
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胡適與魯迅兩位代表人物。胡適倡導“文學革命”，以白話詩、白話文叱吒學界。魯迅則以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享譽文壇。然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分化，兩人漸行漸遠，昔日同一戰壕的戰友漸成形同陌路的論敵。
先看魯迅眼中的胡適。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讚美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麽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嚐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讚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曆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可以說，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鬥胡適，當然是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無疑，胡適的政治傾向偏右，他不讚同魯迅的激進主義，而主張漸進的改良主義。但胡適其實並不熱衷於政治，五四時期提倡的啟蒙思想、自由主義並沒有因他受當局器重而放棄，相反，胡適堅守終生。就在魯迅與新月派的筆仗打得不可開交時，《新月》雜誌曾被國民黨政府查禁，胡適寫了《我們要我們的自由》、《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長文，駁斥國民黨□□部部長葉楚傖，批判國民黨政府扼殺新聞、言論自由的文化專製。為此，胡適一度被當局“封殺”，不準其公開發表文章。
即便是在1950年代的台灣，胡適也沒有完全依附於蔣介石。1954年，蔣提名胡適當“總統”候選人，胡公開聲明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1958年4月10日，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陳誠到場祝賀。蔣在致詞中吹捧胡適“品德高尚”，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胡適於致答辭時當麵反駁，說蔣的話“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現在的任務不是“講公德私德”，研究院、學術界“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這番話氣得蔣介石臉色鐵青。在專製者麵前，胡適表現出與魯迅一樣的硬骨頭精神。
胡適又是怎樣看待、評價魯迅的呢？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完全歸於魯迅一人。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生氣，不著急，不理會。所以，我們迄今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尤為難得的是，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反而出來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汙”，“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複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穀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穀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在胡適心中永遠是有成就、有價值的思想家、文學家。比起一些左翼作家的“黨同伐異”，摒棄了黨派的、政治的、情感的偏見的胡適，其見解不是公允、高明得多嗎？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假如魯迅活到新中國，他會有怎樣的命運的問題，胡適與魯迅的看法竟不謀而合。1936年春，馮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派，由延安回上海做統戰工作，時受四麵圍剿的魯迅曾以玩笑的口吻對馮雪峰說，“你們來時，首先要殺我吧！”馮連連搖頭說，“那弗會，那弗會！”20年後的1956年，“清算胡風”的運動把一大批文化人打成“反革命”，投入大牢，或下放勞動改造。身在海外的胡適得知此情後說，“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
與魯迅1936年的盛大葬禮相比，1962年胡適的葬禮有過之而無不及：棺木上覆蓋北大校旗，百餘團體公祭，自發送葬者達30萬人，不少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鋪停業，從離墓地兩公裏外始，沿途居民家家焚香，戶戶路祭，創下魯迅逝世後任何文化人未能企及的哀榮大觀。但恰如半副挽胡適聯語雲：“共黨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生前運交華蓋，死後哀榮亦枉然。
胡適與魯迅，一個激進的革命文學家與一個漸進的自由思想家，生前死後的際遇如此相似。他們從“五四”出發，走向殊途，最後又同歸“五四”，成為偶像。這是五四新文化的幸事，還是它的悲哀？
謹以此文紀念“五四”，並紀念胡適與魯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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