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嚴家祺回顧六四：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為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亞洲電台邀請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曆，回顧六.四事件對他們個人乃至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話當年》節目裏，本台記者林坪采訪了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顧問的嚴家祺先生。
嚴家祺1986年到1987年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1989年5月17號，當時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嚴家祺和包遵信等人，通過天安門廣場學生廣播站，發表《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聲援學生，提出針對鄧小平的“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的口號。談到《五一七宣言》，嚴家祺表示，
“天安門事件實際上主要是學生運動為主體，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不過是一些參與者，因為媒體的原因，把象我們發表的一些聲明就放大了，實際上我們做的事非常有限。”
嚴家祺說，他親身經曆了1976年的4.5天安門運動，那次有人被打傷、被抓捕，但無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號晚上，他作為名譽校長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發表講話時，沒想到會發生“大屠殺”，也沒感到危險。嚴家祺回憶說，
圖片：嚴家祺近照（照片由本人提供）
“張伯笠說請我擔任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所謂名譽校長，我感到不好推，就去講了大約40分鍾。講完話的時候，大概10點半，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差不多有10萬人，當時我老婆說，是不是呆一個晚上，我說明天有事，還是回去吧。當時想回去都回不去，因為人太多了，然後我們把後麵的帳篷的縫隙，縫的線拆開了，從帳篷後麵出去了，因為帳篷前麵全是人。我估計大約10點半或者更多一點，天安門廣場根本聽不到任何屠殺的聲音，根本感不到任何危險，而且走到曆史博物館的那邊，人還多得不得了，沒有任何危險。實際上這個時間大屠殺已經開始了，在北京的西郊，在木樨地、公主墳那邊已經開始大屠殺了，但天安門廣場沒有感覺。”
嚴家祺說，“據天安門母親調查，2006她們發表的資料，找到了186個有名有姓的，當時在天安門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袁可誌，袁力（六四死難者）的父親，他到各醫院看到的死亡人數大概有400具以上。封從德的‘六.四檔案’，他說人很多，死亡人數超過3000人。去年的6月4號那天，《世界日報》發表文章說，楊尚昆有一次宴請賓客的時候說，天安門六.四那天有600人死亡。”
對於學生拒絕撤離廣場迫使當局動用武力清場的說法，嚴家祺表示，
“對比兩次天安門事件，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發生天安門事件，那次把鄧小平作為黑後台，1989年把趙紫陽作為黑後台。1976年出動了工人、民兵、公安幹警大概有3000人，加上維持秩序的部隊，總共人數不到1萬。直接參加清場的警察大概是600多人，就是把紀念碑門口的人抓起來了，4月5號晚上，大概抓走了200多人，抓人的時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傷了，但沒有打死一個人。但是1989年，出動了18萬的軍隊，其中從公主墳、木樨地、沿長安街西邊開過來的軍隊38軍人數就有1萬5千人，還有坦克，還有機槍，一路掃射，所以死傷的人非常嚴重。對比這兩次天安門事件，就是學生留在廣場，怎麽能夠用機槍、用坦克來鎮壓呢？所以我們說天安門事件的翻案是一個意思，就是說：和平抗議的民眾，他們沒有進行什麽反革命暴亂，而且89年6月3號到6月4號早晨是一場大屠殺，把這麽多人殺了，殺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學生有什麽錯誤，或者知識分子有什麽錯誤，錯誤同罪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是我提到六.四的時候要說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嚴家祺認為，六.四不僅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國目前的經濟現狀密不可分，
“鄧小平在全世界對六.四的譴責麵前作出的一個反應，就是放棄共產主義、放棄社會主義，不搞什麽計劃經濟、公有製了，大家自己去賺錢把。鄧小平就用這種方式，來挽救共產黨，中國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因為六.四屠殺造成了全世界譴責，在這個譴責麵前，六.四之後不到半年，柏林牆就倒塌了，因為東德的軍隊不敢再開槍射殺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牆在1989年11月9號的倒塌，實際上是六.四事件的直接結果，這個情況下就造成了整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瓦解。所以鄧小平嚴格來講，他不僅是六.四的殺人犯，而且他也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他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多少帶有些理想主義的東西，完全丟掉了。中國今天的災難，不僅是專製主義的災難，而且也有早期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災難。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中國完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時候，廉價勞動力同外國資本進入的結果。所以這個經濟發展，包含著億萬農民工的血汗，也包含著天安門母親、許許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難者的血和淚。所以，今天的經濟發展同六.四密不可分，今天的社會不公正也同六.四密不可分。”
嚴家祺說，20年過去了，看到中國當局對六.四真相的抹殺，想到六四還不能翻案，他就感到痛心。
“這麽嚴重的一件事情不能夠翻過來，中國就沒有正義。六.四事件造成的後果，不僅是有成千上萬人傷亡，這麽多人死去，而且也造成了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上台，這是關係到中國最高權力更替的一件事情，這樣大的事情，可以閉著眼睛、不聞不問、不分是非，明明是大屠殺，說成暴亂，那今天中國的貪汙腐敗、假冒偽劣不就成小事了嗎？所以我感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也應當像1976年天安門事件一樣，要翻過來，要在全中國恢複正義，才可能在中國確立正義的標準，否則的話，都在搞貪汙腐敗、假冒偽劣，中國怎麽能夠安寧呢？”
六.四事件後，嚴家祺流亡海外，現居美國紐約。嚴家祺表示，異議人士在海外流亡的生活雖然不好過，但比起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比起被坦克壓斷雙腿的方政，被子彈射擊失去左腿的齊誌勇，他認為自己過去20年的生活要好得多，他表示此生要為89年的天安門事件翻案貢獻自己的力量。
為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亞洲電台邀請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曆，回顧六.四事件對他們個人乃至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話當年》節目裏，本台記者林坪采訪了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顧問的嚴家祺先生。
嚴家祺1986年到1987年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1989年5月17號，當時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嚴家祺和包遵信等人，通過天安門廣場學生廣播站，發表《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聲援學生，提出針對鄧小平的“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的口號。談到《五一七宣言》，嚴家祺表示，
“天安門事件實際上主要是學生運動為主體，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不過是一些參與者，因為媒體的原因，把象我們發表的一些聲明就放大了，實際上我們做的事非常有限。”
嚴家祺說，他親身經曆了1976年的4.5天安門運動，那次有人被打傷、被抓捕，但無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號晚上，他作為名譽校長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學典禮發表講話時，沒想到會發生“大屠殺”，也沒感到危險。嚴家祺回憶說，
圖片：嚴家祺近照（照片由本人提供）
“張伯笠說請我擔任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所謂名譽校長，我感到不好推，就去講了大約40分鍾。講完話的時候，大概10點半，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差不多有10萬人，當時我老婆說，是不是呆一個晚上，我說明天有事，還是回去吧。當時想回去都回不去，因為人太多了，然後我們把後麵的帳篷的縫隙，縫的線拆開了，從帳篷後麵出去了，因為帳篷前麵全是人。我估計大約10點半或者更多一點，天安門廣場根本聽不到任何屠殺的聲音，根本感不到任何危險，而且走到曆史博物館的那邊，人還多得不得了，沒有任何危險。實際上這個時間大屠殺已經開始了，在北京的西郊，在木樨地、公主墳那邊已經開始大屠殺了，但天安門廣場沒有感覺。”
嚴家祺說，“據天安門母親調查，2006她們發表的資料，找到了186個有名有姓的，當時在天安門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袁可誌，袁力（六四死難者）的父親，他到各醫院看到的死亡人數大概有400具以上。封從德的‘六.四檔案’，他說人很多，死亡人數超過3000人。去年的6月4號那天，《世界日報》發表文章說，楊尚昆有一次宴請賓客的時候說，天安門六.四那天有600人死亡。”
對於學生拒絕撤離廣場迫使當局動用武力清場的說法，嚴家祺表示，
“對比兩次天安門事件，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發生天安門事件，那次把鄧小平作為黑後台，1989年把趙紫陽作為黑後台。1976年出動了工人、民兵、公安幹警大概有3000人，加上維持秩序的部隊，總共人數不到1萬。直接參加清場的警察大概是600多人，就是把紀念碑門口的人抓起來了，4月5號晚上，大概抓走了200多人，抓人的時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傷了，但沒有打死一個人。但是1989年，出動了18萬的軍隊，其中從公主墳、木樨地、沿長安街西邊開過來的軍隊38軍人數就有1萬5千人，還有坦克，還有機槍，一路掃射，所以死傷的人非常嚴重。對比這兩次天安門事件，就是學生留在廣場，怎麽能夠用機槍、用坦克來鎮壓呢？所以我們說天安門事件的翻案是一個意思，就是說：和平抗議的民眾，他們沒有進行什麽反革命暴亂，而且89年6月3號到6月4號早晨是一場大屠殺，把這麽多人殺了，殺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學生有什麽錯誤，或者知識分子有什麽錯誤，錯誤同罪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是我提到六.四的時候要說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嚴家祺認為，六.四不僅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國目前的經濟現狀密不可分，
“鄧小平在全世界對六.四的譴責麵前作出的一個反應，就是放棄共產主義、放棄社會主義，不搞什麽計劃經濟、公有製了，大家自己去賺錢把。鄧小平就用這種方式，來挽救共產黨，中國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因為六.四屠殺造成了全世界譴責，在這個譴責麵前，六.四之後不到半年，柏林牆就倒塌了，因為東德的軍隊不敢再開槍射殺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牆在1989年11月9號的倒塌，實際上是六.四事件的直接結果，這個情況下就造成了整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瓦解。所以鄧小平嚴格來講，他不僅是六.四的殺人犯，而且他也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他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多少帶有些理想主義的東西，完全丟掉了。中國今天的災難，不僅是專製主義的災難，而且也有早期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災難。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中國完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時候，廉價勞動力同外國資本進入的結果。所以這個經濟發展，包含著億萬農民工的血汗，也包含著天安門母親、許許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難者的血和淚。所以，今天的經濟發展同六.四密不可分，今天的社會不公正也同六.四密不可分。”
嚴家祺說，20年過去了，看到中國當局對六.四真相的抹殺，想到六四還不能翻案，他就感到痛心。
“這麽嚴重的一件事情不能夠翻過來，中國就沒有正義。六.四事件造成的後果，不僅是有成千上萬人傷亡，這麽多人死去，而且也造成了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上台，這是關係到中國最高權力更替的一件事情，這樣大的事情，可以閉著眼睛、不聞不問、不分是非，明明是大屠殺，說成暴亂，那今天中國的貪汙腐敗、假冒偽劣不就成小事了嗎？所以我感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也應當像1976年天安門事件一樣，要翻過來，要在全中國恢複正義，才可能在中國確立正義的標準，否則的話，都在搞貪汙腐敗、假冒偽劣，中國怎麽能夠安寧呢？”
六.四事件後，嚴家祺流亡海外，現居美國紐約。嚴家祺表示，異議人士在海外流亡的生活雖然不好過，但比起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比起被坦克壓斷雙腿的方政，被子彈射擊失去左腿的齊誌勇，他認為自己過去20年的生活要好得多，他表示此生要為89年的天安門事件翻案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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