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1”案：李鵬等人被打成特務

“4821”案：李鵬等人被打成特務

迷霧般的“4821”蘇修特務案

說起“4821”，不知內情的人大概會以為是一個秘密工廠或代號工程，其實不然。

1948年9月，為了給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準備建設人才，經黨中央批準，由東北局選送21位“根正苗紅”的年輕人去蘇聯學習科學技術。“文化大革命”期間，這21個中共高幹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個不漏地被立案為“4821蘇修特務案”，“坐牢的坐牢，隔離的隔離，受盡了苦難和折磨”(崔軍語)。近日，筆者走訪了這21位成員中的謝紹明和崔軍，荒唐的“4821蘇修特務案”在眼前逐漸清晰起來。

1948年8月，東北局負責選送21位中共高幹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蘇聯留學。他們是：羅鎮濤(羅炳輝之女)、鄒家華(鄒韜奮之子)、謝紹明(謝子長之子)、葉正大(葉挺之子)、葉正明(葉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劉虎生(劉伯堅之子)、林漢雄(張浩之子，林彪之侄)、羅西北(羅亦農之子)、任嶽(任銘鼎之女)、葉楚梅(葉劍英之女)、賀毅(賀晉年之子)、崔軍(崔田夫之子)、項蘇雲(項英之女)、李鵬(李碩勳之子)、張代俠(張宗遜之侄)、朱忠洪(王稼祥義子)、蕭永定(蕭勁光之子)、江明(高崗外甥)、高毅(高崗之子)、楊廷藩(楊琪之子)。

這21個年輕人，19人是中共黨員，根據上級要求成立了一個黨支部，謝紹明、李鵬、崔軍為支部委員。時年22歲的謝紹明早在紅軍時期就參加了革命，13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21人中年齡最大、資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為這個“特別”黨支部的書記，支部直接歸東北局領導。

據謝紹明和崔軍回憶，8月下旬，在他們21個人赴蘇之前，中共東北局在哈爾濱國際俱樂部為他們開了一個餞行會，時任東北局領導人的高崗、林彪、陳雲、李富春悉數參加。在這個餞行會上，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代表黨組織講話，對這21個人出國學習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並明確了三條紀律：其一，必須刻苦學習，圓滿完成學業；其二，專業學習，要根據祖國建設的需要選擇；其三，留學期間，要集中精力學習，不準談戀愛。

崔軍少將離休前曾任武警水電指揮部副主任兼參謀長，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在講到第二條紀律的時候，東北局領導高崗、林彪曾明確對他們說：你們的父輩打了一輩子江山，拋頭顱、灑熱血，現在，新中國成立隻是遲早的事了，用不著你們再打仗了，你們每個人都要學好技術，成為我們自己的專家，政治、軍事就不要在蘇聯學了

1948年9月2日，21個“紅孩兒”乘火車離開哈爾濱前往蘇聯。9月21日，他們來到了蘇聯首都莫斯科。不久，21個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裏的伊萬諾沃城補習俄語，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後，赴蘇留學的21個同學分別進了不同的大學，慎重選擇了自己的專業，正式開始了在蘇聯的大學學習生活。羅西北、李鵬、崔軍、林漢雄、賀毅等5位同學人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習水電；晚一年進入莫斯科動力學院的蕭永定選擇了電機係；鄒家華、劉虎生、張代俠等報考了莫斯科鮑曼工學院；葉正大、葉正明、朱忠洪等選擇了莫斯科航空學院；楊廷藩、任嶽、羅鎮濤等報考了莫斯科財經學院；項蘇雲考入了莫斯科紡織學院；任湘進入了莫斯科地質學院；謝紹明、江明報考了莫斯科農學院；葉楚梅進入了莫斯科大學。




在之後的4到5年時間裏，除2位同學因病提前回國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學都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在蘇聯的學習任務，於1954年前後先後回到已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國效力。然而，誰也無法預料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根正苗紅”的“4821”群體，竟然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個大大的“問題”。

“我們21個人回國後，在各自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為黨、為國家工作了十多年，誰知道‘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們全都倒了黴，‘4821’被打成了‘蘇修特務案’，我們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離的隔離，受盡了苦難和折磨，無一幸免。”2009年年初的一天，已屆八旬的崔軍將軍對筆者說起那一段已經過去了30年的噩夢般的歲月，悲憤之情依然溢於言表。

“4821”21人當中，“文革”期間受罪最大的是羅亦農之子羅西北----一位卓越的水電專家。

水電係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文化大革命”狂飆突起的時候，羅西北正在以總工程師的身份領導建設黃河劉家峽水電站。他全身心撲在自己鍾愛的工作上，無論道德品質還是工作業績都讓造反派無懈可擊。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羅西北沒有被貼過一張大字報，成了當時劉家峽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領導幹部。

可是，1968年6月，羅西北突然成了“隱藏最深最深的階級敵人”，批判他的大字報一夜之間貼滿了劉家峽工程局的大院。之後，他被勒令去打煤磚、挖臭水溝，甚至被支使去打掃女廁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後來，羅西北被關押在單間的“牛棚”裏，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經曆過的每一件小事，諸如在東北做地下工作時每一次發報的電報內容。達不到目的，專案組的人便反複地折磨和摧殘他。他們把關押他的那間“牛棚”的窗戶用牛毛氈釘死，把小單間變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準出屋。就這樣，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被打倒了：羅西北的身體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潰的邊緣，甚至出現了神經反應症狀……

崔軍是土地革命時期陝北農民領袖崔田夫之子。“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在黃河青銅峽工程局任副總工程師兼質量處理辦公室主任。“文革”開始後，由於一大批老同誌和業務骨幹被打倒，青銅峽工程整個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用崔軍的話說，青銅峽的“革命”形勢和全國一樣，一天比一天“好”，生產形勢也和全國一樣，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銅峽工程局的兩派“革命”組織“聯總”和“工司”在青銅峽黃河大橋發生武鬥，一青工在奪取火車頭的“戰鬥”中不慎掉下來被火車軋死。事後，崔軍去看望了這位青工的父親，一位老澆注工人，並說了幾句安慰的話。讓崔軍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那個年月，許多人失去了正常思維，他的幾句安慰話竟變成了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鐵證。次日清晨，“打倒殺人凶手幕後策劃人崔軍”的大標語貼了出來。幾天後，除了“殺人凶手”外，崔軍又被戴上了“蘇修特務”的帽子，他“還沒弄懂是怎麽回事，就已經被稀裏糊塗地推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麵，變成了人民的敵人。”(崔軍語)

1967年7月底的一個晚上，大概10點多鍾，崔軍的家門被叫開，一群戴著“造反”紅袖章的人蜂擁而入，指著崔軍的鼻子大罵“殺人犯”、“蘇修特務”。隨後，他家中的技術資料和從蘇聯帶回來的書籍、畢業證書、生活照片及筆記，被革命小將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軍在蘇聯和外國學生、外國教師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時和同學一塊遊泳、曬太陽的照片，成了他裏通外國、生活腐化、搞特務活動的罪證。珍貴的技術資料和文藝書籍被銷毀，照片和紀念品被抄走。崔軍被關進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後，他每天胸前掛著重達二十多斤寫有“殺人犯、蘇修特務崔軍”的大鐵牌，戴著二尺多高、用15圓鋼筋做成的高帽子，穿著紙糊的寫著各種侮辱人格的詞語的衣服遊街，被人拳打腳踢，用指頭粗細的鋼筋棍抽，受盡了屈辱，吃盡了苦頭。造反派扣發了他的全部工資，每天隻給一毛錢吃飯。一毛錢，崔軍天天隻能吃個半飽，還要去幹重體力活，打風鑽、搬水泥……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兩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