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介紹的毛澤東對部下們的評價

王力介紹的毛澤東對部下們的評價

再抄《王力反思錄》，相當於做卡片，以備未來之需。

周恩來：

“對周總理，毛主席不滿意，認為周總理、陶鑄主持常委日常工作期間，即八月、九月、十月三個月內抓得不行，沒有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徹底批判。但毛主席對周總理還能合作，因為周總理向來是毛主席一講他就馬上擁護。總理自己講他是管策略的，搞戰術性工作的。”（509頁）



康生：



“康生，毛主席對他的私人關係很好。毛主席說康生曆史上有功勞。康生從第三國際回延安後，康生、陳雲、王稼祥都是擁護毛主席的。王明回來後要把中央搬到武漢，第二次王明路線包括王明、博古、周恩來。周恩來向來是擁護第一把手的，王明是斯大林那裏來的，他就擁護王明。康生、陳雲、王稼祥擁護毛主席，否定了王明要把中央搬到武漢去的意見。康生一回來就提出要毛主席代替洛甫（張聞天），因為季米特洛夫說你們回去要擁護毛澤東，康生不斷表示擁護毛主席代替洛甫。毛主席說還不行，時機不到，還有斯大林。私人關係方麵，毛岸英、毛岸青是康生布置張某從上海把他們找回來的。以後，康生到巴黎把他們哥倆安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一直照顧這兩個孩子。毛岸英回延安後，毛主席還叫毛岸英跟康生學點東西。解放戰爭初期，在山東渤海區，康生帶一個班子去開土地會議，就有毛岸英參加，搞調查、搞土改。毛主席和康生在詩詞、文物、書法方麵有共同愛好，有交往。毛主席詩詞定稿由康生負責。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經過康生，編四卷毛選也是康生負責（一、二、三卷是陳伯達負責）。江青是康生的老部下，他是延安社會部的，她的全部材料康生都掌握。毛主席對康生的私人關係很好，他們來往信件都是用毛筆字，寫得很漂亮。為什麽不叫康生當中央文革組長？因為江青不能容忍康生當組長。陳伯達是傀儡，康生要當組長就要真當，那將置江青於何地？康生片麵性也很大，他外強中幹，外麵很凶，實際怕事。到十一中全會之前，康生在毛主席眼裏的地位已低於張春橋。因為北京大學的文革簡報（關於六一八事件的）康生找出來想送給毛主席，猶豫著沒有送。張春橋搶過來馬上送給了毛主席。張春橋告了劉少奇，然後才有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對張春橋講：‘要康生這樣的人有什麽用？’後來，在二月逆流中，張春橋在毛主席眼裏地位也高於康生。張春橋向毛主席匯報時不但告了副總理和老帥，還告了周恩來、康生、陳伯達。”（510-511頁）



陳雲：



“（毛對）陳雲早就不能容忍了。我是在一九五七年直接接觸毛主席的，後來列席書記處會議，列席常委會議，在這些場合一次也沒有見過陳雲。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陳雲不發言，說是三年以後再說。國務院小禮堂陳雲發言，毛主席不高興。鄧力群把陳雲的經濟理論編了小冊子，發很小範圍，毛主席不高興，立即收回。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陳雲寫了一封信主張包產到戶，王稼祥主張三和一少。在北戴河毛主席批評四個人：陳雲加田家英，王稼祥加王力。陳雲不到會，寫了條子‘為避免當場心肌梗塞，特此請假。’陳雲他自己也說‘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512頁）



鄧小平：


“鄧小平在王明路線時是擁護毛主席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是堅決擁護毛主席代表的路線的。書記處原來也不錯，後來鬧獨立性，毛主席不要書記處了。一九六六年底，劉鄧問題要公開化，因為在全國、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不公開不行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主席講了個剝筍政策，康生傳達的，我覺得很不好，一層一層地剝，最後剝光了，先剝彭、羅、陸、楊，後剝劉、鄧，再剝陶鑄，最後剝光了。”（513頁）


“一直到七二零以前，七月十六日主席和我單獨談話時，我還說：‘主席說過多次，劉、鄧要分開，主席的大字報出了以後還講過劉、鄧要分開，主席還講過多次鄧小平的好話。現在講打倒劉、鄧、陶，我們也得那麽講，這合適嗎？’毛主席對我講了一大篇鄧小平的好話，說；‘打倒一年，頂多兩年。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毛主席說的人家是指江青、林彪、陳伯達。前兩人是權力之爭，他們認為鄧小平比劉少奇更危險。陳伯達是出於個人恩怨。一九六六年以來，鄧小平否決了好多次陳伯達起草的稿子，對陳伯達不客氣。在工作組問題上，陳伯達寫了個條子，說：‘不要搞工作組。’其實這是毛主席的意見，鄧小平不知道，就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回釣魚台後坐在地毯上哭。


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對我說：‘鄧小平文可與劉少奇、恩來相比，武可與林彪、彭德懷相比。一個人指揮兩個野戰軍的隻有鄧小平。林彪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毛主席還想用鄧小平。這時他對林彪已有很大意見，他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林彪身體不好了再用鄧小平。毛主席還說：‘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離不開總理。總理不能當第一把手，可是誰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他。’毛主席說：‘下次再開代表大會，我看鄧小平還是常委，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各省市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絕大多數應保留在中央委員會。’後來，我看到九大的公報，大吃一驚，同毛主席說的完全不一樣。我對鄧的態度是一貫的。他的確有毛病，但他可以跟毛主席合作，從第二次國內戰爭起，他一直擁護毛主席。毛主席同蘇聯鬥爭緊張的時候就要找鄧小平，要同蘇聯合作就一定找周恩來。鄧小平同毛主席是能合作的。毛主席還講，‘鄧的毛病是性子太急，決心下得太快，可是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我覺得毛主席對鄧的批評是中肯的。毛主席還說鄧小平懶，不調查研究、不深入群眾。……在毛主席看來鄧小平是能掌舵的、能繼承毛主席事業的人，林彪、劉少奇本來也是。”（521-522頁）



朱德：


“朱德和毛主席是老搭檔，又是老對頭。王明路線時他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說：‘紅軍長征處在危急的時候，每次政治局會議永遠是四票對三票。這四票一是博古，二是李德，三是朱德，四是周恩來。我這邊原來就是我一票，後來我生病，王稼祥負傷，我們兩人擔架在一起。我首先爭取了王稼祥，他也認為按博古這一套搞下去不行。又通過王稼祥爭取了洛甫，我這邊成了三票。後來我提議開擴大會，把各軍團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找來，這就是遵義會議。這才改變了局麵。”毛主席說朱德每次重大路線鬥爭中不是站在對立的方麵，就是不大清楚。但毛主席說：‘我這一輩子一定要保兩個人，一個是朱德，一個是陳毅。陳毅也經常反對我，但是從井岡山就是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政治部主任陳毅。我一定要保他們。’廬山會議，朱德又是站在彭德懷方麵。”（512-513頁）



這兒不是偉大領袖就是理論家不會數數（據馬悲鳴說，中國文人不會數數，這倒不失為馬氏大定律的證明）。據官方提供的遵義會議介紹：


“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


因此，當時政治局委員隻有六人，不可能出現四比三的局麵。王稼祥乃是沒有投票權的候補委員，爭取到他隻能起到去遊說洛甫的作用，並不能指望他的一票。所以，毛所謂“四對三”的局麵不可能出現，隻可能是四對二（陳雲反對毛），三對三（陳雲讚成毛），或三對二（陳雲棄權）。


值得注意的是，王理論家居然沒有意識到，如果他轉述的毛的回憶屬實，則毛在此披露了黨史上的一個重大秘密：李德乃是中共政治局委員！這可是任何書籍都沒提到過的事，不過官方資料中確有蹊蹺處：政治局委員隻有六人，則投票時可能出現雙方票數均等，這還怎麽操作？天下哪有這種決策機構？因此，一種言之成理的解釋是：王力如實轉述了毛的回憶，而毛也沒弄錯，李德確實是政治局委員，但這事連那俄奴黨都不好意思承認——他們可以承認陳獨秀、張國燾等人曾是我黨偉大領袖，但承認一個德國人曾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之一未免太尷尬，於是便隻好把他的名字抹了，弄出個偶數政治局來。當然，這隻是推測，真情是否確實如此，尚待黨史專家細心考證。


至於“擴大會議”則是毛踐踏黨章與組織原則的拿手好戲，毛在此供認不諱：“把各軍團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找來，這就是遵義會議。這才改變了局麵。”此乃赤裸裸的“槍指揮黨”，靠他在井岡山培植的舊部脅迫黨中央，以少勝多，以槍篡黨。這一招他後來多次使過，最後一次便是文化大革命聯合林彪，把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乃至中央委員打下去。連吳法憲都承認：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一次極不平常的中央全會，全會應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百九十五人，但實際上隻到了五十九人。在沒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裏麵，除了有十人去世外，絕大多數都已經被打倒了。在這種情況下，參加這會議的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和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實際與會人數為一百三十三人。”（《吳法憲回憶錄》，736頁）


吳法憲本人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卻不但以軍委辦事組成員身份參加會議，而且還在會上批判了朱德和李先念（同上，666頁）。這就是毛所謂“改變局麵”的手段。


那局麵改變成什麽樣，毛語焉不詳，張戎代他說了：


“毛在遵義會議上獲得了一個成敗攸關的突破：他終於進入了決策核心‘書記處’。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認可的書記處有七名成員，四名在長征途上：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另三名是留在蘇區的項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以及紅四方麵軍的首領張國燾。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提議毛進書記處，盡管王稼祥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無權提議誰做書記處書記。”（張戎毛傳，89頁）


這得到了官方材料與何方的證實，隻是他們稱“書記處”為“政治局常委”而已：


“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隻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何方：《黨史筆記》，網絡版）。


王力提供的這段信息值得注意的最後一點是，毛為何能容忍朱德和陳毅，不把他們置於死地：他要苦心孤詣地維持井岡山神壇的完整形象，因此寧肯把朱德做成個終身傀儡，比英國女皇還有職無權，也絕不願意把那門麵扔掉。這盤算可真是精明。當初共軍過江時，推出的領袖畫像都是朱毛，不但朱排名在前，而且畫像有時比毛澤東的還大。其實朱德那時就早已是花瓶了。毛的這一手可真夠高超，虧他的心眼那麽小，睚眥必報，還能容忍民間普遍產生這種錯覺，也算是難為他了。


最後值得記錄的是，據王力說，張春橋和姚文元一開頭都沒有打倒上海市委，取而代之的意思。上海是毛發動文革的基地。《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毛布置給上海，由張春橋作為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代表組織姚文元寫的，並未背著上海市委和華東局。毛當時很信任上海市委，並沒有把張、姚與上海市委分開。《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也依靠上海市委進行工作，張作為上海市委的人，為起草小組做些技術性組織工作。文革初期張、姚都想呆在北京，因為張也是當權派，想躲在北京避風頭，姚文元回去就什麽都不是，所以都不想回上海。在安亭事件前，張春橋與上海市委並無不同意見。張處理該事件時帶去的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的意見，與上海市委的口徑並無太大區別，但他頂不住群眾壓力，被迫簽了字，反倒歪打正著。他雖然很得意，但也沒想就此打倒上海市委和華東局。1966年12月間聶元梓在上海造反也與張無關，張還很反感。直到1967年1月初，毛才臨時決定讓張、姚回上海，那也不是讓倆人去改組上海市委，而是讓他們當了解情況的調查員。該月中旬， 毛有了“奪權”想法，這才讓王力通知張、姚出來“亮相”，作為領導班子三結合成員成立上海公社，並不是張、姚自己的決策。


王力說，曆史學家後來繪聲繪色地描寫張、姚怎麽怎麽陰謀篡奪上海市委大權，蓄意把上海市委做成第二個北京市委，自己取而代之等等，乃是用後來發生的事倒推出前因來。其實成立上海公社的事不能由他們負責。王力還擔保說，在這事上他有發言權，因為毛澤東後來和張春橋的聯係都經過他，毛的指示和張的匯報都由他通過他與張之間的保密電話中轉，雲雲。


這段話我覺得可信。確如王力所說，曆史學家的愛好，便是從已知的後事推出一個深謀遠慮的大陰謀來。其實所謂“造反”，全是毛澤東的意思，在很多情況下是“走一步看一步”，連毛自己都沒有什麽事前明確規劃。毛一時心血來潮決定打倒誰，腿子們才敢去打倒誰，豈敢自作主張？唯一的例外便是江青和林彪同誌。但即使林彪同誌要打倒羅瑞卿與陸定一，也得事前派葉群同誌去向偉大領袖告狀，經批準才敢發難。而打倒鄧小平則是跟江阿姨聯手進行的。後來他未請聖旨便想做翻春橋，立刻就翻了船。因此，認定張春橋未奉聖意便敢砸爛上海市委，恐怕過於抬舉了他的膽量與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