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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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機中迎來“五四”八十周年紀念。部分知識分子和留學生群在聲討北約的聲浪中，出現反美反西方激烈情緒，與八十年前那一代知識分子受巴黎和會刺激急劇轉向左傾，十分相近。這就給今年的紀念出了一個題目，正好以此為題，認真反思一下八十年的曆史教訓。

　　新文化運動承洋務思潮、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而來。從上一個世紀中葉開始，中國人以英美為師，先器藝，後政製，終於把遠東第一共和的近代憲政體製搭出了一個輪廓。至１９１５年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順勢而動，成績斐然。但也不是沒有缺點，比如說，過於強調文化觀念作用，形成文化決定論，在打倒孔家店這一問題上留下了遺憾。雖然如此，以英美為師融入近代民主潮流這一大方向，卻健康發展，還沒有逆轉。新文化運動兩種思潮交匯而成。一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這一派人堅持從嚴複那裏開辟出來的英美方向，堅守漸進理性，積寸為尺，小步快行；缺點在於不耐製度層麵的艱苦積累，認為要從中國文化的總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基礎。胡適在政治理念上是漸進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卻是激進派。他立誌二十年不談政治，要從百年樹人做起，當然有受激於張勳複辟、政潮黑暗、國民冷漠這一麵，值得同情；其重視文化教育的苦心，也不能簡單否定。但從思維方法說，認為世間有總根可尋，隻有挖根改造才能開出嶄新局麵，已有一元論跡象，偏離了自由主義的經驗論曆史觀。由此產生的文化決定論，遺患至本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新一代啟蒙運動，還有遺跡可尋。更為麻煩的是，文化理念上的這一激進姿態，與另一類從不同方向上過來的思潮衝動發生了局部重疊，由此發生兩派人的短期合作，同時也預示了日後的分道揚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之間出現曆史的斷裂。

後一派人大多從日本來，政治思潮以陳獨秀為代表，文化思潮以魯迅為代表。當時的日本是個中轉站，向中國轉駁進口從法國、俄國過來的激進革命思潮。１９００年留學生翻譯盧梭《民約論》輸入中國是在日本；１９０５年孫中山《民報》發刊詞中提出“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是在日本；１９０７年劉師培在《天義報》上第一次翻譯介紹“共產黨宣言”也是在日本；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朱執信主持《民報》與梁啟超為歐陸社會主義還是英美自由主義發生論戰，還是在日本。此次論戰中，朱執信社會主義理論之自覺，比１９１９年李大釗與胡適發生“主義與問題”論戰時的立場，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有甚者，孫中山二次革命後成立“中華革命黨”也是在日本，其密謀性質的組織方式與俄國列寧主義建黨路線（所謂布爾什維克路線）不謀而合，後來援俄為師改造國民黨，即有此前緣。陳獨秀、魯迅等飽吸日本空氣，自然形成其浪漫激進的革命理念，從他們的日、俄、法知識背景出發，要從根本上掀翻中國的老屋、鐵屋，自然不滿意於辛亥以後中國的輿情氛圍，與從英美歸來的胡適等人那一點文化決定論重疊在一起，於是同床異夢，短暫合作，這才有新文化運動。

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會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束，也是五四運動的開始。此後中國，以五四統稱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但兩者之間的斷裂已經被五四這一獨斷符號遮蓋，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也被五四之後的民族主義浪潮裹脅而去。胡適事後對兩者之間的斷裂，是有感覺的。一方麵，他肯定五四是“全國青年的大解放”，“經此轟動”，“方才有中山先生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另一方麵，他堅持認為五四運動“實是一項曆史性的政治幹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政治運動”。胡適還在留戀他的文化決定論，但政治變革確實不能長久以運動方式“轟動”前進，卻是真的。經此斷裂，社會變遷折向另一方向，經濟、文化、政治參照係從洋務運動以來的以英美為師，一變為五四以後的以俄為師，這一變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始，中國大陸才從以俄為師之歧路旁出，一步三回頭地回轉以英美為師的老路，曲折回歸近代文明的主流。轉折之間，“轟動”六十年，整整一個甲子，三代人的血淚精華！

那一次近代中國轉向歧途，起始於巴黎和會列強出賣山東權益於日本、蘇俄突然宣布廢止此前俄國政府與各國簽定的所有條約。此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左傾化，還有一次，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如果說前一次左傾化是受激於外，抗議西方列強的外交密謀；後一次則是受激於內，抗議國民黨政府腐敗及其造成的社會不公，由此也涉及美國，當時還來不及叫“跨國資本”，就叫“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事後平議：當年之抗議，皆應抗議，確實理直氣壯。但抗議以後出現的曆史轉折，為何都為眾人所不曾預料？從知識分子認知模式這一頭說，應該有一些教訓。

其一，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是否應該超脫對國際外交的期待？蘇俄片麵終止前政府與各國的條約，其中對中國的欺騙與覬覦，已經為斯大林新沙皇行徑證實，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國家而論，他們的外交活動既是其國家內部特定價值體係的外延，也有國家利益的具體盤算，如果不是這樣，倒反而奇怪了。就東方國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樣？五四那天，一代人上街遊行，就是因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國家利益的衝擊。因此，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活動，該支持就得支持，該抗議就得抗議，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將自己的價值追求，不是栓係於西方政府的國家行為，而是定位於從西方曆史中發源的自由、民主傳統。前者如水流轉，朝是夕非，後者有普適價值，恒定不易。五四一代人的迷誤就發生在這裏：先是將自己的民主自由價值追求栓係於西方某一國政府的賢人外交，如威爾遜的“公理戰勝”，一旦發現對方在“公理戰勝”下還有具體的外交盤算（或者確是賢人，卻受製於內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上當受騙，不僅正當抗議此類外交運籌損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將此前追求的民主自由價值棄若蔽帚，掉頭而去，跌入另類價值體係的懷抱。

其二，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兩種批判立場？一是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旗幟鮮明地批判社會不公，同時維護自由經濟的空間與憲政民主的漸進路徑；二是從激進革命的立場，在批判社會不公的同時，將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視為社會不公的老根，要連根拔除“西方資本主義的罪惡”。

上述教訓中的錯誤認知模式，其一是與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其二是與民粹主義同根共長。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潮流之所以一波三折，國際地緣政治裏日、俄為禍，橫暴插入，當負主要責任，國民黨政權抗戰後的急劇腐敗亦難辭其咎，不能全部歸因於知識分子的觀念選擇。但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反省來說，“以俄為師”所標誌的那股左傾力量，能夠從政治思潮變化為思潮政治，挾政治之暴力，橫行天下，確實有沉痛教訓可尋。

民粹主義有兩個曆史來源，一是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多半為兩截：上半截為政治自由主義，下半截為經濟社會主義。下半身的思想資源，多半浸潤於儒家《禮記·禮運》篇裏的“天下為公”理想。這一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使知識分子殊難理解市場經濟的特殊結構，及其為民主憲政所提供的必要條件。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這個俄式社會主義在它的家鄉就與上一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難解難分。而中國人聽到“一聲炮響 ”，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識分子的下半截：經濟上的農業烏托邦，一個積累千年的巨大癢處，“千年巨癢”！社會主義的空想與農業烏托邦“千年巨癢”是有同構效應的，兩者一拍即合，俘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浪漫激情。二是中國士農工商社會結構傳統。一旦現代化起步，士農工商社會向工商社會演變，此前四民之首的士，多半不能適應這一社會轉型，很容易與最為相鄰的農民階層發生相互扶持共同抵製的不平之鳴，而且還能占領道德抗議的製高點。民粹主義可以表現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複古；五四後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熱烈演說——“庶民的勝利”；也可以表現為三十年代流行於上海亭子間左聯作家和酸澀文人的“懷鄉小說”；還可以表現為世紀末“後現代”新左派思潮，內裏追求與國際新潮學術接軌，外觀則借用這一口號反社會不公，迎合國內社會生活中的道義激情。符號一變再變，哪怕是從巴黎進口的（凡是新潮符號多從法國進口，並不自今日始，世紀初即已如此），卻變不脫中國知識分子從農業社會“士”蛻變不久，對社會結構轉型的前現代隔膜與不適應，就在那個“千年巨癢”上搔來搔去。

民族主義來源於中國近代曆史受盡外敵淩辱的集體記憶。民族主義有兩種表現形態。一是理性的，既能嚴守民族氣節，又能與左傾排外劃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運動激進風潮失敗之後，丁文江在談判桌上居理力爭，迫使英國當局放棄上海租界的領事裁判權。二是狂熱的，借愛國而媚上排外，百年內頻頻發作，至今沒有得到清理。後者肇禍莫過於義和團扶清滅洋，以辛醜條約收場，民族危機跌入更深一重；此後中間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燒英國代辦處，暴露左傾政治與扶清滅洋的內在聯係；至本世紀末，終於出現“中國可以說不”那樣的裝腔作勢、北大學生對克林頓提問時的拙劣姿態，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機發生，部分留學生放著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報道不說，卻有意迎合大陸傳媒的片麵報道，提議成立“抗北援南軍”、緊急呼籲朱熔基推遲訪美等各種亢奮表演。

五四以來的曆史教訓當然還不止這些。但是僅此兩端，已經把近代中國折騰得夠受了。老話說，“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裏說的“慶父”，當然不是指人。不同意見的朋友，隻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還是可以平靜討論的。我這裏指的是民粹主義和病態民族主義這兩個精神病灶，拖得太久。也不是什麽後現代的富貴病、疑難雜症，而是前現代的常見病、多發病，時時冒煙，常常發作，與新文化運動的斷裂、五四之後的以俄為師、知識界兩次大規模左傾，有內在聯係。已經是本世紀最後一個五四紀念了，再不清理，則將病症帶入二十一世紀。百年之病，求下一世紀之艾？那我們就會在二十一世紀中看到更為熱烈的發作，熱病之後，難免有更為沉重的曆史代價緊隨其後，那真是“魯難不已”，不知伊於胡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