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長征幹部蔡孝乾叛變至台灣地下黨全軍覆沒

[轉貼]長征幹部蔡孝乾叛變至台灣地下黨全軍覆沒

台灣書記蔡孝幹叛變—中共地下黨全軍覆沒（轉新華時報）

編者按
　　隨著國民黨前主席連戰頻繁訪問大陸，人們對半個世紀之前中共與國民黨之間所發生的那場吞噬了數百萬生命的血腥政權爭奪戰已經記憶不多。
　　56年前，中共在大陸大規模鎮壓反革命，殺了上百萬的國民黨黨政軍情人員，與此幾乎同時，國民黨也在台灣肅清“匪諜”，殺了數百中共潛伏人員，策反了更多“前中共黨員”，讓他們“重新做人”，前台灣總統李登輝就是其中一例。
　　台北市近郊的馬場町，曾是處決中共“匪諜”的刑場。當年一批批的中共黨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馬場町處決，親屬被嚇得不敢出麵領屍，無親屬者則一並處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張犁公墓的小角落，僅立著一塊塊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於無人聞問，40餘年間已是荒煙蔓草，直到1993年才有昔日幸存的同誌組成受難者協會，協助整理墓地。
　　一位大陸駐台的新華社女記者曾聞訊前去采訪，不過她顯然對墓地的曆史背景不甚了解。當有人告訴她“這裏埋了很多被槍斃的共產黨人”時，她卻覺得這是一個“敏感話題”，竟然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是好”。
　　今日國共已經“一笑泯恩仇”，但那些為國共爭權奪利而死去的人們呢？不管他們在九泉之下有何感想，至少，最起碼的紀念應該是必不可少。

　　長征老幹部被捕變節升官，
　　大批中共黨員在台灣被判死刑。
　　一場慘烈的國共血拚曆史，
　　如今卻少人知曉、乏人問津……



　　台灣曾存在隸屬
　　日共的左翼組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委派台籍幹部蔡孝幹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誌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幹遲至7月始進入台灣，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並以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
　　這裏的一項重要曆史背景是，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中，台灣的知識青年曾在殖民地背景下成立了隸屬於日本共產黨的台共組織，不過日本政府畢竟不同於國民黨政府，它的軍事機器強大得多，社會統製也嚴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對日共采取全麵鎮壓時，台灣共產黨幾乎瞬間瓦解。日本投降後，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灣籍幹部長年在大陸參與革命工作，跟家鄉已有隔閡，對於台灣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會狀況也需要時間學習。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隻能聯係舊台共份子，在原宗族親屬中拓展關係以及拉攏抗日知識菁英。總體而言，省工委發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識菁英，不過在工農群眾中，黨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2.28事件”發生，中共省工委卻采取靜觀其變的政策，隻有個別的黨員如謝雪紅和張誌忠投身領導群眾抗爭，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對局勢的掌握並不精確，應變能力也不足。


　　蔡孝幹叛變立功
　　國民黨窮寇之鬥

　　的確，“2.28事件”使國民黨政府失去了民心，中共在台黨員人數激增一倍，近900人左右。但1949年10月31日，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與“基隆市工委會支部案”中獲得線索，先將陳澤民逮捕，再根據其供詞，於1950年1月29日將蔡孝幹逮捕。
　　令人頗感遺憾的是，曾參加過長征的蔡孝幹在一周內就徹底變心，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其它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400多名黨人被逮捕，情況極為慘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堅不吐露者則被送往馬場町刑場槍斃。
　　台灣情治單位編印的內部教學材料“曆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將“蔡孝幹案”列為檔案文號“44901-444048”，其中的“對本案之綜合檢討”指出：“……**各級組織基礎與忠實程度，均不夠堅強，一經破獲追捕，即全麵動搖，終至瓦解。”
　　至於蔡孝幹的革命意誌為何如此薄弱？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解放軍已經逐步向福建集結，戰鬥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殘部不是逃往山區等待被全殲，就是放下武器竄入東南亞鄰國，或退至沿海島嶼，裝備不足、士氣低落。
　　但是，1949年國民黨徹底潰敗，跟著退到台灣的卻是其最忠心的幹部，凝聚力與組織力反而增強，這種情況有點向當年北撤延安的中共黨人一樣，人雖然變少了，但組織意誌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員的情況最為特殊，他們很多是帶著血仇投入這項工作，其中有些人原先就是中共的成員，因受到壓製、排擠和陷害而投身敵營的，他們對過去同誌的作業慣性和心理狀況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斬獲。像上麵所提到逮捕蔡孝幹的穀少文過去也是共產黨出身，曾在山西領導過抗日遊擊隊伍。
　　因此，對於這些帶著血仇、或手沾著血、或為對方視為叛徒的情治人員而言，從來就沒有所謂投降或輸誠的問題，即使是最後的困獸之鬥，也終究是鬥。或許，古人所說窮寇的反撲不可輕估，即為此理。


　　蔡孝幹發表聲明
　　中共書記成少將

　　1950年6月1日，蔡孝幹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並在《中央電台》做出廣播，對仍在台灣活動的地下黨人造成嚴重的打擊。他說：“我是蔡孝幹，也就是蔡幹，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曆史，也是中共極少數的台灣高級幹部之一。今日中共許多黨的老幹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當年共患難生死的同伴……我曾經是蘇區時代的中央執行委員，參加過兩萬五千公裏長征，也曾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長。後來調任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敵工部長，抗日戰爭結束後，我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書記，黨在台灣的實際負責人。……
　　蔡孝幹還以台灣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了另一廣播：“我要向台灣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黨員們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峻的集團，對黨員的控製，是一貫使用嚴格的紀律，我在中共黨內25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壓迫和欺淩，但是我是沒有任何辦法反抗的……”
此後，蔡孝幹完全消失在台灣社會。隻傳說他成了國民黨情治單位的少將軍官，成了繼續逮捕地下黨人的要員。不過沒有人見過他，甚至做為台灣人，有關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灣社會。那些關了幾年逃過一死的黨人，至今對蔡孝幹仍感憤慨和不齒，而且也充滿了不解，究竟蔡孝幹在想什麽？有關蔡孝幹的種種至今仍是一個謎。


　　國軍高官被供出
　　吳石被公開槍決

　　現在我們關注一下“吳石案”。吳石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保密局逮捕蔡孝幹時，蔡供出吳石提供重要國防情報給中共，聯係人是華東局派出的朱諶之。由於吳石的官階很高，此案涉及高級軍官多人，是一個大案子，國民黨需要給海內外一個明確的交代，以證明本身並非借口整肅軍中異己。因此，1950年月8日，吳石案的承辦人李資生在香港的國民黨刊物“新聞天地”發表一篇長文，詳述逮捕吳石和朱諶之等人始末，以昭信於天下。
　　根據國民黨的資料，吳石稱，1949年4、5月間在滬與中共華東局幹部劉棟平會麵，劉希望吳能提供軍事情報。後吳在香港時又與劉棟平取得聯絡，並同意來台後收集軍事情報。
　　1949年11月下旬，華東局派女幹部朱諶之持劉棟平的介紹函來台，先後與吳石會見六、七次，並取得書麵和口頭的軍事情報，其內容計有軍事機關及部隊主管之名冊，東南區駐軍之番號和概數，以及飛機大炮坦克之數量等。
　　1950年2月4日，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空軍飛機飛往當時仍為國民黨控製的浙江定海，並正欲搭船前往解放軍掌握的上海。由於朱諶之來台時曾向蔡孝幹匯報工作，在蔡孝幹被捕叛變後，國民黨立刻調查吳石，並通知定海方麵逮捕朱諶之，將朱押來台灣。
　　此案最後槍決了6個人，包括吳石、朱諶之以及吳石所布建的高級軍官陳寶倉、聶曦、王正均、林誌森等人，其餘則判5年至10年不等。
　　中共方麵，最早接觸吳石的中共黨人吳仲禧於1983年寫了一篇追思吳石的文章，載於1993年出版的“廣東文史資料”總號73輯。據吳仲禧回憶，吳石在武昌預備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學習時，無論年終考試或畢業考試，總是名列全校第一，後來他留學日本炮兵學校，畢業後又入日本陸軍大學，成績優秀，名聞於中日軍界。據悉，1949年6月吳石去台灣之前與吳仲禧見了最後一麵。吳仲禧寫說：“他告訴我，他已被調任國民黨國防次部次長，要到台灣去。他堅決表示，自己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麽。”“不料幾個月後，突然從香港報紙上看到吳石被公開槍決的長篇報導，不勝震驚，惋惜和哀痛。”


　　應該對曆史真實
　　作出反省與道歉

　　中共台灣“省工委會案”和“吳石案”中的三個代表性人物蔡孝幹、吳石、朱諶之，還有許許多多相關的同誌紛紛死於槍下。活著的叛徒至今不知下落，死去的烈士今日也無人吊唁，不禁令人對國共兩黨相爭的血腥曆史與黨內“革命友情”又多了一層認識。
　　從1950年仲夏開始，韓戰爆發，美國航空母艦駛入台灣海峽，在台灣和大陸中間畫出一條線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地位從此確立。大陸和台灣，也在此一時期對政治異己進行了快速、殘酷地處置。
　　在台灣，從1950年6月開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黨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馬場町處決，親屬被嚇得不敢出麵領屍，無親屬者則一並處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張犁公墓的小角落，僅立著一塊塊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於無人聞問，40餘年間已是荒煙蔓草，直到93年在偶然的情況下才重見天日，由昔日幸存的同誌和友人組成受難者協會，協助整理墓地，並定期舉行祭祀活動。
　　不久前，由於台北市政府計畫將墓地重新規劃整修，蓋成具有曆史教育性質的公園。恰巧筆者陪同市府官員前往勘查墓園時，一位大陸駐台的新華社女記者聞訊前來采訪，不過她對墓地的曆史背景顯然不甚了解。筆者告訴她：“這裏埋了很多被槍斃的共產黨人。”她似乎覺得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