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鄧私黨是如何出賣東南亞共產黨的？
流亡海外的東南亞共產黨遺族
周宇
尚未離開北京的東南亞共產黨人士變得頗為落寞。北京依然為他們發放生活費，但不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這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一樣。”上述人士稱。 1981年，在中國居住、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二號人物卡多·馬來也離開中國前往荷蘭。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稱，卡多·馬來離去時，大陸已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 伊芭魯麗姐妹離開中國的曆程則顯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後，伊芭魯麗等20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後，從北京、南昌等地來到緬共根據地，學習武裝鬥爭經驗。 這批年輕人給緬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與伊芭魯麗姐妹熟悉的前緬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幹部回憶，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識分子，喜歡彈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們談吐不凡，聰明高貴，很多人還有明顯的歐洲血統。 “這些印尼人應該去搞和平建設，或者去大學教書，在叢林裏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緬共幹部說。 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稱，1979年，伊芭魯麗離開緬甸回到中國，後又輾轉澳門、日內瓦等地，最後前往法國。上述前緬共幹部回憶，與伊芭魯麗類似的離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 1985年，從馬共分離出來的馬西共（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的此次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兩年後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埋下了伏筆。 黃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經濟支援，但遭到了拒絕。2005年，黃一江在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采訪時稱：“這一趟中國之行對我和阿達而言是一個震撼，通過與我們會麵的中國代表的談話，已經確認他們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的經濟協助。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鬥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鬥爭。” 失望之餘，黃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員提出，是否可以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這一要求同樣遭到拒絕。
鳳凰周刊記者周宇報道/
2009年3月11日，緬甸境內的果敢第一特區舉行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來自中國大陸的部分前緬甸共產黨人士的家屬、子女，以及一些加入過緬共的中國知青參加了慶祝活動。4月17日，另一場慶祝佤幫特區成立20周年的活動也在緬甸舉行。
20年前的1989年，緬甸共產黨在遭遇政變後解體。原先的緬共控製範圍紛紛脫離緬共，成立了果敢、佤幫等4個特區。緬共剩餘部分則退入中國境內，並在此後結束了政治活動，迅速退出了曆史舞台。
位於泰國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籌備相應的紀念活動。同樣是在20年前，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與泰國、馬來西亞政府共同簽訂了《合艾協議》，正式決定放棄武裝鬥爭，走出叢林，回歸正常生活。此後，馬來西亞共產黨也結束了政治活動。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於北京的育英小學舉行60周年校慶，曾經在該校就讀，來自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泰共、馬共後代參加了校慶活動。他們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和武裝鬥爭，成為普通人，他們的一部分東南亞兄弟共產黨同學則已經戰死沙場。
上世紀20年代開始，東南亞先後出現印尼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北加裏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老撾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至少9個共產黨。
它們中，除了越南共產黨、老撾共產黨仍在執政，菲律賓共產黨仍在進行武裝鬥爭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紀80年代前，東南亞共產黨的命運與中國緊密相連。它們大多有代表團被派駐北京，眾多高級幹部及其子女在中國學習或受訓。革命失敗後，他們成了東南亞共產黨遺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國，另一些則繼續流亡在中國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兩歲的丘瑞良隨父母一起從馬來西亞來到中國。丘的父親是馬共成員，到中國學習。丘瑞良姐弟3人則進入中共中央直屬的育英小學讀書。
育英小學因為曾經就讀大批中共高層後代而被認為是一所特殊的紅色學校。一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東南亞共產黨領導人後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讀。
50年之後，丘依然懷念他在育英小學的日子，並稱之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來，育英小學在50年前就已經實行了全麵的素質教育，她不明白為什麽大陸其他學校至今還在為此呼籲。
學習壓力並不大，各種室內外體育設施一應俱全，每天下午的自習課主要被用來玩耍。學校裏還為學生們組織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組，舞蹈、鋼琴、體育等興趣小組。丘參加了學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詠小組。即使學校進行的是紅色教育，大多也通過看電影的方式，所以並不枯燥。
學生們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聽。但在等車的時候，丘還是認識了泰共等其他東南亞共產黨後代的同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緬共高層回憶，曾經至少有4名緬共子女曾就讀該校，其中兩人後來死於戰場。
自育英小學畢業後，丘瑞良先後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以及解放軍301醫院護士學校。另一馬共子弟，後來成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強，則受到了更加專業的教育。
1948年，英國當局在馬來西亞實行《緊急狀態法案》。約2.4萬名華人，包括部分馬共成員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間被遣送回中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強的父親是一名馬共成員，受傷被俘後輾轉來到海南。
李居強出生在海南，並在海南讀完了中學。1967年，李和其他3名馬共後代，在北京高層的特批下，進入沈陽的解放軍高級通訊學院學習。兩年後，李回到北京，再從北京來到湖南，負責位於湖南益陽的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這座當時中國最大功率之一的廣播電台用漢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海南話、福建話、廣東話等多種語言進行對外宣傳，覆蓋整個東南亞，遠及澳洲和歐洲。
李居強對他在中國期間獲得的國賓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聯部安排，當時馬共高級幹部每月夥食費高達100120元人民幣。
一篇來自中聯部名為《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的目標與宗旨》的文章稱，20世紀60年代，中共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支援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民族民主政黨的正義鬥爭，通過推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革命，延緩或製止戰爭的爆發，通過革命來獲得和平”。
文章稱，中共支援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鬥爭贏得了許多國家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對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威望，也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68年，17歲的李居強以馬共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了當年的國慶宴會。李和其他東南亞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被安排在宴會廳一個較為偏僻的地方，並禁止記者拍照。李見到了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並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的女兒伊芭魯麗和妹妹伊利亞從蘇聯來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倫?艾地長期居住在中國，並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印尼語高級講師。他的女兒也出生在中國。
1965年，印尼發生“9?30”事件。印尼共產黨遭到蘇哈托政權鎮壓，包括艾地在內的數萬人遇難。此後，印尼共產黨在印尼國內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蘇聯、東歐諸國、中國的印尼共成員及其子女僥幸逃脫，自此開始流亡生活。
根據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伊芭魯麗姐妹到中國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接見。當年的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活動，伊芭魯麗姐妹又在天安門上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伊芭魯麗把臉靠在毛澤東的肩膀上哭了。
隨後，毛澤東走出廂房，走到樓台。伊芭魯麗聽見廣場上的人群喊聲震天：“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此後，伊芭魯麗姐妹在中國遊覽了韶山、井岡山等地，並在五七幹校、江西醫學院等地學習。
曾經的兄弟黨
1974年，李居強應召從中國回到泰國南部的馬共根據地。兩年後，丘瑞良也從中國來到這裏。
1982年初，在機關總部工作的李居強被告知，中共即將停止對馬共的支援，中國境內的馬共電台也將在半年後關閉。與此同時，與馬共作戰的政府軍方麵也在製造輿論，宣傳中共不再支持馬共。此後，一批革命之聲的工作人員回到泰南的馬共根據地，與李居強一起建立了新的馬共民主之聲廣播電台。
根據馬共總書記陳平《我方的曆史》一書中的回憶，此前的1980年，鄧小平曾召見他，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
來自中聯部的文章《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的原則與方針》則稱：“20世紀70年代，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把中共視為‘領導黨’，認為中共在國際共運中處於‘特殊地位’。對此中共領導人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強調各黨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國際共運內部沒有領導黨和被領導黨之分。”
1980年之後，更多的兄弟共產黨成員陸續離開中國。一位前東南亞共產黨人士稱，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離開北京的東南亞共產黨人士變得頗為落寞。北京依然為他們發放生活費，但不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這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一樣。”上述人士稱。
1981年，在中國居住、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二號人物卡多?馬來也離開中國前往荷蘭。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稱，卡多?馬來離去時，大陸已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伊芭魯麗姐妹離開中國的曆程則顯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後，伊芭魯麗等20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後，從北京、南昌等地來到緬共根據地，學習武裝鬥爭經驗。
這批年輕人給緬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與伊芭魯麗姐妹熟悉的前緬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幹部回憶，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識分子，喜歡彈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們談吐不凡，聰明高貴，很多人還有明顯的歐洲血統。
“這些印尼人應該去搞和平建設，或者去大學教書，在叢林裏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緬共幹部說。
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稱，1979年，伊芭魯麗離開緬甸回到中國，後又輾轉澳門、日內瓦等地，最後前往法國。上述前緬共幹部回憶，與伊芭魯麗類似的離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
1985年，從馬共分離出來的馬西共（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的此次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兩年後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埋下了伏筆。
黃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經濟支援，但遭到了拒絕。2005年，黃一江在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采訪時稱：“這一趟中國之行對我和阿達而言是一個震撼，通過與我們會麵的中國代表的談話，已經確認他們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的經濟協助。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鬥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鬥爭。”
失望之餘，黃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員提出，是否可以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這一要求同樣遭到拒絕。
流亡海外的東南亞共產黨遺族
周宇
尚未離開北京的東南亞共產黨人士變得頗為落寞。北京依然為他們發放生活費，但不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這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一樣。”上述人士稱。 1981年，在中國居住、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二號人物卡多·馬來也離開中國前往荷蘭。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稱，卡多·馬來離去時，大陸已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 伊芭魯麗姐妹離開中國的曆程則顯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後，伊芭魯麗等20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後，從北京、南昌等地來到緬共根據地，學習武裝鬥爭經驗。 這批年輕人給緬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與伊芭魯麗姐妹熟悉的前緬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幹部回憶，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識分子，喜歡彈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們談吐不凡，聰明高貴，很多人還有明顯的歐洲血統。 “這些印尼人應該去搞和平建設，或者去大學教書，在叢林裏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緬共幹部說。 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稱，1979年，伊芭魯麗離開緬甸回到中國，後又輾轉澳門、日內瓦等地，最後前往法國。上述前緬共幹部回憶，與伊芭魯麗類似的離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 1985年，從馬共分離出來的馬西共（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的此次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兩年後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埋下了伏筆。 黃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經濟支援，但遭到了拒絕。2005年，黃一江在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采訪時稱：“這一趟中國之行對我和阿達而言是一個震撼，通過與我們會麵的中國代表的談話，已經確認他們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的經濟協助。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鬥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鬥爭。” 失望之餘，黃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員提出，是否可以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這一要求同樣遭到拒絕。
鳳凰周刊記者周宇報道/
2009年3月11日，緬甸境內的果敢第一特區舉行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來自中國大陸的部分前緬甸共產黨人士的家屬、子女，以及一些加入過緬共的中國知青參加了慶祝活動。4月17日，另一場慶祝佤幫特區成立20周年的活動也在緬甸舉行。
20年前的1989年，緬甸共產黨在遭遇政變後解體。原先的緬共控製範圍紛紛脫離緬共，成立了果敢、佤幫等4個特區。緬共剩餘部分則退入中國境內，並在此後結束了政治活動，迅速退出了曆史舞台。
位於泰國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籌備相應的紀念活動。同樣是在20年前，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與泰國、馬來西亞政府共同簽訂了《合艾協議》，正式決定放棄武裝鬥爭，走出叢林，回歸正常生活。此後，馬來西亞共產黨也結束了政治活動。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於北京的育英小學舉行60周年校慶，曾經在該校就讀，來自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泰共、馬共後代參加了校慶活動。他們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和武裝鬥爭，成為普通人，他們的一部分東南亞兄弟共產黨同學則已經戰死沙場。
上世紀20年代開始，東南亞先後出現印尼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北加裏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老撾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至少9個共產黨。
它們中，除了越南共產黨、老撾共產黨仍在執政，菲律賓共產黨仍在進行武裝鬥爭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紀80年代前，東南亞共產黨的命運與中國緊密相連。它們大多有代表團被派駐北京，眾多高級幹部及其子女在中國學習或受訓。革命失敗後，他們成了東南亞共產黨遺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國，另一些則繼續流亡在中國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兩歲的丘瑞良隨父母一起從馬來西亞來到中國。丘的父親是馬共成員，到中國學習。丘瑞良姐弟3人則進入中共中央直屬的育英小學讀書。
育英小學因為曾經就讀大批中共高層後代而被認為是一所特殊的紅色學校。一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東南亞共產黨領導人後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讀。
50年之後，丘依然懷念他在育英小學的日子，並稱之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來，育英小學在50年前就已經實行了全麵的素質教育，她不明白為什麽大陸其他學校至今還在為此呼籲。
學習壓力並不大，各種室內外體育設施一應俱全，每天下午的自習課主要被用來玩耍。學校裏還為學生們組織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組，舞蹈、鋼琴、體育等興趣小組。丘參加了學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詠小組。即使學校進行的是紅色教育，大多也通過看電影的方式，所以並不枯燥。
學生們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聽。但在等車的時候，丘還是認識了泰共等其他東南亞共產黨後代的同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緬共高層回憶，曾經至少有4名緬共子女曾就讀該校，其中兩人後來死於戰場。
自育英小學畢業後，丘瑞良先後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以及解放軍301醫院護士學校。另一馬共子弟，後來成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強，則受到了更加專業的教育。
1948年，英國當局在馬來西亞實行《緊急狀態法案》。約2.4萬名華人，包括部分馬共成員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間被遣送回中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強的父親是一名馬共成員，受傷被俘後輾轉來到海南。
李居強出生在海南，並在海南讀完了中學。1967年，李和其他3名馬共後代，在北京高層的特批下，進入沈陽的解放軍高級通訊學院學習。兩年後，李回到北京，再從北京來到湖南，負責位於湖南益陽的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這座當時中國最大功率之一的廣播電台用漢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海南話、福建話、廣東話等多種語言進行對外宣傳，覆蓋整個東南亞，遠及澳洲和歐洲。
李居強對他在中國期間獲得的國賓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聯部安排，當時馬共高級幹部每月夥食費高達100120元人民幣。
一篇來自中聯部名為《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的目標與宗旨》的文章稱，20世紀60年代，中共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支援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民族民主政黨的正義鬥爭，通過推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革命，延緩或製止戰爭的爆發，通過革命來獲得和平”。
文章稱，中共支援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鬥爭贏得了許多國家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對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國際威望，也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68年，17歲的李居強以馬共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了當年的國慶宴會。李和其他東南亞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被安排在宴會廳一個較為偏僻的地方，並禁止記者拍照。李見到了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並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的女兒伊芭魯麗和妹妹伊利亞從蘇聯來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倫?艾地長期居住在中國，並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印尼語高級講師。他的女兒也出生在中國。
1965年，印尼發生“9?30”事件。印尼共產黨遭到蘇哈托政權鎮壓，包括艾地在內的數萬人遇難。此後，印尼共產黨在印尼國內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蘇聯、東歐諸國、中國的印尼共成員及其子女僥幸逃脫，自此開始流亡生活。
根據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伊芭魯麗姐妹到中國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接見。當年的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活動，伊芭魯麗姐妹又在天安門上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伊芭魯麗把臉靠在毛澤東的肩膀上哭了。
隨後，毛澤東走出廂房，走到樓台。伊芭魯麗聽見廣場上的人群喊聲震天：“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此後，伊芭魯麗姐妹在中國遊覽了韶山、井岡山等地，並在五七幹校、江西醫學院等地學習。
曾經的兄弟黨
1974年，李居強應召從中國回到泰國南部的馬共根據地。兩年後，丘瑞良也從中國來到這裏。
1982年初，在機關總部工作的李居強被告知，中共即將停止對馬共的支援，中國境內的馬共電台也將在半年後關閉。與此同時，與馬共作戰的政府軍方麵也在製造輿論，宣傳中共不再支持馬共。此後，一批革命之聲的工作人員回到泰南的馬共根據地，與李居強一起建立了新的馬共民主之聲廣播電台。
根據馬共總書記陳平《我方的曆史》一書中的回憶，此前的1980年，鄧小平曾召見他，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
來自中聯部的文章《中國共產黨黨際交往的原則與方針》則稱：“20世紀70年代，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把中共視為‘領導黨’，認為中共在國際共運中處於‘特殊地位’。對此中共領導人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強調各黨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國際共運內部沒有領導黨和被領導黨之分。”
1980年之後，更多的兄弟共產黨成員陸續離開中國。一位前東南亞共產黨人士稱，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離開北京的東南亞共產黨人士變得頗為落寞。北京依然為他們發放生活費，但不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這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一樣。”上述人士稱。
1981年，在中國居住、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二號人物卡多?馬來也離開中國前往荷蘭。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稱，卡多?馬來離去時，大陸已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伊芭魯麗姐妹離開中國的曆程則顯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後，伊芭魯麗等20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後，從北京、南昌等地來到緬共根據地，學習武裝鬥爭經驗。
這批年輕人給緬共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與伊芭魯麗姐妹熟悉的前緬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幹部回憶，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識分子，喜歡彈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們談吐不凡，聰明高貴，很多人還有明顯的歐洲血統。
“這些印尼人應該去搞和平建設，或者去大學教書，在叢林裏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前緬共幹部說。
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稱，1979年，伊芭魯麗離開緬甸回到中國，後又輾轉澳門、日內瓦等地，最後前往法國。上述前緬共幹部回憶，與伊芭魯麗類似的離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
1985年，從馬共分離出來的馬西共（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的此次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兩年後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埋下了伏筆。
黃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經濟支援，但遭到了拒絕。2005年，黃一江在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采訪時稱：“這一趟中國之行對我和阿達而言是一個震撼，通過與我們會麵的中國代表的談話，已經確認他們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的經濟協助。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鬥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鬥爭。”
失望之餘，黃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員提出，是否可以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這一要求同樣遭到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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