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蘇聯介入並操縱中國內戰紀實

抗戰勝利後蘇聯介入並操縱中國內戰紀實

　　斯大林的“反複無常”與國共戰局的起伏

　　□ 沈誌華(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斯大林希望看到以蔣介石為核心的“聯合政府”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4～5月間，斯大林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談話，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

　　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製。莫斯科對此十分了解。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所以，盡管早在6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

　　莫斯科下達“不許革命”的禁令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

　　1945年8月9日蘇聯兵分三路進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曆史突變之時，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占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占小城。”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製止內戰和消滅內戰。”

　　顯然，中共的戰略是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製廣大的原日偽占領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麵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8月14日，他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周恩來一眼看出蔣“請毛往渝全係欺騙”。20日蔣再次來電催促，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麵命令晉綏和晉察冀部隊配合蘇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麵針對華中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複說：你們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軍事實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係，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

　　對於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援助”，中共固然沒有抱多大希望，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斯大林會下一道“不許革命”的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21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取消上海起義計劃。23日，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再邀，毛澤東次日答複，周恩來先去，他本人“準備隨即赴渝”。

　　斯大林給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餘地

　　戰略方針出現如此急轉彎，是需要給全黨和全軍一個交代的，原因當然主要是蘇聯表明了態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棗園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分析了戰後進入和平階段的兩種情況(可以占領或無法占領大城市)後指出，由於得不到蘇聯的幫助，“我們隻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至於蘇聯為什麽不能幫助中共，毛澤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釋說，美蘇需要實現國際和平，“蘇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

　　顯然，毛澤東已經看出，中國不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並斷定蘇聯進軍中國的區域大概會限定在東北三省。所以，中共在關內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會得到蘇聯的援助，出路隻有一條：“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而在中國，聯合政府的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幹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將來再“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看來，中共是不得不走這條“彎路”了。

　　毛澤東講的“走法國式的道路”，恐怕隻是說給斯大林聽聽。迫於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委曲求全，親赴重慶與夙敵蔣介石談判，但他內心卻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聯合政府”實屬一廂情願，最後解決問題還要靠武裝鬥爭。

　　10月10日，就在談判協定簽字的當天，毛澤東再次拜會蘇聯大使。毛說，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表明中共取得了勝利，是將來“進行宣傳的某種依據”，但又強調“蔣介石不會履行達成的協議”，“他會繼續進行反共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共的軍隊也正在三個主要方麵加緊作應戰的準備”，毛接著說，“消滅國民黨的幾個師”沒有問題，中共唯一擔心的是美國會公開幹涉中國內政，並問蘇聯人，如果美國出兵怎麽辦。中共沒有明說的願望當然是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幾天前周恩來就提出了同樣問題，當時彼得羅夫未置可否，現在麵對毛澤東的提問，彼得羅夫的答複也隻是：“必須通過和平的途徑妥善調解局麵，盡量避免與美國人發生武裝衝突”。

　　彼得羅夫作為外交官的謹慎表態說明，斯大林並不想強迫中共接受某種具體做法，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留下了充分的回旋餘地。畢竟，提出“聯合政府”政策隻是一種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點莫斯科與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保證對中國東北的控製。(對蘇聯來說，還有一個控製外蒙古的問題，不過中共暫時還沒有考慮這一點)

　　斯大林在國共之間左右逢源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消滅日本關東軍，其主要目的是使東北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和東方安全屏障。作為簽署中蘇條約的對應條件，斯大林向美國人和蔣介石許諾，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政府，而蘇軍則在3個月內撤離中國，希望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對蘇友好立場。但是，無論從意識形態出發還是著眼於地緣政治，斯大林對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蘇聯不能把對東北的控製完全寄托在已經公開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為此，莫斯科至少采用了以下三種途徑：

　　首先，通過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東北地區營造對蘇友好的氛圍。

　　其次，充分利用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中國和朝鮮幹部(隸屬遠東方麵軍偵察處)。1940年代初，抗日聯軍在東北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失敗後，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幹部率殘部陸續退往蘇聯，組建國際旅，繼續堅持戰鬥。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來控製國民黨行政當局對東北的接管進程和實際結果。就蘇聯對中國以及東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可算是一語中的：“蘇聯隻要看見中國有聯合政府，一切便好談。”

　　最初，斯大林在國共之間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場，與中共逐步確立的獨占東北的戰略確實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澤東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化最終還是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由於得知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黨，直到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還在猶豫是否派大部隊搶占東北。但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對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說：盡管受中蘇條約限製，蘇聯“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條約中也明白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因此，“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隻要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采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

　　中共軍隊突然大量出現在東北，一時搞得蘇軍不知所措。問題的症結在於，對於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蘇聯軍人和中共領導人最初都沒有搞清楚，而他們之間又缺乏溝通和聯係。

　　於是，9月14日華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飛到延安，明確表示：蘇軍撤離中國前，國共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請朱德命令已進入沈陽、長春、大連等地的中共部隊退出蘇軍占領地區；蘇軍不久即行撤退，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的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但私下應允，已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軍接洽，蘇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係，協調行動。錦州、熱河兩省則可以完全交給中共接管。

　　莫斯科為何立場突變

　　在控製東北的問題上，斯大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滲透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蔣介石非常擔心國軍不能及時到達東北，而共軍則乘蘇軍撤退之機奪取優勢，故他早在9月11日就讓行政院長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請求借船運兵。美國的態度也很積極，代理國務卿艾奇遜第二天便以備忘錄形式將此事報告總統……

　　中國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麽，要遏製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隻能依靠共產黨。

　　為了增強中共方麵的信心，10月4日，蘇方通知中共東北局，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沈陽，還說：“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D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 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隻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隻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製任何東西”。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讚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的輿論壓力……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而對中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製定的目標。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占領兩廂”。武力解決不行，隻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日至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複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衝”。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斯大林再次打出“中共牌”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占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

　　果然，當東北局勢的發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脅時，蘇聯的態度又來了180度的大轉彎。關於蘇聯對華政策的目標，副外長洛索夫斯基在蔣經國訪蘇前給斯大林的報告中作了全麵論述：第一，中國政府必須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第二，中國必須保證長春鐵路沿線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亂局麵下，應提議蘇聯“鐵路護衛隊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準外國人及外國資本進入滿洲” ……第四，必須在蘇聯“積極參與滿洲經濟活動的情況下”實現與中國在東北的?濟合作……但恰恰在這些問題上，1946年初呈現出一種對蘇聯危險的局麵。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態度愈益強硬。

　　不僅政府之間的談判步履維艱，中國民間的反蘇情緒也突然高漲起來。在雅爾塔會議召開一周年之際，2月11日，美英蘇三國同時公布了有關遠東問題的秘密協議。為了進一步逼迫蘇聯撤軍，美英在報紙上公開指責莫斯科違背雅爾塔協議。這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輿論嘩然，廣大市民、學生紛紛湧上街頭，張貼標語，示威遊行，發表演說，抗議蘇聯在中國東北、新疆和內蒙的行為，要求蘇軍立即退出東北。麵對如此局勢，莫斯科隻得再次打出中共這張牌。

　　有史料證明，此時中共中央已經了解到情況的變化，並考慮了新的方針。3月3日周恩來作為軍調處的中共代表，與馬歇爾、張治中(國民黨代表)來到太原視察。當晚，周召集當地高級將領開會，傳達了“黨中央對當前情況的估計和戰略意圖”。周“壓低了聲音，把手攥成拳頭向下揮著：中央決定現在談不了了，要錘！”不過，這離采取實際行動還有一段時間。莫斯科顯然有點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沒有進一步的舉動，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議。3月12日，東北局電告中央，蘇軍通知將於13日撤離沈陽，希望中共軍隊“迅速攻入沈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 ……此時毛澤東還沒有改變“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倚靠蘇聯、外蒙建立根據地，通過和談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方針。這種穩重的態度與此前莫斯科的立場變來變去大概不無關係。

　　蘇聯對於中共的猶豫不決、行動遲緩頗為不滿，因而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方針開始發生重大轉變。毛澤東在批轉周恩來關於商談東北問題的報告上加了以下批示：“請東北局速與友方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 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動手大破北寧路及沈陽附近之長春路，愈迅速愈廣泛愈好”，“同時立刻動員全軍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之時，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兩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

　　斯大林的對華政策為何“舉棋不定”

　　一切準備就緒，蘇軍開始了撤退行動。莫斯科在撤軍的最後時刻采取了兩麵手法。

　　4月3日，這邊是蘇聯政府答複國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並協助中國接防部隊；那邊是蘇軍代表接連通知東北局，蘇軍將於15日和25日分別撤離長春和哈爾濱、齊齊哈爾，請中共軍隊立即前進至3市近郊待機，並入市偵察，以便屆時就近占領。為了讓中共順利接收長春，蘇聯對國民黨繼續采取麻痹戰術。4月13日蘇聯使館還信誓旦旦地向中國外交部重申，將通知具體撤離時間，並盡量D助中國政府完成接收任務。第二天，蘇軍突然撤出長春，同時用事先約定的密碼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準備的中共軍隊隨即發動總攻，當天便占領了機場兩處、市區一部，並於18日控製了全市。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應遷長春，並考慮於短期內召集東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北自治政府問題。同時，一方麵向四平增兵，再打幾個勝仗，一方麵“用全力奪取哈、齊二市”。

　　東北民主聯軍25日攻占齊齊哈爾，28日進駐哈爾濱。一則占有了相當地盤，二則得到蘇軍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時的決心是：“一切決定於戰場勝負，不要將希望放在談判上”。

　　按：據筆者考察，內戰初期蘇軍的確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但具體數字不詳。據華西列夫斯基回憶，僅蘇聯兩個方麵軍向中共軍隊移交的繳獲的日軍武器就有：3700門火炮、迫擊炮和榴彈炮，600輛坦克，861架飛機，約1200挺機槍，近680座各類軍火庫，以及鬆花江分艦隊的軍艦。稍後又轉交了大批蘇聯武器。據駐旅順海軍基地的蘇聯第三十九集團軍軍事委員博伊科中將回憶，1946年春天，肖勁光代表東北局與蘇軍司令部談判，要求把繳獲的日本武器(達50車廂)移交給中共軍隊。?呈報蘇聯濱海軍區批準，於一周後在大孤山半島(大連以北15公裏處)開始移交。但中國學者引證東北軍區司令部的資料說明，1946年5月底，東北野戰軍的裝備為：長槍160881支，輕機槍4033挺，重機槍749挺，各種炮556門。雙方的說法差距較大，實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統計資料。不過，蘇方的資料確有誇大之嫌，尤其是關於飛機、坦克、軍艦的說法。

　　然而，此時國共在東北的實力對比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由於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東北國民黨軍正規軍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萬人增加到28.5萬人。此時，林彪的主力部隊“已苦戰三月，急需休整補充訓練，並適當調劑武器”。四平中共守軍雖作戰英勇，但能夠指望的增援部隊隻有一至兩個團。所以，盡管毛澤東這時提出了“化四平街為馬德裏”的雄壯口號，但私下裏卻與林彪商議，爭取盡快停戰和談。

　　春風得意的蔣介石當然不願再給中共提供喘息的機會。對中共的前途沒有把握，看到形勢逆轉的斯大林此時又回過頭來向南京展開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駐華使館武官轉告蔣經國，說去年蔣介石曾表示願赴蘇訪問，現在斯大林歡迎蔣介石前往莫斯科或邊境某地進行會晤。蔣介石現在想的是立即消滅共軍，對此當然予以拒絕——中國的內戰於1946年6月全麵開啟。

　　中國內戰的全麵爆發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國民黨，利用共產黨，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製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共之間水火不容。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裏，所謂聯合政府和停戰談判，都不過是為積蓄力量以利再戰采取的權宜之計。國民黨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慮，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產黨一方傾斜。筆者同意這樣一種分析：“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控製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係。”

　　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確實是多變的，不確定的。有學者用“舉棋不定”來形容斯大林的對華政策，筆者卻認為，蘇聯對東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複無常，但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貫作風：目標始終確定而手段經常變換。對於蘇聯在東北的政策，當時在北滿工作的陳雲有很深刻的認識：“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方麵：一方麵，把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麵，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

　　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狀態，影響了它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過來製約著美蘇關係的發展。一方麵，如果戰後美蘇之間存在真誠的合作，那麽它們是有能力製止中國內戰爆發的。另一方麵，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無疑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麵冷戰的奠基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不過，如同文安立所說，“就冷戰觀念的形成而言，中國的國共兩黨始終落在大國的後麵。毛澤東和蔣介石直到1946年還相信，同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結盟並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個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