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鄧玉嬌，痛殺亂倫的黨領導zt

好女鄧玉嬌，痛殺亂倫的黨領導

2009年5月10日晚，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傑出的先進性工作者鄧貴大先生（44歲的湖北巴東縣野三關鎮招商辦主任），與其屬員黃德智、鄧某（取個代號鄧貴小），飲酒後去夢幻城休閑，要對女侍鄧玉嬌開展先進性教育，遭拒後，黃先生質問鄧玉嬌為何不接受教育，中國共產黨的先進黨員鄧貴大同誌開課說：“怕我們沒有錢麽？”掏出一遝鈔票，扇在鄧玉嬌的臉上，並把鄧玉嬌按在沙發上...結果呢，鄧玉嬌用一把比楊佳的殺豬刀還要小的修腳刀，給了鄧老師一個說法。黃德智同誌、鄧貴小同誌呢，也都得到了說法。

這則消息，首先讓我想起了一位好友阿偉，他是某市的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兼政法副市長的秘書，某晚與三位警界同仁喝醉了，駕著警車去開發區的按摩街。太晚了，隻剩一家按摩院，媽咪看看這幾位領導喝醉了，趕緊讓幾位小姐收工。幾位警官計議停當睜開眼時，卻發現貨色都被媽咪放跑了，隻好抓住媽咪說：“沒辦法，就是你了！”阿偉在媽咪被架上警車時，一巴掌推在她屁股上說：“快上去！”...事畢，這位媽咪在當地警界也有後台，告發了，於是正好抓出阿偉來。他老兄當時倒是沒有參與操作，隻是覺得好玩，讓弟兄們盡興。輪流操作的弟兄們呢，知道阿偉的官大，於是咬住他，希望他的後台能把大家都保出來。結果，哥兒幾個都判了輪奸罪，阿偉雖然沒奸，卻是正處級的領導，判了三年以輪奸未遂罪。

地方越小，權力的絕對值越大。匪國匪黨的官僚們，已經到了無惡不作的程度，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的權力就像口袋裏的鈔票，隨時可以不受稽核的掏出來，用於購買他們地皮上的一切。他們一個人的作為，就可以代表國家尊嚴，上麵的各級領導都是一級覆蓋一級，隻要沒有派係傾軋，隻要沒有別的輿論披露。草民如果敢於反抗，官員如果活著就能調動更強力的鎮壓；如果被殺死了，也要讓草民抵命。因此，草民不敢反抗。

還有一個原因呢，1949以後，匪國的一切刀槍歸於匪黨所有，特別是1958年的公社化、大煉鋼鐵等等名目，收繳了農民的鐵質農具、廚具，農民眼睜睜的餓死而無法用雙手奪回被搶走的糧食，糧庫是被荷槍實彈的匪兵看守著的。在西藏康巴的理塘寺，藏族人民拒絕交槍交刀，匪軍竟能出動飛機去轟炸。匪黨的禦民之術，首先就是剝奪人民的所有的可能用於反抗的器械，出於任人宰割的境況。運氣好的話，可能被宰之後獲得平反，但是被宰的時候是絕對不允許反抗的。

民越弱，官越強，想當官的越多，當官的好處越多。因為代價隻是被上級宰一下，但對下級可以任意宰殺，同級之間可以交換戰利品。一級宰一級，一級宰一方。宰錯了宰多了，頂多宣布“誤傷”“擴大化”，然而宰的永遠是正確的。最後的圖窮匕首現，終於現出了楊佳的殺豬刀、鄧玉嬌的修腳刀。一個共產黨的領導怎麽會死在修腳刀之下？一個小女子在夜晚被三位國家幹部圍著，有什麽革命工作需要和諧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律，隻有八個字：正當防衛、無罪釋放！

按照匪共的官製，這位野三關鎮的招商辦主任，級別相當於軍隊的連長，正職，必是黨員，鎮上的派出所所長指導員、稅務所所長書記也都是他的哥們--這些同僚難道都會清廉嗎？當然，當地的英明領導會找出很多借口，羈縻鄧玉嬌小姐，雖然可能不會殺她，但要防止她及時說出更多的真相，防止她成為民間抗暴的偶像，防止人們紛紛效仿她。

然而鄧玉嬌這個案子，卻讓我想起另一件事，也是這個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1881年出生了一位鄧玉麟將軍，此公1894年投入南洋新軍，1908年由孫武介紹秘密加入共進會，在武昌、南京等地運動新軍，1911年武昌暴動轟響了第一炮。中華民國成立後任北京總統府軍事諮議官，授銜陸軍中將，1916年後參加討袁護法，1926年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總指揮，之後脫離軍界寓居上海。抗戰爆發後拒絕日本人收買，遷居武漢等地。1943年回到家鄉巴東興辦學校、實業，1949年拒絕去台灣，卻於1950年底被捕被殺以“組織反革命暴動”罪名。



少女土家族，羌巴的一支

野三關那個地方，姓鄧的特別多，那是一個土家族的大姓，巴東縣的上級是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巴東現在雖然屬於湖北省，但是古時候卻是屬於四川的巴國，這個巴就是吐蕃語係當中的人的意思。土家族也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羌”字古代讀Kiang，與吐蕃語中的Kham、康巴的“康”，其實是同一個詞。由於四川盆地的農業開發，三峽地區的土家族與羌巴斷開了，但是他們的原始文化還是一樣的。這個巴東的鄧氏，不同於湖廣填四川的客家人鄧氏，而是漢化了的羌巴黨氏，就是那個赫赫有名的越過了秦嶺建立了西夏國的黨項（黨羌）。

回到本案，大概這個鄧玉嬌小姐與鄧玉麟將軍是同輩，與鄧貴大先生是同宗，那麽我們就發現鄧先生的荒唐了。荒唐何在呢？鄧貴大先生與鄧玉嬌小姐，可能相差一輩，要麽是叔姪，要麽是侄姑，甚至相差兩輩。我們知道以儒道為核心的中國文明當中，宗族製度下是嚴禁同族相奸的，視為亂倫。不論多麽有權有錢，也不能拿同族的小姑或者姪女尋開心，這是對祖宗的大不敬。在古代，亂倫要被淩遲或者剝皮。所以現在呢，鄧貴大先生還是痛快的。
再往深裏思考，共產黨的幹部為何沒有宗族概念呢？起碼尋歡之前，應該問問小姐芳名貴姓？畜牲相奸還知道避親啊！所以我們看到，共產黨的幹部已經徹底喪失了中華文化的民族特性--宗族概念，還能算是中國人嗎？發展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共產黨徹底摧毀了中國特有的社會結構，摧毀了中華文化賴以傳承的宗族製度。

四川的北川大地震的悲劇，也是部分因為宗族製度的摧毀。在我的族譜所在的昆山千燈，有著龐大的顧氏宗祠。我的近祖在江北的東台，宗祠當中還有自家的私塾，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宗族製度下，一個人不論到哪裏當貪官包二奶刮地皮，但是搜刮的金銀財寶都要帶回故居，興辦家族事業。一個家族最好的建築就是宗祠（祠堂），其中一部分是私塾，重金聘請有學問的先生為族中弟子，窮家的孩子不但可以享受免費教育，還可以得到免費的住宿夥食。我們讀讀紅樓夢，想想毛澤東在私塾中的受教育，就知道舊中國的小學是質量最好的建築，絕不會發生倒塌學堂壓死學生的事情。

宗族製度還為他的每一個族人提供保護，因為每一個家族都有在外地在京城當官的。一個人如果受了欺負，他可以找自己家族的家長，再通過中間人找對方的家長，達成妥協。如果講不通，那就請在省府的甚至在京城的族中名人出麵，官司可以打到朝廷。古代的秀才中舉之後都會成為欺負人的貪官，但都會保護自己的貧窮的族人，甚至可以發動自己的師友。清末的楊乃武小白菜的案子就是這樣驚動了皇太後。羌巴人的製度呢，受了委屈之後是找自己的喇嘛（上師），再找到對方的喇嘛，講清道理。楊佳這個案子如果在古代，被衙役毆打之後，很容易找到中間人講道理，用不著拔刀殺警。

舊中國的宗族製度下，企業都是私家所有、家族所有，城市經濟依靠師徒製度和行會製度來調節，每個生意人都會小心翼翼的經營自己的招牌，絕不敢做出三鹿奶粉那樣的事情，誰都知道拿毒品喂給別人的孩子是要遭到複仇的，甚至要被扒墳絕戶的滅掉。賣酒的會兌水，賣米的會摻砂，但都知道那是絕對不會傷害別人的性命的。否則，中國的古代經濟憑什麽吸引洋人來通商呢？全世界的銀子為何流向中國呢？因為中國的商人講究信譽。

可見，孔夫子以後，共產黨之前，中國的皇權製度無論多麽腐敗，但都不會傷到這個民族的根本。中國人能在沒有人性的皇權製度下繁殖成為世界第一的人口，奧妙就在於宗族製度。雖然皇權製度下不允許本地人當本地官以免割據，但是貪官之間是對等的，你到我的家鄉刮地皮，我到你的家鄉刮地皮，各自帶回自己家鄉，建設自己的家族事業。張領導在李家村搜刮是個貪官，但是回去興辦張家的教育，卻是一個好家長；討了二奶八奶，金銀財寶都還是留給中國的女人和小孩，肥肉爛在鍋裏頭。“解放”之初的農村小學，大多數都是辦在祠堂裏麵，就是這個道理。

西藏人的寺院，就像漢人的祠堂，它是一方的文化中心，為當地的窮孩子提供免費的教育和營養。去年大地震的北川，原來是羌巴人的地方，他們的寺院絕對不會搞成建築垃圾。但是共產黨來了以後，摧毀了寺院祠堂，沒有了告老還鄉，而是攜款出洋，於是民族資產流失。特別是偷來的鑼兒敲不得，貪汙來的錢財既不敢也無心用於慈善事業，隻有出洋最安全。所以，中國現在的第一公害，應該是貪官外逃，發展國民教育急需的資金都流失了。一個貪官子女在海外的逍遙淫蕩，可供家鄉的一百個小學生的費用。

家族、行會、寺院。。。，就是現在所謂的NGO非政府組織，他們是習慣法的載體，為表麵的皇權製度提供背景的保險。現在我們發現什麽呢？四川震殤、三鹿氰胺、楊佳殺警、鄧玉嬌殺官。。。，其實深層的背景都是同一個：價值觀的淪喪。沒有了做人的價值觀，這個民族與豬狗何異？如何讓這個民族不要全部淪為畜牲？

該怎麽辦？鄧玉嬌的刀不妨是一個可以選擇的答案，一個小女子的刀起碼要比溫家寶的眼淚和餘秋雨的眼淚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