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晚清新政困局：政改是找死，不政改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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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製政府的政治改革大都是逼出來的，而逼出來的政改，又總是成少敗多。此即政治改革的困局。所以，亨廷頓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比成功的革命家更偉大，因為前者必定是高瞻遠矚、成熟老練的一流政治家，後者倒有可能隻是誤打亂撞、僥幸得手的冒失鬼。 ( http://www.tecn.cn )
實質性的政改是很難發動的。一個傳統深厚、陳陳相因的政府，一個獲得過諸多曆史成就的舊政體，即使它已經腐朽墮落、百弊叢生、千瘡百孔、支離破碎，但隻要它仍然還在運轉，哪怕隻是病態的、畸形的運轉，對其實施大幅改革的主張也是不受歡迎的：體製內的固步自封者、既得利益者必會群起攻之，把政改的企圖當成離經叛道的胡鬧和折騰而予以拒斥。這是因為，統治者和官僚階級與舊體製有著榮辱與共的利害關係，隻有在舊政體之中他們才感到舒適和安全，他們的思想、利益、政治經驗和執政模式才能獲得適應性與合理性。因此，除非遭受巨大、慘痛且一目了然、無可爭辯的政治失敗，否則，政治改革就難以成行。然而，真要到了因失敗而被迫政改的時候，又往往為時過晚：矛盾已然激化，權威卻已喪失，從容改革的時機和條件一去不複返了。 ( http://www.tecn.cn )
上世紀之初的“晚清新政 ”，恰好就陷入了這樣一場難解難分的政改困局。起初，清政府並非沒有從容行事的機會，如果它從1840年代（對英戰敗），或1864年後（攻克太平天國），至遲1895年後（甲午戰敗）就實施政改，它本來是有較多的緩衝時間、足夠的騰挪餘地，可以有條不紊地“廓清積弊”、“次第更張”。然而，朝廷和它的官僚們卻不以為意，隻準“洋務”，不許“維新”，隻經改，不政改，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白白浪費了大把的政改光陰。直到庚子年拳民作亂，聯軍入京，“兩宮蒙塵”，“倉惶西狩”，督撫離心，“東南互保”，謝罪賠款，顏麵盡失，大清國的中央權威如江河日下，政治敗象已一覽無餘，朝廷這才發出“罪己詔”，頒布 “變法上諭”，拖延已久的政治改革終於上路了。 ( http://www.tecn.cn )
平心而論，1901年起步的晚清新政既不是“作秀”，更不是“騙局”，而是大刀闊斧、真抓實幹的政治改革。比如：“官製改革”雖被高層的權力鬥爭所玷汙，但畢竟史無前例地締造了一套近代化的政府組織，並非一無是處；《欽定憲法大綱》雖師法日本，首重“君上大權”，卻畢竟承諾“庶政公諸輿論”，將立法權賦予議會、與皇權分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廢法律），且規定了臣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人身與財產不受非法侵犯等權利，這些也不能一概說成“塗飾耳目，敷衍門麵”（梁啟超語）；資政院雖“欽選”、“民選”各半，但畢竟不是等額選舉，就是這個照貓畫虎的資政院，也照樣敢於彈劾軍機、非議聖旨，並不見得比西方國家的民選議會遜色很多；各省的谘議局更是成了憲政先鋒，興教育，扶實業，辦自治，監察督撫，請願國會，其實也是有聲有色。在政體改良之路上，1901年後的西太後、1908 年後的攝政王，比戊戌年的光緒帝和康梁走得更遠，其政改舉措顯然也更有章法，更有力度，更有層次感，更具持續性，更加穩健紮實。 ( http://www.tecn.cn )
然而，開局被動，則全盤不利；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晚清新政的結局卻是雞飛蛋打、一塌糊塗。這場規模宏大的政治改革完全是越改越亂，所激發的新問題比它所要解決的老問題更多，所製造的新麻煩比它所要克服的老麻煩還大。而關鍵時刻為大清國掌舵的，卻是缺乏政治經驗的攝政王載灃和讓全國人民極度失望的“皇族內閣”，他們無法在民情的波濤中駕馭改革之船，政局漸漸失控，革命一觸即發。最後，武昌起義一聲炮響，“仿行憲政”灰飛煙滅。 ( http://www.tecn.cn )
這是一段值得國人永遠銘記的政改曆史。有人說，是晚清新政為辛亥革命敞開了大門，政改是找死。這話不無道理，但並不正確。因為在新政之前很久，百病纏身的滿清王朝早就日暮途窮、奄奄一息。歐美虎視，日俄狼顧，官亂於上，民變於下，民怨如海，士謗如潮，禍積有年，發於一時。換言之，不政改也隻能等死。若要追問晚清新政的教訓，怪隻怪清廷在它還有威權、有能力的時候不圖政改，當它遠遠落在了時代的後麵，其勢已孤，其危已重，政治改革當然也就力不從心、無以建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