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1957年陳銘樞的“勸退”信

1957年陳銘樞的“勸退”信

1957年5月18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陳銘樞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寫了一封載入史冊的信。信中略言：
　
　　昨在民革中央聽到傳達您4月30日講話中有將於明年大選時辭去主席職務一節，初覺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爍射俯察寰區照見未來者決不足以有此。……目前黨中央領導核心空前團結，政權在握，內外翕和，黨內濟濟多士，全國亦不乏上駟之才，革命大業來日方長，您乘時引退，率天下以謙讓，矯末俗之競奔，開賢路以待後起，留有餘以補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為也。華盛頓以開國元首，當國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今曆史家猶樂道之，您所建造的偉績以及此項出乎此類、拔乎其萃的智舉，所含意義之深且廣，華盛頓瞠乎其後矣。自大革命失敗以還，您首創農村根據地，中經十年內戰、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戰爭，卒以旋乾轉坤，翻開曆史新頁。以往數十年，您無一事不首當要衝，無一日不躬上鬥爭前線，亦無一日不與民休戚，險阻艱難備嚐之矣，民之情亦盡知之矣！解放後，國家草創之初，萬端待理，您殫精竭慮，有加無已。其後國家規模日具，體製日備，您以黨的最高領袖而兼國家元首，禮儀接待之際不免受形式的約束，且一日萬機，縱使巧手安排亦難有從容寬裕的暇日。正由於此，自不免於個人修養上的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之失，也難免於影響察人聽言、決策定計的睿斷，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輕畸重、失緩失急。事理乃爾，雖固無損君子之大德，而施濟的宏效與瞻矚的境界蓋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於此時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國家大事，深入工農群眾，體察民間疾苦，並與知識分子促膝談心，且利用這暇豫心緒增加深潛寬博的修養，更加強健身心，這不隻有益於默察時宜、洞悉民隱、從旁補漏救弊，且為再度重任國家衝要的準備。由於寧靜致遠，眼界開拓，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亦能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使社會主義陣營與人類和平事業愈加鞏固發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舉也。……

　　從所謂“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以在野之身……”之類的話可以看出，這是一封“勸退”信。陳銘樞隻是一個起著點綴政治作用的“民主黨派”人士，他竟然向“領導一切”的執政黨的領袖“勸退”，這直接肇因於毛澤東1957年4月30日在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時所作的自己“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份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的表態，但究其遠因，還與中共最高領導層有關分“一線”、“二線”的說法有關。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以一身而兼黨和國家最高職務，大權在握，但卻逐漸感到對經濟工作“不像戰爭年代那樣指揮自如”，加上對那些禮儀性的國事活動不勝其煩，於是就動了“引退”的念頭：1953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他自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持“一線”工作。從有關資料可知，在最初，毛所謂的“退居二線”並不僅僅是像後來那樣不當國家主席和不管日常事務性工作，而且還要在“適當時機”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職務，這似乎的確有“引退”的意味，但從後來的曆史能看出，不甘寂寞的毛澤東其實是想當“太上皇”——自然不是像唐高宗、唐玄宗那樣名高權微的“太上皇”，而是如清高宗那樣乾綱獨斷的“太上皇”。不過，在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1956年的“反冒進”中，毛澤東與鄧子恢、周恩來等一批高層領導人產生了嚴重分歧，這使他感到自己的權威並沒有達到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程度，因而打消了“引退”的想法。此後，由於國際國內形勢所迫，毛澤東繼續談論著“一線”“二線”的話題，仍然說自己要“退二線”，在中共“八大”期間還提出“兩個主席都辭掉”，但這些都主要是以退為進的策略了。

1957年初毛全力發起黨內“整風”，就是希圖以延安整風的手法來重樹權威，在其通盤考慮中借用外力是方法之一，為此他號召黨外人士也來參與“整風”，“向黨提意見”——當然這“意見”不能指向他，而應指向他所謂的黨內“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1957年4月30日毛在有許多黨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辭去國家主席”並囑咐“要透點消息出去”，主要就是為展現他那“率天下以謙讓”的“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以獲得黨外人士的擁戴。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隻表達了不當國家主席之意，並沒有徹底“引退”的表示，陳銘樞卻主動給他寫信明言“勸退”，讓他放棄手中的大權，如此敢說敢言固然與當時“整風”正盛“反右”未興之際的寬鬆局麵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在於陳銘樞其人的為人性格。要說起來，陳銘樞也在民國時期的軍界、政界混了幾十年，可謂飽經滄桑，對世故人情自是嫻熟，但這似乎並不能消磨掉他那種不畏權勢的拗氣，身為國民黨內有名望的高級將領，他1933年參與發動反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並與中共江西紅軍相配合，三年內戰中參與組織成立分裂國民黨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還進行了一些策反國民黨高官的活動，1953年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上痛批梁漱溟時他又曾當場為梁仗義執言——如此等等，都頗有“反潮流”的意思。

　　不過，陳銘樞之所以要向毛澤東“勸退”，主要還是因為他看到了毛之為人品性方麵的一些缺陷。他在5月18日的信中就此說道：

　　由於您負國家的重任，日理萬機，要求麵晤一磬所懷確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盡規諫如下：

　　（一）您在最近講話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處，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之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淆亂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時尚不免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致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

　　（四）由於您對於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這是共產黨人最高品質，我是無限景佩的，而由此而產生的另一麵極端——過分鄙夷舊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論詩的函件中有“因為是舊體詩，怕謬種流傳，遺誤青年”之句，此雖是指您自己的詩詞而言，但治舊體詩者總以為是一種“刺隱”之筆、弦外之音，大傷他們的自尊心。這是一個不慎。就您的舊體詩而論，何嚐不具有中國古典詩歌的特長呢？如開朗的胸襟，絕逸的旨趣，高亢的聲調，簡練的詞匯，恢闊的風懷……等等，怎能因為是舊體而遽目為是謬種呢？說明了您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夠尊重之處。……


　　如此直率尖銳的批評是“功成名就”之後的毛澤東所無法容忍的，他以後多次提到，1959年廬山會議時還把它總結為“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批為“資產階級反動派”的言論。對於毛的這些品格缺陷，當時的高層人士——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與有同感的當不在少數，但像陳銘樞這樣當麵說出來的卻絕無僅有，這真是中國的不幸，因為這些缺陷造成的惡果以後就將接踵而至：“反右”、“大躍進”、“三年災害”、“階級鬥爭為綱”直至“文化大革命”。而對陳銘樞來說不幸來得更快：幾個月後他就因此被打成“右派”。

　　陳銘樞1957年寫這封“勸退”信的端倪其實在十二年前就已展現。1945年毛澤東在蘇俄的指示下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時，陳銘樞曾集古人句子為聯書贈毛澤東，道是：恢宏建大節，寧靜厲八荒。陳銘樞當時顯然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朽和獨裁極為不滿，因而把“恢宏建大節”的希望寄托在毛澤東及其黨人身上，他後來在內戰中的所作所為也就是在為“建大節”而出力。但“大節”建立之後，陳銘樞希望的是以“寧靜”來“厲八荒”，而毛澤東在1949年後所表現出的品性與采取的舉措與“寧靜”相去甚遠，乃至根本就是背道而馳，這不能不令他大為失望。我想，這就是陳銘樞1957年主動上書且言詞激烈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