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毛主席為什麽批鄧拓？

“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毛主席為什麽批鄧拓？
來源：《南方周末》
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對鄧拓夫人丁一嵐的訪談鳥語花香的旁邊，在明快優美的鋼琴聲中，聽著一位老人講述著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的悲劇，我總是想到鄧拓去世時手裏攥著的那塊濕漉漉的手絹，我想，那上麵不知浸著多少男兒淚……

因為要采製一個關於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的節目，我打電話找到了丁一嵐，她提出了三個時間供我選擇。我選擇了６月１５日，碰巧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是《人民日報》成立５０周年。在這樣一個日子，在掛著鄧拓遺像的書房裏，聽著丁一嵐追憶往事，我好像總是感覺到牆上相框裏的逝者俯視我們的目光。

《人民日報》也沒有忘記鄧拓這位總編輯，特別敬獻了一隻花籃。

也許是這個日子，也許是這些鮮花，丁一嵐不時因為哭泣而不得不中斷談話，我不知道該如何勸慰這位曆盡滄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創痛，是我無法勸慰的。我隻能默默地遞上餐巾紙，默默地聆聽，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靜。

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嵐就傳呼我，我急忙回電話。她很客氣地向我抱歉，說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訪過程中，哭了許多次，增加了我做錄音訪談的難度。她說，她是很堅強的，很少在記者麵前流淚。她擔心自己由於情緒激動說了過激的話，對黨造成不好的影響，讓我好好地把一下關。說完這些，她放心地掛斷電話。我仔細地聽了她的全部談話錄音，那些浸透著淚水的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鋪展開來。

“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

文化大革命這場曆史浩劫最早的犧牲品就是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所寫的知識性強、文筆生動、針砭時弊的文章，被稱作是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拋出“三家村”，成為引發文革的導火索。丁一嵐對３０多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

“最初是批一個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那時還沒有和‘文化大革命’聯係起來，然後，就是１９６５年開始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

當時，毛主席大講海瑞，所以，有些領導人就示意吳晗寫關於海瑞的劇本，吳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寫了《海瑞罷官》，但後來居然變成吳晗借此反黨了，我們都覺得實在是有點冤屈吳晗。當時北京市委是想保護吳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說清楚。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文化這上麵挖，那時候，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３個人給北京市委的機關刊物《前線》寫專欄，題目叫‘三家村劄記’，最後把鄧拓的《燕山夜話》也連上一塊批判，這３個人就這樣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 三家村反黨集團’。

１９６６年報上公開提出，沒有人支持，他們３個人怎麽敢於這樣進行反黨活動？他們背後還有人，得挖出來。大家也逐漸看清楚了，其實這‘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而真正它的目標是後麵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後麵又是彭真、少奇同誌和周恩來總理，他們對於國家建設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頭是對著劉、周，就是從‘三家村’這條線轉過來的。我們總還以為批判一段時間就結束了，我記得楊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高教黨委書記，韋君宜的丈夫）同誌去看鄧拓，鄧拓說，嗨，好好檢討吧，有一年也就過去了。楊述還說，哎呀，我怕一年還結束不了，恐怕得兩年三年。所以大家總還想著這是一段時間的理論鬥爭、政治鬥爭，然後結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後，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有一個甄別平反，但是沒有想到這場批判後來發展到那麽殘酷，簡直不講任何道理，並且還引起全國的混亂以及武鬥。”

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點名批評北京市委對“三家村反黨集團”是假批判、真包庇，鄧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兩位朋友在這場黨內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早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重分歧，鄧拓也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扯進黨內高層領導之間的鬥爭。丁一嵐回憶----

毛主席為什麽批鄧拓

“當時鄧拓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少奇同誌要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既不要左傾盲動，也不要右傾保守。當然，按照少奇同誌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進為主。這篇文章作為社論必須要經過總編輯發稿的，鄧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發表這樣的文章的，所以夾在中間很為難。社論大樣送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這麽重要的社論都是要經過毛主席批準才發表的，毛主席批了個我不看了，這意思也很明顯，就是不同意社論的觀點。因為以前發社論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後都會發表意見。但他這次說‘我不看了’，也不是說‘我不看了，你們就去發’，不是這個意思。”






“雖然鄧拓沒有工作，但新華社編的內部‘大參考’還是按時送到我們家裏，當時每個市領導都有一份。４月的一天，市委機關忽然來了幾個人到我們家，沒有跟鄧拓做任何解釋，就把我們家的‘大參考’全部都收走了，還說以後不再送‘大參考’給鄧拓了。鄧拓問為什麽，他們說這是上級的指示，具體什麽指示也沒說。鄧拓有點激動，希望今後還能看到‘大參考’，來人也不理會他，拎著那些‘大參考’就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後還在說：能不能繼續把‘大參考’給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後，鄧拓一直坐在書房裏，一句話也不說。”

一本“大參考”，在許多人眼裏它不過是黨的高級幹部的一種待遇，但處在全國上下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聲浪中，鄧拓把這本“大參考”當成是一種象征，一種黨仍然信任他、認可他的象征。他在極度的孤獨和痛苦中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掙紮著、希冀著。現在這個象征不複存在，而它透示著某種更為嚴酷的信息。雖然鄧拓沒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時的心跡，但我們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轉機的鄧拓接受這個事實的痛苦與絕望。在承受了許多這樣的打擊之後，他正一步一步向絕望的深處走去，最後，他選擇了死。

被燒毀的究竟是什麽

從５月８日開始，北京各大報公開批判《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深挖“三家村反黨集團”幕後的人物，全國各地也在傳唱一首童謠：“鄧拓、吳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５月１６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已經查明鄧拓是叛徒，不管鄧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在黨報上刊登這樣一篇文章，對鄧拓是致命的一擊。鄧拓覺得黨徹底不信任他了，他隻能以死來證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誠。丁一嵐理解鄧拓最後的選擇：

“說鄧拓是叛徒，鄧拓不能忍受，因為《人民日報》是黨報，黨報這樣宣布，鄧拓說，是不是黨對我做了什麽結論了。其實後來在複查時才知道這是毫無根據的，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是代表黨啊。在那種情況下，壓力大，因為處在了和黨對立的這麽一個位置上。你要讓他跟敵人鬥，跟國民黨鬥，跟日本帝國主義鬥，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堅持鬥爭。鄧拓１９３０年就參加共產黨了，為黨做過很多地下工作，還被捕過，在監獄裏跟敵人進行過不屈不撓的鬥爭。抗戰８年，解放戰爭３年，在敵後背著機器，堅持為黨出報紙，敵人進行‘梳篦式’掃蕩，他都堅持出報。那時候經常好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飯，多少槍林彈雨他都挺過來了，因為黨相信他，邊區政府支持他。可現在呢，黨宣布他是一個叛徒。他對麵是共產黨，是他一向信仰和遵從的黨組織。他還要麵對那些並不了解真實情況的所謂的革命群眾，他成了人民的敵人。這跟過去戰爭年代的鬥爭完全不一樣，這個他不能忍受。我覺得，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人，絕對不能忍受。”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對丁一嵐來說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們家是三間房，我和鄧拓分開住，各住一間。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間，發現他已經去世了，全身都涼了。那時候，他有很多病，身體很不好，經常寫東西，手出汗很多，寫東西他總用一塊手絹擦汗。我拿到他這個手絹，那手絹都是濕的，他當時寫遺書時，心裏有多麽難過，就這樣走了。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裏還住著警衛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裏麵裝的好像稿紙，上麵寫著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麽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裏，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麽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後，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裏，拿水衝掉了。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麽，是稿紙，那麽一疊，字都朝裏，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後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什麽東西，我想來想去，我幫他銷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麽就那麽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備自己。”




這是多麽淒愴、令人心碎的場麵。一邊是沒有親人守候的鄧拓的遺體，一邊是妻子和姐姐為銷毀他的遺物而心驚膽顫地忙碌。丁一嵐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堅強的，她的確非常堅強，因為她必須堅強。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鄧拓自殺

在通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有時間可以端詳一下自己風雨同舟３０年的丈夫。

“我總覺得他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個人怎麽能夠忍受全國幾億人的謾罵，到最後被組織上宣布是叛徒，我覺得沒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看見他那麽平靜地躺在那裏，我跟他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麽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

這是怎樣的一種生離死別嗬！

“北京市委已經調整了班子，他們決定不許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公開出去，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鄧拓死的時候，家裏的孩子都不在家，連我的孩子也不讓知道。第二天，他們又來我家抄東西，很客氣，說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鄧拓的秘書和他們那兒秘書處的都來了，鄧拓給我有一封遺書，是很小的一張紙，就說對不起我，他這樣做也可以讓我和孩子解脫了，免得我們再因為他受到什麽痛苦。使我感到最難受的是，鄧拓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遺書，寫完了擱在枕頭下麵了，翻了一陣才翻出來，他們當時就拿走了，也沒給我看。”

鄧拓去了，雖然對他和“三家村”的批判並沒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結束了所有強加在他身上的誣蔑和屈辱。他並不知道，吳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長期被監禁。

鄧拓的死，並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親人們得到解脫，痛苦依然絞著丁一嵐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１０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８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裏，有５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我是絕對忠實於黨的決定的，所以，很長時間我沒跟我的孩子說，爸爸已經死了。我對孩子絕對保密，這樣的處境對我來說非常困難。孩子也不問，他們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見到爸爸。一直到兩年以後，外邊已經傳開了，說鄧拓已經死了，孩子們才回來問我，因為我一直跟他們說爸爸住院了，他們也不希望爸爸回來，怕紅衛兵來家裏鬧，孩子們的精神負擔很沉重。結果外麵已經傳說爸爸死了，那時候，咱們的報紙習慣說，‘誰誰誰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了’，‘花崗岩腦袋’就是頑固不化，那就是說這個人死了。孩子們從外麵聽說了，回來問我，我還是先請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說鄧拓已經死了，才敢跟孩子們說，爸爸已經死了。孩子們都非常愛黨，相信黨，黨的報紙說爸爸是叛徒，他們再也不願意理爸爸了。可後來，他們被人家罵成是狗崽子，他們親身遭遇了許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們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們要愛黨愛群眾，他們跟我說，我們愛黨，但黨不愛我們。這是事實，他們下鄉插隊多年，想去工廠、上大學都不批準，就是因為他爸爸的問題，孩子們說這樣的話，我總是很痛心。”

每年５月１８日，丁一嵐都給鄧拓寫一封信

最讓丁一嵐痛心的是，鄧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裏才最安全，放在家裏肯定不行，紅衛兵隨時都可能來抄家批鬥。最後，她和鄧拓的哥哥商量，把鄧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裏。鄧拓的哥哥當時在中科院，鄧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們將二老的骨灰合在一個壇子裏，空出來一個藏著鄧拓的骨灰。從表麵看，兩個壇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經過這樣一番偽裝之後，鄧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過文革這場浩劫。若是鄧拓父母在天有靈，得知他們死後仍能保護愛子遺骨逃過劫難，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慟還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