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攝影記者撞了官員的腰——影響重大的“左葉”事件
又是一個好鏡頭來了，那位同誌仍然擋在伏老的前麵，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韓德福走過去輕輕地拉了一下那位同誌說：“同誌，請你讓開點！”那位同誌扭過頭來，理直氣壯地說：“怎麽！你重要還是我重要？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接著，粗暴態度成為命令傳達下來了。
1957的“左葉”事件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在北京參觀全國農業展覽會。其間，記者與負責秩序的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發生口角。5月8日的上海《××報》報道了此事，對左葉進行批評，“左葉事件”的提法也遂出現。反右鬥爭開始後，凡報道過這件事的報紙都作了檢查，不少發表過批評左葉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些新聞工作者獲得平反。這一事件對此後的新聞攝影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青年報》率先打破沉默
在發生“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與攝影記者發生爭執”事件後，首都新聞界主張對這件事進行報道的媒體都處在觀望之中。《中國青年報》率先打破沉默，在“辣椒”專刊第四十八期上發表《部長助理與攝影師》一文，第一次有保留地把這件事情公之於眾，由此點燃了導火索。
在劉少奇同誌陪同伏老參觀全國農業展覽會的時候，跟著采訪的中外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都隨時準備著拍攝一些精彩的鏡頭，並且都想從伏老的前麵去拍。當時，隨同采訪的記者很多，還有一些參觀人員，秩序比較混亂。一位矮胖的同誌總是站到劉少奇同誌和伏老的前麵，緊緊擋著攝影機的鏡頭。
又是一個好鏡頭來了，那位同誌仍然擋在伏老的前麵，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韓德福實在沒辦法了，便走過去輕輕地拉了一下那位同誌說：“同誌，請你讓開點！”那位同誌扭過頭來，理直氣壯地說：“怎麽！你重要還是我重要？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他那眼睛睜得大大的，十分嚇人，韓德福一時摸不清是怎麽回事，隻得走開了。顯然，那位同誌是在罵人了，他罵了我們所有在場的記者，因為他的口氣是“你們”。
接著，粗暴態度成為命令傳達下來：外交部新聞司的一位同誌來了，他朝我和《北京日報》的一位攝影記者說：“你們別擠了，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盛氣淩人，實在難忍，我對他說：“同誌，你說什麽都好，可是罵人不好啊！”
“這不是我罵的！”他說，“是我傳達別人的！”
他不肯告訴我們他是傳達了誰的罵人命令。後來，我打聽清楚了，原來那位罵人的同誌就是那位擋著攝影師鏡頭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長助理。
部長助理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為什麽不懂得在這裏盡管人們的級別不同，職位不同，而人和人的關係卻是平等的呢？為什麽不懂得出口不遜，隨便罵人，任意侮辱人是很不道德的呢？
這位部長助理大概沒想到：攝影記者們身後正有千百萬個讀者，渴望著看到伏老在我國的各項活動的最精彩的照片和電影。如果攝影師們都“滾出去 ”，那麽部長助理再“重要”也是無法滿足讀者要求的。應當說，近來記者們在采訪活動中受到的無理的限製、阻礙是不少的，這幾乎已經成為北京新聞界的一種苦惱了。這位助理的行為，隻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而已。
這份新聞攝影史上著名的文本，激起層層波浪。
之後《中國青年報》又發了不同觀點的文章
《部長助理與攝影師》一文見報後的第二天，北京、上海、武漢、廣東等地的媒體紛紛集中批評“部長助理辱罵攝影記者的粗暴、錯誤行為”，開展了對官僚主義、對阻撓記者采訪及人為幹涉行為的批評。但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裏，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那就是對攝影記者們在這次采訪過程中“不守紀律、破壞會場秩序”等行為的質疑與批評。
5月21日，一位名叫張直剛的“現場目擊者”，給《中國青年報》寫來了不同觀點的文章，刊登在報紙第四版，文章直陳對《部長助理與攝影師》一文的意見。
我認為部長助理的罵人是不對的，但也還必須向讀者們介紹另一方麵的事實。
某些攝影記者和攝影師為了攝取精彩的鏡頭，不惜把展覽會上珍貴的統計圖表擠掉，把陳列品搞亂，爭相拍攝，造成擁擠和紊亂的局麵。個別同誌甚至還站到展覽品上麵去拍攝。外賓看了很不滿意。其中還有一位記者同誌竟以蛙式遊泳的姿勢，從少奇同誌和另一位負責同誌的隙縫中擠進去，再用兩臂左右開弓，用力地把他們擠到後邊。
“而洪克的文章隻是孤立地批評部長助理的缺點，沒有客觀全麵地分析當時的情況，這隻會在讀者中形成片麵的印象。”張直剛說。
必須指出，保衛賓主、擋住鏡頭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記者們自己，作為我們國家和政府的主要陪同人和農業展覽會的主要介紹人之一，“那位同誌” 進行著緊張的組織工作。以他的責任而論，他“站到劉少奇同誌和伏老的前麵”未必有不當之處，何況在兩小時左右的參觀中，他大部分時間都不是站在前麵，而是站在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的後麵。
陳述了這些緣由以後，張直剛針對攝影記者的業務能力，質問道：
難道我們攝影記者竟不能在這樣長的時間找到一個適當的鏡頭？難道我們攝影記者同誌隻有把那位部長助理拉開才能獲得好鏡頭？這未免有些使人費解，並太不符合事實了。
成為向黨進攻的第一支投槍？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在當時，編輯部沒有人會把這一天報紙上刊登的中國攝影學會工作人員陳勃的文章與“右派分子向黨進攻”聯係起來。6月8日刊出的這篇文章中，陳勃把張直剛的文章視為一個“典型”：《中國青年報》5月 7日發表的《部長助理和攝影師》對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同誌的“官”氣十足、唯我獨尊的思想作風的批評，是適時和正確的。奇怪的是，當這種特權思想受了批評的時候，還有人在企圖替他解圍、鳴不平。5月2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對“部長助理和攝影師”一文的意見》就是一個典型。
顯然，陳勃在這裏把“左葉事件”歸結到攝影記者們反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這一層麵了；而張直剛卻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這種認為“我重要”的人物辯護。
陳勃在陳述完自己這些情緒性的觀點以後，得出結論說：作者以這樣一種眼光來看問題，因此，責難記者就很多，而對於官僚主義者卻輕描淡寫，不肯動他一動，反而出來保護。
陳勃歸納，在實際工作中，攝影記者們得到的是諷刺，是訓斥，是蠻橫無理的幹涉限製，甚至是對他們人格的不尊重。
事實上，“左葉事件”的發端與表述，攝影記者們隻承擔了一個“導火索”的角色。攝影記者們引起的“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任何重要意義”，“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同幾個新聞記者發生的一次小糾紛”，“這有什麽可以大驚小怪的呢”？
但是在反右鬥爭開始後，這件事情就不是這麽簡單了。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發表的社論《對新聞工作者的一個教訓》，這篇社論定調說：右派分子向我們的黨和國家猖狂進攻的時候，巧妙地利用這個事件，從新聞戰線上放出一支毒箭。
當年5月份，“左葉事件”在媒體間沸沸揚揚時，成立於3月17日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於7月13日召集了一次專門座談會。此次會議由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鄧拓主持。
8月14日，《人民日報》一版以“新華社13日訊”為電頭，發表文章《新聞工作者協會調查證明：“左葉事件”報道失實》，透露了一個月前那次座談會上的一些情形：會上《北京日報》記者王一波揭露說，右派分子羅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報》記者劉光華是參加那天農展會的記者之一，他在事後對王一波說：“這事還了得，非向上海拍訊，寫社論不可！”5月8日《××報》發表了這個事件的新聞和富有煽動性的社論以後，王一波又和劉光華在機場相遇，王告訴劉說，左葉認為與事實不符，要上告。劉光華用輕蔑的口吻說：“管他怎麽告，登出來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來。告到外國去也不管用，反正我們已經登了。”從王一波揭發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有意用這樣一個並不真實的事件來向黨和國家進攻，企圖煽動新聞界起來攻擊黨的領導，攻擊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各種製度，要求恢複資產階級的所謂“新聞自由”。
這是一次一邊倒的檢討會。會上，《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洪克及刊發文章的“辣椒”版所在部門主編吳一鏗也作了檢討。《工人日報》王源、《北京日報》周遊“也都分別對自己個人或所屬的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初步檢查或自我批評”。文章還稱，新華社沒有經過調查，就報道了北京和上海報紙攻擊左葉的新聞，因而擴大了不良的影響。這次座談會以後，新華社也做了全麵檢查。
鄧拓為“左葉事件”定了性
“單憑事件本身，並沒有大做文章的價值。”多年以後，當事人之一高糧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1957年7月13日這一天的“座談會”上，左葉檢討了自己當時“態度急躁，說話的口氣也不妥當”，但他聲明沒有說過“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 這樣的話，農業部的官員也都為他作了證。開到最後，在各方，特別是媒體一方檢查完畢後，身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的鄧拓作總結發言，稱“不能孤立地看這件事情”，並為“左葉事件”定了性：
大家知道，這件事是被新聞界右派分子加以誇大渲染，借以發動反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進攻的一個導火線，它的嚴重性就在這裏。
在右派分子有意誇大宣傳的影響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錯誤。有一些同誌有偏激情緒，沒有冷靜下來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核對一下事實，問問當事的雙方，問問在場的證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質，就濫加批評，影響很壞。
鄧拓還以《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身份檢討說：《人民日報》在這個問題上也犯了錯誤。
1988年，高糧在其回憶文章《左葉事件影響所及》中，以這樣的口吻對那一天的情況進行了描述：鄧拓接到通知後，帶上袁水拍等到中宣部和中國記協召開的座談會上去作檢討。這一下，目睹左葉與韓德福吵嘴的人，不敢出來證實了，寫文章的人不敢據理力爭了。把“左葉事件”說成“失實”甚至是“右派分子捏造的”。
此後，高糧蒙冤達20年之久。在20世紀80年代，高糧被平反以後，他對自己當年遭到的不公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當時吵架、罵人的不是我，寫文章、畫漫畫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誰知一年後我這個公道人卻成了“左葉事件中推波助瀾、向右派充實炮彈、使之向黨的新聞事業發起猖狂進攻的罪魁禍首”。天哪……
事件的兩個版本：
“攝影記者撞了官員的腰”
時任《××報》駐京記者的劉光華，“作為當年‘左葉事件’肇始現場的記者，在2004年 “將當年親身所見所聞所知，如實公之於世”。作為親曆者，他提供了這樣一種版本：1957年4月1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參觀了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國農業展覽會。事先安排入場的有組織的觀眾不下5000人，獲準進場采訪的各新聞媒體記者和攝影人員有60多人。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一個攝影小組，正在拍攝迎麵走來的國賓和劉少奇一行。攝影師劉雲波，手持即將開拍的攝影機，鏡頭卻被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擋住了。旁邊另一攝影師韓德福見狀，就抬手拉了左葉一把，請他閃開。不料惹惱了左葉，扭頭喝問：“是你重要還是我重要？”跟著又大聲說，“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部長助理當眾辱罵攝影記者的消息，很快就在展場傳開了。事情的全過程就是這麽簡單明了。
又是一個好鏡頭來了，那位同誌仍然擋在伏老的前麵，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韓德福走過去輕輕地拉了一下那位同誌說：“同誌，請你讓開點！”那位同誌扭過頭來，理直氣壯地說：“怎麽！你重要還是我重要？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接著，粗暴態度成為命令傳達下來了。
1957的“左葉”事件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在北京參觀全國農業展覽會。其間，記者與負責秩序的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發生口角。5月8日的上海《××報》報道了此事，對左葉進行批評，“左葉事件”的提法也遂出現。反右鬥爭開始後，凡報道過這件事的報紙都作了檢查，不少發表過批評左葉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些新聞工作者獲得平反。這一事件對此後的新聞攝影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青年報》率先打破沉默
在發生“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與攝影記者發生爭執”事件後，首都新聞界主張對這件事進行報道的媒體都處在觀望之中。《中國青年報》率先打破沉默，在“辣椒”專刊第四十八期上發表《部長助理與攝影師》一文，第一次有保留地把這件事情公之於眾，由此點燃了導火索。
在劉少奇同誌陪同伏老參觀全國農業展覽會的時候，跟著采訪的中外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都隨時準備著拍攝一些精彩的鏡頭，並且都想從伏老的前麵去拍。當時，隨同采訪的記者很多，還有一些參觀人員，秩序比較混亂。一位矮胖的同誌總是站到劉少奇同誌和伏老的前麵，緊緊擋著攝影機的鏡頭。
又是一個好鏡頭來了，那位同誌仍然擋在伏老的前麵，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韓德福實在沒辦法了，便走過去輕輕地拉了一下那位同誌說：“同誌，請你讓開點！”那位同誌扭過頭來，理直氣壯地說：“怎麽！你重要還是我重要？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他那眼睛睜得大大的，十分嚇人，韓德福一時摸不清是怎麽回事，隻得走開了。顯然，那位同誌是在罵人了，他罵了我們所有在場的記者，因為他的口氣是“你們”。
接著，粗暴態度成為命令傳達下來：外交部新聞司的一位同誌來了，他朝我和《北京日報》的一位攝影記者說：“你們別擠了，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盛氣淩人，實在難忍，我對他說：“同誌，你說什麽都好，可是罵人不好啊！”
“這不是我罵的！”他說，“是我傳達別人的！”
他不肯告訴我們他是傳達了誰的罵人命令。後來，我打聽清楚了，原來那位罵人的同誌就是那位擋著攝影師鏡頭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長助理。
部長助理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為什麽不懂得在這裏盡管人們的級別不同，職位不同，而人和人的關係卻是平等的呢？為什麽不懂得出口不遜，隨便罵人，任意侮辱人是很不道德的呢？
這位部長助理大概沒想到：攝影記者們身後正有千百萬個讀者，渴望著看到伏老在我國的各項活動的最精彩的照片和電影。如果攝影師們都“滾出去 ”，那麽部長助理再“重要”也是無法滿足讀者要求的。應當說，近來記者們在采訪活動中受到的無理的限製、阻礙是不少的，這幾乎已經成為北京新聞界的一種苦惱了。這位助理的行為，隻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而已。
這份新聞攝影史上著名的文本，激起層層波浪。
之後《中國青年報》又發了不同觀點的文章
《部長助理與攝影師》一文見報後的第二天，北京、上海、武漢、廣東等地的媒體紛紛集中批評“部長助理辱罵攝影記者的粗暴、錯誤行為”，開展了對官僚主義、對阻撓記者采訪及人為幹涉行為的批評。但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裏，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那就是對攝影記者們在這次采訪過程中“不守紀律、破壞會場秩序”等行為的質疑與批評。
5月21日，一位名叫張直剛的“現場目擊者”，給《中國青年報》寫來了不同觀點的文章，刊登在報紙第四版，文章直陳對《部長助理與攝影師》一文的意見。
我認為部長助理的罵人是不對的，但也還必須向讀者們介紹另一方麵的事實。
某些攝影記者和攝影師為了攝取精彩的鏡頭，不惜把展覽會上珍貴的統計圖表擠掉，把陳列品搞亂，爭相拍攝，造成擁擠和紊亂的局麵。個別同誌甚至還站到展覽品上麵去拍攝。外賓看了很不滿意。其中還有一位記者同誌竟以蛙式遊泳的姿勢，從少奇同誌和另一位負責同誌的隙縫中擠進去，再用兩臂左右開弓，用力地把他們擠到後邊。
“而洪克的文章隻是孤立地批評部長助理的缺點，沒有客觀全麵地分析當時的情況，這隻會在讀者中形成片麵的印象。”張直剛說。
必須指出，保衛賓主、擋住鏡頭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記者們自己，作為我們國家和政府的主要陪同人和農業展覽會的主要介紹人之一，“那位同誌” 進行著緊張的組織工作。以他的責任而論，他“站到劉少奇同誌和伏老的前麵”未必有不當之處，何況在兩小時左右的參觀中，他大部分時間都不是站在前麵，而是站在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的後麵。
陳述了這些緣由以後，張直剛針對攝影記者的業務能力，質問道：
難道我們攝影記者竟不能在這樣長的時間找到一個適當的鏡頭？難道我們攝影記者同誌隻有把那位部長助理拉開才能獲得好鏡頭？這未免有些使人費解，並太不符合事實了。
成為向黨進攻的第一支投槍？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在當時，編輯部沒有人會把這一天報紙上刊登的中國攝影學會工作人員陳勃的文章與“右派分子向黨進攻”聯係起來。6月8日刊出的這篇文章中，陳勃把張直剛的文章視為一個“典型”：《中國青年報》5月 7日發表的《部長助理和攝影師》對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同誌的“官”氣十足、唯我獨尊的思想作風的批評，是適時和正確的。奇怪的是，當這種特權思想受了批評的時候，還有人在企圖替他解圍、鳴不平。5月2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對“部長助理和攝影師”一文的意見》就是一個典型。
顯然，陳勃在這裏把“左葉事件”歸結到攝影記者們反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這一層麵了；而張直剛卻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這種認為“我重要”的人物辯護。
陳勃在陳述完自己這些情緒性的觀點以後，得出結論說：作者以這樣一種眼光來看問題，因此，責難記者就很多，而對於官僚主義者卻輕描淡寫，不肯動他一動，反而出來保護。
陳勃歸納，在實際工作中，攝影記者們得到的是諷刺，是訓斥，是蠻橫無理的幹涉限製，甚至是對他們人格的不尊重。
事實上，“左葉事件”的發端與表述，攝影記者們隻承擔了一個“導火索”的角色。攝影記者們引起的“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任何重要意義”，“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同幾個新聞記者發生的一次小糾紛”，“這有什麽可以大驚小怪的呢”？
但是在反右鬥爭開始後，這件事情就不是這麽簡單了。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發表的社論《對新聞工作者的一個教訓》，這篇社論定調說：右派分子向我們的黨和國家猖狂進攻的時候，巧妙地利用這個事件，從新聞戰線上放出一支毒箭。
當年5月份，“左葉事件”在媒體間沸沸揚揚時，成立於3月17日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於7月13日召集了一次專門座談會。此次會議由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鄧拓主持。
8月14日，《人民日報》一版以“新華社13日訊”為電頭，發表文章《新聞工作者協會調查證明：“左葉事件”報道失實》，透露了一個月前那次座談會上的一些情形：會上《北京日報》記者王一波揭露說，右派分子羅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報》記者劉光華是參加那天農展會的記者之一，他在事後對王一波說：“這事還了得，非向上海拍訊，寫社論不可！”5月8日《××報》發表了這個事件的新聞和富有煽動性的社論以後，王一波又和劉光華在機場相遇，王告訴劉說，左葉認為與事實不符，要上告。劉光華用輕蔑的口吻說：“管他怎麽告，登出來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來。告到外國去也不管用，反正我們已經登了。”從王一波揭發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有意用這樣一個並不真實的事件來向黨和國家進攻，企圖煽動新聞界起來攻擊黨的領導，攻擊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各種製度，要求恢複資產階級的所謂“新聞自由”。
這是一次一邊倒的檢討會。會上，《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洪克及刊發文章的“辣椒”版所在部門主編吳一鏗也作了檢討。《工人日報》王源、《北京日報》周遊“也都分別對自己個人或所屬的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初步檢查或自我批評”。文章還稱，新華社沒有經過調查，就報道了北京和上海報紙攻擊左葉的新聞，因而擴大了不良的影響。這次座談會以後，新華社也做了全麵檢查。
鄧拓為“左葉事件”定了性
“單憑事件本身，並沒有大做文章的價值。”多年以後，當事人之一高糧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1957年7月13日這一天的“座談會”上，左葉檢討了自己當時“態度急躁，說話的口氣也不妥當”，但他聲明沒有說過“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 這樣的話，農業部的官員也都為他作了證。開到最後，在各方，特別是媒體一方檢查完畢後，身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的鄧拓作總結發言，稱“不能孤立地看這件事情”，並為“左葉事件”定了性：
大家知道，這件事是被新聞界右派分子加以誇大渲染，借以發動反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進攻的一個導火線，它的嚴重性就在這裏。
在右派分子有意誇大宣傳的影響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錯誤。有一些同誌有偏激情緒，沒有冷靜下來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核對一下事實，問問當事的雙方，問問在場的證人，分析一下事件的性質，就濫加批評，影響很壞。
鄧拓還以《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身份檢討說：《人民日報》在這個問題上也犯了錯誤。
1988年，高糧在其回憶文章《左葉事件影響所及》中，以這樣的口吻對那一天的情況進行了描述：鄧拓接到通知後，帶上袁水拍等到中宣部和中國記協召開的座談會上去作檢討。這一下，目睹左葉與韓德福吵嘴的人，不敢出來證實了，寫文章的人不敢據理力爭了。把“左葉事件”說成“失實”甚至是“右派分子捏造的”。
此後，高糧蒙冤達20年之久。在20世紀80年代，高糧被平反以後，他對自己當年遭到的不公發出了這樣的感歎：
當時吵架、罵人的不是我，寫文章、畫漫畫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誰知一年後我這個公道人卻成了“左葉事件中推波助瀾、向右派充實炮彈、使之向黨的新聞事業發起猖狂進攻的罪魁禍首”。天哪……
事件的兩個版本：
“攝影記者撞了官員的腰”
時任《××報》駐京記者的劉光華，“作為當年‘左葉事件’肇始現場的記者，在2004年 “將當年親身所見所聞所知，如實公之於世”。作為親曆者，他提供了這樣一種版本：1957年4月1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參觀了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國農業展覽會。事先安排入場的有組織的觀眾不下5000人，獲準進場采訪的各新聞媒體記者和攝影人員有60多人。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一個攝影小組，正在拍攝迎麵走來的國賓和劉少奇一行。攝影師劉雲波，手持即將開拍的攝影機，鏡頭卻被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擋住了。旁邊另一攝影師韓德福見狀，就抬手拉了左葉一把，請他閃開。不料惹惱了左葉，扭頭喝問：“是你重要還是我重要？”跟著又大聲說，“再擠就叫你們滾出去。”部長助理當眾辱罵攝影記者的消息，很快就在展場傳開了。事情的全過程就是這麽簡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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