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六十年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劉仲侯訪談錄）

共和國六十年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劉仲侯訪談錄）
　　
　　時間地點：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昌經緯賓館
　　
　　【老田按】在共和國60年即將到來之際，可以預料，承接去年的改革三十年的新一輪宣傳運動會啟動。在去年的宣傳運動中間，相信許多網友會感到不滿意，不管怎麽說，報章和媒體的宣傳主題及其提供的理解曆史線索，跟普通人的親曆親聞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大學生，甚至是別的什麽人，已經很難把自己的感受跟媒體宣傳文章的基調進行對照了。
　　
　　新中國六十年的曆史，似乎存在著相互分割並且彼此對立的兩種曆史，一種是主流學界和官方媒體提供的書麵曆史，另外一種是民眾的親曆親聞的曆史，從1980年代以來，這兩種曆史相互脫節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相互之間無法對照。普通人親曆的文革，與官方決議和學者寫的文革史，截然相反；官方說的大躍進，與基層幹部和農民的記憶也迥然不同；這樣的狀況竟然持續了幾十年，很可能有些人已經感到不滿意了。
　　
　　有鑒於此，筆者痛感到理解新中國曆史需要新的材料，新的角度。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曆者都還在世，所以，理解新中國曆史，存在一個以口述史補充“正史”的可能。本篇訪談錄就是老田訪問一位老共產黨員而記錄下來的。
　　
　　劉仲侯老同誌親曆過建國後很多重大事件，並且對一些關鍵決策持有可貴的獨立思考，不是那種永遠都能夠“趕上時髦”的聰明人。他在縣委書記任上親曆了農業大躍進，在地位副書記任上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副部長任上親曆了教育界的“撥亂反正”，在省委副書記任上親曆了解散農業集體經濟，在這些重大曆史事件和政策調整過程中間，劉老都有自己的看法。雖然劉老的看法不同於官方決議，也不同於主流學界所推崇的普世價值，故此顯得“很不權威”，但貴在獨立思考，這種獨立思考提供了“曆史書寫一邊倒”之外的寶貴材料。
　　
　　從劉老的親曆親聞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關鍵性的政策及其背後的政治運作過程，可以加深我們對鄧小平理論的理解。作為共產黨內部政見分歧的一個主要方麵，教育革命問題是鄧小平非常注重的，針對毛澤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鄧小平後來針鋒相對地提出“教育要麵向世界、麵向現代化、麵向未來。”這個話題涉及到如何理解公有製社會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機製問題，隱含了一個公有製社會的領導層（在其他情況下是統治階級）的再生產機製，所以成為鄧小平反駁毛澤東和馬克思的焦點題目。當然，鄧小平這樣一種反駁方式隻有不同意見不發言的時候，才會才能夠起作用。為了提高說服力，學界的一些積極分子例如於光遠、胡繩、蘇紹智等人迅速跟進，於光遠說公有製條件下不可能產生階級因為這與馬克思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劃分依據不相符，胡繩說毛澤東是民粹主義思想過分地推崇社會下層缺乏依據，蘇紹智則較為委婉地從毛澤東的“大過渡”看法出發說社會主義有初級階段，所有的“理論工作”目的隻有一個，完成鄧小平未能很好完成的理論使命——否認公有製社會的階層分化與矛盾存在。
　　
　　實際上從1974年醫療組發現毛澤東罹患運動精神元病之後，鄧小平就開始布局，先是啟用胡耀邦、周榮鑫、萬裏、張愛萍等“四大金剛”，開始發布不同政見——也就是所謂的“右傾翻案風”；1974年年底，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談話中間全麵涉及到如何理解社會主義製度和對資產階級專政問題，要張春橋和姚文元寫文章來闡釋這些思想，內容涉及到如何理解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特別是公有製社會的官民關係問題，鄧小平感到這個關鍵問題上也不能沉默，於1975年初成立國務院政研室，任用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熊複、胡繩、於光遠、李鑫等七人，根據鄧力群的回憶，這一動作是預備奪取原本由張春橋、姚文元分管的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發布不同意見。在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間，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間的教育革命理論和實踐問題，教育界的領導權問題，“四大金剛”中間的胡耀邦和周榮鑫為此發表了很多與毛澤東的不同政見，這在後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間有披露和反駁。
　　
　　等到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在1978年對於同一話題有兩次重大的發言，一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二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在後一次講話中間，鄧小平把1971年全教會的《紀要》概括為兩個估計“《紀要》裏講了所謂‘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前一次講話中間，鄧小平反駁了這兩個估計。學習一下鄧小平的反駁邏輯，這很有意思，他說腦力勞動也是勞動，所以進行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就是勞動者，不存在社會分層的依據，這樣，就把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和反馬克思的西方主流社會學關於分層的研究和結論，統統推翻了；另外，他說世界觀問題要看為誰服務，他斷言知識分子也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所以就不存在一個世界觀改造問題，他就這樣簡單地推翻了他自己概括出來的“兩個估計”。在這個爭論中間，先是鄧小平方麵發布不同政見——“右傾翻案風”，接著毛澤東方麵發布看法——反擊右傾翻案風，然後又是鄧小平方麵發布政見——撥亂反正，可惜的是沒有反駁的聲音。
　　
　　大體而言，鄧小平對於教育和科學的認識在其思想方法中間是有代表性的，鄧小平理論的功能性地位，是否定一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析價值，迄今為止，黨史國史研究中間對於新中國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分析，基本上是拒絕應用前人積累的一切理論成果。在這個撥亂反正政策的背後，相關的爭論和不同看法都被遮蔽掉了，這也是一種黨史國史研究的發言方式——論述和做結論時從來不提供第一手材料和特定曆史背景中間的不同看法。目前高校和科研機構中間，堅持鄧小平開創的研究路徑“吃學術飯”的人，數量最為龐大，可能有數十萬人之多，這些人研究黨史國史時，基本上很好地堅持了既不應用理論又不提供完整的經驗材料的方法。這個“鄧小平研究道路”，每一個網友都很熟悉，主要是服務於論證什麽政策什麽人“好或者不好”，這種所謂的研究文章，結論是先定的，證據是後找的，往往以誰誰誰說了什麽開始，然後在官場或者民間有一個好的或者壞的例子就算是完成了論證過程，最後得出的結論往往與某個決議或者某個高官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位大學政治課教師，對這一現象表示高度不滿，他曾經對我說過：做一個政治課教師很可悲，沒有自己的人格獨立，上麵風向變了之後，就得換一種說法去教學生。但是這種現象還在繼續，並且與普通人的感受差距越來越遠，我不知道，把鄧小平理論發展成為學界這樣一種“寫文章教書混飯吃”的方式——脫離一切理論並反對一切全麵的材料——還有人多數人感到非常滿意並打算繼續堅持下去。但願這一篇口述史，對於那些不滿意片麵材料的研究者會有所幫助。
　　
　　二○○九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