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文學獎的榮耀背後

在斯大林文學獎的榮耀背後

2009-4-7 徐賁

　　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康斯坦丁·西蒙諾夫(1915-1979)是蘇聯地位顯赫的文化權貴，因為特別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被稱為“受斯大林寵愛的作家”。在斯大林時代，沒有什麽是比這個更榮耀的了。西蒙諾夫的母親出身王室世家,她的家庭成為革命的當然對象。但是西蒙諾夫在1930年代將自己造就為一個“無產階級作家”。西蒙諾夫1934年開始寫作。1938年畢業於高爾基文學院。1942年加入共產黨。曾任《文學報》主編、《新世界》雜誌編委、《文學俄羅斯》報編委、蘇聯作協副總書記和書記處書記等職。1939年任軍事記者，以後一直從事戰爭題材的創作。他曾得到列寧獎和蘇聯勞動英雄獎，並六次榮獲斯大林文學獎。(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作品是:劇本《我城一少年》（1941)1942年獲獎、劇本《俄羅斯人》（1942)1943年獲獎、中篇小說《日日夜夜》（1943-1944)1946獲獎、劇本《俄羅斯問題》（1946)1947年獲獎、詩集《友與敵》（1948)1949年獲獎、劇本《異邦陰影》（1949)1950年獲獎。

　　西蒙諾夫晚年的時候對往事多有回憶,對他在斯大林時代的所作所為有許多誠懇的反思。美國曆史學家奧蘭多.費格斯(Orlando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下稱《耳語者》)(The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通過口述史的搜集，從西蒙諾夫的親友口述和私人材料中再現了他的內心世界,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著名公共人物身上的那種具有斯大林時代印記的特殊複雜性。《耳語者》被《紐約時報》評為2007年最值得關注的100本書之一。

　　一.“仁慈”的饒恕

　　在西蒙諾夫晚年寫的回憶錄中,他充滿悔意地回想自己在斯大林時代扮演的角色,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象他自己那樣的“蘇維埃人”，在該說話的時候保持沉默,在該有想法的時候一味順從,斯大林才能如此順當、成功地建立他那個具有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專製。西蒙諾夫回憶過這樣一件往事。1952年在克裏姆林宮召開討論評議斯大林文學獎的會議,與會的各方官僚大員已經基本同意獲獎作品是斯捷潘·斯洛賓(StepanZlobin)的小說《斯捷潘·拉辛》（StepanRazin）。但是,政治局委員馬林科夫反對,理由是斯洛賓在衛國戰爭中當過德國人的俘虜。

　　在場參加會議的人都知道,斯洛賓是個很勇敢的戰士,被俘後在集中營裏領導一個抵抗小組。馬林科夫發言以後,全場死一般沉寂。斯大林站起身來,在會議室繞著圈子踱步,走過政治局委員們的座位,又走過工會領導人的座位,象是自言自語似地出聲說,“饒恕他,還是不饒恕他?”仍然是一片死寂。斯大林又開始踱步,還是自言自語,“饒恕,還是不饒恕?”依然是一片死寂,沒有一個人敢吱聲。斯大林第三次踱步,第三次發問。最後斯大林自問自答地說,“饒恕他吧。”每個在場的人都鬆了一口氣,斯大林的這幾個字決定了一個人天壤之別的兩種命運:一個是獲得斯大林獎的榮耀,另一個是被發配到古拉格去的厄運。

　　所有在場的作家都認識斯拉賓,就算斯大林三次給他們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斯洛賓說話。西蒙諾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們眼裏,這不是饒恕不饒恕某個罪人,而是要不要反駁象馬林科夫這樣一位大員提出的指責。”西蒙諾夫後來想,斯大林顯然相信馬林科夫,而提名斯洛賓得獎的也是斯大林。斯大林的“饒恕不饒恕”其實是一個權術表演,他早就知道沒有人會敢為斯洛賓說話,但他還是不放過這個向在場者宣告的機會,隻有他斯大林才能決定所有人的命運。

　　二.將功贖罪

　　在許多人看來,西蒙諾夫受到的寵幸足以讓他享受特殊的安全感,但情況正好相反,西蒙諾夫無時不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之中。費克斯發現,西蒙諾夫的戰後筆記本裏到處都記錄著斯大林語錄、學習斯大林著作的心得體會、繼續努力地學習的計劃,“西蒙諾夫無處不感覺到斯大林的權力,……斯大林在監視他的一舉一動。斯大林是他的恩人、保護者、老師和向導,……但也是他心目中的牢頭、拷問人和劊子手。”

　　任何一個小小的官方批評都足以把西蒙諾夫嚇得靈魂出竅。1948年,西蒙諾夫的中篇小說《祖國的煙》在黨的宣傳部門主要刊物上遭到批評。西蒙諾夫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哪裏出了錯。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我寫這部作品,自問是對黨……和斯大林盡責,……斯大林一直是我心中的最高權威。”越不知道哪裏出錯,才越叫西蒙諾夫害怕。西蒙諾夫的作品是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1947)差不多同時遭受批評的,西蒙諾夫本能地預感斯大林將對作家協會的領導層進行一次清洗。他驚慌不安、不知所措,向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求教。但是,日丹諾夫的口風很緊(其實日丹諾夫本人是喜歡他這部作品的)。憂心忡忡的西蒙諾夫決心不再版這部中篇。

　　不久,西蒙諾夫接到了日丹諾夫的一位秘書的電話,問他是否有興趣寫一個關於兩位科學家的劇本。這兩位科學家犯有“諂媚西方”的罪行,是斯大林親自定性的。西蒙諾夫覺得這是斯大林決定饒恕他的信號,也是自己將功贖罪的大好機會。1948年初,西蒙諾夫完成了《異邦陰影》(AlienShadow)的初稿,寫的是一位蘇聯微生物學家因崇拜西方而犯下了背叛祖國的罪行。西蒙諾夫把這部官方喉舌式的宣傳作品送交日丹諾夫審批,日丹諾夫又將它轉呈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審批。斯大林親自給西蒙諾夫打電話,詳細指示如何修改劇本。尤其要求在結尾部分突出衛生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執行治病救人、給出路的政策,讓犯錯誤的科學家繼續從事科學研究。

　　西蒙諾夫按照指示修改了劇本,再次經過斯大林審批後,於1949年發表,並被提名斯大林獎。在評獎會議上,有人對劇的結尾提出批評,說它太“自由主義”,他們哪裏知道這個結尾恰恰是按斯大林要求寫的。西蒙諾夫後來記敘道,他對斯大林和他通電話的事一字未提,“我一言不發地坐在一邊,聽著我的同事們批評斯大林的‘自由主義’。”這個劇後來榮獲1950年斯大林文學獎。

　　西蒙諾夫在回憶中述及《異邦陰影》,他說,“我本來是可以選擇不寫這個作品的,但我實在沒有性格的勇氣來做傷害我自己的事情。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為自己沒有勇氣感到羞愧。”生活在斯大林時代,自我批評和自我審查成為每一個成功作家所擅長的本領,西蒙諾夫也不例外。在他的抽屜裏存放著好些完成了,但自知通不過審查的作品。1973年,德國作家沃爾夫(ChristaWolf)問西蒙諾夫,是不是有過因為遭受壓力才寫那些在政治上正確的作品。西蒙諾夫承認,他的內心一直有作家和政審員這兩個角色在鬥爭,一生都是這麽過來的。在他內心的鬥爭中,怯懦總是占了上風,他自己想起來都覺得惡心。

　　三.秘密報告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不久,赫魯曉夫的講話印成小冊子下達到蘇聯所有的黨組織,傳達到全國基層工廠、機關、學校的700萬黨員和1800萬共青團員。赫魯曉夫的報告摘除了斯大林頭上神的光環,足以把無數早已習慣蹼伏在斯大林腳下的蘇聯人一下子投入驚恐和不安之中。除了極少數自以為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知識分子為命運的轉機興奮不已,絕大部分蘇聯人根本無法弄明白赫魯曉夫報告究竟會對他們的政治生活產生什麽影響。於是，觀望、猶豫和等待成為一種普遍的蘇聯人心態。

　　赫魯曉夫的報告讓當時擔任蘇聯作協書記職務的西蒙諾夫覺得既興奮,又震驚。他在赫魯曉夫時代所表現的那種非常遲緩的非斯大林化過程,在當時是一種常態,而不是例外。1959年西蒙諾夫出版小說《生者與死者》,他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時代的反思僅限於二戰時的“失誤”。小說涉足了一些斯大林時代的禁區,如政治大恐怖在蘇聯造成的軍事和其他人才的毀滅、戰爭初期的毫無準備、手忙腳亂的倉促應戰、人際關係互不信任所索取的高昂生命代價。西蒙諾夫不再把衛國戰爭的勝利寫成是斯大林英明領導的結果。在他的作品裏，衛國戰爭要求人們記住千千萬萬平凡蘇聯人的犧牲和苦難,記住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蘇聯人民的勝利。西蒙諾夫在小說中用了許多他自己1941年到1945年日記中的材料。1960年他在伏龍茲軍事學院舉行的一次文學晚會上承認,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他沒有說出對這些材料真實想法的“公民勇氣”。

　　西蒙諾夫對斯大林有個人的好感。西蒙諾夫的成功生涯,甚至可以說,西蒙諾夫之所以是西蒙諾夫,都是和斯大林連結在一起的。就象所有那些“待文王而興者”一樣,無論西蒙諾夫在斯大林的暴虐統治下有過什麽遭遇,畢竟他在斯大林時期光輝過,終究無法在感情上與斯大林作徹底切割。費格斯對此寫道,“西蒙諾夫一直無法全心全意地接受赫魯曉夫的解凍,他把這看成是對作為個人和領袖的斯大林的背叛,看成是對自己過去的背叛。他不能否定自己,也就不能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魯曉夫解凍的高潮時期,西蒙諾夫也還是堅持斯大林獨裁時的許多教條。”(616)

　　盡管西蒙諾夫不讚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但卻因為赫魯曉夫的“解凍”而感受到了精神上的舒解。他兒子回憶道,1956年以後,“我父親快活了,也放鬆了,不再因為工作而處於緊繃和壓力的狀態。從我記事起,父親的手就有神經質的顫抖,現在也正常了。他對親朋好友變得關心而且熱情,政治上的解凍似乎帶來了他內心的解凍,他又開始活過來了。”

　　四.苦難的真實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結束了蘇聯的政治解凍。赫魯曉夫改變了斯大林的政策，但是沒有改變斯大林的製度。勃列日涅夫很容易就在保存完好的斯大林製度中把改變了的政策又以新的形式改變回來。勃列日涅夫時期，西蒙諾夫在蘇聯文藝界的地位更加顯要。他斯大林時代的書一再出版,作品用到中學和大學教科書裏,頻頻在媒體露麵,代表蘇聯出訪世界許多國家。但是，西蒙諾夫關於衛國戰爭的新作品卻因遭遇嚴厲的思想審查而出版困難。（621）

　　以蘇聯衛國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是西蒙諾夫所有著作中最重要,也是最真實的部分。戰爭以它不可預測的發展衝擊斯大林統治特有的那種處心積慮的全麵社會控製。戰爭在普通蘇聯人心中喚起愛國心、犧牲精神、製創力、團結友愛，把人的高尚精神重新注入蘇聯人久已被斯大林秘密警察統治的恐怖、監視和人際猜疑、背叛、虛偽所麻痹的靈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再斯大林化，就是要通過控製真實的戰爭回憶，來控製對斯大林式統治的人性代價的質疑。對於建立在虛偽和謊言上的專製統治,“真實”本身就是一件權力必須高度戒備的東西。

　　1960年代,西蒙諾夫以衛國戰爭為題材的作品在出版時都碰到麻煩,有的不能出版,有的必須按審查刪改才能出版。他從1941年開始的戰時日記本來準備在1967年以《戰爭百日》為題出版,被審查否決。西蒙諾夫向黨的高層申訴,但終於無效。這本書直到1999年方得以出版。他的朱可夫元帥隨筆和1941至1945年日記也遭到同樣的命運,1977年出版時經過重大刪節。他的紀錄片《如果你愛自己的家》經過審查機關的再三刁難和大幅刪改方得麵世。以他的小說《戰士不是天生的》改編的電影,被改得麵目全非,以至西蒙諾夫都不願意電影再用原小說的題目。電影在1967年拍攝時用的是《懲罰》這個片名。

　　蠻橫無理的思想審查反倒促使西蒙諾夫追問,到底什麽才是真實的衛國戰爭,到底什麽才是真實的蘇聯社會和蘇聯生活。斯大林式的製度害怕真實,充斥著虛偽和謊言。西蒙諾夫越了解到這一點,也就越堅持與自己的過去保持距離。他在1966年寫道,“過去我心中雖有疑問,但一直熱愛斯大林。但是,我今天了解所有這些關於斯大林的事,我不再,也不再能熱愛他了。如果我以前就知道,我那時候也不會熱愛他的。”(622)

　　西蒙諾夫對蘇聯體製的絕對正確不再沒有懷疑。1956年西蒙諾夫支持蘇聯政府出兵鎮壓匈亞利革命。1968年,他雖然沒有公開批評勃列日涅夫政府出兵鎮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但私下裏卻表示不讚成。西蒙諾夫當然不可能變成一個政治上的持異見者。但是,他和許多黨政改革人士一樣,對改變蘇聯的政治文化和製度開始采取接納的態度。西蒙諾夫的兒子說,要是西蒙諾夫多活幾年,他也會歡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他當然不能走得太遠。除非他徹底打破黨的模子,他是不可能支持索爾仁尼琴的。他做不到這一點。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麽,也不知道為了與黨保持一致,他究竟勉強自己想了些什麽。我隻知道他一直到死都沒有停止變化。對我來說,這就是他的優點,他從來沒有喪失變化的能力。”(624)

　　五.人性和良心的力量

　　西蒙諾夫的“變化能力”是以他的自我道德和人性反思開始的。1965年,在西蒙諾夫50歲生日的慶祝晚會上,來了700多位客人。聽著無休無止的讚語美言,他顯得有點不耐煩了。在晚會快結束的時候,他走到話筒前說,“在這樣的場合……人們要講的當然主要是過去的好事。我想對在座的朋友和同誌說,我為自己一生做的許多事情感到羞愧。我知道,我做的事並不件件都好,我也並不是總能按最高道德原則、最高公民原則、最高人性原則辦事。有的事我回想起來並不滿意,我缺乏足夠的意誌力。我心裏明白。我現在說這些並不隻是出於懺悔,懺悔是個人的私事。我這麽說是因為回想能幫助一個人避免再次犯錯。我希望不再犯這樣的錯誤。……從今天起,無論付出任何代價,我也不想再作道德妥協。”(624)

　　在西蒙諾夫身上,有真誠的一麵。在他的戰時日記和戰爭作品中，有一種戰爭災難對人的靈魂拷問和救贖力量。多重真實的災難體驗(死亡、饑餓、恐懼、堅韌、同情、熱愛生命)所演示的複雜而真實的人性(懦怯、勇氣、自私、利他、卑鄙、高尚),成為西蒙諾夫在斯大林去世後思想變化和自我反思的原動力。“人性”成為政治懷疑的酵母。人性反思雖然很少直接涉及政治製度根本,但卻因為它的良心思考而對壓迫和泯滅人性的製度有實際的揭露作用。在政治製度不允許公開質疑的時候,人性和良心思考甚至可能成為一種迂回的政治反思。

　　但是,西蒙諾夫的文化官僚身份卻始終不可能允許他朝自由人性的方向發展。1970年代,出於對自己過去行為的追悔,西蒙諾夫確實幫助過一些其他蘇聯作家,包括在1940年到1953年斯大林反猶時期受迫害的蘇聯猶太作家。但是,他畢竟是蘇聯政治體製機器中的一個部件。隻要這個機器還在運轉,他就隻能在其中身不由己。

　　1979年,在克裏姆林宮發動“《大都會》事件”，迫害有關編輯時,又有西蒙諾夫的參與。《大都會》（Metropol）是一本文學年鑒,它並不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刊物,隻不過是嚐試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死水狀態中與死水搏鬥”。這個年鑒惹惱了當局,其中包括主管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西蒙諾夫在蘇斯洛夫的辦公室裏寫了一份關於《大都會》的報告,指責年鑒的兩位編輯是“反蘇聯的政治異見分子”。當西蒙諾夫的女兒聽到這個消息時,不相信自己的父親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但後來還是證明果真有這麽回事。費格斯寫道,“一直到西蒙諾夫生命的最後幾年,即便他在蘇聯製度中是一個大人物,似乎不再有什麽好害怕的,然而,在他和蘇聯政權的關係中,恐懼從來沒有消失。”

　　索爾仁尼琴說,“西蒙諾夫是一個多麵人,既是一個高貴的文學殉道者,又是一個能在官場到處左右逢源的保守派大佬。”(626)西蒙諾夫並不是知識分子自我解放的典範,他代表的是另外一種知識分子的自我覺醒可能。那就是,即使在思想定型以後,即使始終不能不受到身份地位的限製,良心未泯的個人仍然有變化的可能。西蒙諾夫變化的思想也許注定隻能是一種藏藏掖掖的思想。在這種思想的偶然真實流露中,人們看到的不是索爾仁尼琴那樣的反抗，而是一個在他服務的製度和他在意的良心之間掙紮到死,一直無法擺脫政治身份束縛的知識官僚。

　　在赫魯曉夫時代的“去斯大林化”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再斯大林化”的曆史反複中，直到1979年去世，西蒙諾夫始終沒有停止過檢討自己的過去。費格斯就此寫道,“西蒙諾夫身上有許多美好的人性。如果有所謂‘好的斯大林分子’的話,他可以算上是一個。他誠實、誠懇,平凡而嚴格地守紀律,卻又不乏溫情和魅力。生性和教育使他成為一個活躍的人,但他從早年就迷失在蘇聯的製度之中,又沒有辦法把自己從這個製度的壓力和要求中解救出來。西蒙諾夫因此具有他這一代人的所有道德衝突和困境。理解他的想法和行為也許也就是理解他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