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zt

被遺忘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zt

從小看新聞聯播（那時沒別的看），有個耳熟能詳的詞語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中一些名字硬生生的被灌在在了腦海裏，記憶深刻。現在略知的多了些，才發現我們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三教九流，無所不包，細細數來有以下這
1亞非拉的朋友
西哈努克，穆加貝，尼雷爾，穆巴拉克，阿拉法特，卡翁達，布托父女，木沙拉夫，它信，馬科斯，盧拉，塔拉巴尼，蒙博托，比蘭德拉，齊亞哈克，李光耀，蒙博托等。
2意識形態接近的國家領導人
金太陽父子，黃文歡，查韋斯，卡斯特羅，齊奧塞斯庫夫婦，波爾布特，喬森潘，霍查，胡誌明，昂納克，米洛舍維奇等
3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
戴高樂，希拉克，尼克鬆，老布什（小布什也將很快獲此殊榮），卡特，二階堂進，福天康夫，葉利欽，中增根，田中角榮，施羅德，科爾，河野洋平，保爾森，基辛格，施密特，福特，希思等，普京，梅德韋傑夫等。
4重要國際組織領袖和國際知名人士
薩馬蘭奇，安南，斯諾，路易艾黎，史沫特萊，史迪威，李約瑟，瓦爾德海姆，加利，德奎利亞爾等
這些被尊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基本上書寫了全球近半世紀的曆史，總體來說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過親近的時段，或主導改善了與中國關係，或與中國有過共同的敵人，或在國際事務中支持過中國。但細細數來，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也有上述重大貢獻，確從未獲此殊榮，此人對二十世紀末全球曆史的改變影響深遠，這是誰呢？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與中蘇關係正常化

戈爾巴喬夫主政蘇聯6年，對蘇聯的內政、外交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在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改革中，首倡新思維，致使戰後國際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也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中蘇關係的改善與發展。最終使得冰封三十餘年的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二、新思維與中蘇關係正常化
風雨兼程四十年，中蘇關係經曆了同盟關係和對立、對抗關係兩大階段。這二大階段的關係都屬非正常化關係。原因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本質特征是以和平共處為原則，不結盟，不對抗。1989年中蘇兩國關係最終實現了正常化，即實現了不結盟、不對抗，以和平共處為原則的國家關係。
對中蘇關係及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過程，進行總體考察，暫時拋開其它的曆史推動因素，（中蘇關係正常化是曆史合力的結果，特別是沒有鄧小平的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外交戰略思想，中蘇關係正常化是不可能實現的，作者將在鄧小平與中蘇關係正常化一文中加以詳細闡述。）可以斷言，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就沒有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或者說，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步伐就會大大減慢。這一結論，不但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的原理，同時在考察漫長而艱難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這一點。
列寧逝世後的蘇聯曆屆領導人當中，在斯大林執政的最後3年裏（1950-1953年）中蘇兩國是同盟關係，不屬於國家關係正常化的範疇。在赫魯曉夫執政的10年中，前5年仍維持同盟關係，而當其政權在蘇聯得到鞏固後（1958年）的第二個5年中，中蘇兩國關係開始破裂。（盡管同盟條約仍存在，但已逐漸成為一紙空文）赫魯曉夫一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搞和平共處，而另一手則對社會主義的中國大耍老子黨作風，並借同盟關係這一外殼來束縛中國的手腳，企圖不僅在黨際關係上，而且在軍事、經濟、外交關係上來控製中國，使中國永遠處於蘇聯小兄弟的地位。1960年7月，蘇聯單方麵決定撤走支援中國經濟建設的全部蘇聯專家，共1390名。片麵撕毀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議定書以及300多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議定書，廢除了200多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11筆者認為，這一嚴重的事件，可視為中蘇兩國同盟關係階段的結束和對立、對抗關係階段的開始。終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沒有任何鬆動，對抗不斷升級。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公開宣稱對中國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外交政策，並使中蘇關係惡化到武裝對抗的程度。（1969年珍寶島之戰）隻是到了執政後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蘇美關係激化，在戰略角逐中發生了對蘇聯不利的變化。12而此時，中國已經成功地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79年），加之蘇聯入侵阿富漢使其在國際舞台上陷入十分孤立的地位。為擺脫困境，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2月蘇共24大上建議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幹發表講話。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13勃列日涅夫在行將就木之前的上述表現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我們不能不說，此舉動為中蘇關係最終實現正常化做了一次重要的鋪墊。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仍固守的是國際政治的舊思維。想讓他在改善中蘇關係中做些實事，也是困難的。14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其後的安德羅維夫和契爾年科共執政二年零四個月。由於執政時間的短暫，未能來得及就中蘇關係的改善做些什麽事情。
總之，在中蘇關係處在對立、對抗的時期內，蘇聯的曆屆領導人，從赫魯曉夫到契爾年科，隻所以沒能改變對立、對抗下的中蘇關係，其根本原因在於，都未能擺脫霸權主義、大國主義、極權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舊思維的幹擾。不徹底清除這種舊思維，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就不可能實現。這一狀況到了戈爾巴喬夫入主克裏姆林宮後才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新思維的產生，為中蘇關係正常化掃清了障礙，開辟了道路。
戈爾巴喬夫在當選為新的總書記當天，（1985年3月11日）在蘇聯中央非常全會上表示，我們希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能有重大改善。並且認為，隻要雙方都願意，這是完全可能的。15可見，在新思維提出之前，戈爾巴喬夫就已經把改善中蘇關係放在了他的外交戰略的重要地位。所謂重大改善針對的是他的前任對取消影響改善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紮重兵、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問題避而不談或遮遮掩掩的狀況要有所突破。誠然，這種突破需要有一個過程。鄧小平曾指出：三大障礙不消除，中蘇關係不可能有根本改善。16盡管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對中方提出的取消三大障礙問題，特別是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仍表現出某種消極的態度，但隨著局勢的發展，特別是新思維的提出，這一問題最終提到了解決中蘇關係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提出後3個月，即1986年4月，中蘇兩國進行了第8輪改善國家關係的談判。（亦即，兩國副外長級政府特使會談）在這次談判中，蘇方首次表示可以把柬埔寨問題做為地區衝突問題同中方討論。17這一表示，對消除三大障礙具有關鍵的意義。原因是，在三大障礙中，越南入侵柬埔寨問題是最為中國政府關注的。正如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時提出的：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消除\'三大障礙\'，首先應從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件事做起。隻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它問題都好解決。18
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在談到蘇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時說，蘇聯將在該年底從阿富汗撤回軍隊6個團；正在同蒙古討論從蒙古撤出相當大一部分蘇軍問題；可以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分中蘇界河上的邊界線。明確表示，蘇聯願意在任何時候和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討論建立睦鄰局勢的補充措施問題。19戈爾巴喬夫的海參崴講話已經觸及到了三大障礙中的二大障礙,但未提及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說明對這一中國最為關注的問題仍有些猶豫不決。鄧小平在該年的9月2日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的電視采訪時對此評論道：這個講話有點新東西，但步子邁得並不大。進而，鄧小平強調說：如果蘇聯能夠幫助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我願意破例到蘇聯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麵。20
在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的第二年， 即1987年5月，中蘇兩國舉行了第十輪改善國家關係的談判。會議結束後，蘇方代表，主管中國事務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羅高壽發表講話說，蘇聯提倡采取以必須放棄實力政策這一認識為基礎的新政治思維。……準備盡可能地協助解決柬埔寨局勢問題。準備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一起，把它當作一個區域性問題加以討論。1988年12月1日-3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對蘇聯進行了訪問，這是1957年以後30年來，中國外長第一次訪蘇。訪蘇期間，兩國外長就柬埔寨問題和其他雙邊關係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關於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中方再次重申，越南應盡快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蘇方表示，從各方麵看，柬埔寨問題是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這表明，蘇聯對解決柬埔寨問題已有了實質性的表態。因此，錢外長在結束訪蘇時，終於宣布：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已經開始。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為在柬埔寨問題上達成政治解決的協議，越南準備遲至在1989年9月從柬埔寨撤軍完畢。1989年2月，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回訪北京，兩國外長發表了解決柬埔寨問題的九點聲明。雙方表示：柬埔寨的內部問題應由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礎上，在沒有外來幹涉的情況下通過談判解決。21
越南外交部的聲明、中蘇兩國外長的九點聲明，標誌著影響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這塊最難啃的硬骨頭，終於在中蘇雙方共同努力下啃了下來。表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在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終於結出了碩果。因為新思維的核心內容就是結束昔日蘇聯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軍事擴張的對外政策，而三大障礙正是這一政策的直接產物。到此為止，三大障礙已全部消除。（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問題，在1988年月4月，蘇聯在日內瓦有關會談中，同意從5月15日起9個月內把在阿富汗的全部蘇軍撤走，後如期完成。關於蘇聯從蒙古撤軍和將中蘇邊境的駐軍裁減到和兩國正常睦鄰關係相適應的最低水平，這一障礙在1988年12月錢其琛外長訪蘇期間也得到了蘇方的最後認同。參見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第381頁）對此，戈爾巴喬夫在給鄧小平的信中說：中蘇關係已經十分接近實現完全正常化的重要關頭。22
1989年5月15日─18日，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5月16日，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舉行會談。所謂中蘇高級會晤，即指此。這一天，作為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紀念日寫進了中蘇關係史。戈爾巴喬夫訪華結束時，雙方發表了《中蘇聯合公報》，標誌著中蘇兩國國家關係的正常化最終實現。這不僅是中蘇兩國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時也為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的順利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曆史性的成就，我們不能不承認，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對此做出了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