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解讀林彪疑案
第一章，文革內亂起蕭牆，林彪疑案重考量
一、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斬不斷，理還亂”的曆史。
無庸諱言，在文革中，乃至黨內鬥爭的長河中，誰沒有錯誤，誰沒有功勞？“誰沒有整過人，誰沒有被人整？”
以文革前期挨整的人為例，劉少奇曾整過張聞天，文革中被整慘死；彭德懷整過粟裕，文革中被整慘死；紅軍時期，鄧小平挨過整，後來，也參與過整高崗，文革中，又經曆了“兩起兩落”的磨難；彭真在東北時期，挨過整，解放後，也整過別人；羅瑞卿整人，更不在少數，文革中，被整得慘絕人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對於劉、鄧和那些文革前期就被打倒的同誌來說，情況似乎比較簡單：反對文革，一反到底。但細究起來，文革初期，誰沒有“擁護”“執行”過極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對於文革中期和後期，被打倒的同誌，情況就複雜得多：陶鑄在文革前期，曾“創造性”地鼓吹過“懷疑一切”，結果，還是死於非命。周總理在文革中也說了不少違心的話，也沒有保住象賀龍這樣，應保、可保而未保下的老戰友。文革中，軍隊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毛澤東開始沒有觸動軍隊。軍隊的人不能不拋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後，奮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報，何時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誰又能說的明，誰又能道的白呢？！
1981年12月底，陳雲、胡耀邦、黃克誠在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上，對這一複雜的曆史問題，有過一番高瞻遠矚、“老謀深算”的分析。他們指出：文革是一場“內亂”。是在我們黨和黨中央犯錯誤的複雜條件下，發生的。林彪和“四人幫”不一樣，他們曆史上有功。（注1）二十多年後，再解讀他們的講話，是否有“茅塞頓開”之感呢？講話中所說的“內亂”，就是借用史稱“天京之亂”的典故，反對重演太平天國時期，自己人殺自己人的曆史悲劇。當年，劉、鄧、陶，絕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平心而論，林彪，黃、吳、李、邱，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他們都是為了共和國的建立，曆經槍林彈雨，有過大功的人。事實證明，在黨內鬥爭中挨過整的人，大都是好同誌。當年，許世友在延安時，也曾被逼“兵變、叛逃未遂”。之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功卓著，就是明證。文革的錯誤，說到底，是黨中央犯錯誤，是毛澤東犯錯誤。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領導、親自指揮”的。毛澤東應該對這場“內亂”，負直接責任、總的政治責任和曆史責任，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事實證明，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幫”有過激烈的鬥爭。為什麽當年陳毅、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二月逆流”中，反對“四人幫”的唇槍舌劍，以及在1976年，華國鋒、汪東興等同誌，采用非常手段，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鬥爭，就是名垂青史的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和大多數中央委員在廬山會議上與“四人幫”麵對麵的鬥爭，以及在913事件中，以軍人特有的方式，與毛澤東和“四人幫”，拚得魚死網破的慘烈抗爭，就是罪不可赦的“搶班奪權”，就是反革命政變呢？曆史不會認同這種荒唐的“雙重標準”！
盡管人們對913事件還有爭議，但是，林彪仍然是一個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正如張正隆在紀實文學《血紅雪白》中說的，林彪是“一個黨史軍史少了他，有的史實就會講不明白，就會出現空白，就會留下問號，進而愈發挑逗起人們的好奇心、探究心理的人。是一個不時要麵對，又不敢麵對，極力要回避，又很難回避，輕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淺不得，稍不謹慎就要引起麻煩，已經死去快20年了，依然異常敏感的人。是一個人們私下裏有不少議論，據說世界上也有不少傳聞，而今逐漸開始比較客觀公正地放到曆史天平上的人”。試問當今中國，誰能具有林彪這樣神奇的魅力？！
林彪的曆史功績實在太大了。我們這些後來人，是通過“三大戰役”等“主流影片”，才解讀到林彪輝煌的戰史的。盡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寫成了“好人中的壞人”，但卻掩蓋不了林彪當年為共和國的建立，血戰沙場的事實，扭曲不了我們這些後來人，對林彪發自內心的欽佩和敬仰之情。當年，把“戰功顯赫”的林彪元帥和“身無寸功”的“四人幫”，綁在一起審判，有辱正義的法律和真實的曆史！
客觀公正地評價林彪事件，不僅關係著成千上萬受林彪事件牽連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子女的政治命運，而且關係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赫赫戰功的紅一軍團、紅一方麵軍、八路軍115師和從白山黑水打到南海椰林，完成了“兩大戰役”，解放了大半個中國的“第四野戰軍”的曆史地位，關係到這些革命部隊中千千萬萬革命戰士和他們後代們的心理感受。可以這麽說，不能客觀公正地評價林彪事件，軍史寫不順，黨史寫不順，人心理不順。
沒有陳雲、胡耀邦、黃克誠同誌，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寬廣胸懷和曆史的長遠眼光，是不能正確解讀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開林彪事件，這一世界迷案和曆史懸案的！更不可能把我們黨從“專案複專案，冤案複冤案” 的政治“內亂”的漩渦中，徹底解脫出來的！現在，我黨從“內亂”的漩渦中，解脫出來嗎？實事求是地說，還沒有。其原因就在於此。
太平天國“內亂”的後果，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被清王朝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與其說是毀於“外因”，不如說是毀於“蕭牆之內”！這個曆史的慘痛教訓，中華民族的世世代代，都要銘記！
注1：見中發（82）9號文（中共中央 1982、1、31）；見《超級審判》第698頁第10行。
二、重提林案，是質疑，是挑戰，未必是翻案！
現在，人們一提起林彪的案子，就有人會跳出來，指責說，這是“在給林彪翻案”。問題絕不是那麽簡單！
人們重提林案，主要是因為其中關鍵性的證據，至今都沒有歸案！重要的涉案當事人，始終都沒有得到“客觀、充分”地陳述案情的權利！而且，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和“四人幫”在林案中，作出過可以製造假證據的“政治局決定”！（注1）由於受曆史條件的局限，當年的“審判”，距離“公開、公平、公正”的世界普識標準，相去太遠，以致疑點確實太多，事實遠沒有搞清楚，案情實在經不起推敲！這樣重大的曆史疑案，如何向曆史、向後人交待？！因此，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對林案的廣泛質疑，決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種情況下，要對林案蓋棺論定，條件並不成熟！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一天晚上，毛與林秘密談話的內容，還沒有披露；林案的關鍵性證據：林彪座機上的“黑匣子”，能要，卻沒有要回來；林彪帶走的文件，能要，也沒有要回來；至今沒有公開林彪座機完整的飛行路線；飛機墜落前後的真實情況，至今缺乏“直接目擊者”的陳述；墜機現場的勘測，至今缺乏全麵、詳盡的法律報告；林彪座機上的大洞，還沒有科學的解釋；墜機的真正原因，僅憑一些“飛行內行”的推測，卻沒有嚴格的技術鑒定。所謂事關政變的“林彪手令”，據說還有橫排和豎排，兩個不為世人知道的版本。對此，至今得不到合理解釋；“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筆，至今，也沒有確鑿的證據！更重要的是，至今找不到一個“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證人。所謂的政變主犯“黃、吳、李、邱”，竟沒有一個人知道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那個“三國四方”會議和政變“指揮班子”，更是子虛烏有；......總之，其中玄機和蹊蹺，迷徑和暗道，還很多！當年，如此粗糙的辦案質量，能不導致今天的眾說紛紜嗎？！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提出質疑，對官方“結論”，提出挑戰，是情有可原的。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曆史的必然。現在重提林案，是質疑，是挑戰，是要搞清事實，弄清真相，查清細節，但未必就是翻案！
至於最後能不能顛覆官方對林案的結論，完全要尊重事實真象！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顛覆了，豈不是還曆史本來麵目嗎？！也符合我黨曆史唯物主義的主張！
還必須指出的是，所謂翻案，那是一個陳舊的政治術語，而不是現今標準的法律概念。在弘揚法製的今天，任何一個法庭判決後的當事人，都有權對他認為不公的判決，向法庭提出意見，這就叫申訴。申訴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神聖權力。它不僅不會增加當事人的“罪過”，而且隻會糾正冤假錯案，平添法律的公正和尊嚴。
那種對林案正常的學術研究，動不動就上升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高度，加以“壓製”的做法，是極其不正常的。麵對至今還有人在“圍堵”知情人，（注2）向世人披露林案真相的現象，人們更有理由對林彪疑案，提出嚴肅的質疑。
注1，見姚文元回憶錄。
注2，見原空軍政委高厚良給林立衡的信。
三、直接當事人，才是破解林彪事件的鑰匙
林彪事件，是在十年“文革”中發生的，震驚華夏，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幾十年來，引起國內、外的史學界、理論界、新聞界、文學界的極大興趣。這是因為，從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的確疑點太多，事實不清，證據混亂，邏輯牽強，結論武斷！根本無法向世人交代，無法向曆史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當年，“四人幫”的誣陷和編造，對搞清林案，打下一個很壞的基礎。其二，由於派性的原因，由於聽不進陳雲、胡耀邦、黃克誠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再三告誡，鄧小平、彭真作出了“兩案並一案”，荒唐的政治裁決，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變得更加撲溯迷離。現在，一些應該對搞清林案起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大都已相繼作古。他們沒有盡到應盡的曆史責任，留給子孫後代的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林案。這也為國、內外“好事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
在林彪專案審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後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聽不到“直接目擊證人”和“直接當事人”，“客觀、充分”的陳述。每一個涉案當事人，都無一例外地，有在違反主觀意願的情況下，按照專案人員的要求，被迫書寫“交待材料”的經曆。可以這麽說，當年在這種情況下，搞的所謂“審判”，隻是“特別法庭”的“一家之言”。因此，認真聽取“直接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客觀、充分”的條件下的陳述，就是我們撥亂反正，查清林案事實真相的重要突破口。
現在搞清林案的最大阻力，主要來自於那些原來搞專案的人員。他們明裏暗裏，有意無意地在封堵這個突破口，（注1）使得不少“直接當事人”，至今心有餘悸！在此，我們要提醒的是， “往事並不如煙，曆史豈能塵封”？！還記得陳雲同誌為林彪事件考慮了兩個星期，寫下的那語重心長的二百多個字嗎？（注2）原專案人員長期懷著投機心理，背負著製造冤案的曆史重責，不感到身心疲憊嗎？
其實，原專案人員，也是重要的曆史當事人！你們把在辦案過程中，親身經曆的事實，向世人揭露出來，對我黨以後不再犯這樣的錯誤，人民不再遭這份罪，對我們親愛的祖國，從此永遠擺脫“專案＝冤案”，“黨內傾軋”，“政治絞肉機”的惡夢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與法製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
作為嚴肅的曆史工作者，現在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大力搶救，發掘這些“直接目擊證人”和“直接當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從可信的客觀事實出發，這才是最終揭開林彪事件—這一世紀疑案的鑰匙！
注1 見原空軍政委高厚良給林立衡的信。
注2 見陳雲同誌為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寫的批示。
第二章，文革林彪多無奈，突然襲擊不突然
四、從陳伯達的申訴檔案，解讀“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諱言，林彪是老幹部群體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國的老幹部，無論是在感情上，思想上，還是在共同的戰鬥曆程上，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在文革之初，全國絕大多數老幹部，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頂牛”，頂得很厲害。此時，林彪卻代表軍隊，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帶頭向“四人幫”發難，“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如果說“二月逆流”，還隻是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向江青、張春橋一夥，打響的第一槍，那麽，70年的廬山會議，就是林彪親自率領幾乎全部與會的老帥、老幹部、老將軍和中央委員，向“四人幫”發起的一場氣壯山河的圍剿戰。之後，林彪又頂住毛澤東的“大力彈壓”，“死不投降”，以軍人特有的方式，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驚心動魄的“9.13”的曆史悲劇。
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對“四人幫”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曆史功臣；“廬山會議”，卻成了“搶班奪權”！曆史怎麽會認可這樣的“雙重標準”？
事情怎麽會這樣發展？文革中，林彪前後怎麽會有這樣判若兩人的表現？其內在邏輯，又是如何演義的？當時，有人說，林彪是“手上揮語錄，背後下毒手”。當然，用那種落井下石的陰暗心理，是無法實事求是地解讀林彪真實的心路曆程的。不過有一點，林彪揮動“語錄”時，就給人一種，漫不經心的感覺。當年林辦的秘書們說，毛家灣從來不搞“早請示，晚匯報”。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看到了曆史的見證人，陳伯達的題為《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的申訴檔案，使我們茅塞頓開，如夢初醒。
陳伯達寫道：“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問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風暴雨的到臨？主席要從北京市委突破。這場鬥爭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決戰狀。我問：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議？林彪說：這是皇旨密令。”
陳伯達還說：“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總理也在。林彪問總理：‘這場政治風暴要燒到哪一級？’總理說：‘局勢還不明朗。彭、羅、陸、楊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林彪講了他對主席的理解，說：‘一場鬥爭是對準劉、鄧，還要燒一下總理。’”
這就是說，1965年，毛澤東已經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達了對劉少奇、彭真等人的“絕殺詔”。
可以想見，當時，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在當時人們的思想覺悟的條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劉少奇、鄧小平，還是葉劍英、賀龍、陳毅，聶榮臻，許世友，誰拿到毛澤東這樣的“絕殺密詔”，都會堅決地“打倒”毛澤東要你打倒的“任何敵人”，都會“很好地”理解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都會拚命地鼓吹“文革”，都會堅決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這條線索，去解讀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詔”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護，軍隊是不能“亂”的。因此，軍隊幹部在文革初期，就顯得特別“風光”。出於“自保”，軍隊也難免要拋出一些“蝦兵蟹將”。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但是，後來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林彪親自口授並簽發了軍委八條，主張軍隊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澤東卻針鋒相對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軍要堅定地支持‘左派’群眾。”還搞了一個“軍委十條”，作為對林彪的軍委八條的修正。於是，軍隊開始動亂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一條看不見的政治裂痕，悄然開裂了。
陳伯達還說：“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著，有時用鉛筆記著。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鬥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為一位老幹部的“保守”的思維方式。盡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澤東那裏，親授“密詔”，也被毛澤東利用過，但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必然導致他與毛澤東的最後決裂。
至於後來，毛澤東如何在九屆二中全會前，設下“陷阱”，對林彪“欲擒故縱”；如何逼林彪作檢討；如何“窮追不舍”，即使林彪“負荊請罪”，也被“拒之門外”，不予理會的情節，很多人，都詳細論述過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陳伯達上述重要的鋪墊，林彪在文革中，原來看似不連續的心路曆程，就是一個很合乎邏輯的連續過程了。
五、“突然襲擊”，不突然
關於林彪在70年廬山會議上，向“四人幫”發動“突然襲擊”的問題，還有一個不為世人所知的重大隱情：九屆二中全會開會之前，70年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毛澤東與林彪，有過一次舉足輕重的單獨密談。
林彪為什麽會在一夜之間，從一個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墮落為“反革命政變的主謀”，“謀害毛主席的劊子手”？剛剛在“九大”黨章裏被破天荒地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為什麽僅時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解放後，長期賦閑養病的林彪，怎麽會為一個“國家主席”的虛銜，就和毛澤東拚得家破人亡？
從黨內威望和資曆來說，林彪遠在毛澤東之下。剛被毛澤東欽定為“接班人”的林彪，怎麽敢在“個人崇拜”之風，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刻，一反常態地背著自已的“恩師”，不和毛澤東打招呼，“擅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說三道四，“公然”對毛澤東和“四人幫”，搞“突然襲擊”，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這些都是多少人，百思不得一解的問題。當年廬山上，是不是真的發生過這種有悖常理的“蠢動”呢？！
凡事，都事出有因。有證據表明：就在林彪講話的前一天，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完會後，林彪曾和毛進行過一次重要的單獨密談。當時，隻有葉群和汪東興守在門外，據說是為了防止江青闖入。這次林、毛在九屆二中全會開會前的重要談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情節，它是破解上述謎團和後來毛澤東與林彪交惡原因的一個關鍵切入點！
關於這次毛、林單獨密談，官方始終諱莫如深！為揭開廬山迷霧，我們對此，做一點必要的考證。當年，毛澤東在南巡講話時，到處宣稱“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他一言九鼎。於是，有了後來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搞“突然襲擊”的“官方”說法。但是，這不是事實！
在陳伯達、吳法憲，這些直接當事人的回憶錄中，都對會前林彪和毛澤東有過“單獨密談”的重要情節，進行了肯定的描述。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委員,周恩來平生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也在“駁複司馬公先生”一文中，指出：“林彪的講話，事先經過毛的同意”。
如果這些還不足為信，那麽，請看當今中共黨史“權威”，逄先知、金衝及，在合著的“林彪事件”一文中的“巧妙”敘述：林彪“事前並沒有正式打過招呼。”請各位注意，什麽叫“沒有正式打過招呼”？！也就是說，“招呼”，是打過的，隻是“單獨密談”，不算“正式”。為與中央保持一致，逄先知等如此用心良苦，真令人歎為觀止。逄先知、金衝及在文中妙用的“正式”二字，揭示了九屆二中全會前，毛澤東與林彪確實進行過“單獨密談”的真相。
因此，從上述兩個不同方麵所獲得信息看，會前，“毛、林有過單獨密談”的事實，已是鐵板釘釘！這樣，所謂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突然襲擊”，也就“不突然”了。
吳法憲出獄後，披露了這樣一個的事實：他是從葉群處得知，在這次密談中，毛澤東已經首肯了林彪的講話。正因此，他才在會上“緊跟”的。在林、毛這次密談後，陳伯達為了進一步證實葉群的話，憑著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於8月23日上午，又向林彪當麵直接求證了毛澤東已經首肯了林彪講話內容的事實。之後，才有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種種表演。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近臣”，長期以來，最了解毛澤東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沒有犯過什麽錯誤。不幸的是，那天，和葉群一直守侯在門外的汪東興，竟在第二天的會議上，也會“有違聖意”，出人意料地向“四人幫”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廬山之勢”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嚴重的路線錯誤”。吳法憲、陳伯達、汪東興，這三位了解毛、林密談的重要當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本身，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林、毛在開會前的重要談話中，包含了毛澤東已經首肯了林彪講話的重大隱情。昨天毛澤東還首肯同意，今天就死不認帳。這一重要史實，使人們再一次領教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嘴臉！可以想見：一個中了“欲擒故縱”把戲的，行伍出身的四野統帥林彪，會作出什麽反應！由此，世人就不難找到正確解讀九屆二中全會之後，發生“林彪事件”的來龍去脈。
現在，吳法憲、陳伯達雖然均已作古。但他們對於上述重要史實，都作了對曆史負責的陳述！這樣，汪東興就成了唯一活著的證人。講清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他能否向黨、向人民、向曆史說清：九屆二中全會上，他為何會一反常態地“跳出來”，向“四人幫”開火，因此，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的冤情。世人有理由相信，汪東興同誌當年是為人民參加革命，而不是為毛澤東而混入革命隊伍的投機分子。世人相信他共產黨員的黨性，相信他具有對曆史、對後代的負責品格！他總有一天會說真話的！
現在，汪東興早已失去“權力”。如果中央要搞清這次毛、林密談的內容，要搞清廬山會議上那場“突然襲擊”的內幕，是不困難的。但是，幾十年來，中央對此置若罔聞。因此，中央無法推卸“欲蓋彌彰”之嫌。
第一章，文革內亂起蕭牆，林彪疑案重考量
一、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斬不斷，理還亂”的曆史。
無庸諱言，在文革中，乃至黨內鬥爭的長河中，誰沒有錯誤，誰沒有功勞？“誰沒有整過人，誰沒有被人整？”
以文革前期挨整的人為例，劉少奇曾整過張聞天，文革中被整慘死；彭德懷整過粟裕，文革中被整慘死；紅軍時期，鄧小平挨過整，後來，也參與過整高崗，文革中，又經曆了“兩起兩落”的磨難；彭真在東北時期，挨過整，解放後，也整過別人；羅瑞卿整人，更不在少數，文革中，被整得慘絕人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對於劉、鄧和那些文革前期就被打倒的同誌來說，情況似乎比較簡單：反對文革，一反到底。但細究起來，文革初期，誰沒有“擁護”“執行”過極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對於文革中期和後期，被打倒的同誌，情況就複雜得多：陶鑄在文革前期，曾“創造性”地鼓吹過“懷疑一切”，結果，還是死於非命。周總理在文革中也說了不少違心的話，也沒有保住象賀龍這樣，應保、可保而未保下的老戰友。文革中，軍隊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毛澤東開始沒有觸動軍隊。軍隊的人不能不拋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後，奮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報，何時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誰又能說的明，誰又能道的白呢？！
1981年12月底，陳雲、胡耀邦、黃克誠在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上，對這一複雜的曆史問題，有過一番高瞻遠矚、“老謀深算”的分析。他們指出：文革是一場“內亂”。是在我們黨和黨中央犯錯誤的複雜條件下，發生的。林彪和“四人幫”不一樣，他們曆史上有功。（注1）二十多年後，再解讀他們的講話，是否有“茅塞頓開”之感呢？講話中所說的“內亂”，就是借用史稱“天京之亂”的典故，反對重演太平天國時期，自己人殺自己人的曆史悲劇。當年，劉、鄧、陶，絕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平心而論，林彪，黃、吳、李、邱，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他們都是為了共和國的建立，曆經槍林彈雨，有過大功的人。事實證明，在黨內鬥爭中挨過整的人，大都是好同誌。當年，許世友在延安時，也曾被逼“兵變、叛逃未遂”。之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功卓著，就是明證。文革的錯誤，說到底，是黨中央犯錯誤，是毛澤東犯錯誤。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領導、親自指揮”的。毛澤東應該對這場“內亂”，負直接責任、總的政治責任和曆史責任，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事實證明，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幫”有過激烈的鬥爭。為什麽當年陳毅、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二月逆流”中，反對“四人幫”的唇槍舌劍，以及在1976年，華國鋒、汪東興等同誌，采用非常手段，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鬥爭，就是名垂青史的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和大多數中央委員在廬山會議上與“四人幫”麵對麵的鬥爭，以及在913事件中，以軍人特有的方式，與毛澤東和“四人幫”，拚得魚死網破的慘烈抗爭，就是罪不可赦的“搶班奪權”，就是反革命政變呢？曆史不會認同這種荒唐的“雙重標準”！
盡管人們對913事件還有爭議，但是，林彪仍然是一個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正如張正隆在紀實文學《血紅雪白》中說的，林彪是“一個黨史軍史少了他，有的史實就會講不明白，就會出現空白，就會留下問號，進而愈發挑逗起人們的好奇心、探究心理的人。是一個不時要麵對，又不敢麵對，極力要回避，又很難回避，輕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淺不得，稍不謹慎就要引起麻煩，已經死去快20年了，依然異常敏感的人。是一個人們私下裏有不少議論，據說世界上也有不少傳聞，而今逐漸開始比較客觀公正地放到曆史天平上的人”。試問當今中國，誰能具有林彪這樣神奇的魅力？！
林彪的曆史功績實在太大了。我們這些後來人，是通過“三大戰役”等“主流影片”，才解讀到林彪輝煌的戰史的。盡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寫成了“好人中的壞人”，但卻掩蓋不了林彪當年為共和國的建立，血戰沙場的事實，扭曲不了我們這些後來人，對林彪發自內心的欽佩和敬仰之情。當年，把“戰功顯赫”的林彪元帥和“身無寸功”的“四人幫”，綁在一起審判，有辱正義的法律和真實的曆史！
客觀公正地評價林彪事件，不僅關係著成千上萬受林彪事件牽連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子女的政治命運，而且關係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赫赫戰功的紅一軍團、紅一方麵軍、八路軍115師和從白山黑水打到南海椰林，完成了“兩大戰役”，解放了大半個中國的“第四野戰軍”的曆史地位，關係到這些革命部隊中千千萬萬革命戰士和他們後代們的心理感受。可以這麽說，不能客觀公正地評價林彪事件，軍史寫不順，黨史寫不順，人心理不順。
沒有陳雲、胡耀邦、黃克誠同誌，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寬廣胸懷和曆史的長遠眼光，是不能正確解讀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開林彪事件，這一世界迷案和曆史懸案的！更不可能把我們黨從“專案複專案，冤案複冤案” 的政治“內亂”的漩渦中，徹底解脫出來的！現在，我黨從“內亂”的漩渦中，解脫出來嗎？實事求是地說，還沒有。其原因就在於此。
太平天國“內亂”的後果，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被清王朝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與其說是毀於“外因”，不如說是毀於“蕭牆之內”！這個曆史的慘痛教訓，中華民族的世世代代，都要銘記！
注1：見中發（82）9號文（中共中央 1982、1、31）；見《超級審判》第698頁第10行。
二、重提林案，是質疑，是挑戰，未必是翻案！
現在，人們一提起林彪的案子，就有人會跳出來，指責說，這是“在給林彪翻案”。問題絕不是那麽簡單！
人們重提林案，主要是因為其中關鍵性的證據，至今都沒有歸案！重要的涉案當事人，始終都沒有得到“客觀、充分”地陳述案情的權利！而且，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和“四人幫”在林案中，作出過可以製造假證據的“政治局決定”！（注1）由於受曆史條件的局限，當年的“審判”，距離“公開、公平、公正”的世界普識標準，相去太遠，以致疑點確實太多，事實遠沒有搞清楚，案情實在經不起推敲！這樣重大的曆史疑案，如何向曆史、向後人交待？！因此，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對林案的廣泛質疑，決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種情況下，要對林案蓋棺論定，條件並不成熟！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一天晚上，毛與林秘密談話的內容，還沒有披露；林案的關鍵性證據：林彪座機上的“黑匣子”，能要，卻沒有要回來；林彪帶走的文件，能要，也沒有要回來；至今沒有公開林彪座機完整的飛行路線；飛機墜落前後的真實情況，至今缺乏“直接目擊者”的陳述；墜機現場的勘測，至今缺乏全麵、詳盡的法律報告；林彪座機上的大洞，還沒有科學的解釋；墜機的真正原因，僅憑一些“飛行內行”的推測，卻沒有嚴格的技術鑒定。所謂事關政變的“林彪手令”，據說還有橫排和豎排，兩個不為世人知道的版本。對此，至今得不到合理解釋；“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筆，至今，也沒有確鑿的證據！更重要的是，至今找不到一個“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證人。所謂的政變主犯“黃、吳、李、邱”，竟沒有一個人知道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那個“三國四方”會議和政變“指揮班子”，更是子虛烏有；......總之，其中玄機和蹊蹺，迷徑和暗道，還很多！當年，如此粗糙的辦案質量，能不導致今天的眾說紛紜嗎？！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提出質疑，對官方“結論”，提出挑戰，是情有可原的。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曆史的必然。現在重提林案，是質疑，是挑戰，是要搞清事實，弄清真相，查清細節，但未必就是翻案！
至於最後能不能顛覆官方對林案的結論，完全要尊重事實真象！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顛覆了，豈不是還曆史本來麵目嗎？！也符合我黨曆史唯物主義的主張！
還必須指出的是，所謂翻案，那是一個陳舊的政治術語，而不是現今標準的法律概念。在弘揚法製的今天，任何一個法庭判決後的當事人，都有權對他認為不公的判決，向法庭提出意見，這就叫申訴。申訴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神聖權力。它不僅不會增加當事人的“罪過”，而且隻會糾正冤假錯案，平添法律的公正和尊嚴。
那種對林案正常的學術研究，動不動就上升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高度，加以“壓製”的做法，是極其不正常的。麵對至今還有人在“圍堵”知情人，（注2）向世人披露林案真相的現象，人們更有理由對林彪疑案，提出嚴肅的質疑。
注1，見姚文元回憶錄。
注2，見原空軍政委高厚良給林立衡的信。
三、直接當事人，才是破解林彪事件的鑰匙
林彪事件，是在十年“文革”中發生的，震驚華夏，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幾十年來，引起國內、外的史學界、理論界、新聞界、文學界的極大興趣。這是因為，從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的確疑點太多，事實不清，證據混亂，邏輯牽強，結論武斷！根本無法向世人交代，無法向曆史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當年，“四人幫”的誣陷和編造，對搞清林案，打下一個很壞的基礎。其二，由於派性的原因，由於聽不進陳雲、胡耀邦、黃克誠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再三告誡，鄧小平、彭真作出了“兩案並一案”，荒唐的政治裁決，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變得更加撲溯迷離。現在，一些應該對搞清林案起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大都已相繼作古。他們沒有盡到應盡的曆史責任，留給子孫後代的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林案。這也為國、內外“好事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
在林彪專案審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後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聽不到“直接目擊證人”和“直接當事人”，“客觀、充分”的陳述。每一個涉案當事人，都無一例外地，有在違反主觀意願的情況下，按照專案人員的要求，被迫書寫“交待材料”的經曆。可以這麽說，當年在這種情況下，搞的所謂“審判”，隻是“特別法庭”的“一家之言”。因此，認真聽取“直接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客觀、充分”的條件下的陳述，就是我們撥亂反正，查清林案事實真相的重要突破口。
現在搞清林案的最大阻力，主要來自於那些原來搞專案的人員。他們明裏暗裏，有意無意地在封堵這個突破口，（注1）使得不少“直接當事人”，至今心有餘悸！在此，我們要提醒的是， “往事並不如煙，曆史豈能塵封”？！還記得陳雲同誌為林彪事件考慮了兩個星期，寫下的那語重心長的二百多個字嗎？（注2）原專案人員長期懷著投機心理，背負著製造冤案的曆史重責，不感到身心疲憊嗎？
其實，原專案人員，也是重要的曆史當事人！你們把在辦案過程中，親身經曆的事實，向世人揭露出來，對我黨以後不再犯這樣的錯誤，人民不再遭這份罪，對我們親愛的祖國，從此永遠擺脫“專案＝冤案”，“黨內傾軋”，“政治絞肉機”的惡夢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與法製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
作為嚴肅的曆史工作者，現在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大力搶救，發掘這些“直接目擊證人”和“直接當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從可信的客觀事實出發，這才是最終揭開林彪事件—這一世紀疑案的鑰匙！
注1 見原空軍政委高厚良給林立衡的信。
注2 見陳雲同誌為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寫的批示。
第二章，文革林彪多無奈，突然襲擊不突然
四、從陳伯達的申訴檔案，解讀“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諱言，林彪是老幹部群體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國的老幹部，無論是在感情上，思想上，還是在共同的戰鬥曆程上，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在文革之初，全國絕大多數老幹部，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頂牛”，頂得很厲害。此時，林彪卻代表軍隊，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在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帶頭向“四人幫”發難，“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如果說“二月逆流”，還隻是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向江青、張春橋一夥，打響的第一槍，那麽，70年的廬山會議，就是林彪親自率領幾乎全部與會的老帥、老幹部、老將軍和中央委員，向“四人幫”發起的一場氣壯山河的圍剿戰。之後，林彪又頂住毛澤東的“大力彈壓”，“死不投降”，以軍人特有的方式，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驚心動魄的“9.13”的曆史悲劇。
曆史走到今天，同是文革中反對“四人幫”的重大事件，“二月逆流”，是曆史功臣；“廬山會議”，卻成了“搶班奪權”！曆史怎麽會認可這樣的“雙重標準”？
事情怎麽會這樣發展？文革中，林彪前後怎麽會有這樣判若兩人的表現？其內在邏輯，又是如何演義的？當時，有人說，林彪是“手上揮語錄，背後下毒手”。當然，用那種落井下石的陰暗心理，是無法實事求是地解讀林彪真實的心路曆程的。不過有一點，林彪揮動“語錄”時，就給人一種，漫不經心的感覺。當年林辦的秘書們說，毛家灣從來不搞“早請示，晚匯報”。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看到了曆史的見證人，陳伯達的題為《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的申訴檔案，使我們茅塞頓開，如夢初醒。
陳伯達寫道：“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問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風暴雨的到臨？主席要從北京市委突破。這場鬥爭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決戰狀。我問：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議？林彪說：這是皇旨密令。”
陳伯達還說：“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總理也在。林彪問總理：‘這場政治風暴要燒到哪一級？’總理說：‘局勢還不明朗。彭、羅、陸、楊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林彪講了他對主席的理解，說：‘一場鬥爭是對準劉、鄧，還要燒一下總理。’”
這就是說，1965年，毛澤東已經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達了對劉少奇、彭真等人的“絕殺詔”。
可以想見，當時，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在當時人們的思想覺悟的條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劉少奇、鄧小平，還是葉劍英、賀龍、陳毅，聶榮臻，許世友，誰拿到毛澤東這樣的“絕殺密詔”，都會堅決地“打倒”毛澤東要你打倒的“任何敵人”，都會“很好地”理解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都會拚命地鼓吹“文革”，都會堅決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這條線索，去解讀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詔”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護，軍隊是不能“亂”的。因此，軍隊幹部在文革初期，就顯得特別“風光”。出於“自保”，軍隊也難免要拋出一些“蝦兵蟹將”。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但是，後來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林彪親自口授並簽發了軍委八條，主張軍隊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澤東卻針鋒相對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軍要堅定地支持‘左派’群眾。”還搞了一個“軍委十條”，作為對林彪的軍委八條的修正。於是，軍隊開始動亂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一條看不見的政治裂痕，悄然開裂了。
陳伯達還說：“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著，有時用鉛筆記著。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鬥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為一位老幹部的“保守”的思維方式。盡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澤東那裏，親授“密詔”，也被毛澤東利用過，但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必然導致他與毛澤東的最後決裂。
至於後來，毛澤東如何在九屆二中全會前，設下“陷阱”，對林彪“欲擒故縱”；如何逼林彪作檢討；如何“窮追不舍”，即使林彪“負荊請罪”，也被“拒之門外”，不予理會的情節，很多人，都詳細論述過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陳伯達上述重要的鋪墊，林彪在文革中，原來看似不連續的心路曆程，就是一個很合乎邏輯的連續過程了。
五、“突然襲擊”，不突然
關於林彪在70年廬山會議上，向“四人幫”發動“突然襲擊”的問題，還有一個不為世人所知的重大隱情：九屆二中全會開會之前，70年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毛澤東與林彪，有過一次舉足輕重的單獨密談。
林彪為什麽會在一夜之間，從一個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墮落為“反革命政變的主謀”，“謀害毛主席的劊子手”？剛剛在“九大”黨章裏被破天荒地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為什麽僅時隔1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解放後，長期賦閑養病的林彪，怎麽會為一個“國家主席”的虛銜，就和毛澤東拚得家破人亡？
從黨內威望和資曆來說，林彪遠在毛澤東之下。剛被毛澤東欽定為“接班人”的林彪，怎麽敢在“個人崇拜”之風，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刻，一反常態地背著自已的“恩師”，不和毛澤東打招呼，“擅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說三道四，“公然”對毛澤東和“四人幫”，搞“突然襲擊”，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這些都是多少人，百思不得一解的問題。當年廬山上，是不是真的發生過這種有悖常理的“蠢動”呢？！
凡事，都事出有因。有證據表明：就在林彪講話的前一天，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完會後，林彪曾和毛進行過一次重要的單獨密談。當時，隻有葉群和汪東興守在門外，據說是為了防止江青闖入。這次林、毛在九屆二中全會開會前的重要談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情節，它是破解上述謎團和後來毛澤東與林彪交惡原因的一個關鍵切入點！
關於這次毛、林單獨密談，官方始終諱莫如深！為揭開廬山迷霧，我們對此，做一點必要的考證。當年，毛澤東在南巡講話時，到處宣稱“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他一言九鼎。於是，有了後來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搞“突然襲擊”的“官方”說法。但是，這不是事實！
在陳伯達、吳法憲，這些直接當事人的回憶錄中，都對會前林彪和毛澤東有過“單獨密談”的重要情節，進行了肯定的描述。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委員,周恩來平生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也在“駁複司馬公先生”一文中，指出：“林彪的講話，事先經過毛的同意”。
如果這些還不足為信，那麽，請看當今中共黨史“權威”，逄先知、金衝及，在合著的“林彪事件”一文中的“巧妙”敘述：林彪“事前並沒有正式打過招呼。”請各位注意，什麽叫“沒有正式打過招呼”？！也就是說，“招呼”，是打過的，隻是“單獨密談”，不算“正式”。為與中央保持一致，逄先知等如此用心良苦，真令人歎為觀止。逄先知、金衝及在文中妙用的“正式”二字，揭示了九屆二中全會前，毛澤東與林彪確實進行過“單獨密談”的真相。
因此，從上述兩個不同方麵所獲得信息看，會前，“毛、林有過單獨密談”的事實，已是鐵板釘釘！這樣，所謂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突然襲擊”，也就“不突然”了。
吳法憲出獄後，披露了這樣一個的事實：他是從葉群處得知，在這次密談中，毛澤東已經首肯了林彪的講話。正因此，他才在會上“緊跟”的。在林、毛這次密談後，陳伯達為了進一步證實葉群的話，憑著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於8月23日上午，又向林彪當麵直接求證了毛澤東已經首肯了林彪講話內容的事實。之後，才有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種種表演。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近臣”，長期以來，最了解毛澤東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沒有犯過什麽錯誤。不幸的是，那天，和葉群一直守侯在門外的汪東興，竟在第二天的會議上，也會“有違聖意”，出人意料地向“四人幫”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廬山之勢”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嚴重的路線錯誤”。吳法憲、陳伯達、汪東興，這三位了解毛、林密談的重要當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本身，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林、毛在開會前的重要談話中，包含了毛澤東已經首肯了林彪講話的重大隱情。昨天毛澤東還首肯同意，今天就死不認帳。這一重要史實，使人們再一次領教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嘴臉！可以想見：一個中了“欲擒故縱”把戲的，行伍出身的四野統帥林彪，會作出什麽反應！由此，世人就不難找到正確解讀九屆二中全會之後，發生“林彪事件”的來龍去脈。
現在，吳法憲、陳伯達雖然均已作古。但他們對於上述重要史實，都作了對曆史負責的陳述！這樣，汪東興就成了唯一活著的證人。講清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他能否向黨、向人民、向曆史說清：九屆二中全會上，他為何會一反常態地“跳出來”，向“四人幫”開火，因此，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的冤情。世人有理由相信，汪東興同誌當年是為人民參加革命，而不是為毛澤東而混入革命隊伍的投機分子。世人相信他共產黨員的黨性，相信他具有對曆史、對後代的負責品格！他總有一天會說真話的！
現在，汪東興早已失去“權力”。如果中央要搞清這次毛、林密談的內容，要搞清廬山會議上那場“突然襲擊”的內幕，是不困難的。但是，幾十年來，中央對此置若罔聞。因此，中央無法推卸“欲蓋彌彰”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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