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答韓愛晶的重大問題
(2009-03-29 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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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回答韓愛晶的重大問題(轉載)
在毛澤東主席召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頭頭的過程中,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由於較少插手校外和全國各地的文革,再加上王善於團結比他更左的同學,因此得到毛和中央文革的好評,所以毛在進行“7.28談話”的一開始,就讓王大賓坐到毛的旁邊去,以示中央對他的關愛。相反,由於到處插手校外和全國各地的文革事務,不斷地幫中央的倒忙,韓愛晶和蒯大富則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尤其是韓愛晶,由於在“7.28談話”前幾個小時蒯還沒有到場,韓簡直成為中央首長的眾矢之的。陳伯達甚至說韓愛晶、蒯大富頭腦膨脹得厲害,不尊重毛主席和黨中央……因此毛講:“這是危險的道路,現在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但從毛和中央有關講話所指的具體內容看,毛和中央文革批評韓和蒯的主要不是蒯在清華搞武鬥和向工人解放軍開槍的事情,而是指他們到處插手他們不應該插手的校務和全國的文革事務的事情。
“7.28談話”一直進行了五個小時,後來毛澤東主席決意退場去休息,這時在場所有的人都萬萬沒有想到韓愛晶向毛提出了一個令在場所有的人都吃驚的重大問題,韓說:“主席我有個問題,如果一百年後您不在了,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全國打起內戰來,他說他是毛澤東思想,我說我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的局麵怎麽辦?”韓的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當時紅衛兵中普遍流行的問題,不過此時此刻韓在毛的麵前公開直接地提出這個重大問題,無疑讓在場的人們對韓的主觀動機有很大的想象空間:一種可能,是韓對今天受包括毛在內的中央首長的圍攻的反擊,認為毛和其他中央首長不講道理,以權壓人,他韓愛晶根本就不服;另一種可能,是韓在某種程度上對文革的前途和林彪的副統帥地位提出自己的質疑;當然也還有一種可能,韓的這種表現是在很多孩子身上經常出現的頑童症,這些孩子往往在受大人嚴重批評之後,仍然還要頑強地表現一下他們挨了大人批評後決不自暴自棄的英雄氣概。
結果,包括毛澤東主席在內的最高級別的中央首長,都被韓愛晶上述的驚人的問題調動起來:
毛澤東主席首先回答韓愛晶說:“出修正主義也沒有啥!一百多年來,北洋軍閥段琪瑞搞了十幾年,跟蔣介石打了幾十年,黨內又出了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彭德懷、高崗、劉少奇,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照樣有軍隊、政權,有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
林彪說:“有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席又接著說:“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好,對於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們消滅幹淨。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滅,全國人民滅不掉,隻要有人民在就行。最怕是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陳伯達說:“韓愛晶,你思想上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
姚文元說:“韓愛晶過去就提出過這個問題,去年我們就說過,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義。”
周恩來總理說:“林副主席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包括蘇聯在內都沒有把馬列主義掌握好。林副主席把毛澤東思想大大普及了,這就是偉大功勳。過去馬列主義是被少數人壟斷的。隻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變化不會有。”
毛澤東主席再接著說:“你們年輕人沒有經驗,不過這個問題他問得好,問我我就回答。不要認為沒有我們,天就會塌下來,這也是一種迷信。”
江青說:“韓愛晶給我寫過幾次信講這個問題,脫離實際,脫離工農,一到我跟前,就想將來,總是說幾十年以後的事情,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什麽時候打?”
毛澤東主席接著說:“想得遠好,這個人好。”
姚文元又說:“曆史發展的規律總是前進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群眾。我批評韓愛晶的悲觀主義。”
韓愛晶不服說:“一次前進是沒有的,前途是曲折的,搞辯證法。”
毛澤東主席又馬上接著說:“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曆史總是曲折的。1927年受挫折,勝利以後又出現了高饒反黨集團,廬山會議出了彭德懷,現在又出了走資派。……”
所以,人們從毛澤東主席回答韓愛晶提出的重大問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毛還是毛的紅衛兵,通過文革大規模的從文鬥到武鬥的群眾運動的全過程,都對如何解決文革的宗旨問題非常茫然。於是,毛和毛領導的中央,當時隻好將中國防修反修(反腐敗)的希望,寄托在毛的文革思想普及和毛的接班人林彪身上。而事實上,毛的文革思想普及不等於毛的文革思想能夠經受曆史的考驗,同時林彪當毛的接班人也隻是曇花一現而已。據傳毛在臨終前不久,對他領導的文革發出“自信又不自信”的悲歎。我想毛在“7.28談話”中對韓愛晶問題的回答,就是毛對他臨終前不久的有關悲歎的明確的注釋。
至此,我情不自禁地要發議論,如果我當時也在“7.28談話”現場的話,也必然為韓愛晶捏一把汗,因為韓愛晶在毛澤東主席、林彪、總理和中央文革等中國最高領導集團麵前,敢於提出他那個當時隻有神仙才能回答的問題,分明是在政治上找死!不過這一回,千載難逢,韓愛晶逢凶化吉。由此可見,大千世界無獨有偶,在1968年7月27日和28日這兩天裏,一個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居然敢於向人山人海手無寸鐵的工人解放軍開槍,另一個紅衛兵領袖(韓愛晶)居然向中國最高權威層挑戰,向他們提出當時凡人根本無法回答的有關文革宗旨的問題。這兩件事情足以說明,後來國內外不少學者評論文革紅衛兵運動隻是“奉旨造反”的運動,純屬脫離曆史實際的書生議論。也正因為如此,連像神一般威嚴的毛澤東也隻好用緊急召見的辦法來解救當時蒯大富釀成的清華政治危機。最後也難怪毛在“7.28談話”結束退場後兩三分鍾,又返回談話現場,再次叮囑他的部屬,不要為難紅衛兵小將!我想這裏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毛已經察覺到,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有關的真理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和韓愛晶的手中,而不是在他這位統帥紅衛兵領袖的偉大領袖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