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毛澤東為尼克鬆鳴不平:竊聽是小事,美國小題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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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麵這篇文章講到了毛澤東多次在外交場合為尼克鬆鳴不平的史實，此文在《法學家茶座》叢書的第20輯（即08年第2期）的“史海鉤沉”版塊上的名稱、標題是《水門事件與中美關係》：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217895

　　此文在07年第8期《書屋》雜誌上的名稱是《“水門事件”的曆史遺產》：

　　http://qkzz.net/magazine/1007-0222/2007/08/1591050.htm

　　（原文摘錄）水門事件是美國憲政史上前所未有、驚心動魄的大案要案，對中美關係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個驚天大案曝光之初，與此有牽連的總統高級幕僚相繼中箭落馬，致使主要依靠白宮幕僚而非內閣各部運作的尼克鬆政府陷入混亂，內政外交處於半癱瘓狀態，很多外交承諾化為泡影。

　　在中美關係領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國領導人秘密許諾，將於尼克鬆第二任總統任期的前兩年（1973－1974），遵循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的原則與中國正式建交。但是，由於水門事件的幹擾，美方的承諾淪為空頭支票。當年中國對水門案造成的政局動蕩和危機缺乏深刻了解，認為美國輕諾寡信，過河拆橋，企圖玩弄“中國牌”，挾中國壓蘇聯讓步。根據美方已解密的中美會談檔案，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拍著自己的肩膀，毫不留情地挖苦基辛格：“我們看到，美國踩著中國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現在這些肩膀已經沒用了”。

　　因水門事件和尼克鬆下台影響，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遲，台灣當局嬴得了喘息和緩衝時機。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蔣介石身心交瘁，放手交權。蔣經國臨危受命，獨撐全局，勵精圖治，銳意革新，台灣經濟突飛猛進，成為亞州“四小龍”之一。與此同時，台灣當局不惜重金，對美國國會進行大規模院外遊說，效益顯著，成果驚人。1979年，卡特政府決定與中國建交後，參眾兩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與台灣關係法》，限製行政部門與台灣當局調整關係的幅度，約束卡特政府的對華政策，使中美關係節外生枝，使台灣當局有恃無恐。

　　因擔心中國退出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卡特總統曾一度考慮否決《與台灣關係法》。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七款規定，國會通過的立法，經總統簽署後才能成為法律。如果總統不同意國會立法，可以予以否決。在美國憲政體製中，否決權是總統擁有的最重要的憲法權力之一，是總統製衡國會、影響立法的尚方寶劍。國會若要推翻總統的否決，需要參眾兩院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可是，當年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的票數比例極為懸殊（眾議院339：50， 參議院85：4），卡特總統的否決明顯無濟於事。最後，他勉強同意簽署《與台灣關係法》。

　　事後，卡特總統轉告中國領導人，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將從寬解釋此項法律，一定按照中美關係正常化協議的原則和精神處理雙邊關係。中方埋怨美方出爾反爾，節外生枝，以國內立法的方式，蠻橫地幹擾和破壞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報”。但是，由於對美國憲政體製的運作機製以及美國國會在外交決策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夠認識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牛彈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對美外交隻認總統，忽視國會，其教訓極為深刻。

　　北越也是水門事件的“受益者”之一。1975年，在蘇聯坦克大炮支持下，北越利用“水門後遺症”的千載難逢之機，向南越發動大規模進攻。在反戰情緒籠罩下，美國國會嚴格控製軍援撥款，福特總統優柔寡斷，未能及時履行巴黎停戰協定中援助南越政權的秘密承諾，致使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卷入以慘敗徹底收場。福特和基辛格後來都把慘敗的結局歸咎於水門事件和美國國會。北越大軍兵臨西貢城下之時，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緊急議案，授權福特總統可以在撤退美國駐越人員時動用美軍。當國會參議院吵吵鬧鬧、議而不決之時，南越阮文紹政權土崩瓦解，煙消灰飛。

　　令世人大跌眼鏡的是，美軍退出印支半島，越南實現統一之後，中越關係急轉直下，迅速惡化。蘇聯不費吹灰之力，在越南金蘭灣獲得了美軍經營多年的現代化大型海、空軍基地，對中國形成南北夾擊的戰略包圍。1979年，中國毅然打響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策應和援助柬埔寨戰場的抗越戰爭，同時與美國攜手合作，向阿富汗遊擊隊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打破蘇聯對中國的戰略包圍，遏製蘇聯咄咄逼人的全球擴張。與此同時，中國積極爭取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合作，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國際條件。越戰結束短短數年，中國周邊地區的戰略環境、中美關係、中國的內政外交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

　　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認為：“雖然美國介入越南失敗了，但卻為東南亞其他國家嬴得了緩衝時間。1965年，就在美軍大舉進駐南越之際，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麵臨武裝叛亂活動的內部威脅。共產黨地下組織在新加坡還很活躍。” “到了1975年，東盟各國都已經更有能力應付共產分子的威脅。要不是美國決定介入越戰，東南亞國家對抗共產黨勢力的毅力和決心恐怕早已消失殆盡，東南亞也將無可避免地走上共產主義道路。東盟繁榮興旺的市場經濟體製，正是在越戰期間孕育成形。” 實際上，不僅新加坡和東盟各國，而且包括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在內的整個“東亞資本主義”，從政局穩定、經濟騰飛到民主改革和逐漸走上憲政法治之路，都與美國介入越戰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尼克鬆辭職下台後，毛澤東一直牽掛和惦記著這位對改善中美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老朋友，並多次在外交場合為他“打抱不平”。毛澤東曾對來華訪問的法國總統蓬皮杜說：“我無法理解為什麽要把這些事情搞得滿城風雨？我不懂得為什麽這麽一點小小的差錯，竟然會將尼克鬆拉下馬來？” 1975年7月1日，毛澤東又對來訪的泰國總理克立報怨道：“水門事件過分誇大其辭了。……請寫信給尼克鬆，告訴他，我想念他。”(樓主點評：說得太對了，大選時用特捂手段對政敵實施一下竊聽、違點法、違點規，這有什麽大不了的！美國佬對自己的國家領導人也太刻薄了、對自己的國家領導人的要求也太高了、太嚴格太苛刻了) 。

　　1976年2月，新華社發布公告，宣布中國政府將正式邀請尼克鬆夫婦訪華。公告宣布後，舉世皆驚。國際觀察家們猜測，隻有向美國記者斯諾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的毛澤東才會如此特立獨行，作出這種“誰也想不到的”決定。更令世人吃驚的是，中國政府以剛從美國進口、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波音707大型客機為專機，以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朱傳賢為全權特使，不遠萬裏，專程赴美，恭迎因“不光彩原因”羞辱下台的尼克鬆總統來華進行私人訪問。禮遇之隆，情誼之重，出招之奇，在當代國際關係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

　　在對外交往中，中國政府往往顧念舊誼，重義輕利，雪中送炭。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往往刻薄寡恩，精明冷酷，見死不救。南越總統阮文紹曾哀歎：“做美國人的敵人易，做美國人的朋友難。” 前菲律賓總統馬科斯、伊朗國王巴列維等亦飽嚐“見死不救”的痛苦滋味。其實，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相當為難，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國會兩院、新聞媒體、政黨派別、民意民心、利益集團等全都是大爺，誰也惹不起，請客花錢和對外軍援等事宜，必須看國會和納稅人的臉色行事，行政部門根本就做不了主。

　　尼克鬆抵達北京時，毛澤東不但重病纏身，而且連話都說不清楚了，但他仍然堅持與老朋友見麵。兩人就共同關心的國際戰略問題交換了看法。尼克鬆在其名著《領袖們》一書中寫道：“1976年，當我再次訪華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經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聽起來就像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都能聽懂，但是，當他想回答時，卻說不出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下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過。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

　　尼克鬆深諳人情世故，可能是顧及禮貌，也可能是礙於情麵，他沒有把問題挑明。實際上，無論別人怎樣看待，在一個國家最高權力缺乏程序性交替和製約製衡的高度集權體製中，毛澤東晚年在文革動亂的淒風苦雨中“戰鬥到最後一息”，對國家利益以及他本人領袖形象、曆史地位所造成的巨大損害，恐怕高於尼克鬆在水門事件中羞辱地辭職下台。